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兰州白塔和兰州太平鼓的历史与百度搜索的商榷
白塔山公园
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的白塔山上，因山头有一元代白塔而得名。白塔山山势巍峨起伏，蟠结城郊，有拱抱金
白塔山公园(9张)
城之势。白塔原为纪念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在兰州病故的一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现存白塔系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镇守甘肃内监刘永成重建。清康熙54年（1715年），巡抚绰奇补旧增新，扩大寺址，起名“慈恩寺”。白塔七级八面，高约17米，下筑圆基，上着绿顶，各面雕有佛像，檐角系有铁马铃。塔外通涂白浆，如白玉砌成。白塔山1958年辟为公园，总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分为三台建筑群，依山而筑，飞檐红柱，参差有致，各建筑以亭榭回廊相连，四通八达。山上原有象皮鼓、青铜钟、紫荆树，古称“镇山三宝”，现紫荆树已枯死。白塔山经过多年绿化，树高林密，曲径通幽。公园三台大殿内独特的“黄河奇石馆”藏石丰富，独具风格。山下为中山桥，二者已连为一体，成为兰州旅游的必游之地。
兰州市白塔山东约1公里处有元代的王保保城遗址。相传明初，大将徐达、冯胜奉命
攻打元军王保保，久攻不破，恰至元宵节，徐达命军士做成又粗又长的鼓，扮成社火队混入城内，以大旗为号，里应外合，终于攻破了王保保城。为纪念这场战斗的胜利，这种鼓被命名为“太平鼓”，并成为兰州社火的主要表演形式。从此，王保保城和太平鼓更加闻名。
以上之文录于百度搜索的《兰州》。关于兰州白塔的历史，本人曾于2006年在《兰州晚报》上发表了《白塔简介》值得商榷》一文，文中以史实驳斥此谬说。本文指出：“白塔原为纪念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在兰州病故的一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观点，该文一发表。曾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为此兰州市有关方面还专题召开了座谈会，与会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对白塔原为纪念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在兰州病故的一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本以为这一对白塔历史错误论断从此消失，今日无意中在《百度》中搜索《兰州》，看到本文开头的摘录之文，实为震惊，同时这一摘录的文中还有“兰州市白塔山东约1公里处有元代的王保保城遗址。相传明初，大将徐达、冯胜奉命攻打元军王保保，久攻不破，恰至元宵节，徐达命军士做成又粗又长的鼓，扮成社火队混入城内，以大旗为号，里应外合，终于攻破了王保保城。为纪念这场战斗的胜利，这种鼓被命名为“太平鼓”，并成为兰州社火的主要表演形式。从此，王保保城和太平鼓更加闻名。”，真是无独有偶，关于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本人也是多次发表了关于徐达攻城之说，是民间传说而非历史的文章。徐达打败王保保的关健一仗是在沈儿峪（今定西市境内）时间是四月，不是春节，用讶鼓（太平鼓的前身）赚敌的是：北宋开边大将王韶解放熙河地区（包括兰州）而不是明初的徐达，民间传说把王韶讹传成徐达是张冠李戴了！本人的观点有关方面也很重视，但是，一个不符历史的错误观点要还其本来历史面貌是多么的艰难呀！为证视听，本人不得不将两篇拙文附录于后，以供诸君明辨是非：
《白塔简介》值得商榷
曲 杰
兰州白塔山上的白塔，为兰州市标志性景点之一，一九六三年就将其确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笔者每日晨练时登上白塔山，近瞰市区，俯览黄河，远眺兰山，气爽神怡。然而，我最不愿走近那高耸的白塔跟前，其原因是那放在白塔座基上的《白塔简介》（下称简介），让我避而远之。
《简介》其文如下：
元太祖在完成大元帝国疆域的统一过程中，西藏拥有实权的萨迦派法王派一位著名的喇嘛为其代表去谒见成吉思汗，到兰州后因病去世，公元1228年元即下令建塔纪念,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甘肃巡抚绰奇扩建寺址改名“慈恩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则用中英文对照写出的简介，不知始放于何时？其对兰州白塔历史缘起的叙述，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为解其惑曾翻阅过一些资料，觉得《简介》中所述让人难于接受！本早想说一说，后觉得兰州的地方史志专家们都视而不见，我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我心中平静，每当我在白塔前看到游人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简介》，其中不乏抄录者和来自域外的旅游者时，就使我心中惴惴不安起来！笔者又在书店中随机翻阅了一些旅游书籍，发现介绍兰州白塔的文字，大多与《简介》有着因果关系，才知《简介》已被广为引用了！
白塔山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山上有一座元代兴建的白塔，原是为纪念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在兰州病故的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故名白塔山……
引自颜东著 《自由自在游丝路》147页 人民交通出版社
白塔是山上最早的建筑，始建于元代，据记载，西藏萨迦派法王派一位喇嘛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途经兰州病逝于此，于是，成吉思汗命人修塔纪念……
引自余沧海著《寻梦甘肃》24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上引二则有关兰州白塔历史的内容，不难看出其都源自《简介》，《寻梦甘肃》的作者并进一步加以发挥：白塔为“成吉思汗命人修塔纪念”。
因此，为消除一个学人的内疚，笔者觉得憋闷于胸的话迟早也得说，作为兰州一市民，不愿看到《简介》中那无从确考之说人云亦云，为避免其继续流播，故而笔者不能再缄口了！再不能让一些不究底里的作者在出版物中以此《简介》为依据去误导读者和旅游者，故而与《白塔简介》作者就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予以商榷，以正视听。
有两个关键问题，笔者以为值得商榷：那就是关于白塔寺建寺缘起和建寺的始建年代。
首先一个问题是：白塔寺建寺缘起到底是什么？
问题的核心在于：西藏萨迦派与蒙古汗国间的联系始于何时？《简介》中似乎在说：西藏拥有实权的萨迦派法王在成吉思汗生前就主动派出一位著名的喇嘛去谒见成吉思汗，不幸到达兰州后病故。史载1227年7月成吉思汗死。也就是说，西藏萨迦派与成吉思汗的联系应开始于1227年之前，那么，这位来自西藏的高僧应是在1227年之前就已动身，并且也病故于1227年前，否则就难于在1228年就下令建寺纪念了。
笔者查阅到的历史史实是：1239年，坐镇凉州（今武威）的窝阔台（元太宗）之子阔端派遣部将道尔达（多达那波）率兵进入乌思藏，“多达那波为首领率元军来到西藏，他们
运用能使大自在天神也生畏惧的战术和战略来征服藏人，使全藏一切方隅都归附在他们威慑之下”（《西藏王臣记》88页），道尔达陈兵扬威并探明情况，1240年，阔端决定召请通晓五明的萨迦派首领萨迦·贡噶坚赞。其时，乌斯藏地区仍是从九世纪吐番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之后就出现的教派和部族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十三世纪中叶的萨迦班智达（班智达为大学者之意，简称萨班）并不具有什么对吐蕃地区统一的行政和军事实权，只是有很高的声望，他也并未立即听召。1244年，阔端再次发布召请令旨，此次召请带有最后通牒性质：来则一切好说好商量，不来则派军前往追究。年已六十三岁的萨迦班智达接到令旨，为了吐蕃僧众不再遭受兵燹，和藏地众首领协量后，携其两个年幼的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前往凉州，于1246年抵达。1247年，与参加完推举大汗（贵由汗元定宗）大会后返回凉州的阔端相见，双方约定：吐蕃归附蒙古国。萨班受命向乌斯藏地方各部发布《萨班致吐蕃各地僧俗首领书》的通告。从此，吐蕃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用和平的方式统一了藏地并成为蒙古汗国的一方辖土，后成为大元帝国的十一个行省之一（宣政院辖地）；从此西藏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元一代，藏传佛教有多位高僧出任大元帝国的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显赫一时。这是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毋须笔者引经数典。其次，萨班于1216年出任萨迦寺寺主，史称“萨迦四祖”，如果说1227年前后的萨迦派法王，那就应是萨班本人。在上述史实中，可以确定的是：在1246年之前，西藏萨迦派法王是不可能主动向蒙古汗国派出代表的，更不可能存在成吉思汗生前的1227年前就有乌斯藏地区的所谓“拥有实权的萨迦派法王派一位著名喇嘛为其代表去谒见成吉思汗”之说。因此，白塔寺建寺缘起的理由，也就难于成立了。
第二个问题是：白塔寺始建年代为1228年吗？
如前所说：萨班本人于1246年亲自来凉州后再未离开过凉州。因为建寺缘起的理由不能成立，但不知白塔寺于“1228年元即下令建寺纪念”的这一非常精确的建寺年代之确定依据何典何章？1228年（该年为：蒙古汗国拖雷太子监国、金正大五年、宋绍定元年），
蒙古汗国刚刚占领兰州，当时监国的拖雷太子，是否佞佛无从稽考，此前的1220——1224年，道教道长邱处机曾去中亚谒见成吉思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为证。现在有史可考的是：从忽必烈起，蒙古汗国才对佛教格外垂青。所以，以笔者愚见，所谓白塔寺因纪念所谓的萨迦派著名喇嘛而建寺的，既是著名，就应史有留名！历史是含糊不得的。否则于1228年的立论因没有信史的依托，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更何况有人就此发挥出1227年就已故去的成吉思汗还命人所建之说，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其实，对上述两个主要问题，早有人对其提出不同的看法：如由秦峰主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导游词》一书，在叙述关于兰州白塔山的历史简介时，特别介绍了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盟的历史，并对《简介》所述内容加上了“传说”二字：
传说萨班·贡噶坚赞在返回西藏的途中病逝于兰州，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黄河北山修建一座通体雪白的白塔，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
萨班·贡噶坚赞的功绩不容抹煞，但他病死兰州的说法至今找不到证据。萨班·贡噶坚赞1251年圆寂于凉州，葬于凉州白塔寺，至今遗迹尚存。（秦丽娟 黄英）
上引之文明确的对《简介》建寺缘起之说加上了“传说”二字，并把萨班在凉州圆寂之史实呈述于后，还将原《简介》中派代表“去谒见成吉思汗的途中”改为“在返回西藏的途中”，对萨班在兰州的病故以“找不到证据”加以质疑，其学术态度是较严肃的。
据传，成吉思汗在完成统一大元帝国疆域的过程中，曾致书西藏拥有实权的萨迦派法王，当时的法王派一名著名喇嘛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不幸，这位喇嘛到兰州后却因病逝去。于是，元下令在他去世之地筑塔纪念。白塔寺和寺中白塔的确切年代无考，始建时应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前后。现存白塔为明正统末（1449）兰州镇守太监刘
永诚重建之物。（赵九运 曹勇）
引自甘肃教育出版社《甘肃窟塔寺庙》324页
这则引文也使用了“据传”二字，其余开头文字虽出自《简介》，但他们对于《简介》中的1228年建塔之说也未予采信，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始建时应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前后。”其学术态度也是可取的。
可见，他们早就发现了《简介》中的问题，但他们用词用语都十分谦和，没有直接使用“商榷”、“就教”等词语，因此，也未引起《简介》作者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注意，《简介》文中之误依然故我！
