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９卷第３期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２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ｖ ２０１２ 江南家族研究的新视野 兼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 解军，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要：新近推出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以“文化世族”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区域比较 和跨学科沟通，从国家与地方之间互动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苏州文化世族的内涵特色、家族运行和社 会功能等，发掘了维持家族长期发展的家庭精神，同时在长时段的视野下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体现 了江南家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江南；文化世族；社会变迁；社会史视野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６９５（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５９—０６ 家族研究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 相对于传统史学研究范围而言，强调区域性研究 与徽州等家族组织发育、延续比较典型的区域相 对于整体社会研究的意义；研究全面的人，并不排 比，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家族观念相对 拒上层精英。＿ｌ 总之，社会史研究除了呼唤长时 淡漠，家族研究也略显滞后。这里虽然早在１９４７ 段眼光下考察典型区域社会，又强调避免“碎片 年就出版了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但 化”。 直到１９９７年才有了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 既往研究在时间选择上强调断代，这就导致 的著姓望族》，此后江南的家族研究日益得到学 了研究者视域的狭隘，其研究成果甚至出现“不 者们的关注，既有通论性的宏观研究，也有个案的 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现象。但是，任何一个历史 深入分析，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最近徐茂明教授 问题都是前后相继的，采用明确的断代方法往往 等著《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 会割裂有机组成的整体，因此社会史打破了以往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９月版，以下简称《文化 严格的断代，将历史现象进行通史性考察。《文 世族》）以“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从国家与地方 化世族》将长时段与中时段、短时段有机结合起 之间互动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苏州文化 世族的内涵特色、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较为全面 来，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士绅进行了研究。作者 地展现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之过 同样选取了“明清以来”这一长时段眼光考察苏 程，对于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州文化世族。这种长时段的选择，主要从两个方 面考虑：第一，“文化世族”之所以成其为“世族”， 一、社会史视域下的家族史研究 必定通过了世代罔替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取得 随着２Ｏ世纪８０年社会史在我国的兴起，更 成就，这一切理所当然发生在长时段之中。第二， 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历史。社会史包含 作者注意到了明清时期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位 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比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 置。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传统社会开始 广泛得多，它包括全面的时间、全面的空间、全面 缓慢松动，此后随着晚清社会的急遽变化而加速 的人。全面的时问分为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 变动。此外，作者还将时段下移到现当代，探讨了 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全面的空间 莫厘王氏的教育经历及教育转向。这样前后相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ｌ一１０ 作者简介：解军，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汪颖奇，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５９ 的长时段，增强＿『本书的纵深感。 