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简介

　　⼀天夜⾥，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忽然做了⼀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授给他⼀个⼤圭，并对他说“传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很是惊奇。没过⼏天，他的长孙降临⼈间。满⽉时朱棣见到了婴⼉，他欣喜异常，兴奋地说“⼩⼦英⽓溢⾯，符吾梦矣。”这个婴⼉就是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被后⼈称为英明之君的宣宗皇帝朱瞻基。　　⼀

　　朱瞻基渐渐长⼤了，果然聪颖过⼈，嗜书好学，深得成祖朱棣的喜爱。有⼀件事充分说明了瞻基在朱棣⼼中的地位。永乐⼆年(1404)，朱棣为⽴长⼦⾼炽还是次⼦⾼煦为太⼦的事犹豫不决，⼤⾂们也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持⽴⾼炽的学⼠解缙抓住朱棣喜爱朱瞻基的⼼理，在他⾯前夸赞了⼀句“好圣孙”，从⽽使得朱棣⼼⾥的天秤⼀下⼦倾向瞻基的⽗亲朱⾼炽。这时的瞻基只有6岁，恰恰是这个6岁的⼉童在为⽗亲赢得太⼦的地位中起了⼗分重要的作⽤。

　　朱棣常对⼈说“这个孩⼦以后必然会成为太平天⼦”。因⽽他⼗分重视对朱瞻基的培养。不仅象其他的皇⼦皇孙们那样从⼩就配有专⼈负责各⽅⾯的教育，⽽且特别嘱咐他所器重的丘福、蹇义、⾦忠、杨⼠奇等⼀班⼤⾂要对瞻基⽤⼼指导。永乐六年(1408)朱瞻基10岁时，朱棣当着众多⼤⾂的⾯⾃豪地说： “朕长孙天章⽇表，⽟质龙姿，孝友英明，宽仁⼤度。年未⼀纪，夙夜孜孜不倦，⽇诵万⾔，必领要义，朕⽤事试他，都能恰当地表述、判断，这实在是宗社之灵。”为了使孙⼦能成为⾃⼰所希望的明君，朱棣⾃⼰对瞻基的成长也倾注了⼤量⼼⾎。他看到孙⼦长期⽣长在深宫，未接触外界。便想法让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了解民情民风。永乐⼋年(1410)，朱棣要从南京到北京巡视，便带上瞻基同⾏，他让孙⼦体察民情风俗和农桑劳苦之事，告诉他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的艰难，向他讲解古代兴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为戒。并以此为主题，专门为瞻基编撰成《务本训》⼀书，要他不断学习，时刻牢记。永乐九年，13岁的朱瞻基被⽴为皇太孙。从此，朱棣不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巡边讨伐，都把朱瞻基带在⾝边，随时教诲，或讲经论史，或授知兵法，或体察百姓疾苦，或告知将⼠劳苦征伐不易。为瞻基成为较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础。

　　永乐⼆⼗⼆年(1424)，随着⽗亲登上皇位，朱瞻基被⽴为太⼦。⼀年之后，他的⽗亲朱⾼炽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定年号为宣宗，尊母亲张⽒为太皇后，册⽴胡⽒为皇后。名号已定，地位既⽴，朱瞻基便开始施展⾃⼰的政治抱负。

　　象⼀般的皇帝⼀样，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赦天下。但他对获释的的去留把关甚严。因贪脏枉法⽽下狱的浙江布政使参议王和、袁昱，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也属在赦之列。吏部为他们奏请官复原职。宣宗在奏折上批道：“⼠⼤夫⾸要的是要重廉耻，这些贪污之吏，岂可再复任!”于是，王和等⼈虽遇赦出狱，但⼀律被罢官为民。这是宣宗当政后处理的第⼀件具体政事，这也为他的政治奠定了基调。

　　在⽤⼈为政⽅⾯，宣宗既重⽤信任杨溥、杨荣、杨⼠奇、蹇义、夏原吉、黄淮等⼀班富有经验的⽼⾂，⼜⼗分注意发现任⽤新的⼈才。即位的第三个⽉，他通知吏部让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给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县，举荐公正廉洁的⼈才。为了保证⼈才的质量，防⽌循私，还规定，凡被举⼈犯法，举荐⼈连坐。在号召荐才的同时，他⼤胆变⾰了科举法。这件事仁宗在世时曾与侍⾂讨论科举的弊端。那时取仕不论地域，仅凭试卷，因⽽被录取的⼤部分是南⽅⼈。为此杨⼠奇提出科举应分南、北两地取仕。仁宗觉着北⽅⼈的

学问远⽐不上南⽅⼈。⼠奇则认为长才⼤器俱出在北⽅，南⽅⼈虽有才华，但⼤多轻浮。主张科举试卷仍象过去那样缄其姓名，只在外⾯写上南或北。仁宗原则同意这样办，但未来得及实⾏就去世了。宣宗即位后对此事再次议及，宣宗采纳了杨⼠奇的建议，颁布全国实⾏。规定取仕分南、北、中，北包括北直⾪、⼭东、河南、⼭西，中卷包括四川、⼴西、云南、贵州等，其余则为南卷，并规定了三者取仕的⽐例。

　　朱棣对宣宗的精⼼培养的⼼⾎没有⽩费。宣宗⼀登台，即象⼀个成熟的指挥，熟练地操起了指挥棒。他清军伍、安流民、免灾税、罢徭役。编撰了 《外戚事鉴》、《历代⾂鉴》，并⾃作序⾔，分赐给外戚及群⾂。序中有这样⼀段话： “朕惟治天下之道，必⾃亲亲始; ⾄⽂武诸⾂，亦欲同归于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于暇⽇采辑其善恶吉凶之迹，汇为是书，以⽰法戒。其择善⽽从，以保福禄。”正当宣宗施展着⾃⼰治国的抱负时，⼀件他最担⼼、最不愿发⽣的事发⽣了。　　⼆

