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宗教改革与政治发展

英国宗教改革与政治发展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４３００７２）摘要：英国近代的政治发展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亨利八世揭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之后，安立甘宗就成为促使英国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迅猛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英国宗教改革除了加强王权之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产还俗，它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继续稳健地向前推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繁荣，造就了英国近代史上辉煌的“黄金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来自民间清教徒的更为激进的改革呼声却日益高涨，这种呼声最终导致了１６４０年代的英国革命。在经历了王朝复辟和“光荣革命”之后，宗教的妥协也导致了政治的妥协，从而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立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关键词：英国宗教改革国教会清教徒革命中图分类号：Ｂ９１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７３０（２００６）－０７－０１１７－０６

一方面也可以使神职人员听命于国王，从而将他们的一

政治使命置于宗教使命之上。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１５０９～１５４７年），威克里夫的宗教思想虽然在欧洲大在整个中世纪，英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陆被斥为“异端”，但是在英格兰的民众中间仍然广泛对于欧洲大陆各国来说，在宗教问题上享有一定的自流传。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专制和宗教迫害对于英国主权利。尤其是英法百年战争（１３３７～１４５３年）结束以的影响远不如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那样大，英国教会及都铎王朝建立之后［１］，英国国王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的腐化情况也远较欧洲大陆为轻，因此１６世纪上半国内的主教册封权；即使是由教皇直接任命的主教，叶的英国人似乎并没有太强烈的改变宗教现状的要事先也往往需要征得英王的同意。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求。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态度上，英国人既不像德国人那样固执和认真，也不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像意大利人那样浮躁和虚假，而是采取一种现实主义曲，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但是，“当时国的实用态度，将宗教问题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由于天民生活中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后来成为亨利高地远，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英国的宗教控制远远不如得到支持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发对于德国那样得心应手，英国国王不仅在世俗生活方展———一种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感情，要激发这种面、而且在宗教生活方面也拥有巨大的权力。长期以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实在是易来，英格兰一直延续着由神职人员出任政府主要官职如反掌。”［２］的制度，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库的薪俸开支，另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像德国宗教改革那样，最初１１７在民间爆发、然后逐渐扩散到贵族和上层社会中，而是由国王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的。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活动中，纯粹宗教或神学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而且也不像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那样，凝聚着朴素的德国人民对于腐败的罗马教会的如此强烈的道德义愤和民族仇恨。英格兰宗教改革更多地是出于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弘扬信仰和纯洁教会，而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力。这些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会的正式决裂，由此揭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帷幕。在这场看起来是由于偶然事件（离婚）而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英格兰人民对于罗马教会一贯采取的盛气凌人姿态和教皇的狂妄傲慢行为的潜在的反感。自从１４世纪威克里夫改革和罗拉德运动以来，英国人就一直对教皇的颐指气使深为不满。亨利八世之所以敢于迈出与罗马教会决裂的关键一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英格兰人民的这种潜在的反感情绪，而且明智地意识到他可以成功地利用这种民族情绪来达到个严；它的导火线也不是由于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的恶劣行径，而是因为一场关系到王位继承问题的离婚案。