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作者：陈燕楠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06期

【摘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从西北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创了陕甘边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切实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向前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探索，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现实启示。 【关键词】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历史经验，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6—0102—06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革命的成功实践，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生动体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人民，百折不回、浴血奋战，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有了后方依托，使西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迅猛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历史轨迹，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归纳的那样，“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1]547通过武装斗争，不仅建起了革命根据地，还发展了革命政治、革命经济和革命文化，使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三方面工作，总结经验，为今所用。 一、 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发展的历史沿革

自1932年2月至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发展阶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在西北大地上建立了红色政权。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成为了党中央、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人民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出发点。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一系列决议[2]92，要求：“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但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3]197。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决议，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先后在陕西、甘肃等地组织和领导了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经验不足，特别是受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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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这些斗争都失败了。对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失败的教训，刘志丹有过深刻反思，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4]4在1932年，也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刘志丹就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名义发表布告，将“建立陕甘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定为游击队的根本任务。[5]81从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开始着手创建红色根据地的工作，他们领导党员、团员中的骨干分子挨门挨户做工作、做调查，逐渐组织起了农会、贫农团，发动群众组织分粮斗争，进而组织游击队，通过一次次小规模的战斗来锻炼、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斗，西北革命形势很快就有了大的转变。1932年3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甘肃庆阳的正宁县寺村塬召开了有附近一带72个村镇的数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7月下旬，由于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指挥上的失误，游击队在国民党军强敌面前三战皆败，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随之解体。

陕西省委遵照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的要求，并根据游击队的实际情况，最终于1932年12月上旬，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二团，该团随后南下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1933年4月5日，在刘志丹的领导下，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在各村建立了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制定了土地法，建起了亭子沟集市，在薛家寨设立了党政军领导机关、后方医院和区、乡、村政权。[4]86

1933年10月，由于反动势力大规模入侵，根据地领导机关撤出薛家寨，照金苏区失守。同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南梁、照金和安定三个战略区。当月8日，刘志丹、王泰吉主持召开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并组建四十二师，使陕甘边的土地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1934年初，南梁苏区初具规模，2月25日，由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恢复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同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在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甘红军在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委员会。 二、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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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通过艰苦的兵运工作，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了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他们吸取前两个中心回旋余地小的教训，选择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在南梁侧翼建立了照金、安定两个战略区，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安全环境，这些都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保障。为巩固根据地、扩大红军，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各项措施，切实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为西北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立人民政权，除了要依托工农武装的强大力量之外，更要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在中央苏区建设中，就曾规定：“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它直接依靠于民众”， “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6]654在中央关于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政权的决议中，也提出：“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乡村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5]77在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创建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特别注意政权的阶级属性并将之贯彻到具体的选举制度中，按照规定：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中农二十人选一个代表，贫农十人选一个代表，雇农五人选一个代表，这就保证了贫下中农在工农民主政权中政治和组织上的优势。[5]230在筹备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筹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工人、农民、军人、妇女各方面代表积极参与，充分体现了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广泛代表性，对于这次会议，有人称赞道“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7]43，441934年11月初，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法律文件，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开天辟地第一次”让老百姓看到了民主权利、享受到了民主权利，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红军是苏维埃政权存在和运行的基本保障，但是对于政权与军队关系的问题，刘志丹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体现对政权建设的高度重视，刘志丹在与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接触中，时刻表现出对习仲勋的尊重。例如，为了教育军校学员“一切人都要服从政府法令，不能以军压人”，刘志丹带领所有学员向习仲勋“立正”、“敬礼”。[4]98-99又如，为了“扩大我们政府的影响。要政府在人民中建立威信”，刘志丹积极支持习仲勋，要他“用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发布告。[4]45

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是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大特色。为了扩大政权的执政基础，红色政权对哥老会成员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政策，逐步予以改造。习仲勋曾强调：“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8]166哥老会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陕甘地区的哥老会势力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只是生活所迫，为保护财产无奈而加入。刘志丹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把很大的精力用于对哥老会成员的争取、教育、改造和团结工作。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他加入了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9]128通过此身份争取各地哥老会武装，在他的宣传教育下，很多哥老会骨干参加了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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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建立之初，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就特别重视反腐败工作，刘志丹曾专门强调：“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10]74而且严惩腐败分子，规定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对于这项政策的效果，习仲勋后来评价说：“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11]相关法规的制定是重要的，但是反腐败更要见之于行动。例如，在根据地分配土地的过程中，原土地委员长张步清因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贪图个人致富，丧失了革命斗志，使分地运动很难推进，群众意见很大，刘志丹果断撤销其职务，此举引起极大震动，很好地教育了各级干部。

（二）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经济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为了巩固和建设陕甘边根据地，采取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措施，刘志丹、习仲勋等带领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群众斗争，打土豪、除恶霸，很快就将群众发动起来，掀起了西北土地革命的浪潮。为解决穷人缺口粮的问题，各级干部组织起70多个村庄的群众，选出代表，成立了分粮委员会，命令地主交出多余粮食，分配给没粮的农民。根据地建立后，各级苏维埃政府紧密团结贫农会和雇农工会，成立土地委员会，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政策，丈量核实土地，组织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地农民，帮助穷人种好庄稼。

