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

浩然：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

作者：张 弘

来源：《小康》2008年第04期

浩然是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的现象和风景。有关他的是是非非，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 在1999年《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小说中，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语教授西里尔。伯奇以《浩然的小说》为题，对《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进行分析和批评后如是写到，“在讲故事的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

2008年2月20日，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浩然，在五年多的植物状态之后，终于抛开生前的是是非非，撒手人寰。然而，有关他的争论并未中止。

心系《艳阳天》

1962年12月，在前辈作家萧也牧的鼓励下，30岁的浩然开始准备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这一年，他的小儿子梁秋川出生了。三十而立，浩然把创作《艳阳天》看成了自己一生成败的关键。他同时认识到，不把全身心的力气都支付给它，是难以取胜的。于是，他向供职的《红旗》杂志社清了创作假，到北京西山处作家写作所全心投入这本书的创作。 此前，浩然已经出版了《喜鹊登枝》等几部短篇小说集。作为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而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浩然有过春风得意的喜悦。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萧也牧建议他写长篇小说，正说出了他自己有打算却又没把握做的事。因此，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了《艳阳天》的创作。他以顺义县最边远的山旮旯子焦庄尸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萧永顺为原型，开始塑造萧长春这个人物形象。

一年多以前，他在山东潍坊昌乐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下放，因为听从了农民的提醒，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他自己也得以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这件事使他“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后，在与《浩然口述自传》的作者郑实谈起时，他还说到，“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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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人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而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则成了书中“马老四”的原型。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记得，“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20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利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艺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里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可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

19年，《艳阳天》第一卷问世，到“”前夕，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学者丁东读到《艳阳天》，是1968年到山西农村插队的时候。他记得，“当时，别的小说已经不怎么流通了。村子里和我一起插队的好几个人都想搞文学创作。大家有一个话题，就是《艳阳天》和《创业史》的比较。这两本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有知青认为，《创业史》比《艳阳天》写得更深刻一些。其中，有一个同学把《艳阳天》研究得滚瓜烂熟，他把浩然当作了创作楷模，比照着浩然来创作，成了当地的文艺创作骨干。”

作家刘庆邦是在1965年读到的《艳阳天》。这一年他刚上初一。“那时。我们的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艳阳天》，还让我们朗读。读了之后确实觉得很好。”刘庆邦说，“这时，‘’还没有开始，但是。好多作家都失去了创作的权利，《艳阳天》也特别符合当时的需要。当时出长篇小说的人很少，要买一本长篇小说还很不容易。所以出一本氏篇小说全国的人都在看。” 1972年读到《艳阳天》的陈徒手当时在福州上中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明确不同意后来流行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中就浩然一个作家不准确，我记得那时候起码有十几二十多个作家的书，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浩然的《艳阳天》。”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的回忆也证实了陈徒手的印象。她说。这时的小说有《千重浪》、《东风浩荡》、《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等等，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比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

《艳阳天》引发巨大反响，很快，由曹灿播讲的“小说连播”又把它以广播的形式传播到千家万户。在城市和农村，有线广播使浩然的这篇小说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 三十而立，浩然心中非常得意。千字10元的稿费，他全部交了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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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金光大道》

1966年到1970年底，浩然是在斗批改和下放农村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

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已经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重新返回了北京，调到了农村组。当时。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队长王国福被树立为典型，他被选中给王国福写一部传记。浩然表示，写这篇传记，自己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王国福的故事》交上去，然而《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吴德怕惹事，不让发表。于是，浩然就把搜集到的资料用到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

其后，浩然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金光大道》。这里离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萧永顺住的焦庄产都比较近。临去之前，吴德说，你把去向告诉我们，必须保证随时能找到你。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第二部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对于自己的这部作品，浩然如是表示，“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韦君宜的回忆则表示，“当时的大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部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到写第二卷时。韦君宜从干校奉命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任责任编辑，编辑组长是一位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要求增加抗美援朝的内容，浩然只好收回稿子增加。

尽管浩然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从读者和文艺界的反映来看，多数人更喜欢《艳阳天》。