亨利八世是一个精力旺盛、智力超群且又刚愎自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暴君”。他用的君王，被人们称为“对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与英国人民和罗马教皇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他执政初期，他的宠臣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同时也是罗马教皇任命的枢机主教，这个权倾朝野的大法官成为亨利与教皇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格兰遭到了抵制，亨利八世于１５２１年发表《七圣事辩护》一文，明确表示自己不赞同路德的宗教主张，并且下令查禁路德的一切著作。这件事令罗马信仰维护者”的称号。然教皇颇为高兴，敕封亨利以“而几年以后，亨利却为了一件令他头痛的离婚案与罗马教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终竟引发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最终导致了他与罗马教皇克莱门七世的决裂，针对教皇革除教籍的威胁，亨利迫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向教皇缴贡纳税，将英格兰境内的教职人员任命权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废止一切效忠教皇的宣誓和有利于确立教皇权威的事项。１５３４年１１月，国会通过著名的“至尊法案”（Ａｃｔｏｆ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该法案明文规定：“国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承者，这个王国的诸国王，应取得、接受和被称为那叫做安立甘教会（ＡｎｇｌｉｃａｎａＥｃｃｌｅｓｉａ）的英格［３］兰教会在尘世的唯一的最高首脑。”从而以法律的人的目的。英格兰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容英格兰是属于英易培养出一种孤傲的心理，即所谓“格兰人的”这种心理。特别是当它面对着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威胁时，这种心理就更加强烈。这种岛国意识和孤傲心理同时也培养了英格兰人热爱自由的精神，他们不愿意屈从于任何外族人的控制之下。亨利八世巧妙地利用了英格兰人的民族情绪达到离婚的目的，并且使这场离婚案成为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来自人民的支持最后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后果［４］。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亨利八世同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婚姻和王朝方面的麻烦，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凯瑟琳没有能够为他生育合法而又成活了的男性继承人所激化国王的大事”是宗教的矛盾造成的。但实际上，当时“问题。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裁决：亨利必须尊重自己的婚姻。但亨利的良心告诉自己，必须解除这一婚姻。这两种立场都隐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亨利的内心深处，他不仅要同凯瑟琳离异并重新结婚，而且还要进行一系列事先并未预见到的，但同时又是必然的宗教变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的宗教改革。［５］亨利八世虽然将自己的离婚案演变成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但他本人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虽然不承认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却仍然奉守天主教的各种教义与教规。在他的有生之年，英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虽然紧张，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却始终被１１８形式确立了亨利八世对于英国宗教事务的最高控制反对教皇权力法案”，解除权。１５３６年国会又通过了“了教皇在英国的各种宗教权力，包括解释《圣经》的权限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与欧洲激进的宗教改会，又要伸出左手来对付国内的新教徒（这些新教徒革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宗教改革的内容主在思想方面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而且对于后者的要有两点，一是确立英国国王对于英格兰教会的至尊镇压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基佐指出：“宗教改革，这地位，二是剥夺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前一方面主要是一个专制君主在英格兰宣布的，它是在专制暴政中体现在“至尊法案”、“反对教皇权力法案”等一系列国开始的；改革刚刚诞生，它就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们会法规中，这些法案一劳永逸地使英国国王取代了教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立起断头台以杀天皇的权力，成为英国最高的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并主教徒，另一只手却堆积柴草，以活烧基督教徒，因为且把许多否认国王至上权威的主教、修士和官吏们处他们不肯接受信条，不肯赞成他对于新教会的统治。”以死刑（其中包括红衣主教约翰・费希尔和大法官托［７］１５３９年，亨利促使国会通过了“六条教规”，该教规马斯・莫尔等人）。