有史可考的是： 1251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遣使到凉州迎请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以年迈未赴，与萨班同行来凉州的的其侄八思巴，时年十七岁，与阔端之子蒙哥都同行，代表萨班去了六盘山拜见忽必烈，得到忽必烈的赞赏。就在这一年11月4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去世。后在凉州建白塔寺纪念，其遗址“原名庄严寺，在今武威市东南20公里的大河乡张林寨村。建寺年代不详，据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白塔寺碑记》载：是元太宗窝阔台第三子太子阔端为西藏佛教领袖萨班重修的。”（《甘肃古迹名胜辞典》250页），萨班去世后，八思巴成为承传法螺及衣钵的萨迦派新教主，史称萨迦五祖。忽必烈非常器重八思巴， 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当年就对八思巴 “升号国师，大宝法王，授以玉印”。由于有上述史实，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建寺纪念萨班是有其可能性的，但须注明史料出处，若忽必烈、阔端或元地方当局下令建寺，其令最早也只能在1251年萨班去世之后。
笔者在兰州碑林内见到清康熙壬戌（1682）年重修凉州《白塔寺碑记》的复制品，现
节录于后：
重修白塔碑记
……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繙经番经矣，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后六载即涅槃沐浴焚化……板只达金身灵骨装入在大塔内，其余众塔俱有舍利缘……
碑文中“板只达”为“班智达”的异译，“板只达”在凉州六载也符合历史记载（1246——1251）。碑文的史料来自“番经”（藏文佛教经典）而不是明代的《重修白塔碑记》，供研究者参考。可见，兰州的“白塔禅院”与凉州的白塔寺间似乎没有“血缘”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彼白塔非此白塔也！
笔者有一假设：若有人误将凉州的《重修白塔碑记》当成兰州的《重修白塔寺记》而演绎出萨迦派一名著名喇嘛在兰州病逝之说？笔者的假设只是假设，兰州的地方史志专家们以史料为据，在其编写的《兰州市志·园林绿化志·园林》一书“白塔山公园”条中，丝毫没有见到如《简介》中所述及的关于元代萨迦派喇嘛之内容：
……正统末景泰初，镇守内监刘永诚就遗址加以重建。
第三个问题是：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还是创建于明代？
认为始建于元代的除上述外，还有：
……白塔建于元代，明景泰年间重修……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胜词典》1051页
……因元代修建的白塔寺而得名……现存白塔系明景泰年间（1450——1456）重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整修，改名慈恩寺。
《甘肃》大辞典1143页
认为白塔在明代是重建的，还有熊江宁著《甘肃》一书：
白塔原是纪念在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在兰州病故的一位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据《重修白塔寺记》载：现存白塔系明景泰年间（1450——1456）镇守甘肃内监刘永成重建。
旅游教育出版社 33页
另有周菁著《甘肃之旅》一书对白塔的介绍与《甘肃》一书中的用词相近，兹不再重复。
而笔者主张的是：白塔在明代是创建而不是重建，且作为一谬言供方家批驳。
主张是重建者与笔者主张创建之说，都主要依据的是现白塔寺西厢南壁的《重修白塔寺记》；和现仍立在白塔近前的石碑《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因字迹班驳难辨，依稀中还能辨识出一些，现录于下：
重修白塔寺记
吾兰之河北山，原有白塔古刹遗址，正统戊辰（1448年）间，太监刘公来镇于此，暇
览其山，乃形势之地，于是起梵宫，建僧居，永为金城之胜境……
嘉靖戊申孟夏佛诞日立
肃王肃世星海道人（撰文）
修建北山慈恩寺碑记
兰州之治……昔有白塔禅院，按碑考之，为明正统镇守甘肃内监刘公所创建，后于万历壬{辰郡宪诸公所重修者}（笔者以它文对照补录）下建，余于甲午（1714）秋奉命来抚，……丙申（1716）季告成……巡抚甘肃宁夏平庆……绰奇
上引两则，可以说明的是：虽原有白塔古刹遗址，这一遗址不知其起于何代，遗址上所遗情况不知，也许有旧塔的残留，也许是一无所存？是太监刘公“暇览其山，（发现此）乃形势（胜）之地，于是（决定）起梵宫，建僧居……”，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修塔建寺的缘起是因壮其山川形胜而非纪念什么高僧涅槃。可见，白塔寺在真正意义上的建寺乃自此始，这也就是今白塔寺唯一有所依据的建寺缘起。因此，清康熙时的绰奇“按碑考之”，认为是“明正统镇守刘公所创建”。《皋兰县志》也十分明确的指出：
……明景泰间，内监刘永诚建白塔寺。《皋兰县志》卷五
也就是说：明正统戊辰（1448年）为白塔寺始建年代，至于《皋兰县志》中认为“明景泰间”，应是完成时间。其始建时间认定应以《重修白塔寺记》一碑记载的1448年为妥，因为那是明嘉靖时肃王肃世星海道人的记录。
至于明嘉靖戊申（1547）时所撰《重修白塔寺记》一文中之所以用“重修”一词，是
因嘉靖丁未（1546）进行重修，这次重修距刘永诚初建的正统戊辰（1448）已近百年，以及其后于明万历壬辰（1592年）再次重修，后两次使用“重修”一词是准确的，并不矛盾的。当然，如果有人坚持以“原有白塔古刹遗址”为由，认为是重建，那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其“原有白塔古刹遗址”的年代，不应是专指元代的代名词！应从明正统上溯，那时明开国已八十年了，所以应包含明代在内，当然，元、金、北宋、西夏、吐蕃、唐……乃至晋魏时的兰州，都有可能成为“原有白塔古刹遗址”的始建年代，“白塔”一词，也非元代所专有，如今辽阳市白塔，建于金大定（1161——1189）年间；天津蓟县白塔始建于辽代；山西太谷白塔，创于晋泰始八年（272年）；杭州白塔建于五代时吴越末；四川南充白塔，始建于北宋建隆（960——963）年间；这些称之为白塔的塔寺，都在元代以前；只有北京妙应寺白塔（阜城门内）为藏传佛教白塔，以及现重修的武威（凉州）白塔，始建于元代。元代仅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而已。兰州的白塔在造型上与此元代二白塔无太多相似之处，因此，不能断定兰州白塔是藏传喇嘛塔。
所以，以笔者管见：白塔寺其建寺始建年代，此现存两碑的重要性不可小看，因为它是白塔建寺缘起和建寺始建年代的直接实物与文字记载的证据。若拿不出更据说服力的史料来推翻此两碑的记载，现白塔寺建寺缘起与建寺年代应是唯一的。
笔者还是不放心，又在两方碑文之外寻找如《简介》中所述的建寺缘起于喇嘛与建寺于元代等史料，在现白塔寺西厢有一面象皮鼓，据说明，似乎可以直接与元代挂钩了！
象皮鼓
象皮鼓为元末一位印度僧人云游白塔山时所献。原物已毁于战火，此鼓为清朝后期仿制品。
但此说同样令人难以深信，不知这是史有所载呢？还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但从七世纪印度教兴起后，佛教开始走下坡路，我们能找到的最后一名印度来华的高僧是阿底峡（982——1054），他在藏传佛教中有很高的威望。其后，印度佛教渐被印度教都所替代，日渐衰微，加之从十一世纪起，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发展，印度佛教终于在十三世纪初叶消亡。假若如“象皮鼓简介”中所说的元末，那就应是十四世纪中叶，这时还会有印度僧人来兰州云游？并万里迢迢带来象皮鼓？这无源之水，真有点儿像天方夜谈了。如若历史上实有其鼓的话，那就可能是更早的年代所遗，而不应是元末。对于象皮鼓，《甘肃佛塔窟寺》一书称之为白塔寺的三个镇寺之宝，而该书却另有一说：
……象皮鼓架在西侧鼓亭中，相传，当年一印度和尚游慈恩寺时，将他由印度带来的一块大象皮贡献在释迦牟尼像前，后用这块厚达五分多的象皮蒙制成鼓，鼓声雄浑，几百年来，象皮鼓身多次风化坏毁，而鼓面一直完好。象皮鼓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佐证。（248页）
若如该书中所说，印度和尚游的是慈恩寺，《重修北山慈恩寺碑记》中载明：1715年才改慈恩寺之名，此时为清康熙年间，而印度佛教在十九世纪末，沉寂700年后才出现了复兴运动。1891年首创摩诃菩提会，很多佛教胜地开始恢复旧观，并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因此，印度和尚游慈恩寺之说也恐难于 足信，该书中更未提及元末一说。关于象皮鼓此二说孰是？尚待进一步论证。
综上所述：兰州白塔始建于元代之结论，是缺乏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此立论是难于确认的。
顺便再说一句：《简介》中有“元太祖在完成大元帝国疆域的统一过程中”一语。“大元帝国”一词用在“元太祖统一疆域过程中”似欠妥，元太祖是庙号，成吉思汗开创的是
蒙古大汗国，或称蒙古汗国。忽必烈于1260年继承蒙古汗位是由部下黄袍加身式的拥戴而自称大汗的，因不符合大汗的推选程序而引起宗藩纷争，其弟阿里不哥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虽讨伐平息了一些，但其后宗藩拥土一方各自称汗，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等宗藩汗国其领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以西）及中西亚和东欧，忽必烈这个大汗鞭长莫及。其实际控制辖地西界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并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实际上放弃了大汗的尊号。大元帝国只是蒙古大汗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忽必烈的主要业绩为“大元帝国统一疆域过程中”，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生前只平灭了西夏，忽必烈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统领军队，热心学习汉文化，1251年，兄长蒙哥接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先后占领四川湖北等地，最后于1279年平灭了南宋，是他统一了全中国，中国历史上元代的正式纪年为1279——1368年。因此，忽必烈才是大元帝国疆域的统一者。
兰州白塔山上的白塔，这是一处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旅游景点，其历史简介必须有史可考，必须是信史！稗史、传说、笔记、碑文抑或地方史志，都必须加以印证，否则是不能随意拉来向公众简介的。笔者希望《白塔简介》的作者和有关部门认真重视这一简介，以免流误于世。
以上谬言，恳请《简介》作者和专家学者就正。
2004年夏初稿 2006年夏改。
另一篇是关于兰州太平鼓的：
兰州太平鼓历史探源
前言
一 为什么要提出探讨兰州太平鼓的历史问题？
二 弄清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源头重要吗？
三 我为什么对兰州太平鼓的历史坚持已见？
第一章 兰州太平鼓起源于北宋时的讶鼓有史可征
一 偶然的发现王韶与熙河及其人其事
二 关于讶鼓的传奇
三 北宋时期关于讶鼓的记载讶鼓在南宋及元明时期的发展
第二章 对民间传说中的元末明初徐达攻打兰州的历史论证
一 《明史》中对徐达进军兰州的记载
二 《明史》中徐达与王保保的元军决战地——沈儿峪
三 《明史》中记载的沈儿峪决战实况
第三章 有关兰州太平鼓的历史的诸家之说
第四章 当代有关兰州太平鼓的历史问题的争论
第五章 兰州太平鼓历史问题的回归之重要性
前 言
一 为什么要提出探讨兰州太平鼓的历史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探讨兰州太平鼓的历史问题？
近日有关媒体报道说：兰州太平鼓已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个兰州的市民，对于兰州城市名片的兰州太平鼓的入选都会由衷的感到高兴！于是，笔者急忙在互联网上查看有关兰州太平鼓的有关网页，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网页上看到了在文化部首批公布的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第118目即“兰州太平鼓”的介绍：
118 兰州太平鼓
时间 2006年 类别 民间舞蹈
地区 甘肃 编号 III—15
………………………………………………………………………………………………………………………………
申报地区或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
甘肃兰州太平鼓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鼓”之称，流传于兰州、永登、酒泉、张掖、靖远等地。兰州太平鼓呈圆筒形，鼓身高70至75厘米，鼓面径长45至50厘米，鼓重19至22公斤，双面蒙牛皮，绘有二龙戏珠等图案，鼓带较长，可挎在肩上，便于击打，同时又可将鼓抛向任何方向。兰州太平鼓是群舞，有“大轿迎宾”、“黄河儿女”、“擂台比武”等多种表演形式。鼓队有24至48人，多的达108人。鼓手在领队的号令下击锣伴奏，队形不断变换，一会儿是“两军对垒‘、”金龙交尾’、“双重突围”，一会儿是“车轮旋战”、“跳打”、“蹲打”、“翻身打”、“岸打”，等等。兰州太平鼓经过几代民间艺人和艺术工作者的编排、加工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低鼓”、“中鼓”、“高鼓”三种基本打法，在此基础上糅进戏剧架子功和武术技法，加强节奏的变化，单一的太平鼓击鼓节奏衍出轻、重、缓、急的不同打法，队形变化也更加流畅。鼓、锣、钹新技法的编排使兰州太平鼓更加音乐化、美术化、舞蹈化和性格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合理的发展。