近来学者们同样越来越关注区域社会史。 “中国，幅员这样辽阔，民族如此众多，环境极其 复杂，地方生活显现出迥然相异的景象和特色，因 此，区域社会无疑应该成为我们重视的研究单 位 ” “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解剖某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 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近年来江南家族 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既有整个“江南”的宏观概 述，也有单个家族的微观研究，《文化世族》的研 究对象以苏州府为范围，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属 于中观的层面。众所周知，苏州位于江南的中心， 明清以来的苏州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又 较早“得风气之先”，是研究明清以来社会变迁的 典型区域。这样的时空选择就使得本书的研究具 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 １９２９年经济危机波及学术界，学者们将目光 由政治转向经济，年鉴学派应运而生。随着计量 史学、心态史学的兴起，社会史曾出现研究的“碎 片化”，以致产生史学危机。个中原因，当是我们 忽略了年鉴学派曾倡导的“整体史观”，这里的 “整体性并不是要写出完整的……而只是当人们 面对一个问题时，一种有系统地超越局限的愿 望”。【 “ 《文化世族》的研究对象以士绅为主。 士绅阶层处于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之问，既是科 举功名之士，又多是居乡在野的普通百姓，他们通 过自己所拥有的“文化权力”参与社会各个方面 的互动。因此可以说士绅这一阶层是研究传统中 国社会的钥匙之一。士绅生活于一定家族之中， 在家族的名义下得以不断发展。因此，对于士绅 的研究，一定要把它置于家族研究之中，作一全面 的分析。《文化世族》既有“长洲彭氏的科举道 路”，论述家族的传统取向，也有家族的“社会网 络”，论述这种交游对家族和地方社会发展都具 有重要作用；既有“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探讨 文化家族与地方社会互动，又有“国家与地方关 系”，探讨在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文化世族 的角色定位；既有苏州文化“世族家风与苏州世 风”，研究文化世族与本地区的联系，又有“家族 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选取大阜潘氏为互动因 子进行区域比较研究，详述了其在苏徽两地的互 动。当然本书也有“近代社会变迁与苏州文化世 族的教育转向”，研究近代化背景下的家族现代 转向。如此多面向、全景式对苏州文化世族进行 ６０ 系统、深入的梳理，为我们了解苏州社会提供了很 好的读本。 二、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 发端于孙吴时期的苏州宗族制度和组织到南 朝之后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开始分化，并且宗族 处于国家政权严厉控制之下，无论士人还是庶民， 宗族建设的意识都变得较为淡薄。宋代宗族观念 开始有所重建。文献记载，北宋范仲淹在家乡苏 州置办了最早的范氏义庄，从此对后世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南宋的《朱子家礼》对以 后中国社会的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影响深远。明 代鉴于宗族组织在自治和参与地方建设等领 域有利于巩固政权、稳定社会、教化民众的功能， 对宗族控制逐渐松动。但是，从苏州来看，虽然国 家在宗族制度上有所放松，一些士绅家族的组织 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名门世家， 但庶民百姓的家族并未普遍建立，他们甚至连祭 祀祖先的权限尚不清楚（第３５—３６页）。原因在 于明清时期“苏州的家庭构成是以小家庭为主 体，而大宗族一小家庭与共祖家庭则居于次要地 位”。＿４ 家庭的小型化也淡化了宗族的血缘观念， 以敦亲睦族为宗旨的宗族观念在民间依然比较淡 薄（第３６页）。当然，庶民不重视宗族建设原因 还在于经济水平的低下，须知组织一个谱系清晰、 管理严密、生活保障的宗族组织是需要雄厚的经 济基础的。 相较于寒门因为小家庭的结构、经济水平有 限而忽视宗族建设，士大夫们则认为这不仅仅是 一家一族的盛衰问题，而是关乎一个社会和谐与 王朝巩固的大事（第４１页）。家族的稳定有利于 社会的稳定，因此苏州的十大夫们为重建家族而 努力。祠堂作为传统家族的象征，可以激发族人 对于祖先的敬重、长辈的孝敬，产生同宗共祖的荣 誉感和自豪感，如常熟庞氏家族营建宗祠，为“入 庙思敬，上承祖考、下励子孙”，将宗祠取名“思 敬”。＿５ 通过这样的家族行为，期望影响家族成 员，并通过他们影响本区域，进而促进地方稳定。 有祠必有田，宗祠与义庄互为表里，二者不可缺 一。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 旨的宗族共同体。再如庞氏家族同样重视义田建 设，《庞君晴岚孝廉增置义田记》碑刻载：“事莫难 于创，亦莫重于继。《传》日：‘其父析薪，其子弗 克负荷’。《书》日： 睢孝友于兄弟，故父兄之志， 必待子弟而成’。今观于庞君晴岚而益信矣。君 之先德上舍君，心慕范氏义庄，始有创举之志，常 以勖其长公理问君，理问君既承命，经营四十 年。”＿６ｌ１∞无疑，苏州士大夫们将宗族建设作为 “长久”之计，在此基础上苏州的家族组织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进而出现了世代绵延的文化世 族。 江南地区家族的文化特征明显，这几乎是所 有学者的共识。江庆柏曾经指出，苏南望族“是 一种以内在文化质量为稳固核心的家族”。 