　　汉王朱⾼煦是宣宗的叔⽗。永乐时，为争夺太⼦地位，曾屡次谗陷朱⾼炽，后被朱棣贬⾄乐安(今⼭东⼴饶)。仁宗崩逝时，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煦曾准备在路上截击，因事情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个⽉，⾼煦派⼈送来奏书，提出了利民的四条建议。宣宗看到奏书，⼗分⾼兴地对⼤⾂们说： 永乐时，皇祖常对皇考和我说此叔有异⼼，要防备他，然⽽皇考对他却极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四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诚，可见叔⽗旧⼼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煦所提建议施⾏。并复信表⽰感谢。宣德元年(1426)，⾼煦派⼈进京贡献元宵花灯。这时，有⼈向宣宗报告说汉府所派之⼈，是以献灯为名窥探朝中虚实。宣宗宽厚地表⽰要⾄诚款待，不要猜疑。对于⾼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应。要骆驼，宣宗⼀次就给了他40峰，要马，⼜给了他120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数满⾜。

　　然⽽，所有这⼀切，并没有感化⾼煦。这年⼋⽉，他终于扯起了反叛朝庭的⼤旗。　　⾼煦先是秘密派枚青潜⼊北京，企图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被张辅擒获送交朝廷。之后，⾼煦⼜约⼭东都指挥靳荣为反济南的内应，决定设⽴都督府、授王斌、朱煊等为⼤帅、都督。准备先取济南后取北京。御史李浚得知这些情况后，弃家舍⼝，更名换姓，星夜赶往北京报警。

　　直到这时，宣宗仍不愿与叔叔兵刃相见。他企望⾼煦能回⼼转意，便亲书⼀封，派中官候太⽕速送往乐安。信中说，“前些天，枚青来京，说⼆叔对朝廷不满，我不肯相信。皇考⾄亲唯有⼆叔，我可以依赖的也只有⼆叔。现在⼩⼈离间我们的关系，我不得不说说我的⼼⾥话;各种传⾔很多，我⼜不得不严加防备。望⼆叔务必三思⽽后⾏。”候太拿着这封信到乐安后，⾼煦摆兵相见。按当时的规矩，接皇帝诏书必须跪拜，然⽽⾼煦却命候太跪下，⾃⼰⾯南⽽坐，⼤声吼叫道：“我那⼀点有负朝廷?靖难之战，不是我出⽣⼊死，能有今天?太宗听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然⽤⾦帛讨好我。现在⼜动不动⽤祖宗压我，我岂能⽢⼼。你可以沿着我的营盘，看看我汉王的兵马，要扫平天下不费什么⼒⽓。你速速返京告诉皇上，速缚奸⾂来，答应我的⼀切要求。”听了这些话，候太早已魂飞魄散。回到北京后，宣宗再三追问⾼煦的态度，他却不敢以实相告。还是随从的锦⾐官将真情告诉了宣宗。

　　紧接着⾼煦发难了。他致书宣宗，指责仁宗违犯洪武、永乐旧制，宣宗也犯有诸多过错，斥责夏原吉等为奸佞之⾂。同时，他还分别致书公侯⼤⾂，挑拨君⾂关系，造谣诋毁宣宗。　　事已⾄此，宣宗别⽆选择，只有发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位⼼腹⼤⾂，屏退了左

右，共商征讨⼤计。宣宗提议让阳武侯薛禄领兵征讨，⼤学⼠杨荣则主张宣宗亲⾃挂帅出征。他认为，⾼煦⼀定觉着宣宗刚刚登基不会亲临战场。如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然会成功。这时，英国公张辅主动请战，说⾼煦⼀贯好虚张声势，内⾥其实很懦弱，只要有两万兵马就可擒获⾼煦。夏原吉接过话茬，以朱棣举靖难之兵，建⽂帝只派李景隆征讨⽽最终失败提醒宣宗。并说他昨天见到有的将领⼀接到准备征战的命令就脸⾊惶惶，如真到了战场更可想⽽知了。因此，他建议兵贵神速，御驾亲征，先从⽓势上压倒对⽅。宣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亲征乐安。

　　宣宗⼀⾯下令搜捕⾼煦安插在京城的间谍，⼀⾯调兵遣将。他让两个弟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北京，由⼴王侯袁容、武安侯郑亨、⼤学⼠黄淮、尚书黄福等协守。⼜命黄谦会同平江伯陈瑄率兵防淮安，以防⾼煦向南逃跑。⼀切准备停当，宣宗便命薛禄、吴成率兵⼆万为先锋，⾃⼰亲率⼤营五军将⼠，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奇、少保夏原吉、太⼦少保杨荣、太常卿杨溥随⾏，浩浩荡荡向乐安进发。

　　⾏军路上，宣宗在马上让⼤⾂们猜度⾼煦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有的说，乐安城太⼩，他会先夺取济南做为根据地。也有的说，以前他曾赖在南京不肯离开，这次他会率兵南下。宣宗却不以为然，他分析说，济南虽离乐安近，但却很难攻，⾼煦听到⼤军将到，也没有⼼思去攻。他的护卫军的家属均在乐安，谁也不会愿意弃⽼撇⼩⽽南下。⾼煦外强中怯，之所以敢反叛，是欺负我年少⽽⼜新⽴，认为我不会亲征，等别的将领来，他就⽤甜⾔厚利引诱，以图侥幸取胜。现在他们知道我来肯定已丧胆落魄，我们到后，不⽤费⼒就可将其擒获。

　　果然不出宣宗所料。⼀天，他们抓获了⼀个不愿随⾼煦反叛的乐安⼈，他告诉宣宗说，⾼煦曾约靳荣夺取济南，但为⼭东布政、按察⼆司察觉，没能得逞。接着⼜有⼈建议他领精兵攻取南京，但他⼿下的⼤多数⼈以家在乐安不从。开始听说薛禄领兵，他⾼兴地挥舞胳膊说这太容易了。等到听说皇帝亲征，便不知所措了。听到这⾥，宣宗⼤喜，重赏了这个⼈，并命他返回乐安⽡解军⼼。

