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仁爱情怀
摘要：本文分别从泛爱情怀、自爱亲亲、博爱、爱的升华、爱之限阈等层面上论述了杜甫的仁爱情怀，从而展示了杜甫作为一位诗人所具有的淳厚的儒家仁爱情怀，也从感性的角度展示了杜甫的儒家思想体系。 关键词：杜甫；仁爱情怀
杜甫，由于受到自己家风和所受教育的影响；特别是他身经安史之乱，受到自己艰辛生活处境和苦难社会环境的影响，孕育出了他那典型的具有儒家风范的仁爱情怀。 一、泛爱情怀
就现实来讲，儒家的爱当然是有差等的，从而也是有限阈的。但是，儒学作为爱的哲学，其出发点却包含着鲜明的泛爱色彩。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恻隐之心居四端之首，是四端的根本，是成就仁人和王政的基础。杜甫有着典型的仁者人格，首先表现在他有着泛爱的情怀。且看诗人笔下的万物生灵：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此类诗句还很多，他们显示出了一道风景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尽其性，世界洋溢着一派生机、和谐。当杜甫写作这些诗句时，他是在用爱心与千姿百态的生物进行交流，“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绝》）春溪满涨，老杜与鸬鹚鸂鶒都惊喜兴奋，成了知心朋友；他后来流落潇湘，说得更加明白了：“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尔汝群物的情态，宛然可见。不难体味出，诗人是用人情体味千姿百态的物情，用爱心观赏欣欣向荣的物象。
正因如此，当看到生物受到损害时，诗人就会生发强烈的不忍之心。杜甫夔州诗《缚鸡行》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叱奴人解其缚。”此诗反映的情事与《孟子》中的一段极为类似，兹引如下：（孟子）曰：“王坐于堂，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孟子）曰：“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杜甫此诗题材性情显袭孟子，显示着他对禽兽的恻隐之心。杜甫的咏物诗虽多有寓意，然而，审其咏物之口吻，悲喜以之，彰显出他民胞物与的情怀。 二、自爱亲亲 1．自珍自爱
珍爱生命并不是道家的专利，道家讲究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久视，儒家同样珍视生命。仲尼曰：“死生亦大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恶。”杜甫既然泛爱天地万物生灵，便一定是一个珍爱自己生命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热爱生
活的人。由于遭逢乱世，仕途蹭蹬，他的一生基本上都在为生计而奔忙。他离华州赴秦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一带闹灾
荒，养家糊口很艰难，于是弃官另谋生计。他南下同谷，原因之一就是同谷一带土壤的产力高。他入川，那里是天府之国，亦有故交可托。可以说，杜甫一生，飘零流转，主要的动因就是为了生计。为了生活，他求田问舍，拾橡栗，掘黄独；为了生活，他到处傍人门户，曲己求食，“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九日》）；为了却病养生，他采茯苓，求丹砂，理药圃，饲乌鸡。这些都显示诗人十分珍爱自己的生命。杜甫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诗人即使处在颠沛窘迫的境况之中，也不会忘记对生活予以审美的关照，如《北征》写道：
菊垂今秋花，石带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列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当时皇帝播迁，乾坤疮痍，自己因疏救房琯而违迕肃宗，放归探家，沿途艰难万险，然而这些并不足以消解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心头的那么一点审美光亮。 2．亲亲
儒家极其重视亲情，“孟子曰：“事亲，事之本也。”认为亲亲是世俗人情方面的一种根本性的修养。在杜甫身上，表现出了深厚的亲情。遭逢乱世，诗人总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家庭；他一生飘零，总是挈妇将雏，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诗人只要与亲人分离，则悬念亲人的痛苦之情就一定会成为他诗歌合奏曲之中的主旋律之一。诗人在凤翔写有《述怀》一诗云：“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诗人离家一年，家人祸福，一无所知，故捎书探问。当接到家人回信时，又作《得家书》云：“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熊儿幸无恙，骥子定怜渠。临老羁孤极，伤时会合疏。”诗人为家庭的平安而欣慰，也为难以与他们见面而憾恨。当诗人与家人团聚时，他对家庭表现出了深切的爱意。《北征》写道：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诗人久别探家，家中衣食不保，诗人带回一些礼物，妻子露出了笑容，女儿将粉黛涂涂抹抹，淘气的小儿子拈着自己的胡子问这问那，诗人美滋滋的享受着这融融的天伦之乐。此类诗歌还很多，其中包括许多思念弟妹的作品，表现了诗人对妻子儿女的真挚爱意和亲人的关切。 三、博爱
亲亲只是博爱的基础，仁者的本质特征是博爱。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可见，仁者要成就自身的本性，王者要成就天下王道，博爱就是必然的内涵。博爱实际上就是推恩，儒家推恩的具体方法就是所谓的恕。从积极的角度看，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自己所追求的，也是别人所追求的，要取己为譬，理解别人，帮助别人。杜甫仁者情怀的可贵之处，关键并不是表现在他对自己和亲人的私爱上，而是表现在，诗人在任何境况之中，哪怕有时自顾不暇，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眼光仅仅限制在一家之私的范围之内，他总是将身世之悲与苍生社稷之忧结合起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如在《夏夜叹》中,诗人由自己的仲夏夜纳凉而念及荷戈守边之士受酷热熬煎的苦楚；在《又呈吴郎》中，出自仕宦之家的诗人，郑重其事地呈送一首诗给身为夔州司法参军的吴郎，希望他善待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寡
