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儒学修养及其人生践履

黄庭坚的儒学修养及其人生践履

作者：赵德坤

来源：《西部学刊》2016年第03期

摘要：黄庭坚的儒学修养及现实践履，展现出清晰俊朗的儒者形象。黄庭坚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对儒学经典有广泛而深切地体认，并以繁富的旁征博引体现于诗文创作之中。同时他具有明确的儒家观念和自觉的身份认同。在其被贬前的儒学实践也表现出儒者的人文情怀。可谓修身齐家，重在道德实践。黄庭坚为国济世的政治抱负，则主要集中于谪居黔、戎之前的仕宦阶段，其特征为立足当下，求真务实，虽身处蒿莱而心存浩气，重在政治实践。这两方面互为表里，与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若合符契，表现出黄庭坚无论穷达，都能够坚守信念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黄庭坚；儒学修养；治国济世；修身齐家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与苏轼相比，黄庭坚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儒学研究的宏文巨著，这也许是学界对其儒学修养迄今鲜有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原因。但从其所撰诗文和一生行履出处来看，一个并不逊于苏轼的儒者黄庭坚，以其温文尔雅的风神，渊博灵澈的学识，清粹醇厚的襟怀，坚毅执着的品格，行走于风云变幻的北宋中后期之文坛和官场。穿越历史的苍茫，黄庭坚的儒者形象，越发清晰而俊朗。因此，结合其作品及相关文献，探讨其儒学修养及其现实表现，对其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乃至政治伦理观念的研究，就具有本源性意义。笔者认为，其儒学修养及现实践履，究其主导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也是两个阶段，一为修身齐家，一为治国济世。后者主要集中于谪居黔、戎之前的仕宦阶段，其特征为立足当下，求真务实，正气浩然，重在政治实践；前者则更突显于谪居黔、戎时期，其特征为宁静达观，敦睦人伦，亲和自然，重在道德实践。二者互为表里，与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若合符契，表现出黄庭坚无论穷达，都能够坚守信念的精神境界。

一、黄庭坚的儒学修养

从现存文献来看，关于先秦以降儒家重要经典，我们未见黄庭坚有深入系统的学术性研究和撰述。但从其诗文分明能够发现，他对儒家经典不仅谙熟于心，而且在写作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熨帖精当。更重要的是，在其一生的实践中，始终恪守儒家思想。笔者认为，所谓儒学修养，至少应该包含这么两个层面：一是对儒家经典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其蕴含的基本精神的深刻体察、把握和认同；二是当下的人生践履，无论顺逆，不分时空，拳拳服膺，知行合一。据此，我们拟对黄庭坚的儒学修养予以考察。