发掘保护甘肃兰州太平鼓，不仅对继承和丰富中国鼓舞文化有积极意义，而且能增进中国古代舞蹈、音乐的学术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兰州太平鼓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活动人数大量减少，年轻的乡村“好家”也不如以前多了。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兰州太平鼓的挖掘、保护、整理和提高。
看到此，依照《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岂不是对于兰州太平鼓的历史且不是作了“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之官方认定？对于一个曾经为兰州太平鼓的历史研究付出过点滴汗水的学人，对于这一认定，此时的我却心中的滋味莫名！笔者从1994年开始发表论文，提出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源于北宋熙河地区由宋军军事主帅王韶所编创的讶鼓，其历史为九百多年之说。这一观点提出后，笔者因忙于他事，无暇再顾，退休后更无心于这一学术研究。可就在2006年初秋，有一家传媒忽然来采访了我，让我谈谈关于兰州太平鼓的历史，这才打开我那几乎尘封的记忆！其后，我打开网页查看“兰州太平鼓”一词，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先后有文化部网站、南方网、舞狮网、中华文化社区网、全球家庭幸福网、中国
藏学网等十几家网站在介绍有关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时，几乎众口一声的都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即所谓元末明初徐达攻打兰州久攻不下，于春节期间利用社火队进城闹社火在鼓中藏有武器混入城中，里应外合出奇制胜的故事，来作为兰州太平鼓历史的开端，并都断定其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上的《国家名录》中对兰州太平鼓虽没有提及徐达，但却肯定其历史为六百余年，也就是说：兰州太平鼓的历史为六百多年已作为官方的认定。
既然作出这样的历史认定，那我也就真的要与有关方面叫一次真，希望有关方面拿出兰州太平鼓六百多年历史认定的史实依据来！
笔者从1994年起，就提出兰州太平鼓源于北宋当时熙河地区的军政主帅王韶所创作的讶鼓这一观点。笔者先后在《文艺研究》、《舞蹈研究》、《甘肃艺苑》、《驼铃》、《群众文化》、《民主协商报》、《消费之声报》等报刊杂志上介绍讶鼓与兰州太平鼓间的历史渊源，同时还参加过一些有关会议，竭力呼吁……《兰州晚报》社的记者李建斌、何玉川在1999年7月30日《国庆盛典上的太平鼓》一文中以“讶鼓——太平鼓之祖”为小标题，介绍了笔者的观点，但是，这十多年来，令笔者十分尴尬的是应者实属寥寥，仅有全国政协网上有一篇张一平先生的《兰州太平鼓》的文章中提及了笔者的观点：
“近年来，随着兰州太平鼓的兴起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许多专家学者对兰州太平鼓这民间鼓舞艺术奇葩产生兴趣，纷纷寻根追源。在诸种说法中兰州学者曹燕柳的立论考证最为切实可信。曹燕柳在1995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撰文认为，兰州太平鼓为北宋神宗熙宁初年，由驻守熙河(兰州及附近地区)边陲的军事主帅将当地“讶鼓”改造并重新编排之后产生的。太平鼓创作于边陲军旅，突出表现了军人声威与气势的阳刚之美。特别是民间更为讶鼓艺术的沃土，深受当地人民喜爱，于是太平鼓出现不过几年便盛行于世，以致于“但习鼓舞”、“讶鼓通霄”之类场面的记载也渐渐见诸史册。曹燕柳经过大量的条分缕
析的考证，认为兰州的“讶鼓”改为“太平鼓”，其后称为“天下第一鼓”的原因，不是鼓发明于北宋的兰州，而是“讶鼓”的“举动舞按之节”，即鼓舞的套路，从兰州传遍天下，而且长达近千年，从北宋至明代之前中国汉族民间鼓舞是“讶鼓”的一统天下，兰州的“太平鼓”虽改名，但求其宗源，是“天下第一鼓”无可置疑。 由于兰州太平鼓具有“形大、量重、声洪、气势磅礴，足以展现勇武剽悍的声威”等特点，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兰州春节社火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年年春节闹社火时，兰州人都要擂响这惊天动地的“太平鼓”，以表达对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期冀和寄托对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张一平先生对笔者的观点之溢美之词，让笔者看后苦笑之余思来想去，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的成果被人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对兰州太平鼓的历史负责！现在是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假若有一天要申报“世遗”呢？又闻,兰州市正准备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兰州市重要名片的兰州太平鼓，在介绍其历史时，也以民间传说为依据么？
众所周知，历史就是历史，民间传说就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是不能与历史等同的。
谁是谁非呢！这两种对兰州太平鼓历史的起源不同，历史年代相差达三百多年的两种结论，其中肯定有一个是：是也；有一个是；非也。我想立论双方不妨把两者的观点与论证都摆出来，让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世人评说！
二 弄清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源头重要吗？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那就是这一事物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找到源头，认识现在，才能展望未来，弄清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正如《国家名录》中对兰州太平鼓提出的：
“发掘保护甘肃兰州太平鼓，不仅对继承和丰富中国鼓舞文化有积极意义，而且能增进中国古代舞蹈、音乐的学术研究。”
要进行对兰州太平鼓的发掘和保护，要能增进对中国古代舞蹈、音乐的学术研究，弄清其历史源头成为首要的问题了！如果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所谓“历史”，还能去谈什么发掘和保护？还能去谈什么增进中国古代舞蹈音乐的学术研究？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源头的历史差异两种论说相差达三百年，一个主张为北宋，一个主张为明初，这三个世纪的差距是很难弥合的，也是不容含糊其词的。作为一个《国家名录》认定的项目，其中所用的一切词汇都应是准确无误的。
三 我为什么对兰州太平鼓的历史坚持已见？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追求事物的真缔，任何时候的学术论争都是为了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兰州太平鼓的历史本人提出有别于往常习惯性的提法，而兰州太平鼓又是作为兰州的一个重要名片的价值地位，弄清其历史更为显得必要了，可自本人提出兰州太平鼓的历史之新说之后，作为兰州的学术界，就应该作出反映，赞同的也吧，反对的也吧，都应有个较明确的态度，可是，除了一个对兰州太平鼓几乎是不甚了了的外地一个不知什么资历的叫做林维权的作者，对本人发表在《文艺研究》1995年第三期上的《太平鼓正源》一文，提出了非议：《讶鼓，非兰州太平鼓之源》，但其全文仅就他所谓的“逻辑”下了这结论性的断语。而不使用研究历史所通常使用的方法，那就是运用历史史料去作为其论断的依据，（下文有专章对其高论作回答，这里不作细述），而兰州的学术界对此缄口不答，而有权下论断的权力机关也不于理睬，当我将其观点写成文章，一个在甘肃颇有影响的杂志，当我满怀期望寄去后，该刊来电话：要想发表，拿钱来！真让我欲哭无泪，我悲哀，我为我自己悲哀，我为兰州的学术空气悲哀……，一块小石头激不起什么浪花，然而，我还是要作一次蚍蜉撼树之试，我还要呐喊，可池水已结为冰，冰封了。可我还要去破冰，可
能举起的石头只能将坚冰砸一个小小的白点儿，可我还是要试一试！我还要纠缠下去，只到有人回应……
第一章 兰州太平鼓起源于北宋时讶鼓有史可征
第一节 偶然的发现
1993年，笔者回归别了八年的文艺界，像复习功课一样，翻阅几乎生疏了的旧业，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书中偶然读到这样的史料，现录于下：
教军士为讶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逐盛行于世，举动舞装之状（另作‘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所）制也。
或云：子醇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宋 彭乘《续墨客挥犀》）
当笔者最初看到这则史料时，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特别是该则史料的下半则，与兰州太平鼓的所谓徐达攻城利用社火队的民间传说有十分相近之处，于是笔者寻找这位王子醇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位无明确朝代，也不知王子醇是名还是字？在茫茫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但还是要硬着头皮试一试，于是，什么《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源》等在王姓下面搜寻，终于在《辞海》中找到了“王韶”条中有“字子纯”这三个字，可子醇就是子纯吗？当我带着疑问看完这一词条时，笔者不由地喜笑颜开了，因为这一词条中让我又意外地发现了“熙河”二字！“王子醇初平熙河……”，两者映证，子纯
当是子醇之异写无疑了。现将《辞海》“王韶”条录于后：
王韶 （1030—1081）北宋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字子纯，举进士，游陕西求西北情况，熙宁元年（1068年），上书言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使夏人腹背受敌，遂为神宗所信用。任以西事，他招降大量羌人部落，置熙州（今甘肃临洮），取河（今甘肃临夏西南）、洮（今甘肃临潭）、熙（今甘肃岷县）、宕（今甘肃宕昌）、亹（今青海门源境）五州，形成包围西夏的形势。以功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召为枢密副使，后罢去，历知洪州、鄂州等地。
王子醇就是王韶，这问题已经清楚了，那么，熙河又是什么地方呢？再查《辞海》上有没有“熙河”条？果然有，现录于下：
熙河 路名。宋熙宁五年（1072年）置熙河路经略安抚使，治所在熙州（今甘肃临洮）辖境屡有变迁，元丰后改路名为：熙河兰会、熙河兰岷、熙河湟廓、熙河兰乐等路。辖境最大时相当今宁夏中卫西至甘肃境内的黄河、庄浪河、大通河、洮河等流域，和武山、通渭以西的渭水上游流域。元丰中及宣和后，均曾置转运使。金皇统二年（1142年）改置熙秦路。
原来熙州就是临洮，熙河，就是熙州和河州的简称，今日甘肃人人尽知河州是临夏的古称，而临洮在古代曾经称之为熙州的知者可能就不多了。熙河路，路，是宋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区，因此，熙河路就是包括兰州在内的一个地区，熙河兰会路，就是包括熙州、河州、兰州、会州在内的一个行政区划，熙河兰廓（廓州，今青海省贵德、化隆）、熙河兰乐（乐都）……等就都十分明确地包括兰州在内，也就是说，当年由王韶编创的讶鼓诞生在今兰州市的附近？而《教军士为讶鼓》一文中记载的“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这利用讶鼓队赚敌
致胜的故事，不是和民间传说中的元末明初徐达利用太平鼓队赚敌的故事有其相似之处？那么，王韶所编创的讶鼓，且不是与兰州的太平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查到此，真有点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了！根据这些史料，必须进一步去追溯，那么先弄清王韶到底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王韶在熙河地区创作并利用“讶鼓队”赚敌致胜的史料是不是兰州太平鼓队赚敌的民间传说之原型？如果真的不幸为笔者所言中，那么，现今民间传说中的利用兰州太平鼓赚敌的故事主角徐达，就要让位于王韶了？假如我的假说一旦成立，往昔传之已久的所谓的“历史”就得改写了！创造兰州太平鼓历史的，就不是元末明初的徐达了：
王韶才是兰州太平鼓历史的缔造者
为此假设，笔者得一步步地进行求证，用史料来验证我的主张和展示立论依据。
第二节 王韶与熙河及其人其事
要以史实和资料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要以新论代替旧说，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但我相信，历史终归是历史，民间传说终归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代替不了历史，历史不会永远为民间传说所替代！在弄清兰州太平鼓的历史中，出现了两个关键人物：元末明初的徐达和北宋宋神宗时代的王韶。看一看这两个历史人物，谁与兰州太平鼓历史的渊源更密切？谁更可能是兰州太平鼓真正的开创者，谁更可能是兰州太平鼓的历史的缔造者。
那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两个关键人物其人与熙河和兰州的历史往事。
王韶是如何进入历史上的熙河地区的？