妇，显示着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儒家的恕道，从消极方面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虽说只是推恩的否定式表达，但却是容易在士人的身上培育出批判精神的。杜甫怀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对破坏和谐人情的违仁行径进行勇敢的指责和批评。且看他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玄宗和他的一帮君臣在骊山恣情荒乐，玄宗对他们赏赐无度，从官邀宠货利，不思国事，内戚奢侈；民脂民膏皆暴敛而
来，却徒遭狂耗，致使民人冻馁而死，抛尸道旁，诗人愤怒地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种命运的对比是强烈的，两种命运的内在联系也是醒豁的，昏君庸臣任自己的恣欲将惨痛的巨大灾难推压在贫民身上。这首诗显示杜甫以苍生为念的情怀。诗人的批评是勇敢的，是有力量的，而给予这批评以勇气和力量的则是诗人“穷年忧黎元”的博爱情怀。
①《孟子·公孙丑上》，卷2，页15，朱熹《四书集注》，巴蜀书社，1985年。 ②《孟子·梁惠王上》，卷1，页10，朱熹《四书集注》，巴蜀书社，1985年。 ③《庄子·德充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67。
④《孟子·告子上》，卷6，页11，朱熹《四书集注》，巴蜀书社，1985年。
为什么白居易的《新制布裘》 、《新制綾袄成，感而有咏 》不如杜甫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感人。
杜甫和白居易的仁爱精神比较
【摘 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恪守儒家思想，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条，渴望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两首诗充分体现了他们对黎民的同情，寄托着他们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制布裘》；仁爱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对于国家，对于百姓，他们坚持并信奉着儒家教条。他们时时关注朝堂形势，既为政治清明，国家升平而欢欣鼓舞，也为连年战乱，黎元流离而叹息悲痛，他们的诗作，或是讽刺时事，直接痛斥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或是哀叹民生，同情百姓的不幸遭遇，或是吟咏田园，侧面反映农家生活的平静，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题，都激荡着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其中以杜甫和白居易为典型。
一、儒家思想对杜甫和白居易的影响
杜甫是一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安危和民生疾苦的诗人，对于辅佐王业，治国平天下这些儒家政治观念，很多诗人在理想遭受挫折的时候，或是归隐田园，不问世事，或是灰心丧气，以酒自娱，但是杜甫却坚持“老大意转拙”，经历磨难却仍不改初衷，用自己坎坷的一生诠释着儒家家国天下的精神。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却又遇到“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时代巨变，接触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虽然自己身份不尊贵，地位不高贵，甚至有时还要为了衣食而奔波，但是却还是为天下人民所忧虑，这种精神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白居易是继李白和杜甫之后又一位不朽的诗人，他之所以为后人所牢记，所学习，不仅仅在于他优美的诗句，高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他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虽然佛教和道教也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代表着他的思想主流。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着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他的创作无不表明了这一思想。《新制布裘》这首诗可以说是他兼济天下的最好诠释。
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新制布裘》的写作背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伤与贫困的作品，写于上元二年（761）秋八月，此时，安史之乱还没平定，关中地区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历经坎坷，被俘又逃离，为官又弃官，颠沛流离三年之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草堂，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并且靠着好友的帮助，过上了稍稍安定温饱的生活。他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十分满足，时时探幽寻胜，以诗酒自娱，但是这种表面的闲适，却不能掩盖他的贫穷，更不能冲淡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时至八月，怒号的秋风卷走了杜甫草堂上的茅草，屋漏偏逢连阴雨，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衰老贫困的诗人从浪漫的隐居生活中清醒，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的诗篇。
与杜甫坎坷飘零的遭遇不同，《新制布裘》是白居易元和初年的作品，此时他决定应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由于准备充分，白居易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被视为当时最有卓越见识，肩负未来大希望的人。《新制布裘》既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