首先，黄庭坚对传统儒家经典，具有广泛而深切的体认，并能够在其诗文创作中，有繁富的征引。据笔者根据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的注释，对黄庭坚贬谪黔、戎之前的诗歌作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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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统计，诗人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对各种儒家典籍予以征引、点化和陶铸。具体内容和征引次数如下：《诗经》386次，《左传》226次，《礼记》170次，《论语》141次，《孟子》109次，《易经》106次，《尚书》104次，《周礼》59次，《尔雅》57次，《春秋》36次，《荀子》19次，《孔子家语》11次，《仪礼》5次，《谷梁传》5次，《公羊传》4次，《乐记》4次，《孝经》4次。由此可见，黄庭坚对先秦以来的儒家经典，广泛涉猎，稔熟于心，并且能够学以致用，达到信手拈来、左右逢源的程度。这一方面源于其深厚的家庭儒学背景，一方面也归因于其本人的早慧与勤奋。据《江西通志》卷六六《人物》载，其父黄庶登进士第，并有作品集存世：“黄庶，字亚夫，分宁人，茂宗从子。登嘉祐进士。历州郡从事，摄康州，治有声。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有诗云：„渔家无乡县，满船载稚乳。公私鞭笞息，醉眠听秋雨。‟又题《怪石》诗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禄邪辟眠莓苔。‟大都皆奇语云。所著《伐檀集》。子大临、庭坚各有传。”①同书同卷也有其兄黄大临的载录：“黄大临，字元明，分宁人，庶之子。绍圣间，知萍乡县，或讽其过慈，大临曰：„字民，令职也，岂其操三尺与百姓雠敌哉？‟徙知龙泉，其治如萍乡，秉法自持，私谒不入。提举张根行部，雅闻其贤，折节礼下之。”（同上，第310页。）有如此父兄，为其营造了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黄庭坚自然受其影响。其父亲去世较早，其兄黄元明与之手足情深，一向为官仁慈爱民的长兄，显然对黄庭坚影响更直接更持久，也更深刻。而黄庭坚本人，《宋史》本传说他“幼警悟，读书数过輒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1]13109他自己也谈到青少年时期的读书过程：“身入群经作蠹鱼，断编残简伴闲居。不随当世师章句，颇识扬雄善读书。”[2]13有时因读书用心过度，年轻的诗人头晕眼花，心烦耳鸣，几至四肢萎顿：“读书常厌烦，燕处意坐驰。动静两不适，尘劳败天倪。目昏生黟花，耳瞶喧鼓鼙。沈忧愁五神，倦剧委四支。不聊终日堪，况乃久远期。投书曲肱卧，天游从所之。”[2]18正是由于聪慧而勤苦，黄庭坚才能够泛览群籍，视野开阔，胸次豁然，志趣高远。为其后来的仕途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黄庭坚对于自我“儒者”身份的文化认同与自觉。虽然黄庭坚的思想实际上很复杂，不仅对道家思想具有浓厚兴趣，对老庄文句非常欣赏并烂熟于心，而且对佛学精神深有体悟，对佛禅典籍独有会心，在诗文创作中，涉笔成趣，可谓游戏翰墨，深得佛学之三昧。但是，他所拳拳服膺而在其人生观中居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儒学，并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为“儒者”。被贬涪州、黔州安置时，他在《谢黔州安置表》中说：“伏念臣草茅下士，诗礼小儒。渐阶清涂，厕列文馆。误蒙器使，孤奉国恩。罪在至愚，刑兹无赦。有司议狱，期从鈇钺之诛；明主原心，终全蝼蚁之命。”[3]269在其誠惶誠恐的陳說中，面对朝廷皇权和强大的政治压力，其一切言辞都发自肺腑，不得有丝毫修饰与浮夸。作为真正的儒者，黄庭坚在被贬西南之前的仕宦履历，非常清晰：治平四年（1067）中进士，之后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太和县令、德平镇监、秘书省校书郎。可见都是一些级别低下的官階，且多在地方任职。莫砺锋先生曾说：“黄不是一个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政治主张的人。”[4]145笔者认为，真正的儒者，都是有政治抱负的，那就是正如黄庭坚本人在其作品中屡屡倡扬的“补衮”意识，为国家权力核心建言献策，查漏补缺，以实现国强民富、社会安定。就此意义而言，不能说他的政治抱负不远大；真正的儒者，也都是有政治主张的人，其主张的依据，不是来自君主的意旨，不是来自朋党的政见，也不是来自朝堂之上，书斋之内，而是来自民间，来自人民，来自地埂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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塍的交流，来自穷巷僻闾的亲证。显然，这种立场其强大的精神源泉，直接来自先秦孔孟之“仁”与“仁政”思想。支持和保护老百姓利益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主张，也许这种民间立场的坚持，会与朝廷及某些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接踵而至的，常常是政治压力和政治。真正的儒者，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不妥协，不畏惧。即便遭污蔑、受排挤、被贬谪，也不乞怜，不求饶，襟怀坦荡，光明磊落。黄庭坚做到了。难道说他没有鲜明而坚定的政治主张吗？这是真正的儒者所表现出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牺牲精神和峻洁不迁的人格操守。另外，儒者的精神内涵与官阶的高下没有必然联系，真正的儒者，无论置身何种境地，都具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鲜明强烈的人文情怀，勤恳务实的实践品格，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黄庭坚面对宦途的险恶和人生的不幸，所表现出的精神风概，对此作出了的诠释。它反映了黄庭坚对“儒者”文化内涵的深透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和执着坚守。

再次，黄庭坚具有明确的的儒学观念。关于儒学的见解，黄庭坚没有专门的著述予以系统论究，而从其诸多文类的写作中，时有提及。大致说来，可概括为两个方面：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前者主要指向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兴衰、百姓生活等的现实事功；后者则主要涉及世风民俗、文化教育、精神修持等的文明教化。比较集中而明确的表达其儒学思想者，当首推《论语断篇》一文。[2]197因原文较长，兹从略。此文的基本内容，大约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论语》为儒学之枢要，义理之渊汇；二、学者只有尽心，方可自得；三、孔学之精要，在于“反求诸已”，“忠信笃实”，知行合一；四、反身内求，养心寡过。可以说，黄庭坚以简明精要的语言，高度准确的概括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突出其内省与实践并重的品格。可谓追魂摄魄、敲骨吸髓之论。他不仅深刻把握了儒家思想之实质，而且做到了“所行不敢后其所闻，所言不敢过其所行”，“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一直将之作为其人生出处之圭臬，始终践行而不辍。