“王子醇在熙河”……”此前笔者对熙河可谓一无所知，过去只知甘肃临洮历史上曾叫狄道，今才知临洮在历史上曾称为熙州！老实说，笔者虽在甘肃工作生活多年，对于甘肃的历史此前也不甚了了，更不知历史上有王韶其人，为了求得史料的真实可靠，笔者几乎翻阅了宋人所有的笔记，查阅《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涵芬堂本的《续墨客挥犀》等原始史料，没想到，这位王韶竟是北宋建朝以来第一位开疆拓边的大将！一位理应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谓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资治通鉴》二百二十三卷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是他，一举收复了自唐朝“安史之乱”后于开始为吐蕃所乘机侵占的长达300多年的东起甘肃天水、甘谷，西至今青海湖以东以及今甘肃陇南的大片失地！是他，才恢复了甘肃今日的地域！唐“安史之乱”后，吐蕃趁乱只用了十几年功夫就占领了甘肃除今陇东以外的全境，公元九世纪中叶，已沦陷于吐蕃七八十年的敦煌，由敦煌义士张议潮率众揭竿而起，建立了归义军政权，甘肃敦煌才恢复了汉民族的原有生活，其后曹议金又率军光复了酒泉、张掖等今河西走廊地区，河西地区才回归中原中央建置，直到西夏李元昊于公元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崛起后，开始占领河西走廊，敦煌于1036年被西夏所夺，李元昊回军又占领了兰州。而王韶于十一世纪七十年代一举夺回了今甘肃中部和陇南即古熙河地区的历史失地，也恢复了原本是中原王朝故土的历史地域，立下了赫赫军功，并在民族团结、边贸经济、兴修水利等方面都有可以大书特书的业绩，还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如只身赴敌营劝降、利用讶鼓队为军事目的服务等佳话和军事杰作！
据《东轩笔录》记载：
王观文韶始为建昌军司理参军，时蔡枢密挺提点江西刑狱，一见知其必贵，顾待甚厚，
数年，蔡知庆州，王调官关中，遂谒蔡于庆阳，且言将应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后甘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其间有向宝议洮河一说，王悦之，以为可行，后掌秦州事宜，遂乞河湟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谋浸广，欲尽取兰、鄯、廓，知秦州，李师中以为不可，厕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命脉王克臣乘驿参验其事，克臣亦依违与会同志可，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盗官物，兴起大狱，俾蔡確推勘，蔡明其无罪自是君相之意，断然不疑，不数年，克青唐、武胜，城熙河，取洮、岷、叠、宕、西团，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是北宋宋徽宗时代人，与王韶应属同时代人，但稍晚于王韶。他为人无行而有口，工文章，尤能谈朝野可喜事，欲官，不就。是个性情犷达之士，上则笔记中，可谓是王韶的一个“小传”。文中说他原是一个小官，当蔡挺在江西担任提点江西刑狱的任上，一见王韶，“知其必贵，顾待甚厚”，数年后，蔡挺知庆州到达抗击西夏的前线，王韶也调至关中，于是他到庆阳拜访蔡挺，并且说他准备参加科考，并想了解有关“西事本末”，蔡挺遂将这前前后后的士大夫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言论与这些年关于西夏的事情“皆示之”，对他无保留的和盘托出，其中一位名为向宝的人有“议洮河一说”格外地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当他考中进士，得“掌秦州机宜”，为实现抱负，遂诣阙（向朝廷）上奏章，请求“乞复河湟故地”于是朝廷命他“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谋浸广，欲取兰、鄯、廓，知秦州。”王韶对于收复河湟已有了一套实施方案了，但这一方案，“李师中以为不可”，而其他人对此方案亦多议和沮丧，于是朝廷派王克臣来“参验其事克臣亦依违两可”，而此时，郭逵等又弹劾王韶“侵盗官物，兴起大狱”，朝廷又派蔡確来查戡，最后，“蔡明其无罪”，从此“君相之意，断然不疑”王韶得到皇帝和宰相的信任，“不数年，克表唐、武胜，城熙河，取洮、岷、叠、宕、西团，为熙河一路，由上（皇帝）不疑所致也”。
王韶三上《平戎策》，为北宋王朝奠定了对（西）夏的战略决策
王韶他少年时即胸怀壮志，得到蔡挺的尝识，后王韶又赴庆州（今甘肃庆阳），蔡挺遂将朝廷中官员们对西北边事的见解向王韶一一介绍，王韶认真地听取了恩师的意见，又亲自多次深入边境地区调查研究，得中进士后，在时任首辅王安石的支持下，三上《平戎策》，即：欲平西夏必先复河湟。受到宋神宗的信任，让我们先来看看《宋史·王韶传》：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第进士，调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
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
（《宋史·三二八卷》
其子王厚传:
厚字处道。少从父兵间，畅习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不听。绍圣中，用荐者换礼宾副使、干当熙河公事。
会羌酋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师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陇拶出迎。遂定湟、鄯。诏赐陇拶姓名曰赵怀德，进厚东上阁门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种叛，合兵来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怀德，而贬厚右内府率，再贬贺州别驾。
崇宁初，蔡京复开边，还厚前秩，于是羌人多罗巴奉怀德之弟溪赊罗撒谋复国。
怀德畏偪，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朝廷患众羌扇结，命厚安抚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多罗巴知王师且至，集众以拒。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羌备益弛，乃与偏将高永年异道出。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险，厚进击破杀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罗巴，与俱遁。遂拔湟州。以功进威州团练使、熙河经略安抚。
三年四月，厚帅大军次于湟，命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别将张诫将右军出宗谷而南，自将中军趋绥远，期会宗哥川，羌置陈临宗水，倚北山，溪赊罗撒张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军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亲帅强弩迎射，羌退走，右军济水击之，大风从东南来，扬沙翳羌目，不得视，遂大败，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罗撒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将夜追之，童贯以为不能及，遂止。师下青唐，知罗撒留一宿去，贯始悔之。厚将大军趣廓州，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
明年，罗撒复入寇，永年战死，羌焚大通河桥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御使。已而赵怀德约降未决，厚以书谕之，怀德即纳款。还厚旧官。入朝，提举醴泉观，卒。赠宁远军节度使，谥曰庄敏。
这则传记中，十分明确地把王韶的“平戎策”阐述的清清楚楚。王韶为宋王朝针对西
夏的侵扰，构划了一个可行之有效的战略决策。因其战略思想条理清晰，“平戎策”中将青唐（大约今定西、漳县一带）这一部族所在地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一旦青唐这一最大的部族被西夏军占领，就等于打开向南的大门，西夏军不仅会大掠秦州和渭河地区，还会不时掠夺洮、河一带，甚至陇蜀诸郡尽皆遭到侵扰。瞎征兄弟所据的岷州、河州也难自保，青海北部的唃厮囉家族，只有董毡勉强自立，瞎征等各不过一二百里的地域，如此分散割据的部族，怎能与强敌西夏抗衡？况且，今武威以南直至洮州、河州等地，皆汉族故郡县，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一带，土地肥美，趁今诸羌尚未统一，此正是兼抚之时，诸羌若服，唃厮囉敢不归顺？若唃氏一归，则占有河西的西夏李氏，就在我大宋的股掌之中了！唃氏子孙和瞎征兄弟在诸羌中有威信，让他们居武胜（临洮）、渭源，让他们的宗族和部族学习汉法和文化，若干年后，他们就可能汉化，也就不再是一个威胁了。王韶这一大胆的设想，刚刚继位的宋神宗赵顼正想大展宏图，有一番作为，见到王韶所上的“平戎策”十分欣赏，因此王韶很快就得到重用，王韶从熙宁元年（1068年）得掌秦州事宜。开始在天水甘谷作准备，时任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王韶不负所望，身体力行地开始实施他的战略构想。
神宗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久之，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所谓包顺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从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举。经略使李师中言：“韶乃欲指占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亡。”王安石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实。若愚至，问田所在，韶不能对。舜卿检索，仅得地一顷，既地主有讼，又归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缜遂附会实其事，师中、舜卿皆坐谪，而韶为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后帅郭逵上韶盗贷市易钱，
安石以为不足校，徙逵泾原。
帝志复河、陇，筑古渭为通远军，以韶知军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险，诸将谋置阵平地，韶曰：“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徒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乃径趣抹邦山，压敌军而阵，令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斗，师小却。韶躬披甲胃，麾帐下兵逆击之，羌大溃，焚其庐帐而还，洮西大震。。会瞎征度洮为之援，余党复集。韶命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而潜师越武胜，遇瞎征首领瞎夔等，与战破之，遂城武胜，建为镇洮军。进右正言、集贤殿修撰。复击走瞎征，降其部落二万。更名镇洮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远为一路，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
六年三月，取河州，迁枢密直学士。降羌叛，韶回军击之。瞎征以其间据河州，韶进破诃诺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狭隘，释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党守河州，自将尾官军，韶力战破走之，河州复平。连拔宕、岷二州，叠、洮羌酋皆以城附。军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七年，入朝，又加资政殿学士，赐第崇仁坊。
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于踏白城，贼围河州，日夜驰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瞎征知援绝，拔栅去。
初，思立之覆师也，羌势复炽，朝廷议弃熙河，帝为之旰食，数下诏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还熙州，以兵循西山绕出踏白后，焚八千帐，瞎征穷蹙乞降，俘以献。拜韶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资政、观文学士，非尝执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
两子，前后赐绢八千匹。未几，召为枢密副使。
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人，军食皆仰给他道。转运判官马瑊捃官吏细故，韶欲罢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于是与安石异。数以母老乞归，帝语安石勉留之。