在后一方面，截止于１５４０年，共有的正式名称为“废除不同信仰法案”（ＡｎＡｃｔｆｏｒ５６０所修道院被查禁，年收入值１３．２万英镑的土地归Ａｂｏｌｉｓｈｉｎｇ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Ｏｐｉｎｉｏｎ），它表明了亨利试图于英国王室，后来又通过赐赠和变卖等方式流入贵族与罗马天主教会重修旧好的意愿。该教规重申“化体和地方乡绅之手，实现了土地产权从修道院向世俗乡说”、教士独身、秘室忏悔制度和其他一些罗马天主教绅的转化。据统计，到亨利八世去世时，已经有１／３—会的教义和仪式，将否定这些教义和仪式的人判为异２／３的修道院田产被转让或出售给俗人，而１５５８年端。“六条教规”引起了国内新教徒和欧洲大陆新教派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已有３／４的修道院田产流入民别的强烈不满，激化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矛间。当时的每３个贵族中就有２个通过各种方式获盾，从而使英格兰成为“各种宗教流派诞生与实验的得了修道院的田产，在约克郡，１６４２年有１／４的乡绅大本营”。拥有１５４０年以前属于修道院的田产［６］。土地所有权的转换使英国一批乡绅在经济和政治舞台迅速崛起，二

成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中坚力量和新兴的土地资产者。修道院土地产权的变动随后又引起了对公用土亨利死后，英格兰的宗教势力分为三派，大部分地的圈占，导致了土地问题上的骚乱，最终酿成了一英格兰人继续保持亨利的不偏不倚的宗教态度，在罗场经济与社会的革命，成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开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走钢丝；另外两派分别为力图恢端，并且为伊丽莎白时代的经济繁荣以及由此造成的复教皇权力的天主教徒和试图全面推行大陆宗教改社会混乱创造了条件。革路线的新教徒。年幼的爱德华六世（他是亨利的第除了上述两点之外，亨利并不打算走得更远，他三位妻子简・西摩所生）继位以后，以萨默塞特公爵为将英格兰宗教改革仅仅限制于教会政治和经济方面，首的摄政会将政策向新教一边倾斜，废除了“六条教很少涉及宗教神学和教义、教规方面的问题。他要求规”。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教会的最高神英格兰教会继续保留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和教仪，宣职）克兰默是一位改信的新教徒，他曾经主持判决了称自己所信奉的仍然是正统的天主教信仰，并且明确亨利的离婚案，在亨利死后仍然义无反顾地推行英国地与新教划清界限。但是亨利一旦开启了英格兰宗宗教改革的事业。在他的影响与敦促之下，越来越多教改革的“魔瓶”，激进的新教徒们就迫不及待地企图的英格兰人开始参加新教的礼拜活动。然而，当“血腥把运动推向更加彻底的程度，他们要求允许教士婚的玛丽”（她是亨利的第一位妻子凯瑟琳所生）于娶、废除秘室忏悔制度、在宗教仪式中用英文取代拉１５５３年继早夭的爱德华六世执政之后，却开始在其丁文，以及其他一些被欧洲大陆的新教教派所实行的表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支持之下，极力重宗教措施。于是，亨利就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两个相反建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对新教势力进行了残方面的威胁———他既要伸出右手来对付罗马天主教酷的镇压。她重新恢复了教区中的天主教礼拜仪式，１１９将３００多名新教徒送上了火刑架，其中包括那位曾经为她父亲主持了离婚判决仪式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由罗马教皇亲自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波尔走马上任，英格兰人的宗教生活似乎又恢复到１５３４年“至尊法案”颁布以前的状况。但是，已经从宗教改革中得到好处的英格兰土地贵族和其他阶层构成了玛丽倒行逆施活动的巨大障碍，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阵营，玛丽也束手无策，只能采取安抚方针。因此，尽管国会于１５５４年宣布恢复罗马教皇在英格兰教会中的至上权威，教皇和玛丽也不得不承认由现在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占有修道院田产的现实状况。，“三十九条教规”想在“化体说”与兹文利的“象征论”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某地找出一个妥协的立场。最后，“三十九条教规”想极力避免“唯信得救”与“信仰者自为教士”教义中所隐含无政府状态的危险。［９］伊丽莎白一方面排除来自罗马教会、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势力的干扰，另一方面遏制国内清教徒的激进要求［１０］，同时又从这对立的两端汲取对于英格兰的经济、政治发展有利的因素。这种兼收并蓄的温和立场有利于培养岛国人民相互认同的民族感情，使他们在面对外来威胁时能够放弃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同仇敌忾。此外，安立甘教无论是与天主教还是与其他新教派别（如加尔文教）相比，在宗教观点方面都要显得更为宽容一些。这种相对宽松的宗教氛围使得英国后来成为较早提倡宽容精神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荷兰），从而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兴盛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英国国教会或安立甘教在宗教问题上始终采取一种折衷的态度，它并没有什么非常鲜明的思想特色，一切宗教观点的取舍均以对英格兰国家的发展有利为唯一的准则。就此而言，英国国教会奉行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埃拉斯都主义，这种主义因茨温利派神学家和瑞士医生埃拉斯都而得名，它的基本观点即主张国家权力高于教会权力并有权干预教会事务。这种思想后来被英格兰神学家胡克在１５９０年所写的《论教会体制》一书中进一步加以阐发，并且成为英国国教会的灵魂。但是，即使这种温和宽松的气氛也并不能够真正消解各种宗教主张和派别之间的潜在抵牾。在伊丽莎白时代，天主教的复辟势力虽然在英国遭到了沉重的—清教徒也同样处于受压打击，但是新教的激进派——抑的状态。