ｌｌ 严 迪昌著文分析“文化世族”的形成原因，认为“江 南文化世族的形成有其内外两个因素，内部因素 是科举的刺激和力求不辱家声、不坠门风的 心性，外部因素是经济发达、教育兴隆、文化水平 起点较高及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生活环境”。 但对于“文化世族”的内涵与概念并未作出明确 界定。 正如《文化世族》作者指出的，“文化世族”是 一个可能会引起质疑的概念，这是因为宋以后终 止了世卿世禄和门阀政治，政治上的“世族”不复 存在。但是，本书的“世族”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 “世族”。所谓文化世族，是指“那些世代绵延，并 在相关的文化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的家族” （第４８页）。这些文化世族不仅在经济、文化领 域取得了夺目的成果，更借助于科举而获得文化 权力。无论是官宦型、学术型还是儒商型文化世 族，他们都是明清苏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深 刻影响着苏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世家 也许同时是簪缨世家” 】３ 这一点易于理解，但是 对于商贾之家能否作为文化世家是存在疑问的。 《文化世族》认为，“主要看该家族的家风与文化 传统，凡是注重儒学修养、重视文化教育与建设， 关注民生，急公好义，恪守以义取利的商贾之家， 皆可视为文化世族”（第２９７页）。因此本书作者 认为，“对于文化世族的确认，主要还应立足于家 族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从家风与家学角度来甄 别，那些家风清白、家学渊源、尚文重教、关心乡 里、积德行善，而且世系绵延久远的家族都可以列 为文化世族”（第４８页）。作者为“文化世族”正 名，实际上也就是为“文化世族”的研究范围确定 了比较明确的范围。 三、文化世族的生活与运行 文化世族在其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家风得 以形成，又因为其在区域社会中的地位而影响到 地域社会风气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此外，文化世 族通过其婚姻、文化、仕宦等交游方式，不断维系 和扩大家族网络，这种人为的网络选择为家族的 长期延续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年鉴学派提倡的心态史对“以社会 和经济为首要性的理论假设提出质疑”。 Ｊ２。这种 对于传统的，扩大了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研 究对象，它“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观念，也不是 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 社会中人们表象和判断的集体精神状态”。 。 在 《文化世族》中，作者分析了苏州大阜潘氏在家族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 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行善与 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第ｌ９页），分析了 苏州文氏“市隐”的政治态度与“和而介”的处事 哲学，认为“文氏家风不仅引领着明代苏州地区 的风雅与市隐，其文风、书风、画风等也流布国内 外”（第２３１页）。此外，作者在对莫厘王氏的“求 实”思想与“经世致用”实践的研究时，同样将家 族的心态与具体的地方、国家事务联系起来。 “一个个世家大族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而连接成一 个庞大的世家群，其家风相互影响，并借助于其社 会网络而渗透到社会中去，对地方社会之风气起 到一定的示范引领之效果”（第２１１页）。这种不 刻意强调苏州地区社会环境的优越、经济建设的 成就对于家族的影响而是从家族心态出发来分析 其对地域社会之影响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 究视角和范式。 过往家族史研究囿于女性资料的缺乏而较少 涉及，但是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对于家族发展的作 用不容小觑。我们知道，文化世族中的女性对于 家族家风的传承、文化的发展、商业的作用都是不 可忽略的。如唐力行教授指出，徽州“商人妇促 进了徽商的兴盛”；… 再如常熟庞钟璐，在其组织 团练对抗太平军时，便得到了其母赵太夫人的支 持与协助：时“守乡民团御者，或仓卒未具食，太 夫人手自炊爨给之”，＿ｌ 等等。有学者主张将婚 姻家庭中的婚姻动机、择偶标准、婚姻成立与解除 等纳入社会构成进行研究，¨１ 需要注意的是，婚 姻确实是家庭组成部分，但是传统社会中的家族 婚姻却主要是从家族的社会运行这一角度加以考 量的。“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生成机制，其中有文 化的持守与传承，更有文化的积累与创新。在宗 ６１ 族、科举、耕读传家理想、安土重迁观念等交织的 语境中，可以推想姻亲网络中文化资源的流转，地 方文人社会的衍生，地方性学术和文学流派的滋 长。”Ⅲ】 传统社会，家族女性最大的贡献莫过于联 姻了。通过联姻，商业得以维持、科举名望得以延 续。《文化世族》注意到了女性的作用，通过对长 洲彭氏的研究，认为“联姻一方面在人口素质和 智力水平上为彭氏科举世家的形成与保持提供了 良好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彭氏加强巩 固其科举世家地位的有效手段和社会资源”（第 １５４页）。又如作者对文傲的分析，认为“其影响 力丰富了以男性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文氏交游网 络”（第１３３页）。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非常重要，人们的生活也主要通过人际关 系来具体实现，因而形成特有的思维惯性——无 论是个人还是家族总是在第一时间与熟人打交 道，这种惯性本身就带有了很强的预设，即交游的 有用性。