二、黄庭坚被贬以前的儒学实践

应当说，黄庭坚在远谪西南之前，从英宗治平四年登第以后，二十多年之间，虽然一直为官地方，且职位卑微，但却过得平淡充实，波澜不惊。一向低调温和而理性的诗人，虽然没有苏轼那种锋芒毕露、不平则鸣，但职责所在，遇到问题也不会视而不见，而是表现出儒者的人文情怀。这一时期其儒学实践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的“补衮”意识。“补衮”出自《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毛传：“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补之，善补过也。”郑玄笺云：“衮职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职有阙，辄能补之者，仲山甫也。”孔颖达正义云：“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独言衮职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举衮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为尊，故觐礼谓衮冕。为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无旒。事天乃服，以示质耳。非与人君行礼之正衣，故以衮为上也。善补过者，《易·系辞·文言》：„善补衮职之人过也。‟宣二年《左传》引此，乃云：„能补过也。‟……衮职实王职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犹律谓天子为乘舆也。王之职有阙，辄能补之，谓有所不可，则谏争之。”②可见，“补衮”，就是通过言路谏诤，指明君主的过错，帮助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儒者的使命和职责所在。据笔者统计，在黄庭坚的作品中，“补衮”以及与之意义相近之词，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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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别出现在其诗、赋、颂、表、祭、铭、启、书等文类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司马光、苏轼、苏辙、孙觉、王巩、李公择、刘道原、刘咸临、张璪、黄廉、谢公定等，对他们忠于职守、功在社稷的精神，予以高度赞许。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敬慕之情，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实际上，黄庭坚不仅对具有“补衮”精神的文人士大夫深表认同，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践行的。众所周知，黄庭坚被贬的原因，就是被诬修史失实，涉谤神宗。拨开历史的迷雾，露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我们发现，正是黄庭坚抱着对历史和社稷负责的态度，以一颗赤诚之心，饱含忧患之意，直陈神宗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错误做法，这种坚持原则、求真务实的精神，这种面对政治压力迎难而上、毫不退缩的勇气，不正是其“补衮”意识的现实表现吗？

其次，深厚的民间情怀。自熙宁元年（1067）至元丰八年（1085），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一直流转地方，为民作吏。有时为处理事务，忍饥挨饿，奔走道路。因此，对民间百姓的疾苦和诉求，非常了解，也经常系念于心。

他关心百姓的物质生活疾苦。熙宁二年，时任叶县尉的黄庭坚，目睹自然灾害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深表同情，并写出了著名的《流民叹》：“朔方频年无好雨，五种不入虚春秋。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地文划劙水觱沸，十户生鱼头。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刺史守令眞分忧，明诏哀痛如父母。庙堂已用伊吕徒，何时眼前见安堵。疎远之谋未易陈，市上三言或成虎。祸灾流行固无时，尧汤水旱人不知。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投胶盈掬俟河清，一箪岂能续民命。虽然犹愿及此春，略讲周公十二政。风生群口方出竒，老生常谈幸听之。”[2]39连年旱灾，复加地震，让河北一带的贫民离乡背井，转徙道路，而谋食淮南。面对大量流民的纷纷涌来，作为当地属官的诗人，怀着沉痛而焦虑的心情，一方面积极配合上司，实施安抚，解民倒悬，一方面希望朝廷采取措施予以支持。在知太和縣時，更是事必躬親，迎難而上，以勤懇務實的態度，贏得了平民的擁戴和強族的敬服：“知太和縣，以平易為治。時課頒鹽策，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搜獮匿賦，詢求民瘼，雖山溪窮僻處，縣令所未嘗至，必身親之。或達旦不寐，邑多強族，不忍齊之以法，民亦不忍欺。”[2]1722