　　宣宗再⼀次致书⾼煦，恩威并加，晓以利害，希望他悬崖勒马。⾼煦仍不加理睬。　　前锋薛禄抵达乐安，⾼煦约定第⼆天出战。这时，宣宗离乐安尚有近百⾥，得知这⼀消息后，他⽴即下令⼤军蓐⾷兼⾏。⽂⾂提醒宣宗要谨慎⾏事，武⾂则怕林莽之间设有埋伏，劝他第⼆天再⾛。宣宗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我们如能抵城安营，他们就会象井中之虎。⼤军将⾄，他们这些乌合之众，那⾥还顾得上设伏。”他们赶了⼀夜，天明时终于到乐安，将城团团围住。

　　⾼煦见宣宗已将城围住，不敢出战，只在城内⽤⽕炮射击。将军们请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没有答应，⽽是连着给⾼煦写了两封信，仍不见回⾳，他⼜写了告⾼煦部下的谕⽰，命⼈⽤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争相传看，⼀些⼈便欲擒执⾼煦，以图⽴功得赏。

　　⾼煦见城外⼤军压境，城内军⼼不稳，知道⼤势已去，内⼼⼗分沮丧⽽⼜畏惧。他后悔⾃⼰低估了宣宗，不由想起了宣宗⼉时的⼀件事。那是永乐年间，⾼煦和⾝为太⼦的⼤哥⾼炽奉⽗命去祭奠⾼祖朱元璋的陵墓，⾼炽⾝体肥伴，⽽且⼀只脚有⽑病，⾏⾛时需要太监挽搀。他⼀不⼩⼼差点绊倒，⾼煦乘机讥笑说： “前⼈失⾜，后⼈知警。”话⾳未落，忽听⼀个稚声说：“更有后⼈知警也。”他回头⼀看，才知道是⾼炽的⼉⼦瞻基。当时才不过七⼋岁。想到这⾥，⾼煦更感到宣宗的可畏。⾼煦实在感到已经⾛投⽆路，便决定缴械投降，以期得到宽恕。于是，他秘密派⼈到宣宗帐内，乞求宣宗宽假⼀天，以便让他与妻⼉诀别，并保证第⼆天出城归罪。宣宗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天夜⾥，⾼煦将私造的兵器及秘议反叛的⽂书等尽数销毁。天亮后，⾼煦准备出城投降，他的属下王斌等竭⼒阻⽌，表⽰要决⼀死战，宁肯战死，也决不投降受辱。⾼煦只是反复地感叹说： “城太⼩了，城太⼩了。” 王斌等⼀离开，他便悄悄换了装束潜出乐安城来见宣宗。宣宗没有答应群⾂要求处死⾼煦的主张，只是把⼤⾂们的这些劾章让⾼煦看了看，便让他召了⼏个⼉⼦⼀道回北京。

　　宣宗不战⽽胜。他惩办了积极跟随⾼煦反叛的主要谋⼠和将领，宽赦了⼤多数的协从者，改乐安州为武定州，留下薛禄和尚书张本镇抚，⾃⼰便带⼤军班师凯旋。

　　⼀天，宣宗来到了献县单桥，⼤学⼠陈⼭从北京前来迎接。陈⼭认为宣宗的另⼀个叔⽗赵王朱⾼燧与⾼煦共谋叛逆已久，建议宣宗趁势移兵彰德，抓获赵王，消除后患。对此，宣宗亲信的⼏个⼤⾂发⽣了争论。宣宗听了陈⼭的话后拿不定主意，便先征询杨荣的意见，杨荣⼗分赞同，认为陈⼭所⾔事关国家安定之⼤计。宣宗⼜召蹇义、夏原吉相问，他们见杨荣已同意，便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宣宗便命杨荣传旨令杨⼠奇草诏征讨赵王。杨⼠奇来后坚决反对，他激动地说，凡事必须有根据，现在下这样的征讨敕旨有什么理由? 怎么措辞? 杨荣也很激动，⾼声说，逆党都说⾼遂实际上参与了阴谋，何愁没有理由?⼆⼈⼀时争执不下，这件事暂时放下了。

之后，杨⼠奇⼜主动找蹇义和夏原吉，让⼆⼈⽀持他。蹇义劝他说，皇上的主意已定，⼤多数⼈也都同意，阻⽌也没有⽤了。夏原吉则说，万⼀皇上听从了你的意见，以后赵王⼜果真反叛了，这个罪名谁敢承担?⼠奇则坚持认为⾼燧既⽆反叛之⼼，⼜⽆反叛之⼒。为今之计，⼀⽅⾯可以宽厚待之，⼀⽅⾯如真有可疑之处，则严加防范，绝不会出什么问题。蹇夏也同意他的观点，但认为杨荣曾做过宣宗的⽼师，深得宣宗信任，他们⼆⼈⽆法说服皇上改变主意。⼠奇仍不⽢⼼，便再⼀次去找杨荣，⼆⼈仍没有谈拢。这时，杨溥与⼠奇的意见相符，⼆⼈便决定⼀道去见宣宗。杨荣知道后，也赶忙去见皇上。三⼈同时来到宣宗帐外，卫⼠放杨荣⼊内，却将杨溥、杨⼠奇拦在外⾯。不⼀会，有旨传蹇义、夏原吉，⼆⼈趁机将杨⼠奇的意见复述了⼀遍。宣宗听后虽未置可否，但也不再谈移兵之事。

　　回到北京后，法司审问⾼煦的同谋时再⼀次牵连到了⾼燧。⼏天来，宣宗认真思考了杨⼠奇的意见后，⼼⾥已拿定了主意。因⽽，当这些奏章呈到他的⾯前时，他明确表⽰不要追究。但这时仍有⼈主张削去⾼燧的护卫军，有的甚⾄提出应当拘⾼燧到京关押。宣宗不同意这样做，他亲⾃修书⼀封，附上⼤⾂们的劾章，派⼈送给⾼燧。长期提⼼吊胆的⾼燧⼀听说朝廷派⼈来便喜不⾃禁地说“我得⽣矣!”他赶忙上书谢恩。并于第⼆年主动交出了仅有的护卫。⾃此，宣宗待赵王益加亲厚。