《文化世族》除了分析彭氏精心经营的 姻亲网络，还分析了其文化交游、仕宦交游网络。 作者认为，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家族之间不仅可以 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同时也聚集并共享着各种社 会资本，这对于每一个单独的家族而言，都是非常 重要的基础。对于苏州社会而言，由众多文化世 族组成的社会网络同样也奠定了苏州文化发展的 基石与方向（第１１６页）。作者分析了长洲彭氏 在对文化的追求与积累过程中与清代诸多文化名 人相互往来，认为这些交往既有源于志趣相投的 诗文唱和，亦有因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学术辩论；交 往的形式既有众人参与的文会、结社，亦有私下的 诗文唱和、书信往来（第１５４页）。这种与文化名 人的交往说明，彭氏在将科举当作读书的目标和 保证家族兴旺的手段的同时，同样注重文化的积 累和传承，而这世代积累下来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又恰恰成为彭氏在科举上取得累累硕果的沃土。 同样，作者认为，彭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又形成 了以门生、同年、座主、同僚等为基础的仕宦网络。 这个网络为彭氏保持科举世家、苏州望族之首的 地位提供了有效的社会资源（第１６３页）。 四、文化世族与社会互动 文化世族生活于国家之下，存在于一定 的区域社会中，他们与国家、区域社会的互动同样 引人关注。 ６２ 首先，文化世族必然与区域社会发生一定的 联系。有学者指出，“地方性的科举家族是构成 清朝统治的基础，在地方政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 。《文化世族》关注到了家族与地方社会 之间的互动。作者分析了长洲彭氏和吴县潘氏， 认为他们不仅在朝廷世代担任要职，而且在地方 社会的慈善事业与文化领域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 主导作用，无论是在承平年代，还是处于社会急剧 变动时期，彭氏和潘氏都真正发挥了“世家大族， 邦之桢干，理之仪型”的表率角色，对于清代苏州 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延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１８４页）。这种互动，使文化世族自身在坚守 家族本位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也 在某种情况下推动着区域社会的变迁。以文化世 族倡导并践行的赈灾救济、捐资办学、慈善教化等 活动为例，这些公益活动超出其本身功用性，具有 倡行“人心向善”的强烈伦理道德性。通过这些 活动既能沟通家族与乡里的关系，提高文化世族 的地方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地方施政的 各个领域，有效缓和了地域社会矛盾，成为地方社 会稳定发展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分析文化世族 参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 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济世的精神来加以考 量。追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充满了关注社会与 文化生命的自觉精神与人世情怀。钱穆先生认 为，这种精神是读书人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 的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 任。ｌ１６１５５８当然，这种精神也不可过分放大。 社会史倡导眼光向下并不是不要关注国家， 相反却是反对“只见地方，不见国家”，这也是防 止社会史“碎片化”的有效手段。通过对于下层 社会的研究，关怀在于整个国家、社会的变迁，这 才是社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与“整体史” 相契合。“自从‘国家与社会’的问题被纳入社会 史学者的分析范围之后，即使研究边陲的历史学 者或人类学者也都特别注意国家的或者官府的力 量投射，政治事件和国家制度以完全不同的身分 重新进入‘新史学’的眼帘。” 文化世族在与区 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与国家的互动。 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动摇了 传统社会秩序，当太平军进攻苏常一带时，苏州文 化世族大多能通过其繁复的仕途网络、卓越的社 会声望、强大的经济实力等社会资源，在晚清江南 政局天翻地覆的剧烈变动时期，为挽救清廷败局 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出色地充 当了国家秩序的守望者（第１９７页）。如“常熟乡 兵奋起血战数十阵，死亡相继约有数万”。ｌｌ 卜 再如《文化世族》分析了潘氏家族在太平天国时 期参与办理团练、设会防局、赴皖乞师等三件大 事，肯定了潘氏家族扮演的关键性作用。 苏州文化世族与国家互动还体现在减赋问题 上。明初，朱元璋一方面因张士诚而报复苏州人，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苏州的迅速发展而损伤国家利 益，对苏州课以重税。此后直至清代依旧对苏州 征收重赋。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地方士绅在维 护国家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力量的膨 胀，他们乘势向国家提出减赋，经过博弈取得成 功。这其中潘氏的作用不容忽略。