安南之役，韶言：“决里、广源之建，臣以为贪虚名而忘实祸，执政乃疑臣为刺讥。方举事之初，臣力争极论，欲宽民力而省财用，但同列莫肯听，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费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与众异论，偿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凿空开边，骤跻政地，乃以勤兵费财归曲朝廷，帝由是不悦，以故罢职知洪州，又坐谢表怨慢，落职知鄂州。元丰二年，还其职，复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襄敏。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在宋代笔记中看到，他做出的第一件有影响的事是：
单骑抵敌帐，劝服俞龙珂内附。
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久之，龙珂率属十二万口内附。所谓包顺者也。（《宋史·王韶传》）
先是，上（宋神宗赵顼）与王安石称王韶不可得，有建功名之意。安石为上言：“韶诚不可得，欲结连一带生羌，又能轻身入俞龙珂帐中，可谓有智勇，今其所擘划，决知无后后害，惟须及早应副”。……又言：“韶欲于古渭置市易，非特一利而已，使蕃部得与官司交
关，不患边人逋欠，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古渭固宜聚兵，但患财谷不足，若收市易之赢，更垦辟荒土，即将来古渭可以聚兵决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熙宁三年四月。以下简称长编）
上引之文，可见自王韶只身赴敌营，不费一兵一卒就招抚了青唐羌大首领俞龙珂十万帐归宋，包顺，是俞龙珂晋京时，对前朝名臣包拯十分崇拜，因此，宋神宗特向俞龙珂赐姓包，改俞龙珂为包顺。至今包姓在岷县漳县一带生活繁衍。朝廷中看到王韶不是光嘴上会吹牛而能付诸实施的干将，对他的收复河湟的策划，也开始重视起来。宋神宗下诏：“事当申经略司者，但令奏来！”
王韶建功被人馋妒，无事生非二度遭勘
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从其言。改（任）著作佐郎，仍命韶提举。经略使李师中言：“韶韶乃欲指古极边弓箭手地耳，又将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亡，王安石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实，若愚至，问田所在，韶不能对，舜卿检索，仅得地一顷。既地主有讼，又归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为罢舜卿，而命韩缜，缜遂附会实其事，师中、舜卿皆坐谪。（《宋史·王韶传》）
可事态并非一番风顺，到了当年的十月，祸从天降，将著作佐郎王韶降为保平军节度推官，依旧得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降职留用察看。
初，遣王克臣、李若愚按李师中心韶所论市易利害及闲田顷亩，克虑等奏与师中协。朝廷疑其不然，复下（派）沈起，（沈）起奏，“韶所说荒地，不见的实处，虽实有之，然于今未可检踏召人耕种，恐西蕃诸族见如此兴轩，以为朝廷招安首领，各授以官职、料钱，
令献纳地土。人情惊疑，则于招安之计，大有所害。欲乞权罢垦田之议，俟招安诸蕃各已信服，人情通顺，然后为之未晚。”于是御史知集事谢景温言：“近闻（沈）起体量甘谷城弓箭手地稍多，乞侯边事稍宁日根括施行。缘（王）韶元（原）奏，自渭源城至成纪县沿河良田不耕者万顷，乞择毫腴者千顷，岁取三十万斛济边储。今甘谷城去渭水远，非韶昔（日）所指之处。乃以此为名，避当日欺妄之罪。昨（王）克臣、若愚尝（曾）奏无此闲田，窦舜卿亦称但打量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与（沈）起所奏，各有异同。而起亦徇韶之情，亡以它田为解，附下罔上。乞降韶元状，遣推直官一人往体量，就推劾如有矫伪，重行谴责。” 御史薛昌朝亦言：“（王）韶妄进狂谋，邀功生事。今（沈）体量，多与克臣等不同，兼起妄指甘城地，附会（王）韶言，乞以（李）师中前后所上文字及克臣、起等节次体量事状付有司推勘，各正其罪。”时中书谓起未尝指甘谷城通作（王韶）所言地之数，而师中、窦前在秦州，稽留朝旨，奏报反复，窦与韶更相论奏，各有曲直，韶以妄指闲田，特有是责。其后知秦州朝缜按视，乃言实有古渭寨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乃复（王）韶官如故。（《长编》神宗熙宁三年冬十月）
霹雳交加，一场风雨雷电，好不骇人！对于王韶是否谎报，是否欺君罔上，原来在朝中王安石与朝中权臣文彦博等以及宋神宗也是一番舌箭唇枪，才使宋神宗认为王韶无罪。才得复其官。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逵又告黑状：
木征征遣人来告：“王韶元（原）与我呪誓，约不取渭源城一带地及青唐盐井，今乃潜以官职诱我人，谋夺我地，我力不能校，即往投董毡，结连蕃部来巡边。”若木征果来巡边，拒之则违王韶呪誓，纵之则前所招纳蕃部必为木征夺去。臣智议昏愚，无能裁处，乞朝廷详酌指挥。王安石曰：“木征为河州刺史，郭逵为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统押弹制木征乃逵职事。木征有一语来，便称错愚无能裁处，若知无能，何不早辞？”文彦博曰：“朝廷专任郭逵，方可以责此。”安石曰：“何尝不专任？逵作经略安抚使，王韶招纳蕃部，于逵职事何？”何上（宋神宗）曰：“又不知木征果有此言否？亦安知非逵导之使言？”王安
石曰：“此事诚不可知，就非导之使言，只观逵前后奏论反复事状甚明。前谓西蕃皆脆弱不足收，招纳枉费钱，至木征一言，便称错愚无能裁处，若如此，则木征乃是强梁可畏，可畏则前前不当言脆弱，脆弱则今何故便以为不可裁处？”文彦博曰：“事任不专，难责办于郭逵。”上曰：“制御木征，正是郭逵事任，如何不可责办？”吴充曰：“逵与王韶矛盾，只此可知王韶必刎当秦州事未得，郭逵又必不肯协同。”王安石曰：“朝廷兴事，若为郭逵不肯协同，便自沮坏，恐无理。”文彦博曰：“若木征果来，须与力争，力争则须兴兵。”安石曰：“以天下之大，若果合兴亦所不得已”上曰：“开元号无事，然年年用兵，有天下国家即用兵亦其常事，但不用兵，故闻用兵只怪骇。如前日用兵，乃坐韩绛措置乖方，非兵不可用也。”安石曰：“诚如此。岂可谓韩绛一举事不当便终身不复言兵？自尧舜文武时，何尝以兵为讳？但顾方略何如耳。”彦博曰：“兵出无名，事乃不成。古人用兵须有名。”安石曰：“今所以难于用兵，自为纪纲未立，基本未安，非为兵出无名。如木征是河州刺史，朝廷自招纳生羌，又不侵彼疆境，却称我告董毡去，我结连蕃部去，此岂河州刺史所当言！”吴充曰：“木征端为侵彼疆境故去尔。”上曰：“王韶所招纳并非木征疆界。”充曰：‘恐渐次侵及之。“彦博曰：”自古用兵非得已，今若能服契丹、夏国乃善，至于木征，不足校计。“王安石曰：”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使首尾顾惮，然后折服耳。“上曰：”此所谓图大于细，为难于易。“王安石曰：”仁宗仁恩在群臣可谓深厚，夏国陵侮仁宗最甚，群臣欲报仁宗，当以夏国为事，使夏国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耻也。“上因言要当诘问，不可但令移徙，又曰：“郭逵不当使盈，盈故如此。”王安石曰：“人主操予夺之柄，盈者可以使虚，惟不能制虚盈使在我，故盈者自以为虽人主不能使我虚。如逵者，陛下遇之诚有失于含容，逵本小人，其志在争胜负取一资半级耳，官虽尊，其本趣操岂改？陛下遇之，当察其趣操。且招纳生羌，自是袁廷本分事，若逵 肯以此为已任，则朝廷何必倚王韶。”（《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
熙宁四年八月，升王韶为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兼并管勾秦凤足缘边安抚司、兼营田市易。轩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
韶主之。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诏令古渭寨改通远军，以王韶兼并知军。古渭，唐渭州也。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这三十余万众，若能以文法调驭，非久遂为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韶言募到勇敢九百余人，耕田百顷，酒坊三十余处。蕃部既得为汉人，蕃部贱土贵货，汉人得与蕃部交易，即汉（人）得土（地），蕃部得货。两用人才各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自然易以调驭。因令韶如诸路，以钱助役收息。又捐百余万缗养马于蕃部且什伍其人。奖劝于武艺，使其人民富足，士马精强，因奋而使之，则无所不可。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惟我所措置而已。……安石曰：”韶本谋至今一一不衍于素，今已见端绪，自此以往，日见成效，不忧用不得，但要陛下明察，毋令异议扰之而已。韶狱事了，若招来谕以此旨，必能济集。（《长编卷二三三》）
在经历熙宁四年（1071年），王韶受到李师中等的诬陷后，王韶在经历了与李师中的那场官司后，先后招降了俞龙珂（包顺）、旺奇巴、董毡、瞎药等部族首领，到了熙宁五年五月，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但是，时隔不久，熙宁五年，随之又有郭逵生事，诬其侵官物，再兴大狱，朝廷派杜纯查戡，王韶此时顶着巨大压力仍然为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在苦苦奋斗，此时用王安石的话说：
今韶不过以二三分心力经营边事，却以七八分精神照管防备人沮豁，此边事所以难集，非特（王）韶如此，凡为韶用者，又皆前却不敢以三四分力向前勾当，即事尤难集。（《长编》卷二三三）
王韶只能把二三分精力用于军事，而将七八分精力用来对付对他的诬陷！他的部属也同样不敢全力以赴地干事。气得王安石向宋神宗辞职，宋神宗不许，王安石直言不讳地说：
即见陛下今日得失事，固难一一尽言，臣请试言郭逵、王韶事，陛下以郭逵诞谩，故许其辞秦州，既而逵微谮王韶，陛下又不寤而从之，逵知陛下可欺，然后使刘希奭入奏，因而游说，窥视陛下意向，陛下又为其所惑，故逵敢放肆为王韶之狱。今杜纯奏王韶讨奄东事，陛下以为如何？
上曰：“又不使如此。”
安石曰：“纯为勘官，于奄东事了（毫）不相关，又辄如此诬罔妄奏。小人敢无忌惮者，陛下当求其所以然，此不在他人，在陛下而已。陛下诚能照奸而断以义，则无人敢如此。（《长编》卷二三四）
王安石抱着辞官不干的决心，与宋神宗摊牌，如此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宋神宗，这在朝廷中可谓十分少见，原来，杜纯勘王韶市易司事，奏王韶出纳官钱不明，不理睬王韶的答复与辨解，王韶说“元瓘称臣见欠瓘钱二百六十贯未归著，若勘得是侵盗，只乞以功赎过，贷臣死。”其他的所谓罪状，大多如此，杜纯奏欺狡事给究治，并说王韶生事邀功，王安石见奏大怒，“问（杜）纯何以不明令（王）韶具析？”宋神宗曰：“文历差互，韶或不免。初疑韶为侵盗耳，韶亦必不至侵盗九十贯钱。”连宋神宗都觉得诬王韶贪占九十贯钱而要查办实属可笑！再派御史蔡確查戡，才得以为王韶恢复名誉。可见官场倾轧，一心要在熙河建功立业的王韶，其功为众多小人所不容，从秦州到开封，攻讦馋侮者数不甚数，人常言，人言可畏，更何况是馋言，谣言、谎言？若不是朝中有个王安石竭尽全力为其辩护，为其排斥重重阻力，才使得王韶如愿收复熙河故地，不仅王韶的良策勋功付之东流，连宋王朝的对夏战略也会频于破产，甚至连甘肃的历史和地域也就不是今日的面目了！王韶作为一个为国家强盛付诸奋斗的志士，遭遇如此不该有坎坷，实在令人感慨良多。
势如破竹，收复五州，初平熙河。
王韶轻松上阵，一鼓作气地于当年节节进击。
七月举兵城渭源堡，遣将破蒙罗角，遂城乞神来，破抹耳水巴族。贼 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贼苟不肯险离窠穴速斗，则我师必且徒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抹邦山，踰竹牛岭，压贼军而陈，下令曰：“兵轩死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贼众溃走，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会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抹邦山。韶语诸将曰：“若官至武胜，则抹邦山可一举而定。”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其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贼破之，瞎药等弃城夜遁，大首领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城武胜。（《长编》卷二三七）
王韶收复武胜一役中可谓智勇双全，反败为胜。先建武胜军，后改武胜军为镇洮军，筑镇洮城（当年十月改名为熙州，即今之甘肃临洮）、筑乞神平堡、修玛勒寨、重修甘谷城、移通渭寨。熙宁六年春初克河州，五月筑康乐城，迁秦州茶场至熙州。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克复河州，斩千余级，木征遁走，二十三日，遣苗授等领骑至香子城，进讨牛精诸谷，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生木征妻子。军事上再次克复河州破木征，取得熙河战役的初步胜利。宋神宗在接到奏报之前，却听到“闻外界传闻，以为王韶全军覆没”。可见那些顷轧王韶者，不以大宋朝的军事胜利为喜，却虎着王韶全军覆没，这真叫岂有此理！“军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辟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修复熙、洮、岷、叠、宕等幅员二千里，招抚蕃部三十万帐”（《续资治通鉴长编》），置熙河路。王韶兼知熙州，授龙图阁学士，左谏议大夫、秦凤路副都总管等衔。王安石说：“（王）韶威名宣著边境。大将威名宣著，即胜之半也！”
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在听到王韶熙河大捷后，十分高兴，赋诗以歌之：