但是，这并不影响《金光大道》受到格外的青睐。丁东回忆说，“”中先恢复故事片拍摄和放映的时候。最先拿出了四部电影，其中就有《艳阳天》，其余的三部是《青松岭》、《火红的年代》、《战宏图》。拍完《艳阳天》，接着就拍《金光大道》。陈徒手说，“《金光大道》上演的时候，彩色的电影海报贴满了街，男主人公和女主角面对面对视，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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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惹眼，因为那个年代很少有那种交流的表情。而电影演员王馥荔，当年就是因为在电影《金光大道》成功扮演了吕瑞芳成为‘中国第一嫂’。”

“”中亲自召见

1966年，浩然因为出生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也很好而被以军宣队为主的北京市文联工作组看中。被推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

浩然第一次和见面是在天桥剧场，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和他谈论起《艳阳天》小说与电影。几天以后的一个凌晨。浩然被吴德带到钓鱼台，接手了一项任务——与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还让浩然和张永枚搜集材料，创作作品。这是他第2次见到。

从西沙回来之后，浩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在这个会上，浩然亲眼看到，拿着狄福才的档案袋。狄福才原来在8341，是派到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到后心里不由得一惊。认为派来的人，都这样说。他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由此开始，浩然和开始刻意保持距离。

在惶恐和紧张中，浩然用一个月时间写出了《西沙儿女》。由于对生活不熟悉，他把自己年轻时知道的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了一下就应用了上去。在多年以后出版的《浩然文集》中，浩然没让收入这部作品。

浩然心里的忐忑，在其长子梁红野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有一次，浩然把梁红野叫到跟前，告诉他，床上枕头里藏了几百块钱和一些粮票，都是父母多年积攒下来的。他担心万一什么时候自己被抓被关，年纪轻轻的红野就得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因而预先告诉他有那些钱和粮票，以备不叫之需。

推脱布置的任务

1975年9月16日，浩然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的电话，说让他到大寨去。浩然17日赶到大寨，

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他第4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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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浩然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浩然回答说，没有听见。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接着问张永枚，张回答说，听到了，说同志是吕后。一听就破口大骂。

吃饭的时候，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

让浩然和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于会泳还宣布，布置的创作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回到北京，浩然第二天向做了汇报，并直接跟主管文艺工作的黄表明不愿意执行交给他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说，拖拖看。于是。浩然就藏到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文化部刘庆棠等人通知浩然，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浩然为了逃避，又通过领导在初二躲进的301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

在后来的回忆中，浩然称，自己一直拖着没有写这部作品。1976年9月，浩然成为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和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

步入生命低谷

粉碎“四人帮”以后，浩然从山巅跌入了谷底。《金光大道》第三、四卷因“四人帮”倒台未能出版，根据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改编的电影未及封镜便被打入冷宫。1977年12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代表，1978年会议开幕时却被突然取消了代表资格。这对浩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事发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陈徒手后来访问浩然的时候，他还提过好几次。此外，浩然成为了清查对象。最终被认为“摔了跤，没有完全陷进去”。

这段时间的浩然心情落寞，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去他月坛北街的家。中去看望时，老伴说，很久没人来看望他了，而浩然则摇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和多年没见面的刘绍棠一起来给浩然鼓励。人民体育出版社原文艺编辑1988年去采访浩然的时候，浩然提到，自己被批判的时候，一位领导(也是文化人)对一个日本记者说，浩然的小说并不是他写的，他会写什么小说?是雇人写的，署上他的名就是了。浩然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将掏出的烟和火一把扔到窗外，从此再不吸烟。

复出执掌《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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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之后，浩然担任了《北京文学》的主编。上任以后，浩然强调要多发工农兵作者的作品，从1990年到1992年，《北京文学》几乎没有刊登名人的作品，基本部是基层业余作者的稿子。北京作协会员。平谷的张爽很早就认识了浩然，他说，“浩然破天荒地在《北京文学》头条位置一举发表了平谷区农民作者陈绍谦的小小说25篇，此举惹来了很多非议，议论声四起，有的说，《北京文学》之后该改名叫《郊区文学》得了。一些作家联合起来，不给《北京文学》写稿。”