元丰五年，时任太和县令的黄庭坚，又写了《上大蒙笼》一诗：“黄雾冥冥小石门，苔衣草路无人迹。苦竹参天大石门，虎迒兔蹊聊倚息。阴风搜林山鬼啸，千丈寒藤绕崩石。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向来陆梁嫚官府，试呼使前问其故。衣冠汉仪民父子，吏曹扰之至如此。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但愿官清不爱钱，长养儿孙听驱使。”[2]278此诗所反映的，正是王安石主政的熙丰变法背景之下的社会现实。黄雾冥冥，旷野阒寂，阴风嗖嗖，过去穷乡尚有米，如今有田更无粮，这是吏曹扰民、官府爱钱的结果，致使百姓一贫如洗，而嫚官、怕官，视官如贼。诗人目睹民间惨淡光景，发出悲天悯人之呼喊，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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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吏治的与贪狠，黄庭坚强调为民父母，当存仁爱之心。因此，对那些关心民瘼，为民作主的官吏，诗人总是深表赞赏之意。如《洪州武宁县东轩铭》序云：“温陵吕晋夫为武宁县，其辔勒足以御吏，其俎豆足以和民。以其身为纲，以其僚为纪。其有所急也，民以为义；其有所漏也，民以为仁。于其岁丰民闲，新作东轩，以告豫章黄庭坚曰：„以此听民，非以勤民也。‟予观今之为吏，讫三年则解体不治，民亦厌之。今吕侯不得代，踰四岁矣，而勤民如始至之日。民亦安乐之，唯恐其去也。”[5]256吕晋夫的勤政为民，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并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虽然任期已满，但当地人民仍不忍其离去。这在封建吏治背景之下，实在是一幅美好的社会图景。黄庭坚对那些为民除恶、保境安民的官吏，也予以肯定和赞颂。他在《忠州复古记》中说：“绍圣二年正月，知州事营丘王君辟之圣涂，下车问民疾苦，曰吏骜而民困。故圣涂为州，拊养柔良，知其饱饥，鉏治奸猾，几于伤手，治声翕然。邑中豪吏故时受赇舞文法者，相与谋曰：„属且无类。‟即以智笼小騃吏，群诉于部使者。圣涂不为变，且叹曰：„白头老翁安能録録畏吏苛民耶！‟”[5]172王辟之从维护百姓的利益出发，不畏，整顿吏治，鉏治奸猾，正气凛然。又如：“往时河北盗横行，白昼驱人取城郭。唯闻不犯郑冠氏，犬卧不惊民气乐。祇今化兵作锄耰，田舍老翁百不忧。铜章去作福昌县，山中读书民有秋。福昌爱民如父母，当官不扰万事举。”（《送郑彦能宣徳知福昌县》）“使民皆农桑，乃见真儒耳”（《次韵子瞻送顾子敦河北都运》二首之一）“茂宰萧公，来拊我民。自初讫兹，惠政日新。父母慈之，知其苦乐。吏瘦民肥，犹求其瘼。”[5]256而对即将赴任的同僚朋友，诗人则期待对方能多为百姓着想：“上党地寒应强饮，两河民病要分忧。犹闻昔在军兴日，一马人间费十牛。”（《送顾子敦赴河南三首》之三）“德性忠纯吏不欺，闺门孝友民所慕。麦陇童儿怜雉乳，冰天穷子兼襦袴。”[2]76这种民本意识，源于诗人对于官民关系的理性思考：“吾闻风行于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于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岂可多为令而病民，慢自设险，而病民诈耶？九转丹砂，铸铁成金。两汉循吏，铸顽成仁。我简静肃，我平易亲。”[3]234为官者行仁于上，则为民者风偃于下；有简静之政，才有清肃之民；官平易，亲近。可谓见解深刻，深得儒家思想之精髓。

黄庭坚不仅关心民间疾苦，更关心他们的精神诉求，而重视对他们予以教化。他在《洪州分宁县藏书阁铭》序中说：

分宁县有学，所从来远矣。然邑子诸生赖学以成就者少，挟书以游四方者多。盖在官常曰，狱讼之不得其情，赋租之不登其时，簿书朱墨之不当其物，冦盗发而不辄得，是吾忧也。若劝学养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庙学岿然，未尝过而问焉。彼盖不知养士之源，发于县乡，为民父母，岂听狱求盗之谓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为县，左规而右矩，谨名而务实。教之用经，治之用律，其听民不怠，其牧民不烦……夫士不可一日而无学，民不可一日而无教。至于兴学聚书，则虽万室之邑，以为非职之忧者，何哉？此可谓有为民父母之心，知发政之先后之序者乎？[2]690