　　⾼煦被押解到北京后，即被废为庶⼈，囚禁于西内，名⽈消遥城。宣德四年(1429)宣宗好意前去看望⾼煦，⾼煦却出其不意，⽤脚将宣宗勾倒在地。这⼀来，⼤失皇帝的威严，宣宗恼羞成怒，当即命⼤⼒⼠找来⼀个三百多⽄重的⼤铜缸，将⾼煦扣⼊缸中。⾼煦⾃恃勇⼒，竟将缸顶起。宣宗⼜命⼈⽤⽊炭将铜缸埋起来，然后⽤⽕将⾼煦活活烧死了。　　汉王既死，赵王已服，朱瞻基的地位已⽆可动摇了。三

　　就在平叛之前，宣宗便开始考虑处理缠绕了明朝⼏⼗年、牵扯了很⼤兵⼒、国⼒的交阯问题。

　　说起交阯，话要长⼀些。

　　今天的越南，在秦朝以前，不曾有部落以上的⼤国。秦朝把越南北部包括在象郡之中。秦灭亡时，象郡连同南海、桂林⼆郡被秦朝官吏赵佗割据成⽴了越南帝国。汉武帝灭掉越南，将象郡分为交阯、九真、⽇南之郡，将南海桂林之地分成六郡。这九郡均由交阯刺史加以督监。从此，⼀直到五代，交阯、九真、⽇南常合称为交阯，⼀向为中国领⼟，同于内陆州县。到后晋⾼祖时，吴权在此称王，变州县为藩属，君主对中国朝廷称王，对⾃⼰国内称帝。朱元璋统⼀中国时，越南君主叫陈⽇煃，洪武⼆年 (1369)被封为安南国王。

　　建⽂元年 (1399) 陈⽒后裔被权⾂黎季犛杀得只剩下⼀个陈天平逃往⽼挝。黎季犛⾃称皇帝，改名为胡⼀元。之后，⽼挝⼈把陈天平送到南京，胡⼀元表⽰愿接陈天平回国。永乐四年(1406)，朱棣派将率领兵马护送陈天平回南安，不料却中了胡⼀元的埋伏，陈天平被杀。在这种情况下，朱棣派兵攻打安南，并于永乐五年俘获了胡⼀元⽗⼦，平定了安南。之后，⼜改安南为内属，设交阯三司，即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交阯⼜成为⼀个省。但交阯没有真正平静

过，交阯⼈不断起兵，朱棣⼏乎每年都得兴师动兵，不得不在交阯派驻⼤量的。由于贪官污吏的压迫，交阯反叛⽇烈。到永乐⼗六年(1418)，交阯出现了⼀位智勇双全的领袖⼈物黎利(与黎季犛没有⾎缘关系)。从此，明朝在交阯的军事、政治便逐渐趋于逆势。到仁宗时，朱⾼炽不想再兴兵打仗，便令总兵陈智安抚黎利，⼜派⾃认为与黎利有旧交的宦官⼭寿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交焴，委任黎利为清化府知府(黎利是清化⼈)。但是，黎利表⾯接受了委任，同时却进兵包围了茶笼州。这时仁宗去世了。宣宗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接过了这个棘⼿的问题。　　宣宗刚即位，就有使来报黎利攻陷了茶笼。宣宗发旨痛责交阯总兵陈智失职败阵，并决定第⼆年春天发兵征伐。实际上，宣宗对交阯问题已有了⼀个初步的设想。他把杨⼠奇和杨荣召到⽂华殿，对他们说： “我有⼀个想法，只说给⼆位爱卿听。过去在南京时，皇考曾对我说 '太祖平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篡陈，法所必讨，因为找不到陈⽒的后代，才将其地划为郡县。若陈⽒有后，则应⽴之为王。这既是太祖之⼼，也可以使得⼀⽅安定’。这些话我⼀直记在⼼⾥。”杨⼠奇、杨荣也说，永乐三年第⼀次征伐黎季犛，诰敕等都是他们⼏个亲承⾯命，记得永乐皇帝也是这个意思。宣宗⾼兴地说，“⼆位爱卿与我不谋⽽合，⼆三年之内⼀定要实现先皇遗志。”

　　话虽这样说，但宣宗却不能容忍明朝在军事上的失利。他诏授成⼭侯王通为征吏将军、充总兵官，命尚书陈洽参赞军务，率兵征伐黎利。同时⾰除陈智的总兵职务充为事官，随王通⽴功赎罪。

　　王通出征后，宣宗⼼⾥仍不踏实。遣将派兵实为⽆奈，待要按⾃⼰的计划⾏事，⼜觉时机尚未成熟，虽然杨⼠奇、杨荣⽀持，但朝中的反对意见⼀定会很⼤。为了慎重稳妥，他在⽂华殿先召集了蹇义、夏原吉和杨⼠奇、杨荣商议。宣宗先将私下对杨⼠奇、杨荣说过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炽关于交阯的遗训⼜重复了⼀遍，接着亮出了⾃⼰的观点，准备象洪武时期那样，使交阯⾃成⼀国，每年朝贡。对此，蹇义、夏原吉极⼒反对，他们认为，太宗朱棣为平定交阯付出了许多艰⾟，20年之功弃于⼀旦是不可取的。宣宗听完他们的话，⼜转过脸来问 “⼆杨”，“⼆杨” 因为已知道他的⼼思，便从交阯⾃汉唐以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论证和⽀持宣宗的观点。宣宗静静地听着双⽅辩论，什么也没有再说。

　　这之后便是⾼煦叛乱。宣宗亲征⾼煦⼤胜⽽归，王通却在交阯遭到惨败。

　　王通九⽉到达交阯，同陈智会合。他先派指挥使袁亮袭击黎利的弟弟黎善，不想中了埋伏，袁亮被伏。不久，参将马瑛在清威打了⼀次胜仗，他们乘胜追击到应平的宁桥。这⾥地势⼗分险峻，许多将领劝王通先扎下营寨，待察清敌情再追。然⽽王通却不予理睬，固执地挥兵渡河。结果⼀下⼦陷⼊了泥⽔沼泽之中。⼈不成⾏，马不成列，伏兵四起。明军四散奔逃，王通也只顾⾃⼰逃命。⼤将中只有陈洽跃马闯⼊敌阵，受伤落马后，⼠兵们想扶他逃回，他怒⽬圆睁，⼤声吼道：“我⾝为国家⼤⾂，⾷奉禄40年，报国在今天，宁肯舍⾝取义，决不苟且偷⽣”。说罢，挥⼑斩杀数敌，⾃刎⽽亡。这⼀仗，明军死亡⼆三万⼈。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宣宗既为王通的失败⽽惊骇，⼜为陈洽的阵亡⽽惋惜，他赞叹地说“⼤⾂以⾝殉国，⼀代能有⼏⼈!” 当即降旨追赠陈洽为少保，谥号节愍。

