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

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 。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自从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

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 “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他与王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的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④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退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和利益。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之于佟振保，“好人”是他的外表，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而“虚伪”才是他的真正的本质。同样，《封锁》中的吕宗桢也是这样一个形象。

三、放荡滥情的洋场公子

张爱玲笔下还有这样一类洋场浪子，他们拥有或习惯了优裕闲适的生活环境，是倜傥风流的洋场公子，亦是只有着“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的情场浪子，“把恋爱看作是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他们酷爱自由——自由地周旋于石榴裙中，自

由地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女人，不过是他们调情的对象，他们是不会为了她们担负任何责任和义务的。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乔其乔。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范柳原原本也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负家庭的责任。然而，流苏却在范柳原这找到了她所不曾体验过的爱情，并慢慢的爱上了这个情场浪子。范柳原不曾想到的是，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⑤

但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柳原感到荒凉。结婚后，范柳原也不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一个放荡滥情的一面终究还是又显露了出来。

四、扭曲懦弱的年轻人

在张爱玲的笔下，还有一群生活在旧式的家庭里，虽然渴望新的充满阳光的生活，但现代的生活的冲击使他们的神经一再地被“骚扰”刺激，可他们却无力冲破家庭的樊笼，始终只是盲目地挣扎，最终还是在病态的文明中一步一步陷进习惯的沼泽，被旧有的生活方式压制窒息，而使身心都被异化扭曲的年轻人。《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是那个病态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结出的一枚苦涩的果实；《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被旧的时代所封闭着，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劳了。

张爱玲笔下丰富多彩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封建遗老遗少、庸俗的都市男性还是洋场社会的风流绅士，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这也就是张

爱玲对男性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视角。

张子静曾说：“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宣泄，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怎样残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源于她身边的人，父亲、弟弟、丈夫……由于亲身感受过人的虚伪、自私、扭曲、变态等丑恶嘴脸，张爱玲对他们极尽讽刺憎恶的同时，更有一种对他们的可怜，大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