晚清江南减赋 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时势变化的大背景外，就在 于从朝廷大臣到地方督抚、士绅，为了减赋这一共 同的目标，彼此呼应，配合默契，促成此事，而潘氏 家族恰好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将朝野的 力量拧成一股合力（第１７５页）。需要注意的是， 潘氏在减赋问题上同样运用了家族的各种网络， 社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网络；潘氏与晚 清最具实力的地方督抚之间的密切交往，大大提 升了潘氏家族的社会声望与实际影响力，积聚了 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为江南减赋的成功奠定了 基础（第１７９页）。文化世族参与到与国家互动 的过程中，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形势的变化，“清 不得不放手发动地方士绅，委以团练、赈济、 教化等诸多重任，江南士绅亦因其切身利益关系 而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文化秩序重建和维护的角 色．” ［ ］ 五、方法：区域比较和跨学科沟通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对于整体 中国的认知，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必要进行区域比 较研究。唐力行教授认为，“必须关注区域互 动”，这是因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 的，必然会与其他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 交往与互动”。［２０］９区域比较是区域史研究新动 向，但是它必须建立在对比较因子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本书作者曾参与多部地方志的撰稿、点校， 也参与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１６—１９世纪苏州 与徽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 因而说对于区域比较研究既有学术基础又有学术 经历。苏州地处沿海平原，徽州地处内地山区，同 属一个“大江南”，在转型期两地互动互补，交往 密切，但它们也表现出了各自的经济社会结构、文 化价值和行为取向不同。因此可以说，苏州、徽州 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典型区域，为此作者选取明清 时期的苏州与徽州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发 现，潘氏家风出现了儒贾迭相为用由“业贾”为主 转向“业儒”为主、家风由“高风峻节”向“谨慎谦 退”转变。作者认为，这种转变既有潘氏家族对 苏州社会文化认同的自觉选择，也有潘氏家族在 苏州社会文化环境中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第１０５ 页）。由此，苏徽两地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可见一 斑。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徽苏两地潘氏家族的人 员往来与文化互动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徽州与 苏州乃至其他地区的家族迁徙及其文化互动具有 如下特点：一是徽州家族的迁徙主要是经商的形 式向外迁出；二是徽州与外地之间的家族迁徙和 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外流，相互问的互 动主要通过徽州人自己来实现；三是在两地文化 互动中，徽州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念没有根 本动摇（第１１５页）。 本书同样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社会 史新维度的揭示绝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 意味着社会史研究范式的整体更新，由此导致的 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对话势所不免。” 当然，跨 学科并不是要求在所有文章中尽量多地运用其他 学科的方法，而是研究者根据需要选取能够有利 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文化世族》选取了心理 学对家族心态进行分析。选取了计量史学的方 法，通过对长洲彭氏功名及联姻情况的统计分析， 认为彭氏在联姻上遵奉门当户对的原则，统计数 据清晰地构造出一张以功名与门望为基础的望族 间纵横交叉的婚姻网络（第１５０—１５２页）。选取 了教育学的方法对文化世族教育转向进行了分 析，认为以废除科举为分水岭，苏州文化世族的教 育内容，开始由四书五经诗歌辞章转为声光化电 等格致实学（第２５１页）。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 教育转向，首先是这些家族以“实用”为价值取向 的结果。无论是科举时代对时文的钻研，还是后 科举时代对理工农商等专业的选择，文化世族一 脉相承的发展方针是利于家族谋生或发展的实用 主义；钻研时文可以猎取功名，功名则意味着仕途 与利益，而由文向理向工的转向也是为了在新形 势下顺利地谋取好的职业（第２９０页）。此外，本 书还充分运用了与历史学最为接近的社会学、人 ６３ 类学的方法，如对宗族观念的分析就是文化人类 学的方法；如文化世族参与社会互动就是社会学 的方法。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运用跨学科方法的 同时不能忽略历史学的方法。《文化世族》还充 分发挥历史学的优势，大量解读方志、谱牒、文集、 ［４］唐力行．