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殊困境

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殊困境

从1972年到2003年这30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文革”是一次破坏，因为它把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文革”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我们是一下子闯进改革、闯入世界的；外来文化也一股脑儿闯进我们的生活。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烦是对外开放带来的。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外来文化是负面的，那么近言五四时代，远说盛唐时期，外来文化全都是十分迅猛，为什么没有给中华文化带来麻烦？相反中国这条巨龙着着实实地饱餐了一顿外来的精神营养品，更加壮大了自己。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到贝多芬、巴尔扎克、达·芬奇与牛顿，不都是“五四”那个时代舶来的吗？那时，知识分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前沿从容地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从中挑选经典。但这一次不行了，你学贯中西也没用。由于这次从外部世界一涌而入的是麦当劳、好莱坞大片、畅销书、排行榜上的金曲、劲歌劲舞、超市、国际名牌、时尚以及明星大腕满天飞，这些商品性的、快餐式的、粗鄙又新奇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填满“文革”后国人空荡荡的精神空间。应该说，当前文化矛盾的本质，不是中外文化的冲突，而是我们原有的文化和商业流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所以，在“两会”上我曾经做过一个发言，题目是“警惕当前文化的粗鄙化”。所谈的是如何认识商业文化的本质及其负面效应，如何对应。

进一步说，在从计划经济突然转型为商品经济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现成的商品文化，所以一定会照搬国外。然而由于语言关系，英语世界的流行文化不会一下子登陆中国，那就要通过周边的、汉字圈的、已有成熟商品文化的地区（港台）与国家（韩日）“转口”而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冒出过自己本土的流行文化的苗头，如西北风。但这只是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文化现象，完全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商品社会对商品文化的需求，那就只好四处伸手。于是，武侠是香港的，歌曲是台湾的，言情是韩国的，漫画是日本的。其结果是“外边的世界多精彩”，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漠视与缺乏信心。同时商品经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中，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辄必受到冷落。

新的一轮直接对文化遗产构成破坏的是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些情况，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基本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城市甚至连一点历史踪迹都没有留下。我们可以将这城市文化的现代悲剧解释为对城市的改造缺乏文化准备；可以解释为老百姓迫切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解释为在不可抗拒的政绩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究竟在这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已经将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全部卷土重来一次，抹去历史记忆，彼此克隆，最终像蚂蚁一样彼此相像。同时，堆满了东施效颦般伪造的罗马花园、意大利广场、美国小镇、英国郡，大概我们还乐陶陶地以为自己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实现了“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吧。为什么不去反问自己一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糟踏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

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的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与愚蠢。

2004年底，在对文化遗产考察进行总结时，我们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濒危。一方面由于物质遗产是有形的和固定的，相对稳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和动态的，容易被忽略，受到损害也不会立即看到。比如节日文化，直到人们几乎把传统的节日忘却了，才感到了危机。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的，没有文字记录，易于丧失，失去了便无迹可寻。比如说原先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史诗、传说、故事、民谣，还有几人在说，有几人会说？现在在旅游区内，导游们讲的“民间故事”，多半是为了提高游人兴趣而现编现造的“伪民间文学”吧。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濒危的是三方面：一、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二、文化传承人；三、古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