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要求，即国王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它毋宁说是两股合力的一个结果。自从亨利离婚案把它们的命运暂时拧结在一起后，它们曾经共同经历了玛丽时代的苦难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欢欣。但是这种联合毕竟只是临时性的，当它们共同的敌人天主教势力在国内开始呈现出一蹶不振的态势时，它们之间的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种完全不１５５８年玛丽死去，伊丽莎白一世继任王位，这位女王是亨利八世所有子女中最卓越地继承了亨利的才识和魄力的人。关于这位在英国历史上颇具传奇她没有真正的宗教感色彩的女王，威利斯顿写道：“情，但她的出生，她母亲的婚姻不被罗马承认使她必然倒向新教。……伊丽莎白的感情是彻底英格兰人的，她深切关心英格兰民族的政治和经济抱负，这对她也大有好处。她的这种代表性使许多人跟她的政府和解，这些人若单从宗教信仰考虑本来会遭到排斥的。她把英格兰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无可置疑［８］的。”面对着当时英国社会复杂的宗教矛盾，伊丽莎白在宗教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种更加灵活和宽松的策略。她改变了两位前任的偏颇立场，开创了一种兼收并蓄和宽容敦厚的时代气氛，为天主教和新教在英格兰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条件。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三十九条教规”教会最终形成，１５６３年国会制定的“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温和的时代气氛，它成为英国国教会的宪法。关于“三十九条教规”的基本内容，布林顿等人写道：“三十九条教规”排斥含有浓厚罗马教色彩的习俗———使用拉丁文，秘室忏悔，教士独身，效忠教宗。—在圣餐中只给教对当代最具象征性的争论问题——友面包（罗马教会传统）呢？还是将面包与酒一起给教１２０友呢（改革者长久以来的要求）———“三十九条教规”肯定了新教的立场。英国国教会给予教友面包与酒。三十九条教规”否定了罗马教会的在解释圣餐方面，“同的改革方向：抑制的政策。但是到了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登基之后，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却开始采取一些有利于天主教复辟的措施，而且将与人民的改革。君主的改革，是动摇不定的，是有奴“君权神授”的理论付诸实施，激起了英国人民的强烈役性的，是联系尘世的利益多于教旨的信仰的，它一反对，最终酿成了英国革命，查理本人也于１６４９年被看见使宗教改革得以产生的运动就害怕起来。这种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政府送上了断头台。改革虽然要与天主教义分离，但在分离过程中却要从１６４０年代英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宗教的天主教的教义里，保留其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政治化或者政治的宗教化，革命的主力是清教徒，革民的宗教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命的政治理念都是以宗教语言来加以表达的。因此，利益，接受改革原则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一句话，这场革命在西方通常被称为“清教徒革命”。清教徒们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道德上的革命，是以把政治要求与宗教要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一方信仰的名义和热忱从事的改革。［１１］面要求对国教进行改革，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成分；因此，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英格兰的主要宗教另一方面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限制国王的政治冲突就由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英国权力。“清教徒对教会和国家的看法是相呼应的，他们国教派与清教徒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伊丽莎白一反对教会的主教，就必然反对君主专制。”［１２］克伦威尔世执政期间，最猛烈的批评就已经不再是来自于天主建立的护国政府将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提高到国家法教徒，而是来自于清教徒，他们对“三十九条教规”表律的高度，要求国民们不得喝酒赌咒、不得奢侈浪费，现出强烈的不满。英国国教会越是紧密地与君主专严守安息日，等等，用暴力来强制推行清教徒的信条。制的政治体制融为一体，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新教徒们这些过于极端化的措施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因此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国教派的对立同时也就在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斯图亚特王朝又复辟了。是与专制政体的对立。于是，宗教上的抵牾就日益转王权复辟后，在重新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的支持化为政治上的两军对垒，即君主的专制与人民的自由下，国教派组成了新的国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排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它只能通过一斥和打击清教徒，从而使国内的宗教矛盾和政治矛盾种途径来加以解决，这种途径就是社会革命。这场由再一次白热化。１６８５年，身为天主教徒的詹姆士二世于宗教起因而导致的政治革命就是１６４０年代爆发的即任王位后，试图在英国全面恢复天主教信仰和君主英国清教徒革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专制统治，遭到了国会的坚决反对。