黄庭坚认为，为民父母者，不仅要负责狱讼、赋租、簿书朱墨、防冦缉盗等事务，还要投入精力高度重视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而后者才是实现闾阎安定、百姓和乐的根本所在。只要将对贫民子弟的教育培养工作落到实处，让乡亲父老亲眼看到教育的成效，亲身感到儒学的益处，他们不仅深感欣慰满意，还会积极支持这种意义深远的举措：“因民之余力而作斯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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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耒耜而挟书，弃惰游而受业者日至焉。顷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贵老；出入于其乡者，知尚齿。于市于田见儒衣者，皆肃然。父老乃相与叹曰：„毁我财而成我子弟，劳我力而逸我耆老，盖学之功耶！”[2]1217

再次，勤恳务实的为官态度和严于解剖的自省意识。作为一介书生的黄庭坚，其作品向我们呈现了检点风月、陶然诗酒的文人情调；作为一介儒士的黄庭坚，我们同样在其作品中，看到了他风尘仆仆奔走于乡野的身影，感受到了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的思想意识。

其勤恳务实的为官态度，表现在深入民间，亲临现场，眼见为实。如其在《雕陂》一诗中说：“雕陂之水清且泚，屈为印文三百里。呼船载过七十余，褰裳乱流初不记。竹舆呕哑山径凉，仆姑呼妇声相倚。篁中犹道泥滑滑，仆夫惨惨耕夫喜。穷山为吏如漫郎，安能为人作嚆矢。老僧迎谒喜我来，吾以王事笃行李。知民虚实应县官，我宁信目不信耳。僧言生长八十余，县令未曽身到此。”[2]284此诗题目后面注明“元丰五年太和作”，诗人时任太和县令，为了了解民情，诗人跋涉于泥泞的乡野山道，来到“仆姑”、“耕夫”身边，零距离接触他们的生存现实，亲身感受他们的辛劳与艰难。并表明了坚定的为官理念：“知民虚实应县官，我宁信目不信耳”。显然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也是非常可贵的务实作风，因为据八十余岁的老僧讲，在其一生中，未曾见县令来过这里。实际上，黄庭坚知太和县时期，经常不辞辛劳，奔走于民间，因此对当地百姓的处境和诉求，有了具体和深刻的了解：“夙夜于远郊，草露沾帷裳。入磴履虎尾，扪萝触虿芒。借问夕何宿，烟边数峰横。松竹不见天，蟠空作秋声。谷鸟与溪濑，合弦琵琶筝。税驾乱石间，岩寺鸣疎钟。山农颇来服，见其父孙翁。苦辞王赋迟，户户无积藏。民病我亦病，呻吟达五更。……”[2]281百姓室如悬磬，不能按时完成赋税，为官一方的诗人，非但没有从朝廷视角对之予以申斥，反而因此深受震动，乃至于夜不能寐，这不是对自己仕途的忧虑，而是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民病我亦病，呻吟达五更。”其中不难理解诗人的自责意识和勤政愿景。这样的思想时常出现在其此时的作品中：“开田望食麦，春陇无秀色。深耕不偿勤，牛耳徒湿湿。丰凶谁主张，坐令愁煎迫。河清会有时，得酒洒胸臆。”[2]302对老百姓应时而作、勤事垄亩却天不酬勤、劳而无功，深表忧虑。又如：“孝慈民父母，虎去蝗退飞。来思僚友同，歌舞醉红衣。定知与民乐，吏瘦吾民肥。”[2]302这种与民同乐、吏瘦民肥的思想，无疑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芒。