在土地革命中，刘志丹、习仲勋等从实际出发，为使地主和富农能够支持政权，制定了比较合理的土地政策，这和其他根据地对他们所采取的过“左”的政策形成了明显对比。对于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新政权规定：“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12]184为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苏维埃政府提出了阶级划分的明确标准，规定：“决定阶级，是依照人们在生产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与剥削关系，及生活情形如何，为主要标准。通俗些说，就是依照他干什么事，剥削别人，或被别人剥削，及生活好坏，为决定阶级的主要标准”，而且特别批评了过去分田时经常出现的两种问题，即：“算陈账的方式，须坚决反对，对于只以土地或财产多少，来决定阶级，也是不对的。”[5]92

陕甘边根据地经济落后，广大群众极其贫困，苏维埃政府除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之外，同时也通过多种政策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粮食不仅是民众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关乎人民军队命运的重要问题，正因为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刘志丹等特别强调“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12]185妥善处置没收财物，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处理好就可以赢得民众支持、推动革命发展，反之就会失去民心，使革命受损。所以，在占领延长县城后，刘志丹指示部队：只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准侵犯其他群众利益。[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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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特别是经过长期战乱，商业凋敝。为了繁荣经济、发展生产，满足群众需要，人民政府专门在荔园堡设立集市，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集市。针对当地物产匮乏的问题，习仲勋专门指示苏维埃政府以优惠价格将山货和牲畜卖给白区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而且他还曾亲自请庆阳的大商人吃饭，以真情感动他们。[4]44经过一段时间，白区商人渐渐同情了革命，开始主动向苏区输送货物，根据地的经济也一天天繁荣起来。随着商贸往来的进行，刘志丹等人逐渐发现，为摆脱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就必须控制财政权，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因此，他们决定印制、发行边区自己的货币——“南梁油布币”，这种钱币由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用桐油一印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9]153边区货币价格稳定、购买力很强，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根据地施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消除了封建土地关系、解放了农民，更改善了农民生活，为促进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发展文化教育，推动社会建设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让群众参与革命，投身解放事业，除了必须给予他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之外，同时也要给予他们必要的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满足群众的文化诉求，也出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革命政权建立起军队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

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1934年11月7日，在习仲勋的支持下，陕甘边苏区在荔园堡建立了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受限于当时边区的物质环境，办学条件是异常艰苦的，学校借用三间民房和三孔窑洞，作为教室和师生宿舍，用石板作黑板，锅底灰作墨汁，教师以土块作粉笔，学生拿柳木棍在地上写字，就是在如此条件下，仍然坚持免费教育，“穷人的孩子都可以念书”，这所小学共有教师2名，学生79名。[13]列宁小学的中心任务是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为实现这一任务，教师专门设计了教学内容，将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具体来说，一方面为让学生学得会、记得住，在语文教学中采取了儿歌的形式，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还有“南梁来了刘志丹，领导我们把身翻”等等；[12]184另一方面，特别突出对学生军事能力的培养，体育课以进行军事体育锻炼为主，用红缨枪、木刀练习格斗劈刺。除了重视儿童教育外，习仲勋领导根据地政府积极开展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建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14]160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枷锁。

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妇女，坚决改变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作为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在1931年和1934年分别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在陕甘边革命政权建立后，刘志丹、习仲勋高度重视妇女解放事业，在苏维埃政府中专门安排了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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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委员会，并推选来自西安的知识女性张景文担任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妇女解放斗争当中，带领妇女开展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倡导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至今，南梁地区的很多人仍记得她亲自编唱的一首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15]

边区政府发展教育文化、推动妇女解放、建立群众组织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确立了信心，为边区的革命斗争做好了思想准备。更进一步说，通过以列宁小学和妇女解放为中心的社会解放运动，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深刻改变了边区群众的思想文化观念，为后来党中央、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最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三、现实启示

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甘边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所展现的杰出贡献和光辉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群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陕甘边革命政权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坚持从西北的实际出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创造，创建、巩固和扩大了这块根据地。特别是刘志丹能在远离中央，一定时间没有上级党指示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灵活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西北实际，成为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模范，正如《解放日报》所称赞的那样，“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政策，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16]刘志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西北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在危难时刻挽救了西北革命。刘志丹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建立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为西北革命事业继续发展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领导以身作则，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建设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不论革命形势多么紧迫，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逐渐发展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党员队伍。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主要干部，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以身作则，坚持五湖四海，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使革命队伍越来越强，根据地越来越壮大。为了加强党员的纪律性，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都特别重视反腐败工作，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专门规定“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错误，都要处分。高岗犯过错误，也受到撤职的处分。”[11]除了言传身教之外，陕甘边特委、军委和政府还通过干部学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为了进一步提升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本领和素质，专门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培训当时的连排级干部以及一些地方干部。[1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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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纵观陕甘边根据地历史，革命政权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根本原因就在于红军、根据地政权真心为群众谋利益，始终保持同最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曾用刘志丹的事迹教育我党干部，称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8]60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习仲勋也是群众的“自己人”，正如党对其所作的鉴定中所说：“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12]320人民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坚定的群众观点，更是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保障群众利益，使群众能参与到与自身相关的政策决策中。例如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就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意愿，如肃反政策规定：“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12]185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西北地区的现实社会情况出发，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在根据地开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民主政权，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所表现的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不朽精神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了光辉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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