闻洮西捷报
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地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无春容。
苏轼另有〈获鬼章二十韵〉一首，纪擒获吐蕃宗哥首领鬼章等九人事。
力挽狂澜，反败为胜，底定熙河。被吐蕃侵占达三百多年的熙河地区回归中央建置。
熙宁七年,因景思立败于踏白城,木征再度围河州,王韶大破西蕃，木征降。
李宪言木征出降，辅臣皆贺，诏：‘木征母、妻、子，令王韶、李宪发遣赴阙，……初，韶还至兴平，闻景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熙州方城守，韶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其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擣虚、形格势禁，由自为解者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三月丙午，度洮。遣王君万等先破结河川额勒锦族，以断通夏国径路，斩千余级。韶进兵宁河寨，分遣诸将入南山，破布沁巴勒等族，复斩千余级。贼知党援既绝，且恐断南山归道，乃拔寨遁去。甲寅，韶遣诸将领兵旁南山东省焚族帐，斩三百余级，即日通路至河州。鬼章等余众保踏白城西，杓摩雅克等族，去河州百余里。四月辛已，师自河州闾精谷出踏白城西与蕃贼战，斩千余级。壬午，进至银川，破贼堡十余，燔七千余帐，斩二千余级。癸未，分兵北至黄河，乙酉，进筑阿纳城，前后斩七千余级，烧二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口。木征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
思立之覆军也，贼势复张，而京师风霾旱灾相仍，论者欲乘此弃河湟，上（神宗）亦
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及是千捷，上甚喜，赐手诏褒论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长编》卷二五二）
景思立兵败身死踏白城，气焰正炽的木征所率的众蕃部趁势围河州。朝廷中那些对王韶有成见者，此时更是大肆肆渲染王熙对熙河之策是完全错误的，乘早弃之，软耳根子的宋神宗赵顼，此时也六神无主，朝廷命固守熙州，并打算退保临江，也就是说，王熙这些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王韶得悉前线兵败，形势危急，是王韶冒着抗旨的风险，星夜从关中驰往熙州，他力排众议，运筹画策，终于扭转了不利的局势，以出其不意、各个击破，瓦解其部落联盟，逐步将宋军弱势转变为强势，彻底改变了战局，挫折了敌方的气势，削弱了敌方的实力，往昔反复无常的木征，此时见大势已去，，终于自已跑到宋军大帐来投降。王韶此役可谓力挽狂澜于既倒！此役不仅挽救了王韶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熙河战略，也挽救了宋王朝的一次危机。当胜利捷报传到京城时，宋神宗大喜过望，他不仅不责备王韶，当即下手谕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是年，熙河之役取得彻底胜利，这一胜利，也是自唐以来被吐蕃侵战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中原王朝的故地重新回归中央建制的胜利。恢复了今青海以东甘肃甘谷、通渭以西的这一地域被蕃化了的民族的本来面目。真可谓功垂青史。因此，加封王韶为观文殿学士，枢密副使，后晋京离开了熙河。
王韶收复熙河，彻底扭转了北宋王朝对西夏的战略劣势，并转入战略反攻，其继任者李宪不久就从西夏手中收复了兰州，此后宋军从会州等地五路进击，扼制了西夏……但今人对王韶的历史功绩知之甚少的原因，那是因他得到改革派王安石的信任和支持，后王安石失败，保守派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人对王韶百般攻击，后他不适应朝廷官场的倾轧，被贬后郁郁而死，只活了五十多岁。历史是由人来写的，但王韶的历史功绩是经得起历史长河的磨洗的，今《辞海》留有辞条就是明证。
《王韶传》中：
韶起孤生，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尝夜卧帐中，前部遇敌，矢石已交，呼声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缋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亲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属诸将，或杀降羌老弱予以首为功级。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有关王韶的几则故事：
王子纯免屠城而宷生（小儿饮乳）
枢密公王子纯，攻洮州，坐于城下，欲谋屠城，忽墙圮，有二戎虏，操刀向公，遽执而戮之，屠城之谋遂决。将及半，有小儿饮乳于亡母之侧，公恻然伤神，禁戢其事，仅免屠焉。是年宷生。（宷，菜的异体字，音彩），享有采地的官。）（吴曾《能改斋漫录》）
王韶杀冒功者
熙河之役，高遵裕为总管。有高学究者，以宗人谒遵裕，因隶军中。会王观文韶，以兵攻香子城，学究从行，是日使战大胜，至晚旋师，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贺，独不见高涫究，遵裕叹曰：“高生且死于敌矣！”已而，士卒献俘首于庭，以独视之，则学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骇，即推究所斩之人，有军士遽伏罪曰：“是军回日暮，见高生独骑，遂斩以冒赏。”韶大怒，磔军士于辕门。（魏泰《东轩笔录》）
羌俗不食鱼，王韶始命网捕以供饍（王韶捕鱼）
临洮、枹罕之地，自天宝末陷于羌虏，更数百年，其人无华夏之风。熙宁初，王韶画策，因唃厮囉之衰，即压而取之。遂复七州。建昌军吕南公言：“临川黄毅，曾往游焉，云：羌俗
不食鱼，鱼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间，鱼驯驯不惊避。然则古人谓：智力出于网罟，而后鸟乱于上，鱼惊于下，岂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为网捕以供饍，其民相与嗟愕曰”孰谓此堪食耶？”（吴曾《能改斋漫录》）
王韶容色不动
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此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即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魏泰《东轩笔录》）
王韶乞烹吕嘉问
熙宁十年，京师旱，上焦劳甚，枢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为汉武帝笼天下之利，是时卜式乞烹桑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务裒（音剖阳）剥民利，十倍弘羊，而比来官吏，失于奉行者多至黜也免，今之大旱，皆由吕嘉问作法害人，以致和气不召，臣乞烹嘉问，以谢天下，宜甘泽可以致也。”（魏泰《东轩笔录》）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曰：“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韩、范之论何？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这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为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由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歧山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唃厮罗之属羌。当时施用之，余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洪迈〈容斋续笔〉〉
王韶与王安石有隙
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忧沮形于颜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竞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辨之乎？”韶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辨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司马光〈涑水纪闻〉）
关于上面几则笔记的作者
上述几则笔记的作者：
司马光（1019-1086）与王韶为同时代人比王韶稍年长；
彭乘〈续墨客挥犀〉的作者彭乘，比王韶可能年轻些，作者在〈墨客挥犀卷六〉中自述有：“余在中书检正时……”，“中书检正，宋称内阁侍读为中书检正。”（梁章钜《称谓录》），又有“大元庚寅冬二十二日，余在长乐，雨雪数寸，遍山皆白土人莫不相顾惊叹，盖未尝见也。”庚寅年一是皇祐二年（1050年）；下一个庚寅年为1110年，不知所指是何年，长
乐，是福建的县名，在福建东南的闽江口，近于回归线，是不是彭乘当年在此为地方官？令鼓乘还记述了他与黄庭坚对句的轶事：“黄鲁直使予对句曰：呵镜雪遮月，对曰：啼粧露著花。鲁直罪余诗深刻见骨，不务含蓄，余竟不晓此论。当有知之者耳。”黄庭坚（1045—1105）治平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他与彭乘闲暇间对句，应是同僚朋友，因下一个庚寅为1110年，此时黄已故去了，若第一个为皇祐庚寅之说能成立，那么，彭乘与黄庭坚都是神宗、哲宗朝人，与王韶为同时代人的可能性较大。彭乘时任中书检正之职，王韶后任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同朝为官，且彭乘为江西高安人，与王韶应为江西同乡，只是年龄比王韶稍小。因此 ，彭乘为讶鼓在数年间盛行于世的见证人，关于讶鼓的记述应是基本准确的，可以称之为信史。
魏泰《东轩笔录》的作者，“宋襄阳人，字道辅，尝于试院中因上请忿争，殴主文几死，坐是不得取，为人无行而有口，工文章，尤能谈朝野可喜事，崇观间章惇为相，欲官之，不就。有《临汉隐居集》、《东轩笔录》等。”（《中国人民大辞典》）
吴曾，“宋崇仁人，字虎臣。高宗时献所著书得官，累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致仕卒，有《能改斋漫录》考证颇为精核。”（《中国人民大辞典》）
洪迈，宋，字景卢。自幼过目成诵，博极群书，绍兴间中词科，累迁左司员外郎，使金，书用敌国仪，金人令改“陪臣”二[了，迈执不可，为金人多方困辱，卒遣还，除知赣州，郡兵素骄，不如欲，辄跋扈无度，迈以法裁之，不为动。徙知婺州，特迁敷文阁待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谥文敏。有《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经子法语》、容斋随笔、续笔至五笔。《夷坚志》等书。（《中国人民大辞典》）
洪迈（1123-1202）南宋文学家，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洪皓之子。绍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曾使金，几被拘留，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于医卜
星算，皆有论述。尤熟于宋代掌故。撰有《容斋随笔》五集、《夷坚志》等，编有《唐人万首绝句》。（《辞海》）
关于洪迈，另有陈正敏的《遯斋闲览》云：“洪觉范（洪迈）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峡州，以医刘养娘，识张天觉，大观四年八月，觉范入京，而天觉已为右揆，因乞得祠部，一道为僧，又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门客，遂识天信……”此似乎不是同一人，或许为另一洪迈。此则仅供参考而已。
第二章 关于讶鼓的研究与考证
第一节 解析“教军士为讶鼓”的内容
教军士为讶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逐盛行于世，举动舞装之状（另作‘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所）制也。
或云：子醇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宋 彭乘《续墨客挥犀》）
根据其上半则：“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逐盛行于世，举动舞装之状（另作‘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所）制也。”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认定：
讶鼓最初的编创者——熙河主帅王韶。
讶鼓其编创的时间是初平熙河之时，约在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1073）。
讶鼓最初诞生地：熙河边陲——即今甘肃省定西市、临夏州与兰州市的交界处。因为当时的兰州还在西夏的占领之下，临洮与河州（临夏）已初步平定，董毡的今大通河上游地区，也已与宋修好，因此，这里所指的边陲，当是宋与西夏对峙的地区，也就是上述大约以马衔山、湟水、大通河以南为界的地域。
王韶是如何利用讶鼓队破敌的
介绍了王韶的概况，已明确了讶鼓的作者、时间、地点后，剩下来我们再来看《教军士为讶鼓》的下半则：
或云：子醇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