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 州地区比较［Ｊ］．历史研究，２０００（１）． ［５］庞钟璐．海虞庞氏家谱・卷２２・本支宗祠记［ｚ］．刻本．清同 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６］张家港市档案局，等．张家港碑刻选集［ｚ］． ［７］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Ｍ］．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 信函等公私文献，使得本书具有了作为一本历史 学著作的厚重。 《文化世族》以苏州文化世族为切人点，绍 ［８］严迪昌．严迪昌自选论文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９］［美］林・亨特．新文化史［Ｍ］．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 介、总结了文化世族的文化成就，深刻挖掘了维持 家族长期发展的家族精神，同时在长时段的视野 下深入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作者写作 意图就在于对那些家风清白、尚文重教、关注乡 里、积善行德的文化世族的呼唤。 ［１０］周兵．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Ｊ］．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０８（１）． ［１１］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１２］海虞庞氏家谱・卷２１・庞母赵太夫人墓志铭［Ｍ］．常熟市 图书馆藏． 《文化世族》在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上都取得 了可喜的创新，但所选择的文化世族的数量仍需 进一步扩大，目前作者研究的家族主要集中于苏 州府城和吴江县，而相对偏远之常熟、昆山尚付阙 如。作者在后记中也曾提到，常熟有“翁庞杨季、 ［１３］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Ｊ］．山西大学学报， １９９８（３）． ［１４］徐雁平．绵绵瓜瓞：清代文化世家联姻的意义（代前言） ［Ｍ］／／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张杰．清代科举家族［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钱穆．国史大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１７］赵世瑜．叙说：作为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兼及ｌ２世 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Ｍ］／／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 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 ２００６． 言归屈蒋”姓、昆山有徐氏等世家大族，期待 早Ｅｔ看到作者对于苏州府其他属县文化世族的研 究成果。 ［１８］（清）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Ｅｔ记（小序）［ｚｊ．民 参考文献： ［１］唐力行．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Ｊ］．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８（１）． 国钞本． ［１９］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１３６８一ｌ９１１）［Ｍ］．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２］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Ｍ］．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７． ［２０］唐力行，等．苏州与徽州［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３儿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年鉴学派１９２９－－１９８９［Ｍ］． 刘水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小 田）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ｌａｎ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ｅｒ ｔｈｅ ＸＩＥ Ｊｕｎ＆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ｑｉ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ｌａｎｓ”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ｌａｎ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ｓｐｉｉｔｒ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ｏ— ｍｅｎｔｕｍ ｆｏｒ ｉｔ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ａｌｓ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ｌａｎ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ｃｌａ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