三、苦身利以利人与推身利以利人的比较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的内容可以分为四节，前面分别写了八月秋风卷走作者辛苦盖起来赖以生存的草堂上的茅草，不仅如此，南村群童当着作者的面抱走了茅草，使作者重建的愿望落空。正在这时，天际乌云汇合，一场大雨转眼而
下，作者看到多年未换的布衾冷的好像铁一样坚硬，娇妻弱子在湿冷的环境里挣扎，不由得痛彻心扉，更联想到国家战乱未休，残破不堪，更觉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在最后一节，诗人不由自主的幻想“安得大厦千万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在这里，诗人一反常态，用七字句加九字句的方式，把自己寄满希望的场景表现了出来。作者衷心的希望大庇天下寒士的愿望能够实现，即使自己还是住在破房子里冻死也心甘情愿。作者在诗中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对于这种情感，前人已是倍加赞扬如清仇兆鳌谓“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清邵子湘赞曰：“此老襟抱自阔，与蝼蚁辈迥异。”。当人在温饱安逸的时候，能顾虑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已是难得，更何况连自己都不能顾全，却还能宁愿以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为了利国利人的愿望，这种情感，超出了一般士人的境界，难怪会被后人所赞扬，所称颂。
《新制布裘》这首诗首先写了用“桂布”、“吴棉”做成的布裘有多么的温暖，即使是在“严冬月”，也能保持身体温暖好像置身于春天一样，对于这样的衣服，这样的生活，作者当然是满意的，但是诗人并不就此满足，由于心中时时以天下百姓为念，故在“中夕”的时候，诗人依然不能安睡，而是“抚裘起逡巡”想起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大丈夫处世当利国利民，怎么能够只为自己一人而苦心经营？所以，诗人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发出“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呼喊。作者由自己一身饱暖推而广之，联想到天下人，这种精神比起那些只满足与一己之私，不管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要高尚不知多少倍了。
这两首诗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作者对于穷苦人民的可贵的同情心和深厚的感情，都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宋黄彻在《巩溪诗话》中这样评论“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大厦千万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破受冻死亦足。’乐天《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少陵为难。然皆伊尹身任一夫不获之辜也。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意，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忧。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宜缓也。前者倡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亦。”这句评论未免不太精当。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杜甫在写这首诗是生活很困难，有诗为证：“艰难昧生理”，“迢递来三蜀”，杜甫是历经坎坷才来到蜀中，在蜀中，吃住都极为困难，不得不依靠亲友的救济度日，“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一旦“厚禄故人书断绝”便会“恒饥稚子色凄凉”。困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物质方面，令杜甫更加担心忧怀的国家战乱依然没有止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为贫困的人民大众，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为别人的命运而担心。这种精神品质，收到了很多人的称赞，萧涤非先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现了杜甫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只要不幸的人们都能过着温暖的生活，那即使他独个儿冻死，也觉得心满意足。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洁高尚的品质，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金启华先生赞
扬此诗说：“这是何等的胸襟，历来为多少人所赞叹！”；黄肃秋，虞行先生认为“诗中体现了诗人舍己为人的博大胸怀。”
我们再来看白居易的《新制布裘》，虽然诗中同样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感，但是此诗是诗人在生活安逸的背景下写的，自己衣食温饱，没有生活的忧虑，推而广之，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像自己一样，是推身利而利人，此与杜甫的不爱一身而爱天下相比，感染力明显不如后者，打动人心的程度也明显不如后者。
但是，无论如何，杜甫和白居易作为封建时代正直的有良知的文人，能够超越个人狭小的范围，关注百姓，关心天下，这比起些那贪官污吏，不知民间疾苦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具有人民性的，值得赞扬的。
【参考文献】
【1】 宋 黄彻《巩溪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吕慧鹃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m】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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