《北京文学》社氏章德宁回忆说，“作为编辑部成员，我们也很苦恼。大家就想扭转局面。后来，浩然也听到了这种批评，他也不太管了。到1993年，他基本不过问稿子的事了，一些作家慢慢给我们写稿。”

章德宁说，在这之后。有些大的会，《北京文学》编辑部请浩然参加，他一般都来。浩然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所以有些企业家都很尊重他。只要是编辑部求他的事，他基本上都做。 浩然的女儿梁春水说，浩然从80年始，基本是在通州区。1986年去三河，先是挂职段甲岭镇(紧挨着蓟县，离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很近)副镇长、镇长，1990年在三河县成立了文联，创刊了《苍生文学》。

在培养业余作者方面，浩然不遗余力。粱春水如是认为，“他把这个工作当成了自己创作的一部分。”

文艺绿化不遗余力

张爽说：1998年，自己申请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会上讨论名单时，浩然一听没有张爽的名字当场就问：平谷的张爽怎么没有?作协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他的入会申府上报晚了。浩然一激动就又说出了过头的话，他宁肯得罪那么多著名的作家，也要为一个热爱文学喜欢写作的农民争一个‘作家’的名份。“结果我可能是北京作协历史上唯一一个没被提上理事会讨论名单而加入作协组织的一个特例。”张爽说。

不仅如此，浩然为业余作者主编了“三河泥土文学丛书”、“北京泥土文学丛书”等等。但是，浩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1987年，浩然出版了43万字的长篇小说《苍生》这部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社会巨大变化的小说，发行了一万多本。后来，《苍生》被改编称了电视连续剧。1990年2月，《苍生》荣获北京市庆祝建国40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的文学优秀作品奖；1990年5月，又荣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苍生》先后所获得的两笔奖金都是1500元，第一笔奖金，浩然捐给了三河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第二笔奖金。浩然捐给了三河文联，作为《苍生文学》的办刊经费。2001年，69岁的浩然为他的71岁的“老学生”——三河段甲岭山区的老农民李纲出书，在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0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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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浩然还推出了自传三部曲《乐土》、《活泉》、《圓梦》。本来他还想接着写下去，但是，身体原因使他不得不中止这样的念头。后来。浩然还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玎过《“”回忆录》的出版协议，但是，他一直没有写。

刘庆邦认为，“浩然后期的小说写得比以前好，《苍生》等拍成电视剧反响不是特别大，这可能主要还是政治的原因，媒体对他宣传很谨慎，不像刘一些新作家无所顾忌，老想着他在‘’的走红。我觉得，《苍生》比《艳阳天》好，意识形态的东西少了，艺术的东西多了。”

围绕浩然的两次争议

进入90年代之后，文艺界围绕浩然先后召开了两次争论。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终于出齐了。

此时，离这部作品第一部出版已经相隔了20多年。可想而知，这时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艾青在1994年10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第二阶段的争论，是由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引起的。这篇4000字的文章披露了浩然的观点主要是：(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期间，我对社会、刘人民是有贡献的。

其后，吴越农、章明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批评浩然。此后不久就访问浩然的陈徒手称，浩然看完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以后半天不说话。他对很多问题表达可能更困难。批他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他觉得有隔膜。作为“”当事人，他觉得别人说的隔了一层。双方没有办法交流，他也没办法大声去说什么。

张爽对浩然的一次哭泣记忆尤深。2000年夏。三河文联和平谷文联联合搞了个联谊活动，浩然也参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张爽所见过的最显衰老的浩然，一点也没有了当年编“泥土文学丛书”吋的意气风发。他拄着杖，慢慢走在山路上，头上满是白发。

张爽说，那天中午很热闹，大家相互敬酒。自己坐在浩然的对面。浩然在与和他年龄相仿的韩牧平先生喝酒，两人提到了年代，谈着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又感叹自己现在都已经老了。“我看见他大颗、大颗地掉着泪，眼泪砸在酒杯里，砸在菜碗里。那是控制不住的泪水。浩然好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那一刻，屏声静气的几个酒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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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听到他哭出来的声音。因为极力压制而又变形了的声音，有些尖，有些细。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