　　宣宗本不愿兴兵，但⼜不能在兵败之时议和，那样做对于堂堂⼤明王朝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宣宗⼜派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率兵由⼴西、云南分两路征讨黎利。

　　柳升是宣德元年(1426)⼗⼆⽉出发的。宣德⼆年正⽉，宣宗再⼀次召来杨⼠奇、杨荣⼆⼈讨论交阯问题。最后决定黎利⽓焰稍为平息后，即求陈⽒之后⽴为国王，停息交阯的战事。　　这年⼆⽉，黎利攻打交阯城，王通出其不意进⾏还击，⼤获全胜，斩敌⾸级万余。这时本应乘胜追击，王通却犹豫不决，错失良机，使黎利得以喘息，势⼒很快扩张起来。不久便攻陷了昌江城，王通拥兵却不予援救。黎利取得了这次胜利，⼜得知柳升等率更多的兵马前来征讨，便致书王通，谋求议和。这时王通虽有不久前交阯城下的胜利，但仍未能驱散宁桥失败死⾥逃⽣笼罩在⼼头的阴影，他早就⽆⼼作战了。况且柳升等率兵迟迟未能到达。因⽽，黎利主动求和后，王通便决定顺⽔推⾈，派⼈偕同黎利所遣之⼈带着黎利的求和信奔赴北京。　　九⽉柳升的才到交阯的隘留关。黎利因已与王通有定⾔，便致书柳升乞请罢兵息民，并谎称陈⽒后⼈已经找到。柳升接到信后连封也不拆就派⼈往送北京，他根本不把黎利放在眼⾥。接着，他便开始与黎利作战，最初的⼏次战⽃他都取得了胜利，这使得柳升⽓⾊益骄。许多将领劝他要谨慎⽤兵，不要再蹈宁桥兵败的复辙，但他却置若罔闻。⼀天，来到百马坡，柳升独⾃率百余骑兵刚刚过桥，桥便突然被破坏了。霎时伏兵四起，柳升和他的百余⼈被团团围住，⽽他的⼤队⼈马全被阻隔在河对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主帅被镖射中⽽死。　　与此同时，王通也被紧紧围困在东都(今河内)。柳升的死，使他更为恐惧，⾃觉取胜⽆望，便决意与黎利讲和。他率领宦官马骐、⼭寿等⼈，擅⾃向黎利递交了求和书。⼗⽉的⼀天，王

通与黎利在东都城外下哨河设坛盟约，息兵讲和。并约定王通⼗⼆⽉班师撤兵，届时黎利让出⼀条归路。

　　宣宗接到黎利的求和奏书，书中称已从⽼挝找到了陈⽒后裔陈皓。不⼏天，宣宗⼜接到了陈皓的谢表。宣宗⼼⾥明⽩所有这些都是黎利伪造的，根本没有什么陈皓。但是宣宗觉着这是息兵罢战的好机会，便把书表交与廷⾂讨论。英国公张辅是永乐时的⽼⾂，曾数次出征交阯，⽴下了汗马功劳，他⾃⼰也是因此才被封为英国公的。他第⼀个表⽰反对议和，认为交阯内归是千万将⼠浴⾎奋战得来的，不能轻易放弃。极⼒主张再派兵遣将，彻底消灭黎利，并主动请缨。蹇义、夏原吉也随声附和，认为堂堂朝廷不能在⼩⼩黎贼⾯前⽰弱。见此情景，宣宗扫视了⼀下杨⼠奇、杨荣。他们⼆⼈早已知道宣宗的⼼思，见到宣宗的暗⽰，便把以前宣宗私下对他们说的以及他们对宣宗说的话在⼤⾂⾯前说了出来，接着⼜回顾了交阯内属⼆⼗年来战⽕不断，⽤兵数⼗万、耗饷百余万两等种种情况，主张应息兵养民。经过⼀番争论，意见逐渐倾向于停战议和。宣宗当即做出决定同意黎利求和的奏请，派礼部侍郎李琦、⼯部侍郎罗汝敬为正使，通政黄骥、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出使交阯，诏谕安南⼈民，不再追穷黎利，令他报告找到陈⽒后⼈的经过。同时宣布撤销设在交阯的三司，召王通、马瑛以及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等⽂武官吏全部撤回北京。

　　其实，宣宗下这个命令时，王通已经撤到了⼴西。⼜过了⼏个⽉，王通等回到了北京，⼀些⼤⾂上书他丧师弃地，应依法处置。宣宗将王通关⼊狱中，但对其他⼈概不问罪。　　后⼜⼏经周折，到了宣德六年(公元1931年)，宣宗正式颁布诏书，命令黎利“权署安南国事”。结束了安南内属。　　四

　　宣宗朱瞻基即位时已是37岁。古语有不孝有三，⽆后为⼤之说，作为皇帝的瞻基更为没有⼉⼥⽽⼗分焦虑。直到宣德⼆年⼗⼀⽉，孙贵妃终于为他⽣了⼀个⼉⼦，即后来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宣宗喜不⾃胜，在宫中⼤摆筵宴，⽂武⼤⾂也分班⼊贺，宫中⾜⾜热闹了⼗⼏天。　　皇⼦出⽣的第⼋天，群⾂就上表奏请⽴为太⼦，⾝为皇后的胡⽒也上表请宣宗早定国本。孙贵妃却假做推辞，说等胡皇后病好后，⾃会有⼦，她的⼉⼦怎敢抢在皇后的⼉⼦前⾯呢? 宣宗爱⼦⼼切，在朱祁镇三个⽉时便宣布⽴为太⼦。

