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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飒榕旅游知识分享网
《国外社会科学》二○○六年第二期

《诗经》———吟诵之歌

〔英〕傅 熊  张海燕译

  中图分类号 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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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中国的诗产生于歌唱,以口头创作并靠口耳相传。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诗”,这个术语

(一种有双重含义,既指《诗》,如《诗经》,又指“歌”艺术样式)。至于《论语》与其他文献的大纲中的所谓“学诗”,系贵族子弟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但是“,学诗”的真正意思又是什么?由于《诗经》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中或许最为重要的一部,并

由于保持乐与诗为一体的口头(或半口头)创作的传统手法“,学诗”被假定为意指“学唱《诗经》中的诗歌”。笔者对这种说法思之有年,感到益发不能令人满足。这些诗歌究竟是如何表演的?我对此问题孜孜以求,兴趣日增。本文拟通过分享可以被演唱的诗歌曲调的或多或少的创造性重构中的某些发现,设想一下《诗经》中的诗歌的实际演唱问题。

有关中国青铜时代晚期音乐的重要认识源于考古发现。并且,除了我们从《论语》和《孟子》获知的以外,现存给人印象最深的音乐理论系见于《荀子》。还有《吕氏春秋》,对那时的音乐———哲学概念也给予了令人瞩目的关注。然而,其他关于周代音乐的史料,如《管子》《、礼记》和《周礼》等,是后人编纂的,因而可信度并不高。例如,在对周代社会的重构中《周礼》,描述了《风》《、雅》、《颂》各部分的诗的不同曲调和韵律。以此为起点,王国维和傅斯年提出,与《诗经》其他部分相比《周颂》,的表演节奏较为缓慢,这颇为自然地导致一种庄严肃穆的乐曲。

除了就古时的特定观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外,为什么有关中国早期音乐的言论没有就如何歌唱的问题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不包含伦理问题,实际演唱的问题与早期思想家没有相关性。其次,诗题研究与《诗

(及其他经典)中隐义和比喻段落的解析,在西经》

汉时期成了士人的基础训练。早于这一学术变化,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那样《诗经》,功能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论语》和其他早期文献中,最先强调了《诗》的道德教化功能,换言之,

道德与教育的功能已然优越于音乐和审美层面;在前帝国时代,教(docere)已重于赏(delectare)。如在《周颂》中所见,音乐的精致化与高度语境化相关联。音乐的描述呈现为对文明成就的估价,并因此昭示出对约定俗成的文化标准的应用体系的价值判断。简而言之,音乐被视为伦理概念的长篇协奏曲中的一个角色。结果“诗”,这个术语初而被理解为“歌”或《诗》,后来逐渐偏向为《诗》,即“诗”被作为韵文形式的文学作品而非配乐的歌词。尽管传统中演唱《诗》与给歌谱曲(如在《词》的体裁中)有着相同的文学创作实践,但是,在隋

(诗》唐帝国重新统一天下之时,(音乐)作曲家与《

的作者)诗人最终一分为二。

尽管中国早期哲学家对演唱和创作的实际问题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复活古典主义的语境下备受关注,那时对中国以外的观念与技巧的接受与本土固有的审美概念发生了冲突。例如梵语(Sanskrit)的输入引发了有关格律的争论,不仅影响了汉语语言学,而且改变了有关诗人的主要创作工具,即语言和音乐的全部概念。任何改造宫廷音乐的企图毕竟不仅仅是与音乐实践相连的,被后人看做范式时期(paradigmaticperiod)的音乐,终究是国家的社会支柱之一。甚至当范式转型时,音乐的核心作用亦   3 作者傅熊(BernhardFuehrer)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系主任,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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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依然如故。

有关音乐主题的变化并不缺乏有价值的中国传统史料的根据。至于最近的发展,重构曲调的尝试已经展开,据说唐诗、宋词已被谱曲。录进CD的此类演唱随处可得,且颇为流行。必须承认,对于这些表演是否合理地接近于当时呈现给唐宋时期观众的曲调,我难以断定,但考虑到在其他文明中曾见到的颇有争议的重构古代的尝试,我将不作判断而只是把这些诗歌作为美妙的音乐和文学创作来欣赏。

历代学者和乐迷也曾给《诗经》中的诗歌谱曲。乍看起来,一些曲调像是重构“原始的”古老旋律的值得称道的努力结果,但是这一点似无疑义,即关于这些曲调的历史真相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尽管有关古人如何演唱这些诗歌的知识已然无可挽回地遗失了,然而,后人给《诗经》中的诗歌谱曲,仍旧可以被看做重构一种乐曲样式的尝试,这种样式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后人整体遗忘了。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将其看做新创作的具有反映某个时代的特定意象的音乐成分的作品(如古代的音型)。与被以如此不同甚或矛盾的方法解释的《诗经》文本(前身为歌)相似,为某些诗歌配的曲调也呈现出本质的区别。在其《中国音乐史》中,田边尚雄改编了朱熹在《诗集传》和《仪礼经传通解》中给第一首著名的寓言诗谱的曲。

  然而,这两种曲调的历史根据有点不足,元朝

(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和乐迷熊朋来(公元1246~1323年)就《伐檀》这首诗给出复杂的曲调。在他的《瑟谱》中关于《诗经》曲调的部分,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曲调,该曲被薛宗明的《中国音乐史》所著录。谱有平行八度的第二行诗表明它是被叫做瑟的这种类似于齐特琴的乐器所伴奏。

新近给《诗经》谱曲的一种尝试首先被台湾的电台播出,尔后印制成册。在《诗经吟诵与解说》一书中,魏子云告诉我们,他的曲调来自老式私立学校的导师讲授。魏子云并未宣称他的曲调具有“原始性”,只是说他的演唱旨在提醒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们《诗经》,在古时不单只是诵诗,而是有着更多的内容。

显然,推出这些曲调会引起不少有趣的问题,只能留待音乐家和其他专家解决。但是,若撇开所有学术上的期望和抱负不谈,我几乎看不到任何妨碍我们演奏与演唱《诗经》的理由。除了从给诗歌谱曲的音乐中可能获得的乐趣外《诗经》,的表演确能把众多观众吸引到这个世界文学之林中卓尔不凡而又被广泛忽略的部分。

从依据乾隆皇帝占卜结果而编纂的《钦定诗经乐谱》来看,所设想的同一首诗歌的演唱的曲调,与备受推崇的朱熹这位宋代哲学家的建议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本文译者:男,1957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副研究员,100732)

(责任编辑:雨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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