也正是因为诗人具有如此为官理念和精神境界，所以，当其走进百姓生活，目睹他们的贫困与苦难，便会痛自切责，表现出强烈而理性的自省意识。他在《上运使刘朝请书》中说：“窃以蕴知人之明者，不必左右为之先容；怀高世之度者，能越拘挛之议。徒闻其语，今见其人。何则？小人于朝行卿士无平生之言，于左右使令无一日之雅，碌碌下邑，盖将期年。其吏事乃庸人之所能，其学问文章则迂阔而可笑。又承秕政之后，百度无纲，负逋在民，缧系满狱。惟其公而寡于断，亷而困于明，勤而短于文，学而蔽于事，政多有偏而不举，讼多有决而不情。簿书会期，常在诸邑之后；勤苦敎养，仅为细民之安。盖所谓学制锦则败材，代大匠而伤手者也。”[2]305虽然不无谦卑之词，但诗人在其治下的区域，的确亲身感受到了文中所列之事实的存在，所以这种自我解剖，绝非虚浮应酬文字，实为发于肺腑的自省之言。 三、谪居黔戎时期的儒学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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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据《宋代官制辞典》，“治中，别驾，郡丞。均为秦汉郡守佐官，宋人或用以雅称通判。……《职源》：„通判，秦置郡丞，以佐守在边，为长史掌兵马。汉因之，于定国条州大小，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郡从事，秩六百石。‟”[6]535《旧唐书》云：“尹、少尹、别驾、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7]1919另据《宋史》：“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为正九品。”[1]4017可见，别驾一职，具有历时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其官阶很低。尤其是像黄庭坚这种由于朝廷党争，遭到而被贬，然后又异地安置，其官称已然形同虚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从黄庭坚到黔州之后的相关文字，也可得到印证：“闲居多病，人事废绝”[2]777“屏弃不毛之乡，以御魑魅，耳目昏塞，旧学废忘，直是黔中一老农耳。”[2]778“某弃捐漂没，早衰多病，杜门不与人事之日久矣”。[2]785由此可见，谪居黔戎时期的黄庭坚，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而恰恰正是在其处于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黄庭坚的黔戎六年，是其精神境界发生跃迁的重要时期。为人敬仰的一代诗宗，其文学与书法艺术固然在此时均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使其获得如此艺术成就的根源，在于其思想境界和人生境界的升华。其中虽然不能排除佛道因素的影响，但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儒家思想。显然，这一时期其儒学实践，不在于现实事功的政治作为，而主要在于精神陶铸的道德涵养。具体说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身处蒿莱，而心存浩气。黄庭坚《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髙，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度正《性善堂稿》云：“山谷谓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延平以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又谓其学者曰：„宜常存此于胸中，以自涵养。‟又曰：„应事接物，胸中无碍滞，方是洒落。‟学者至于是，将无入而不自得矣。方凶京得志，痛斥元祐诸人，生者远窜，死者追削，搢绅之祸酷矣。山谷于是移书其家如平日，岂胸中洒落人固自尔耶？”[8]111苏轼《答黄鲁直书》云：“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絶尘，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疎者，亦莫得而友也。”[9]1黄庭坚之襟怀洒落，为当时及其以后的学者之共识。而黄庭坚如此境界的形成，源于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坚守与存养。这一点我们从其作品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如：

画鼓催春，蛮歌走饷，火前一焙争春长。低株摘尽到高株，高株别是闽溪様。 碾破春风，香凝午帐，银瓶雪衮翻匙浪。今宵无睡酒醒时，摩围影在秋江上。[2]772 小人于此一亩之舍，松竹深茂，得以自藏，死生之故，付之造物，更无他缘。[2]786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緑。桂影扶疎，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嫦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 年少随我追凉，晚寻幽径，绕张园森木。醉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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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者逐指而丧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自作訿訿，自增愦愦。登高临远，唯放目可以无悔。防心以守国之械，防口以挈瓶之智，以此放目焉，方丈寻常而见万里之外。[2]833 在黄庭坚看来，只要心地无私，磊落坦荡，那么，摩围秋江，断虹霁雨，小园幽径，吹笛赋诗，无往不是超然物表的存在。只要逸怀浩气，志存高远，那么，无论怎样的境遇，都不会让心迷失。

其次，士林之交，以道义相高。黄庭坚谪居黔戎，虽为别驾，殊无作为；虽无作为，却为黔戎士林所敬重。面对谪居之地的上司、僚属，黄庭坚的态度，既不傲兀不驯，亦无矜尚之意，而是低调温雅，随顺亲和，因而获得了普遍的赏接与优抚，也为自己营造了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彼此的交往，有相从之游乐，更有文字之去来。言语之间，以济世相劝勉，以道义相砥砺，表现出了黄庭坚庄雅雍穆的儒者之风。如：

营丘王圣徒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㰅吏奸如痀偻之承蜩。故不几时，郡中无一事，颇以樽俎，求乐天平生行乐处，集歌舞醉其僚。予故书乐天忠州得意诗遗之，使知予欲粲然于其间而不得也。绍圣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涪翁书。[2]763