　　孙贵妃是孙主簿的⼥⼉，在三四岁时被⼈卖到了张太后(宣宗之母)的母亲⼿⾥，太后的母亲进宫，便带了孙⽒同去。张太后见她⽣得俊俏，便留在⾝边做了宫侍，宣宗被⽴为太⼦后，照例要选妃⼦，于是由张太后作主，正妃选了锦⾐卫胡荣的⼥⼉，孙⽒则被选为从嫔。孙⽒性情活泼，⾮常惹⼈喜爱。宣宗登基后，封胡⽒为皇后，册封孙⽒为贵妃。按当时的规矩，皇后受封时有⾦宝⾦册，贵妃则只有册⽽⽆宝，宣宗因爱着孙⽒，破例赐予⾦宝。贵妃有宝也就从此开始了。那时，常常是母以⼦贵，何况宣宗原本就对孙贵妃有所偏爱，有了⼉⼦后，也就愈加宠爱她了。

　　胡皇后因病⼀直未⽣育，宣宗早已不满意于她，现在既然⽴了孙贵妃的⼉⼦为太⼦，便想废了胡皇后，另⽴孙贵妃为皇后。但是，胡皇后是他的母亲张太后亲⾃指婚的，结婚以来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找不出什么过错，因⽽也就找不出什么废后的理由。宣宗苦思⽆计，悄悄找来杨⼠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张辅等⼈。宣宗刚刚遮遮掩掩地说出了⾃⼰的想法，杨荣便⽴即表⽰反对，他认为胡皇后并没有什么失德的地⽅，万万不可轻⾔废⽴。如⽆故废后，情理不通。宣宗很不⾼兴地说“皇后⾝有奇疾不能⽣育，这不是过失吗?”⼠奇顿⾸道“这既不是失德，也不⾜作为废⽴的根据”，杨溥紧接着说“即使皇后患奇症算过失，⼜怎么可以布告天下呢?”宣宗愤愤地说：“难道历代帝王中就没有废后的吗?”⼠奇说宋仁宗曾废郭后为仙妃，当时的⼤⾂范仲淹等也都苦谏不⽌，并因此⽽被黜。这件事⾄今被史册所责贬。宣宗⼜问那些还没有说话的⼈，他们说皇后是天下之母，做⾂的是她的⼦，⼦是不敢议论废母的。见没有⼀⼈赞成宣宗的意见，⼤⾂们怕弄得太僵，宣宗下不来台，便说这是件⼤事，需要仔细考虑，表⽰等他们商量好后再向宣宗报告。这样⼤家便退了出来。路上，杨荣、蹇义对⼤家说，皇上废后之志已久，看来不是我们能够阻⽌得了的了。因⽽建议⼤家主要商议⼀下如何处置中宫胡皇后。　　第⼆天⼀⼤早，宣宗⼜找来了这⼏位⼤⾂，⼀张⼝就问他们昨天商议的怎么样了。杨溥从怀中掏出⼀张纸，上⾯列举了他们故意捏造的胡皇后20件过失之事。宣宗拿过来只看了⼆三件，便也觉得太过分太离谱，骤然变⾊道，“胡皇后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你们就不怕宫庙有灵吗?”杨⼠奇便趁机劝道，“宋仁宗虽然废了皇后，但后来也⾮常后悔，请陛下务必三思。”事情暂时搁下了。

　　然⽽，废后的想法每时每刻缠绕着宣宗。⼀天，宣宗屏退左右，单独召见杨⼠奇，再次寻问处置中宫的办法。⼠奇见他很坚决已⽆法再劝说，便替他出了⼀个主意，说皇后现在有病，如果因为她有病开导她主动提出辞位，别⼈也就不会有什么话可说了。宣宗听完茅塞顿开，不

由喜上眉梢。没过⼏天，胡皇后果然以病为由上疏请让后位，宣宗当即准了她的疏请，赐她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与此同时，册⽴孙贵妃为皇后。满朝⽂武⼜是⼀番庆贺。

　　外定内安，宣宗⾃是得意⾮凡。⼀天他把蹇义、夏原吉、杨荣、杨⼠奇等⼗⼋⼈找来陪他同游万岁⼭。⼀⾏⼈乘马在中官引导下，登⼭环周观览北京景⾊，然后⼜弃马登上了御船，泛⾈⼤液池。宣宗指着船说，朕治天下，犹如操此⾈，利涉⼤川，全靠群⾂之⼒。众⾂叩头⼭呼万岁。宣宗更为喜悦，笑着说，如今天下太平，虽然不可流于安逸，但古⼈游豫之乐，也是不可缺的。于是他们⼜登岸乘马游览了⼩⼭。最后在西苑摆下宴席，君⾂⽆拘⽆束，开怀畅饮，直到天⿊才带醉⽽归五

　　明朝朱元璋开国吏治⼗分严明。到永乐末年，官场贪浊之风渐起，到宣德年间，贪风⽇盛。宣宗深知吏治是否清明，事关朝廷兴衰。因此，他在继续依靠重⽤蹇义、夏原吉、杨⼠奇、杨荣、杨溥等⼀班历经洪武、建⽂、洪熙三朝，久经考验的富有治国经验的⽼⾂的同时，⼗分注意提拔任⽤正直⽽⼜有才⼲的新⼈，罢黜⽆所作为的庸吏，惩治贪官污吏。

　　宣德三年 (1428) 六⽉，宣宗登上皇城远望，忽然发现远远的有⼀个地⽅正在⼤兴⼟⽊，规模⼗分宏壮。便寻问这是在搞什么建筑，然⽽左右均吱吱唔唔不肯回答，再三追问，才知道是⼯部尚书吴中私⾃动⽤官⼚的⽊料、⽯头，让宦官杨庆为他盖私房。宣宗勃然⼤怒，⽴即命⼈将吴中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再次使得宣宗感到必须加强督察⼒量。在古代，常称观视民风，正吏治的朝察官吏为风宪官。明朝从开国就设有朝察院，长官为左右朝察使。宣宗决意充实朝察院。恰在这时，⼀个都御史王彰病故，另⼀名都御史刘观则已臭名昭著。他曾因为纠集14道御史诬陷⼤理寺卿⼷谦⽽为时论所鄙。刘观平时的⽣活也很不检点，同僚宴乐，声伎荡前，还经常收受贿赂。御史们也都仿效他，贪纵⽆忌。对刘观，宣宗本想罢官问罪，但念他是⼏朝⽼⾂，便让他出巡河道。这时，⼀些⼤⾂⼜上章刘观和他⼉⼦刘辐的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怒，命⼈带来刘观⽗⼦。开始刘观还抵赖狡辩，倚⽼卖⽼，宣宗将许多廷⾂的密奏摔到他⾯前。看着⼀件件确凿的事实，特别是看到有⼈揭露他⼀次受贿千⾦，刘观不得不伏地认罪。宣宗命⼈将他关进了锦⾐卫狱。