这则史料中包含着这样一些信息：1、是王韶命令军士伪装成讶鼓队，这支讶鼓队的人数多达百余人；2、敌方对这百余人的讶鼓队的前来不以为意，那是因为讶鼓一经诞生，不仅仅在军中，而且迅速传播到这一地区广大民众之中，这当然也受到敌占地区民众的喜爱，说明敌方的军士已十分熟悉讶鼓，并喜爱这种娱乐形式； 3、由军士化妆成讶鼓队的鼓手绕到敌方阵前之后，出其不意地突然取出藏在鼓中的武器，冲向敌军。才能出现措手不及的“虏见皆愕眙”！愕眙（音chì翅），就是惊谔得眼睛都瞪直了！其后大军一齐出击，大败敌军；4、在讶鼓中能够藏得下武器的鼓，其鼓体肯定较大较长，如果藏的只是匕首短刀之类的短兵器是无法在阵地上作战的，更不容易出现“虏见皆愕眙”的场面的。当然，还没有资料说明这种鼓是什么形状。
以上四点是王韶这次以讶鼓队用于军事而出奇制胜的主要根据和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探寻的认识。
讶鼓于数年间盛行于世，孟元老在记述北宋风物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垂髫之童，但习鼓舞”，在《宣和遗事》（宣和，宋徽宗年号）中有这样的描述：“迓鼓通宵，华灯竞起。”在此之后，“社火”不久就盛行开来，讶鼓队成为社火队的主干队伍，讶鼓队也可称之为社火队。因此，王韶利用讶鼓队赚敌的故事在其故事的发生地——熙河地区（包括兰州在内）肯定会被传为佳话的。
第二节 “讶鼓”一词出现于何时？
查阅文献资料,在北宋彭乘的《续墨客挥犀》之前，未见有“讶鼓”一词出现，唐代诗人苏广文的
《春日过田明府遇焦山人》
陶公归隐白云溪，买得春泉溉药畦。夜静林间风虎啸， 月明竹上露禽栖。
陈仓邑吏惊烽火，太白山人讶鼓鼙。 相见只言秦汉事，武陵溪里草萋萋。
太白山人讶鼓鼙，这里的讶是惊讶的讶，鼓鼙一词，早于《礼记·乐志·魏文侯》中就出现了，“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 帅之臣。”、还有诸葛亮：《将苑》：“鼓鼙之声欢”、 刘长卿《送李判官之润州行营》：“万里辞家事鼓鼙”、 韦庄：《洪州送僧游福建》“八月风波似鼓鼙”等，不一一列举了。苏广文诗中的讶鼓鼙，是十分明显的惊讶的讶，不能与下面的鼓鼙一词中的“鼓”相联系成一个新词的，否则，“太白山人讶鼓……鼙，就不成为词句了。
因此，此处的”讶与鼓“字属偶合，不是名词。是王韶创作了“讶鼓”这一后广为在民间流行的艺术形式，也右以这样说，“讶鼓”一词，是从北宋的王韶开始使用的。那么有人一定会问：你所说兰州太平鼓起源于王韶，王韶后来怎么就变成徐达了呢？问题的关键是徐达到底打没打过兰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打的兰州，是攻城战还是遭遇战或野战？请看：
明代的徐达从未有过直接攻打兰州城的历史记载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明史》对徐达收复兰州的记载：
（洪武）元年……十二月丁卯徐达克太原，扩廓帖木儿走甘肃……二年……三月……徐达下巩昌……冯胜至临洮，李思齐降。乙酉徐达袭破元豫王于西宁……十二月扩廓帖木儿攻兰州，指挥于光死……三年……四月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沈儿峪，尽降其众，扩廓走和林。（《明史·太祖纪》）
洪武二年，（徐达率军）渡陇，克秦州，下伏羌，入巩昌，遣右副将军冯胜逼临洮，（李）思齐不战降，分兵克兰州，袭走豫王，尽收其部落辎重……（十二月）扩廓（王保保）攻兰州，杀指挥使副将军。（《明史·徐达传》）
第二年，徐达再次率军西进：
（徐）达至安定（今定西）扩廓（王保保）退屯沈儿峪，进军簿之，隔沟而垒，日数交，扩廓遣精兵从间道劫东南垒……达帅兵却之……明日整兵夺沟殊死战，大破扩廓兵，擒剡王济王……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明史·徐达传》）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总大兵出西安定西，扩廓方围兰州，越附之战
于沈儿峪，（扩廓）大败尽亡。（《明史·扩廓帖木儿传》）
《徐达传》中说：洪武二年十二月，王保保攻兰州，杀副使将军，好像是又夺回兰州，《扩廓帖木儿传》上说：洪武三年四月，扩廓方围兰州，徐达援军前来，王保保主动“趋附之战”来迎战明军，两军遭遇于沈儿峪，明军与元军的决战地点为沈儿峪，是一致的。沈儿峪今在何处？本人未曾作过考证。有资料说；沈儿峪在今榆中县的车道岭与三角城之间，未知其确？但可以认定的是，1、沈儿峪不是兰州城或者是永登等其他城镇，而是野外；2、明军与元军的决战不是攻城夺城之战，而是野战；其文中有“隔沟而垒……从间道劫东南垒……明日整兵夺沟殊死战……等语。3、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败后慌乱中渡黄河逃奔和林的；4、其元明两军在沈儿峪的野战时间是四月，而非春节或元宵节；5、两军对垒，一日数交（战斗数次）其间无喘息之机，社火队出现于此是不大可能的。6、徐达从未有过直接参与攻打兰州城的记载。综上所述，所谓徐达用社火队赚敌的事，恐怕是于史无据了？！其民间传说的性质也可以肯定了。
因此，徐达不是兰州太平鼓历史的缔造者。
如果持异议者掌握其它历史依据，当请以史示之，以解其惑！
那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王韶在熙河创作的讶鼓就是兰州太平鼓的源头呢？也许，讶鼓是讶鼓，太平鼓是太平鼓，那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网上不是有人指名道姓地说，兰州太平鼓起源于答腊鼓，也有人说，起源于北京的端鼓嘛！
讶鼓改名为太平鼓有史可征
笔者找到了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其“卷二”中有一则史料：
禁蕃曲毡笠
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断。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百五千，若用鼓板改作蕃曲子并著蕃服之类，并禁止，支赏。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为太平鼓。
笔者又在《能改斋漫录》第十三卷中，查到一则笔记，现录于下：
禁淫哇声
政和三年六月，尚书省言：今来已降新乐，其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砑鼓、十般舞之类悉行禁止。（四库本）
……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宋史·乐志·卷四》
这两则史料中的“打断”都十分清楚地标明了其中包含着砑鼓、呀鼓即讶鼓。《宋史·乐志》中把“打断”所包含的“鼓笛拍板”门类介绍的更齐全。如“百戏”、“杂耍”一样，所谓“打断”，应是一个综合性的名称，在北宋末年的1125年，北方的金国地区就将“讶鼓”列在“百戏”中。联系上面的禁蕃曲，从中可以看到：“打断”中原有的演唱可能有其诞生地的音乐——蕃曲，传到京城十分流行，后被官方严禁，而鼓舞部分，则另辟蹊径，才有了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为太平鼓。”考证至此，也就是说：讶鼓改名为太平鼓其历史的脉络应该已经清楚了。历史上的熙河路（包含兰州）是北宋讶鼓的诞生地，熙河边陲也就是今甘肃省兰州市毗邻的东、南及西南部。此后的李宪解放了兰州，兰州就成为面对西夏的军事指挥中心，宋徽宗时的权臣宦官童贯就驻守在兰州，在北宋时，兰州与京城间的联系应是十分密切的，也就是说，京城的信息可以迅速地传达到兰州来，有旨
下令“禁淫哇之声”，兰州的军政当局不会不知道的，京城开封改讶鼓为太平鼓，兰州也仿效随之改称为太平鼓，那是顺理成章的。最终，讶鼓改名为太平鼓的，只有一个是京城，另一个就是讶鼓的诞生地兰州。
半道上出来一个“程咬金”，十一年后才回击：驳《讶鼓，非太平鼓之源》
笔者以上述主要观点写成《太平鼓正源》一文在北京的《文艺研究》1995年第三期上发表。其后，笔者因忙于他事，未能及时注意文章发表后有无什么反映，老实说，从笔者于1994年提出讶鼓是太平鼓的源头的观点后，还没有人对我的观点直接提出过质疑呢。哪知，十一年后才在网上扫描时，偶然在《文艺研究》1995年第六期目录中发现有“讶鼓，非太平鼓之源”的目录，这肯定与我有关，找来一看，果然这篇高论是完全针对我的，这篇署名为林绍权的文章，其标题也是结论性的断语：《讶鼓，非太平鼓之源》！噢，现在明白了，记得1995年，兰州市的有关方面当时对我的观点还是很重视的，后来就没有了下文，隐隐约约地听说，有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观点那是十分正常的，现在看来，原来半道上杀出这位程咬金，是他那一声断喝：“讶鼓，非太平鼓之源！”这一声足以让兰州这样的偏远城市的人目瞪口呆了，更何况本来就不愿意放弃原有观念的人，更是找到了来自北京这样的权威地方、权威刊物上的文章作依据呢！这其间就可能有人会把这一棒锤当作针（真）！当我拜读了这篇断言得如此肯定的文章之后，心中又如打翻了五味瓶，这又是一篇奇文！因笔者有前创在身，那是1999年，新华社记者报道了笔者所著《中国古代话剧》一书的消息，一位身在首善之乡的自封权威，在没有见过本人著作的情况下，就在《文艺报》上以《不要开学术玩笑》为题，对报道中所述 “优孟衣冠”中的优孟是历史上第一位戏剧演员的观点，断定为“天大的笑语”、“不要以为凭一些零星加些感觉和胆量便可以欺世！”、“传媒对待学术问题不严肃如此，难怪要被诸多欺世盗名者屡屡钻空子！”，一付多么正经的学术卫道士面孔！因涉及到名誉问题，为此，笔者与这位“权威”和发表该文的报社最终对簿公堂，这位自封“对优孟有发言权”的学术卫道士在向法庭的答辩书中终于
显露出他真实的学术水平，他十分傲慢地说：“即便仅以曹氏所说‘非歌舞类戏剧’而设论，优孟也不是最早的，起码我们知道的就有先于他百余年宫廷优人淳于髠，和起码不晚于优孟的优施……”，一语道破了天机，淳于髠这位战国齐威王（公元前356年—前320年）时代的学者、大夫、王家赘婿何时成了宫廷优人？再说，战国时的淳于髠怎么就早于春秋楚庄王时代（公元前613-前591年）的优孟百余年？优施有二，一个早于优孟，一个晚于优孟，历史上的“优”是演员，但不一定是戏剧演员。这两个优施都无戏剧史实存世。而优孟和“优孟衣冠”故事，从古至今都是中国戏剧演员和戏剧的代名词！就是这样一位连基本历史知识也未搞清，就敢于批判对方观点的人，连起码也要读过对方的文章才能进行学术批评的基本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大言不惭地回答“不需要！”就是这样的“权威”，就敢于断言别人的学术观点是“天大的笑话”！一场官司打下来，最终证明开学术玩笑的是其发难人自己，他对别人所下的断语，正适合对他本人的评价。最终谁在欺世盗名，也昭然于天下！官司是胜了，却让我全家人得了恐惧症，一提学术辩论，就望而却步，可是，我不惹人，总有人来惹我，这不是，我又遇着神了！又有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对笔者在当头棒喝？
还算好，这又一位的下断语者，好在文中还未使用什么过分的污辱性的文字，瞒着家人，斗胆再作一次答辩，冒险在这里回击一下这位“程咬金”，也是对盲目地迷信北京的刊物上的文章就是圣经的人一个提醒。
下面是：对林绍权《讶鼓，非太平鼓之源》一文的答辩。（以下称为“林文”）
我对林文的回答是：匪夷所思！
林文的学术研究的方式：匪夷所思！
林文的逻辑思维方式匪夷所思！
林文的结论匪夷所思！
学术论争，是促进学术繁荣的重要途径，本人十分欢迎有人对本人的学术观点进行争鸣，因为本人也曾对别人的学术观点进行过商榷，但是，争鸣的双方，其主体应是平等的，应是相互尊重的，即便是对方的学术观点十分错误，十分幼稚，也不要以嘲笑、讥讽和咄咄逼人的架势来加以声斥，否则，一旦自己的立论站不住脚，就会贻笑于世人。那位曾对我进行过人身攻击的自称是大学教师，连学生都是“文化局长”仅仅大学毕业才几年的自封权威易水先生，其结果就是如此。我们的前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众多典范，他们与别人争论时，常用“就教”、“供一哂”等十分谦恭之词，起码也应使用如“商榷”、“共同探讨”等无刺激性的文字，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对别人产生什么伤害，人非神贤，孰人无错？必须提倡学术论争和文艺批评的文明，如何对待他人的学术成果，奉劝自大气盛者，谨慎为之。
先说说林文的学术研究方式的匪夷所思。
要批驳对方的立论，仅就笔者之《太平鼓正源》一文而言，要得出《讶鼓，非太平鼓之源》的结论，按照通常的做法，一定是批驳的一方，拿出一些新的史料，以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在“禁淫哇之声”之前的关于“讶鼓”和明代关于“太平鼓”的新的史料和史实来，这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限制，这也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必须遵循的规则。再运用严密的逻辑来让对方心悦诚服。后世的史料是不能用来佐证特定事件以前的历史的。可是，林文通篇不见引用一则史料。不按常规出牌，但要找寻其立论的基石还是不可或缺的吧？历史也罢，艺术史也罢，都必须以可考可查的史料或文物等作为立论的依据，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就让我们先来看看林文立论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以《辞海》和《辞源》中的“讶鼓”条和“太平鼓”条的释文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既不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也不对其辞条中的用词进行追根溯源，考察其词义的精确与否，于是迅速得出结论，声色俱厉的指责别人什么“逻辑混乱”、“弊端百出”呀等等。
不可否认，《辞海》和《辞源》这样的工具书，绝大多数的辞条的释文是精确的，笔者从这两本工具书中也得益匪浅，它为使用者提供了捷径。但是，这其中的每一辞条的释文都精确无误吗？假如，这辞条的释文有一些失误或语焉不详，再以讹传讹，最终甚至鸡毛变成了大象……我们就以林文所依据的两辞书都有的“讶鼓”条的释文为例，这其中的失误就十分明显，请看两辞书的“讶鼓”释文。