国会中代表商业命。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联合托利党迎请詹姆士二世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的宗教矛盾虽然愈演的女婿、在荷兰执政的新教徒奥伦治亲王威廉入主英愈烈，但是广大民众对于曾经拯救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国。１６８８年１１月５日，威廉率领军队登陆英国，詹姆伊丽莎白一世仍然怀着一种感激和崇敬之情。伊丽士二世逃往法国。次年，威廉在同意遵守国会通过的莎白一世当政近半个世纪（１５５８～１６０３年），这一时期《权利法案》后，与其妻玛丽一起成为英国国王和女被称为英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尽管其间充满了党争、王，即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这场不流血的革命在历土地兼并、国内叛乱（包括爱尔兰人的反叛）和对外战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及其所制定的争（１５８８年与西班牙的海战等），但是它却开创了辉《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和君主立宪政体的煌的文化成就和繁荣的经济生活。伊丽莎白死后，由确立，也标志着１６世纪４０年代英国革命的完成。于都铎王朝绝嗣而使斯图亚特家族的苏格兰王詹姆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的统治士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位被法王亨利四世讥讽为地位，在国教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创了一种相对“基督教王国中最聪明的傻瓜”的英国国王力图调和宽容的宗教气氛（１６８９年颁布的《宽容法》），标志着清教徒与国教会之间的矛盾，对于天主教仍然持一种英国各派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１２１之后终于达成了妥协。从此以后，英国就以“光荣革命”的妥协原则和宽容精神来处理国内不同政治派别或宗教派别之间的争端，这种妥协原则和宽容精神有利于内部的团结，防止了矛盾向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此外，这种政治妥协原则和宗教宽容精神也与英国国内迅猛生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以及海外不断发展的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在近代逐渐成长为欧洲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殖民体系的“日不落帝国”。・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阳，贵［５］约翰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１页。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６］参见钱乘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５—１１６页。一六四○年英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７］Ｆ．基佐：《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５页。・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８］威利斯顿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６５页。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西洋文化史》第四［９］布林顿、卷，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７１页。［１０］清教徒是英格兰国教会中以加尔文派宗教思想注释：

［１］都铎王朝１４８５年由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亨利・都铎建立，一直延续到１６０３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时才为斯图亚特王朝所取代。・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２］威利斯顿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５４页。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３］转引自蒋孟引主编：《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０２页。“安立甘”为英文清洗”国教会中保留的天为旗帜的改革派，他们要求“勤俭清洁”的生活方式。由最主教教义和仪式，提倡“初的清教徒中不久又发展出温和的“长老派”和激进，这两派后来在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的“独立派”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一些清教徒移居荷兰和美国，成为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美国文化的最初开拓者。一六四○年英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１１］Ｆ．基佐：《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５页。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１２］钱乘旦、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９页。（责任编校：木）英格兰的”。Ａｎｇｌｉｃａｎ的音译，原意即“・路德点燃的德国宗教改革最后导［４］如果说被马丁致德国人的精神自由或在思想（哲学）形态中的自由，那么由亨利八世点燃的英格兰宗教改革最终就导致了英国人的政治自由或在实践形态中的自由。１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