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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背景、特点和对策建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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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背景、特点和对策建议

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一、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主要背景

第一,为适应和参与潜在的新的世界经济规则做好准备。

当前,美国正在亚太和欧洲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PP和TTIP如果在预期内顺利谈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由于这两个自贸区都不包括中国,我们有可能被驱赶到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边缘,将面临着“二次入世”的危险。中国企业未来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将面对新的限制,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将受到阻碍,国际竞争力将被削弱。上海自贸区设立就是要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积累新形势下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的经验,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相关谈判提供参考,从而为中国参与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享受到了改革的制度红利和加入WTO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不过,由于在国际需求疲弱以及劳动力成本升高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外贸出口支撑经济增长,因此继续深化改革、寻找新的制度红利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目前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异,体制改革又涉及到行政

体制、财税金融、要素价格、民生等多方面,因此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先行试点,对于探索经验,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设立上海自贸区不仅有助于促进贸易活动,更能加速要素流动,而且能够推动政府转变职能,释放改革红利,带动全国改革进程。

二、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主要特点

第一,制度体系创新将带来改革红利。

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特区也不是新区。其目的不在于争取若干优惠政策,而是旨在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制度体系,实现对投资、贸易等领域的高效管理。国外的管理模式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而我国则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的探索将使得未来上海自贸区范围内的外商企业管理逐步和国际接轨,审批制也将转为备案制。未来,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第二,有利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自贸区政策的特点是强调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接轨,其通过“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等方式营造平等准入和平等经营环境,因此自贸区将取消WTO规则下的保护和限制措施,加快以银行、电信、证券、保险、邮政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开放,更多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外资金融机构有望进入金融体系;同时,自贸区还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特殊海关监管政策(境内关外),这将使得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变得更加便利,不仅有本地交易、转口贸易,还将会有离岸贸易、期货交易、保税期货交易乃至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的出台将有利于金融、航运、物流、信息、港口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建立和转型升级。

第三,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和创新。

自贸区建设有望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重点突破。这包括利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因此自贸区内金融市场将更加开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望得到提升。一方面全球现金管理、供应链融资、大宗商品融资等金融服务需求大量上升。随着大量跨国总部机构聚集在自贸区,这将使得大量资金和配套产业汇集在自贸区,相应的,也会对基于全球的资金自由调拨、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大宗商品融资等金融服务提出更多需求。另一方面产生大量离岸金融需求。自贸区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的自由化,这将促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更加频繁,跨境人民币融资、离在岸联动产品、保险等离岸金融业务将得到迅速发展。最后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加大。为满足自贸区内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自贸区将放开境外企业参与的商品期货市场的限制,支持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最后是金融创新速度加快。自贸区内允许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定价,这意味着基于各种利率、汇率套期保值、衍生品交易、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创新速度将明显加快。

第四,有利于形成“辐射效应”。

作为改革“试验田”,自贸区有望形成“产业、区域和政策”的综合辐射效应,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自贸区功能将从单一保税区扩展至自由港和在岸的离岸金融中心,这将使得其产业辐射效应从服务贸易、高端制造扩展至金融服务产业;随着自贸区产业集聚效应的不断外溢,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受益于自贸区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则有望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区域辐射效应逐步显现。三、对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是推动自贸区规则与国际惯例深度接轨。

自贸区能否成为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关键在于其在体制、管理、规则上是否与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接轨。在WTO谈判陷入僵局,新一轮多边、双边贸易谈判更注重贸易与投资并重背景下,自贸区的政策设计应注重与国际新惯例的深度接轨,尤其是注重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大主流贸易协定接轨。

二是注重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共同发展。

一方面,按照“优势互补、产业链完善、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服务贸易开放,倒逼经济转型。凡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优势互补产业、有助于形成完整产业链和开放风险较小的行业都应该加大开放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内部资源的开放和整合,增强自主改革动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经营领域,改变现行体制带来的投资效率低下问题;减少政府干预,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

三是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

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形成全球人民币清算系统,完善并使用SHIBOR定价机制以巩固其在利率市场化中定价基准地位,发挥上海现有各类交易所的作用。在产品方面,利用政策优势,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扩大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的使用,推进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试点,积极发展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金融产品和服务,丰富金融产品种类,拓展金融市场深度。

建设上海自贸区意味着中国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后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自贸区的建设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和风险:如自贸区的规则如何与国内现行法律制度相协调的问题。如何处理法律冲突问题,否则无法实现金融“特区”的效果等。在上海自贸区建设

中还要注意对相关风险的防范。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制度套利和监管套利问题,防止资金非法在自贸区内外流动,扰动经济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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