赏心乐事，是难逢易失之时；临水登山，有送远将归之恨。式陈觞豆，侑以管弦。恭惟知府供备，诗礼家风，韬钤将略。去天尺五，早瞻列戟之荣；赋芧朝三，未极清班之贵。奉赐得犬戎之要领，防秋倾虎士之腹心。三代治兵，不犯道家之忌；一麾出守，遂兼循吏之名。投壶雅歌，以安黔内郡县；轻裘缓带，以宴幕府宾僚。既报政成，方荣归觐。通直阖郡文武，念甘棠之勿翦，惜骊驹之在门。旨酒嘉殽，永清欢于今日；锵金戛玉，深怨曲于阳关。[2]802 政乐中和，夷夏宴喜，官梅乍传消息。待新年欢计，断送春色，桃李成阴，甘棠少讼，又移旌戟。念画楼朱阁，风流高会，顿冷谈席。[2]867

某顿首：适者极道古人之义，而足下终不察，岂不肖之贪鄙污陋素闻于世耶？物有可以取，则管仲与鲍叔贾，分财多自与；有可以无取，则王阳不贪西邻过墙之枣。物有可以与，则孔子与原宪粟九百；有可以无与，则靳于子华之母请粟。故曰：可以无取，取伤亷；可以无与，与伤惠。二者俱失。足下一举而使彼巳俱失之，窃以为过矣。易曰：„初筮吿，再三渎。‟足下深思此义，断之可也。[2]950

承上司择才，付以文柄，甚善。矧公胸中坦夷，临事不茍，又去科场未久，当此任甚宜。试院所欲知者，一曰公，二曰密，三曰敬，四曰通。公则请托不行，密则讼源塞，敬则士心服，通则尽人所长。某顷凡七作试官，凡考试中怪事未尝有也。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老者之智，壮者之决也，故谩及之。[2]982

从上举诸例可知，黄庭坚与士林的交往，没有庸俗的阿谀奉迎之谈，没有违心的虚与委蛇之态。所言及者，关乎仁民治世之意，所关心者，在于道义取舍之节。无论对方是否君子廉吏，作者均以高远的精神相期许，其间不无劝勉之意、砥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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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后学从游，而诲人不倦。据《宋史》黄庭坚本传载，作家来到巴蜀之地，“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1]13110在其黔戎时期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许多蜀渝之地的青年学子，慕名而来，向黄庭坚请教为文写诗之道。他说：“某杜门终岁，益觉清净，时苦门生抱经来咨问，尚俗气未除耳。”[3]356虽如此说，凡有文学青年以作品叩问，没有不认真回复，勤加诱导的。兹列举数例如下：

所寄文字，更觉超迈，当是读书益有味也。学问文章，如甥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仕宦如农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岁事之成，则有命焉。[3]334 君子之事亲，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文章直是太仓之一稊米耳。此真实语，决不相欺。又闻颇以诗酒废王事，此虽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3]335

士大夫聪明文学，世颇易得，至于秉不凋之节，奉以终始，万人乃一耳。乐公父子好善不倦，故书此《独行》一篇，往所谓轻尘足岳、坠露増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于曹，小白之伯心生于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进德之门戸也，愿加意焉。[3]344 足下气宇甚裕，窃揣量之，但从师取友之功少，读书未及根本耳。深根固蔕，然后枝叶茂，导源去塞，然后川流长。[2]979

熟观所惠书，词意高雅，有作者之风。足下诚勤笃不忘，探经术以致其深，考史传以致其博，虽观先王之言，而以事明之，古人不难到也。《燕黙传》甚有思致，他日不已，安知足下不为二班耶？但愿勿求小成自足耳。[2]997

至于作诗，葢童子雕篆之流，少而好之，晚不能休。而先达苏子瞻猥见题品，以为絶伦。鄙心实不堪以为能，故数年来病眩，因不复作也。若乃见已与道同体，俯仰于万物之中，而常为之宰，不肖则安能？自当求于世之有道者耳。雅闻足下父子溷俗而志刚，居今而好古，学问文章，下足与今之人并时，上足以配元氏之作者。而愀然忧不能，退然谢无有，捆载而乞于垂橐之车，岂能有以加益？然有一于此，今之君子好以文章轻重人，自是千虑之一失，最能溺后生，愿足下钩其深而勿游其濒也。至于知言行之不二，知至诚之无息，足下不但能言之，愿相与讲学，推之行事，岁晚望効焉。[2]1005