　　处置了刘观之后，宣宗便开始物⾊都御史的⼈选。杨⼠奇、杨荣向他推荐了通政史顾佐。顾佐曾任应天尹，为⼈刚正不挠，公廉有威，时⼈⽐作包孝肃。宣宗听了⼆杨的介绍，当即拍板，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

　　顾佐受命之后，果然不负宣宗重托。他⼀到都察院，⾸先对院内所有御史进⾏考察，将20

位不称职的贬谪到辽东为官，另有8⼈被降了职，三⼈被罢了官。同时举荐了40多位清正有为的⼈担任御史。朝纲为之⼀振，宣宗对顾佐⼤⼑阔斧的⾏动也极为赞赏。

　　宣宗⽤⼈⼗分注意明察是⾮，不为诓⾔所惑。他认为，谗匿之⼈，能辩⽩为⿊，诬证为匪，因⽽舜堕谗说、孔⼦远奸佞之⼈，唐太宗则视谗⼈为。他常常告诫⾃⼰不轻信谗⾔，更不能枉害忠良。

　　顾佐的⾏为触犯了⼀些⼈的既得利益，特别是那受到、被罢官贬谪的更是把他视为眼中钉，不断造谣诬陷他。⼀次，有⼈密告顾佐接受差役的⾦钱后私⾃放他们还乡。宣宗没有轻易相信，⽽是找来杨⼠奇寻问，杨⼠奇告诉他说，现在朝⾂每⽉的俸禄都⽐较少，象喂马、打柴、打草之类的差役，有的时候就让他们拿⼀点钱免除他们的劳役，差役⾮常乐于回去照料⽥地，朝官也可以补充⼀点费⽤的不⾜，现在朝中都这样做，连我杨⼠奇也不例外。宣宗听后半晌不语，他真不知道朝⾂竟如此贫资乏⾦。宣宗不由对密告之⼈⼗分痛恨，便要让法司治他的罪，杨⼠奇急忙拦住，劝他说，区区⼩事，不值得皇上动怒。宣宗便把吏状交给了顾佐，让他⾃⼰处治。顾佐谢了龙恩，便找来那位告他的官吏，让他知过⽽改，并表⽰不咎既往。宣宗听说后，对顾佐更为赞赏、信任。过了不久，⼜有⼈诬告顾佐不理冤诉。宣宗听后便断定这⼀定是重囚教唆之所为。于是便命法司仔细审问，果然是千户臧清滥杀⽆辜被判为死罪，便唆使⼈诬陷顾佐。

　　任⽤了顾佐之后，宣宗⼜擢任福建按察史邵玘为南京都御史。邵玘⼀丝不苟，奏请宣宗罢免了⼆⼗多名不称职的御史。⾄此，北有顾佐，南有邵玘，南北呼应，贪吏佥息，纪纲肃然。　　对贪官污吏，宣宗严厉惩罚，对碌碌⽆为、⽆才⽆识的庸官，他也毫不留情地罢免、降职。内阁⼤学⼠张瑛、陈⼭原是宣宗做太⼦时的东宫旧⾂，情谊颇深，然⽽，宣宗执政后渐渐发现他们⼆⼈才疏学浅，在他们的职位上⽆所创建，待他的这⼀看法从杨⼠奇等⼈那⾥也得到了验证之后，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曾是⾃⼰的旧⼈⽽加以偏袒，⽽是将他们调离内阁。陈⼭被派去教授⼩太监，张瑛则贬到南京做礼部尚书。

　　与此相连，宣宗⼗分注意⼴招⼈才。为了表达他思贤求才的愿望，他曾亲做《猗兰操》⼀⾸赐给⼤⾂，他在序中说： “孔⼦⾃卫返鲁，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叹⽣不逢时⽽作《猗兰操》。朕今虑⼭林岩⾕之贤亦有怀才不遇者，故拟作此诗”。诗中写道： “兰⽣中⾕兮，晔晔其芳; 贤⼈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与众草为伍。呜呼，贤⼈兮，汝其予辅。”

　　在宣宗的⼤⼒倡导下，蹇义、夏原吉及 “三杨”等⼤⾂向宣宗举荐了⼤批清廉正直的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中有许多⼈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象后世传名的况钟就是宣德五年

(1430) 由蹇义等⼈推荐任苏州知府的。当时，苏州的赋役负担在全国是最重的。贪官污吏便趁此机会营私舞弊。况钟到任后，第⼀次升堂办公，⾯对群吏拿来的⼀⼤堆公⽂，他假装什么也不懂，左右请教，全部按照吏⽬说的处理。群吏⼤喜过望，以为⼜碰上了⼀个糊涂知府。三天之后，况钟召来群吏，把三天前办的事重新搬了出来，告诉群吏那件事应该办⽽他们却阻⽌，那件事本不该办⽽他们却硬逼着他办。并历数他们的种种舞弊勾当。当场捶杀了⼏个为⾸的奸吏。同时，把那些贪虐庸懦之辈全部斥退。这件事不仅震动了苏州府，也传到了朝中。况钟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苏州百姓的拥戴。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然⽽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让他戴孝留任。后来他任满迁任，⼜有两万多百姓请求巡按御史让他再任。宣宗再次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了⼀些象况钟这样的，使得宣德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　　六

　　宣宗经常向朝⾂们讲述历史上那些注意与民休养⽣息，从⽽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迹。如西汉的⽂帝、景帝，隋朝的⽂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还特别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喜功，穷奢极欲，终致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他曾把汉武帝和唐⽞宗做过⽐较，认为，汉武帝虽然好⼤喜功，海内虚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惩治前过。⽽唐⽞宗初政之时有贞观之风，后来却贪名纵欲，终于酿成祸乱。这就是汉武帝⽐唐⽞宗好的地⽅。为了避免由盛⽽衰，由治⽽乱，他经常把隋炀帝、唐⽞宗作为⾃⼰的鉴戒。他总结出这样⼀条历史经验： 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息; 国家衰弱必由⼟⽊兵⼽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宣宗⼗分注意了解和关⼼民间的疾苦。宣德五年(1430)三⽉，宣宗在拜谒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昌平东郊，见路旁地⾥有⼏个农民在耕地，便带着⼏个来到地⾥，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和⽣活，并接过农民⼿中的犁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这样劳作了。⼈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给农民每⼈赏钞60锭。之后，凡路过的农家，皆如数赐钞。回到北京后，宣宗亲作⼀篇《耕夫记》，激勉⾃⼰与⼤⾂。宣德七年，宣宗⼜作《织妇词》⼀篇，并叫⼈画成图挂于宫中。为此，他对朝⾂们说，并不是因为他好为词章，，借以炫耀，⽽是因为农桑实是⾐⾷之本。所以才作成诗歌，经常使⼈传诵，不致忘记，⽽作画张挂，也是为了让众妃嫔知道百姓的艰⾟。

　　宣宗要求朝中带头节俭，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乐和充实国库的作法。他认为，君王恭俭，则户⼝⽇繁，财赋⾃然也就充⾜。在他刚刚即位时，有⼀个⼯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器物不⾜，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道 “汉⽂帝的⾐服、帷帐没有⽂绣被传为美谈，史称其恭俭爱民。朕也要以俭约为⾂下做出表率。”有⼀个和尚⾃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被他训斥了⼀顿。他说：“⼈都想多活⼏年。古时候的君王象商朝的中宗、⾼宗、祖甲，周朝的⽂王等治国的时间最久，但那时有什么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有什么效验?世⼈不悟，实在可叹。”宣宗不仅要求⾃⼰⽐较俭约，⽽且对朝廷的费⽤和⼯程建设等，也极⼒反对奢侈之风。在为他的⽗亲仁宗皇帝修建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厉⾏节约，亲⾃规划，仅⽤三个⽉的时间就修成了陵墓。献陵在规模和耗资⽅⾯都⽐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代皇帝的陵墓做了个好的样⼦。只是到了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开始奢侈、华丽起来。

　　为了实⾏节俭，宣德三年，吏部尚书蹇义向宣宗建议裁撤内外冗官，⽴即得到了他的⽀持，并责成蹇义具体负责这件事。过了不⼏天，巡抚熊概请求增设杭、嘉、湖地区的管粮布政史，受到了宣宗的批评。他说： “粮税⾃有常赋。我正在裁抑冗滥，你却要增设。难道不懂得古语常说的省事不如省官吗?”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每逢出巡，他都反复告诫将

⼠，“有敢扰民者杀⽆赦”。锦⾐卫指挥钟法保建议到东莞采珠，宣宗认定他是“扰民以求利”，将他罢官下狱。⼯部尚书吴中认为⼭西果圆寺是国家祝福的地⽅，要征调⼒役修复旧塔，宣宗说： “你想修塔求福，我却以安民为福。”驳回了他的请求。

　　蠲免⽥赋，开仓赈灾，是宣宗经常对受灾地区⼈民采取的救助办法。河南的⼀个知县没有经过请⽰，就发放了⼀千余⽯驿粮给灾民。私⾃动⽤皇粮是要犯⼤罪的。然⽽宣宗知道后不但没有动怒，反⽽赞扬这个知县机敏，是个能够胜任的县官。那时，经常发⽣天灾，百姓为了逃避灾荒，四处流移。许多地⽅官府害怕流民变乱，经常派兵逐捕。对此，宣宗多次下令制⽌这样做。他⼀再强调，饥民是迫于⽆奈。如果再到处驱赶，使之流离失所，则是“不仁之极”。有时，⼀些流民在⼀个地⽅定居下来，并逐步有了家业，⽽这些地⽅的官府却常常驱逐他们返回原籍。对此，宣宗进⾏申戒。他认为，不管何处的⼟地都是国⼟，只要百姓能得以安⽣就⾏。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宣德年间的百姓⽐较安定。　　七

　　也许是应了成祖朱棣的话，宣宗在位时，果然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盛世。开始，⼀些喜欢阿谀奉称的不断⽤ “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着很讨厌。他对⼤学⼠杨溥说：“朕每念创业之难，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近来群⾂好进谀辞，令⼈厌闻，卿宜勉⼒辅朕。” 当杨溥表⽰⼀定要报答皇上对他的信赖时，宣宗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最好的报答。为此，他专门告谕群⾂：“治致之道，莫先于⼴⾔路。天下之⼤，吏治得失，民⽣休戚，倘⾂民不⾔，朝廷安知? 古⼈谓明主视天下犹如⼀堂，满堂饮酒，⼀⼈向隅⽽泣，则满座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今后有建⾔民瘼者，卿等勿讳⾔”。因此，闲暇之时，宣宗经常召集⼤⾂谈论朝政得失，特别让他们指出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

　　然⽽，忠⾔毕竟有时逆⽿。到了宣德六年天下承平，宣宗游猎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巡按御史陈祚看到这种情况，便上疏劝他应当勤于政事，多读《⼤学衍义》，并说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古今若何⽽治，政事若何⽽得”，才能“⼴开聪明，增光德业”。不料想，宣宗看了⼗分恼怒，认为这是说他连《⼤学》都未读过，是⼩看他。因⽽要处之以死刑。幸亏学⼠陈循等⼈在旁极⼒劝解，宣宗才慢慢平静下来。但最后还是把陈祚关进了监狱，并抓了他的⼗⼏个亲属。　　宣德九年 (1434) ⼗⼆⽉，朱瞻基突然⼀病不起。宣德⼗年 (1435) 正⽉，这位常被后世称道的守成明君病逝于北京乾德宫，时年38岁。六⽉，朱瞻基被葬于景陵，被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史⼜称宣德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