此类文字尚多，限于篇幅，兹从略。从上所举可知，黄庭坚面对晚进后学的请教与叩问，可谓因势利导，问答之间，桴鼓相应，循循善诱，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而绝非以不关痛痒之言搪塞之，殷殷之意，谆谆之心，渗透于字里行间。具体说来，其对青年所言及者，包括事功、学问、文章、道德诸层面，而尤其强调精神境界的培养和思想品质的陶冶，对于事功、学问、文章等的本源性意义。

最后，仁智之人，乐山乐水。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险以远而至者少。”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士大夫，多因政治斗争而被贬于偏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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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面对鬼斧神工的奇妙山川，不同时代的迁客骚人，会有不同的心境，因而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大致说来，宋代以前的文人置身蛮荒，会因忧谗畏讥之心，产生满目萧然之意。表现出难以处穷的沮丧、颓唐甚至绝望心态。而黄庭坚谪居黔戎时期，虽然不时也有郁闷之情掠过心头，但更多的的时候，则是坦易从容，随缘自适，因为其所崇尚的思想境界是“襟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所以，面对实实在在的人生困境之际，正是勘验自己的关键时刻。黔戎地区，实为山水之窟，黄庭坚谪居于此，六年之间，足迹所至几遍巴蜀，其流风余韵，不少地方至今犹在，且不时形诸文咏，使我们能够见诸篇籍，感受其当下之心境。如：

癸丑夕，宿鹿角滩下，乱石如囷廪，无复寸土。步乱石间，见尧夫坐石据琴，儿大方侍侧，萧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尧夫随盘石为几案床座。夜阑，乃见北斗在天中，尧夫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风激涛波，滩声汹汹，大方抱琴而归。[5]183

元符庚辰岁秋多雨，其八月戊午晴，游慈姥岩，礼诺巨那尊者。岩下有泉，发山足，奔突，色如乳而味甘，取之不竭，岂巨那所奉供耶。余因竭其旧水，浣涤见石，少焉复盈坎，㶁㶁投涧中唤鱼潭。投斋余饭，鱼出食者数百，见人不惊。”[5]230

元符始元重九日，同僧在纯、道人唐履、举子蔡相、张漙、子相、侄桓歩自无等院，登永安门，游息此寺。同僧惟鳯、修义、居泰、宗善观甘泉甃井回，乃见东坡老人题云。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2]840

涪翁既作武昌盐史，会江涨不能下峡，乃拏舟至青神省姑氏。元符三年七月辛卯，次虎跳，王颕叔泉起击彘酾酒，同之者廖飬正兄弟侄五人，杨咸孺、祝有道、道人慈元、孙叔慈。泉起临江作大楼阁，舍西涧泉溅溅，会于石渠，常作风雨声。久居城市，至此令人忘归。[2]920

元符庚辰季秋之丁丑，尉张祉介卿及其兄搋子谦、侄协大同、甥宋正臣端弼邀予携茗来煮玉泉。同来者杨湛君贶、张澥持逺。自顷屡来，常若晦冥，是日天地开廓，极目千里。[2]923 黄庭坚山水之游，是其谪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邀与同游者，常常为至密亲朋和方外道友。规模不大，不事张扬。置身山水之间，诗人的心境平和、沉静而含有淡淡的愉悦。这种乐而不淫、中正雍穆之风，恰是真正的儒者穷则独善、退藏于密的精神境界。

综上所述，诗人黄庭坚在其出处顺逆之际，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济世之人文情怀和修心之道德追求成为其生命的主旋律。尤其是谪居西南蛮荒之域，由现实事功向内在心性转进，面对窘困之境，襟怀磊落，从容镇定，不怨天尤人，不颓唐绝望，始终秉持儒者的正大浩然之操，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不仅维护了做人的尊严，而且给巴蜀士人群体以精神的振拔和引导。以笃诚的当下践履，诠释了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以切实的道德自律，影响着当代士人的价值观念，以挺立的人格形象，展示了儒学精神的时代魅力。从而为成熟、圆融而理性的宋型文化，做出了典范性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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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5册，第308页。 ②《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9页。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郑永晓整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3]曾枣庄，刘琳.全宋文（104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5.

[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10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6]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五代）刘昫.旧唐书（卷四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数据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 [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8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赵德坤，男，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禅宗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联2014年基地项目“黄庭坚被贬四川时期的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SC14E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