讶鼓 宋元明民间舞蹈，相传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为反击西夏贵族的侵扰，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挺进河湟。王韶于讲武之暇，教军士习“讶鼓”，在与敌人对阵时，以讶鼓鼓舞士气，（见宋彭乘《续墨客挥犀》）《雍熙乐府·灯词》：“鼓乐如雷，弦管声齐，一壁厢踏着高跷，一壁厢踏着讶鼓，一壁厢舞着白旗。”明朱有燉《黄钟醉花阴》散套：“放烟火烘烘接太微，舞讶鼓欢声恰似雷。”（《辞海》）
【讶鼓】宋代民间歌舞。又名村里迓鼓。每逢迎神赛会或重大节日，舞者扮演各行各类人物登场。《宣和遗事·前集》十二月预赏元宵：“讶鼓通宵，华灯竞起。”曲中有大讶鼓，出于此。《朱子语类一三九》“前辈文字有骨气故其文壮浪。……近人只于枝叶上粉泽耳，如舞讶鼓然，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参阅宋范正敏《遯斋闲览》（类说四七）。（《辞源》）
恕笔者狂妄，两则辞条的释文中有多处明显的失误。因此，为辨明事非，或者说不得不与这两本权威工具书的“讶鼓”条作者斗胆与之商榷。《辞海·讶鼓》条中说：“相传宋神
宗熙宁六年，（1073年），为反击西夏贵族的侵扰，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挺进河湟……”，这短短二十多个字的三句话中就有多处失误：
其一，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这一时间不是王韶率军挺进河湟”的开始，王韶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已经取得了熙河之役的主要胜利。这一史实有多种史料可考，为什么要用含混的“相传”二字？
王韶于熙宁五年五月，已“拓地千二百余里，招附三十余万口”。将镇洮军改为熙州，并正式出任熙州的行政长官，已收复了大片失地，何来王安石熙宁六年才派兵出塞？所以，《辞海·讶鼓》条中的时间显然是不准确的；
其二，“王韶率兵出塞，挺进河湟”中的“出塞”二字，又是一处失误；明明是“挺进河湟”却说是“出塞”。历史上的熙河地区（天水以西，包括兰州），何时被称为“塞外”过？记得《中国舞蹈史》上在介绍讶鼓时说：“古代有位武将，在今河套……”可能就是不加考察地引用了这一词条中的说法，将“出塞”二字理解为河套，河套是今宁夏银川至内蒙包头间，与兰州间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矣！
其三，“为反击西夏贵族的侵扰”一语，也为欠妥，王韶三上平戎策，“欲平西夏，必先复河湟，”是完成对西夏的战略包围，根本不是直接反击西夏的侵扰！王韶是与羌人部落打交道，先后劝降了大量的羌人部落首领归宋，对于顽抗的首领才兵戎相见，多次征讨河州的木征，就是如此。现在笔者还没有发现，王韶曾直接面对西夏军的史料；
其四，“在与敌人对阵时，以讶鼓鼓舞士气”。这句话语焉不详，容易让读者理解为讶鼓只是在呐喊助威，而不是直接参与军事活动的伪装手段。将王韶这一用讶鼓队出奇致胜的传奇故事化为平淡。因此，此辞条中的含混不清，可能会引起引用者的歧义。
上述几点失误，现正在多家网页上被滥用。如山东的《金商城网》和《一网济南网》上其介绍“鼓子秧歌”时说：“宋神宗六年，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王韶在讲武之暇……”在《河南文化网》上介绍“开封社火”时说：“《讶鼓》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率军击败西夏时，为鼓舞士气而创制的一种军中舞蹈……”
历史就是历史，容不得有半点含糊不实之词。原来，上述这些不精确的说法都是《辞海》“讶鼓”条的释文惹的祸。历史是不会因权威辞书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以误传误，其影响可见如此。
在《辞源·讶鼓》条中更有不着边际之处，“讶鼓，宋代民间歌舞，又名村里迓鼓……”这“又名”之说，不知出自何典何章？“村里迓鼓”为元代的曲牌名，有何依据证明是宋代“讶鼓”的“又名”？“讶鼓”和“村里讶鼓”能够划上等号吗？“每逢迎神赛会或重大节日，舞者扮演各行各业人物登场”。这又是出自何典何章？
林文所赖以为据的是《辞源》的“讶鼓”条的释文，那些于史无据的释文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础。完全依赖于辞典中的只言片语，再望文生义，这不是空中楼阁吗？这一学术研究的基础还能牢靠吗？这样的研究方式岂不是匪夷所思？
林文的逻辑更是匪夷所思。
请看林文：
笔者认为，要否定讶鼓与太平鼓之间有其内在联系，必须要分清两个戏剧概念之间的区别，以及分清它们之间各特殊的表现形式，这样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像“讶鼓”这个概念，按当代《辞海》和〈辞源〉的注释它是一种舞蹈形式，再综合对其他文献的考证，其实，“讶鼓”是以鼓舞为主，结合其他戏剧色目所组成的整体，相对而言是一个抽象的戏名，非具体的乐器名。纵使“讶鼓”中的舞蹈，都要以鼓伴舞进行，但伴舞的“鼓”没有专其名称为“讶鼓”的，如〈蝶恋花〉是词牌名，非蝶非花一样，由于曹文（林文对笔者〈太平鼓正源〉一文的称谓——引者著）不了解讶鼓的实质，仅仅把它视着有形有状的鼓，故在理论上弊端百出。
那么讶鼓在时空上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的呢？据〈辞源〉在“讶鼓条中注释：”……每逢迎神赛会或重大节日，舞者扮演各行各业人物登场。“迎神赛会是一种用歌舞、仪仗和杂戏等方式来迎神出庙的戏乐活动，一般都要在春秋两季的某一特定日子里进行；重大节日即是元日、冬至、端午，降旦（皇帝生日），也称为一年中的四大节。在这节日里，讶鼓还要到朝廷或地方官府作表演。从这里说明，讶鼓在时空的活动上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带有特殊的使命。
上引之文，可能作者本人十分欣赏他这一逻辑思维的杰作，多么的容易呀，我只要创造并运用几个逻辑概念和推理，就驳得你一无是处。多少年也未敢吭声！且慢得意，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一逻辑的绝妙和神奇之处吧！
神奇之一：把具体的鼓化为抽象的鼓。把在主导地位上的鼓，变成从属地位的鼓，把具体的以鼓为主的歌舞变为抽象的戏剧，并创造出两个戏剧剧种。这就是他所谓的问题实质。林文是这样确立了他的逻辑的大前提的：首先，他将“讶鼓”和“太平鼓”确定为两个戏剧名，不是乐器名，是以声乐为主的综合艺术。抽去“讶鼓”是以鼓队形式在游行中以击鼓这主的行进中的鼓舞这一民间艺术的灵魂。讶鼓成了一个空壳的不存在的鼓。这就是他的高人之处。
笔者前面说过，你若驳斥对方的论点，你的立论必须以对方文中特定的时间作为出发点，即讶鼓被禁的宋徽宗政和三年以前的历史文献来说话。你能说说你是如何再综合其他文献的考证而得出这样的两个戏剧名之结论来的？你能不吝批露是哪些其他文献？结合了哪些其他戏剧色目？又是怎样组成的一个整体而成为当时的戏剧“讶鼓”和“太平鼓”的？
他是怎样使“讶鼓”这一有形有状的鼓消失的呢？因为它已将“讶鼓”设定为抽象的鼓，林文完全理解成通常所说不使用舞具的纯舞蹈，他这样解释道：“纵使”讶鼓“中的舞蹈都是以鼓伴舞进行，但伴舞的“鼓”，没有专其名为“讶鼓”的，……曹文不了解讶鼓的实质，仅把它视着具体的，有形有状的鼓，故在理论上弊端百出。”他是说，讶鼓这一民间纯舞蹈，鼓在舞蹈中只处于从属地位，仅仅是为伴舞用作敲节奏的，是不能够享有专名的。
果真如此的话，多少戏曲史家皓首穷经，在北宋寻找产生中国戏剧从远古走来的足迹，至今也所获无多，林文作者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子就发现了北宋时代的两个戏剧剧种，真可谓是惊天之发现！笔者也曾涉猎过北宋时代的戏剧寻根，林文的发现，让我等愚鲁之辈汗颜不已。
在北宋年间真的有成熟的戏剧（曲）吗？戏曲史专家能够认同这一惊天的发现吗？克里空地抽象出两个剧种来，这样地逻辑思维岂不神奇？
神奇之二：把民间的娱乐鼓舞转变成专为祭神和为官方宴会服务的鼓舞。把流动游行的活鼓，变成为特定场所的死鼓。他奇妙的为讶鼓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时空：那就是只能在重大节日上，和为迎神赛会迎神出庙时表演。根据《辞源·讶鼓》中这句“每逢迎神赛会或重大节日……”林文就进一步望文生义无边际的加以发挥出什么元日、冬至、端午、降旦是一年中的四大节，又由“降旦”发挥出为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宴会上作表演……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读到此，笔者真的哑然了！笔者耗时数月，收罗了数十种宋代笔记，现能找到的《宣和遗事》、《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著）中记述在宋徽宗宣和乙巳（1125年）宋使出使于金，北方金代地区的“百戏”中也有讶鼓表演，朱熹所说的“舞讶鼓”也不能确定就是林文所说的这方面的活动。请问林文作者，你在何处找到有讶鼓是专为皇帝和官府的宴会上作表演的文献 ？是哪个朝代哪位皇帝那个官府的宴会上有讶鼓你所谓的这一“戏剧”表演出现过？你能为你的立论，即讶鼓参与这些活动，只举出一例史料来为我等指点迷津吗？
林文是从哪里一下子就发现了“讶鼓”这么多的秘籍？还秘而不宣？并依此为讶鼓设定了这么一个特定的时空？确立了一个这样的特定概念？确立了一个这样的逻辑前提，总应该有个能摆到人们面前的依据吧？前面说过，连《辞源》中的释文都找不到依据，你拿这个不精确的释文去进一步“想当然”来作概念的基础，拿“想当然”作逻辑的前提，并得出了这么一个“想当然”的结论来，怎不让人目瞪口呆！不要说是“讶鼓”参与“迎神出庙”和这“四大节”的活动，就连“社火”也至今难找到林文所说的“四大节”中有多少活动可以佐证。从南宋开始盛行的“社火”，主要在“立春”的“鞭春牛”以及“元宵”、“庙会”等时活动，有谁见过“元日”（大年初一）、“端午”耍“社火”的？所谓如林文所说的元日、端午、冬至、降旦四大节的讶鼓参与，在北宋甚至包括南宋，至少还没有人发现并批露这方面的史料。林文赖以立足的论据纯属子虚乌有。历史不是一团任你拿在手中随意搓捏的泥巴。
神奇之三：对历史资料视而不见。
一叶障目，似乎超凡脱俗，对 “教军士为讶鼓戏”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摆在你面前也视而不见？王韶使用的那支百余人讶鼓队，是在特定的节日和皇帝和官府中出现的吗？是在“迎神出庙”吗？那是敌军阵地！你能证明这则史料是不真实的吗？并且一下子就让由
王韶在熙河创作并数年间盛行于世的讶鼓，一朝就烟消云散了。就不能享有专名了？就连他最信任的两辞书中的引文，也在他的眼中不屑一顾了！请看：《辞海·讶鼓》条中：“鼓乐如雷，弦管声齐，一壁厢踏着高跷，一壁厢踏着讶鼓……”“讶鼓通宵，华灯竞起”、“放烟火烘烘接太微，舞讶鼓，欢声恰似雷”……这些不都是鼓声隆隆有形有状的鼓那又是什么呢？讶鼓是流动的游行的鼓队，他们不是在宫廷或官府，更不是什么迎神出庙的固定场所。林文作者有眼不见这是为什么？如果讶鼓有专为宫廷和官府以及迎神出庙这样的神圣庄严的场所的表演的特殊使命，那么，朝廷为什么要把它列入“淫哇之声”而加以禁止？请问林文作者，你知道今天的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的太行山区仍有十多个县存在着的形有状的仍然鼓声隆隆的活生生的并享有专名“讶鼓”的正在表演的现实生活中讶鼓队吗？河北省的磁县讶鼓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你的这么一抽象，就能够把讶鼓从历史和现实中挥之而去吗？
神奇之四：连最基本的概念也未弄清，就想以其昏昏，去使人昭昭？什么叫“民间鼓舞”？请林文作者先弄清楚这一词汇的基本概念，“民间鼓舞”首先它是民间的娱乐形式，它不是为官方服务的。讶鼓和太平鼓都是以鼓队形式并以击鼓为其舞蹈的主体和美学特征的。你以为只要是以鼓伴舞的舞蹈就叫“鼓舞”了？今日的“大秧歌”是以鼓声的节奏为舞蹈伴奏的，有谁把“大秧歌”称之为“鼓舞”的？你若没见过兰州太平鼓是如何表演的话，你难道连今日的“陕北腰鼓”队都没看到过吗？“打腰鼓”那才叫“鼓舞”！你连什么叫“鼓舞”都没有弄清就敢于妄下结论？元代诗人胡紫山先生在元代大都（今北京）时写的《讶鼓》诗中有句：“至和鼓舞儿童乐”，十分清楚地指出“鼓舞”即“讶鼓。”讶鼓是以男性为主，鼓大体重之鼓，讶鼓的表演大多是以鼓队在游行中进行表演的，其“鼓声如雷”的纠纠阳刚气势，声洪音远，它与官方娱乐活动中的大多以女性为主的有固定场所的“鼓舞”有着不同的时空表现，讶鼓粗犷雄武的以户外场地表演的美学特征，使其民间性质更为突出地体现出来。
“社火将讶鼓敲，行人把灯乱挑。”（《词林摘艳》）社火队中“敲”击着有“专其名的”讶鼓，行进在街市上。与行人掺杂在一起，这里有“局限性”可言吗？是抽象的不是乐器名吗？林文从这些历史资料中看到了什么样的“实质”？
讶鼓其表演的时间不仅限于重大节日，遇有喜庆之事，都可出来表演，“讶鼓通宵”，这有时间的局限吗？“鼓乐如雷”，这是为别人的纯舞蹈伴舞吗？恕我不恭，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塞着耳朵听不见嘛！我不否认讶鼓队在后来的“社火”中参与过迎神赛社的活动，林文作者，你知道“社火”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六月廿四日保神观神生日”的“社火”中就有讶鼓。笔者以为：朱熹笔下的描述，其实是“社火”中的人物化妆游行，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吴中纪闻》中就记述了“社火”，更接近于后世的“社火”。其后传遍全国城乡，现今山西、内蒙和西北五省的“社火”仍在流行，讶鼓队也吧，太平鼓队也吧，都是“社火”中的当然主角。与范成大同时代，比范还小几岁的朱熹，这位学究先生印象最深的就可能是“社火”中的各种人物化妆，《辞源》“讶鼓”条虽发挥为“扮演各行各业人物登场”，因为这种化妆游行，在“社火”中不演唱，不表演故事，所以戏曲史家没有谁会把朱熹的记述“如舞讶鼓然”当作戏剧来认定的，也没有人把“社火”认定为戏剧的。但都看到这样的化妆是中国戏剧人物化妆的萌芽。那些抽象的“讶鼓”剧种，是林文作者自己关在书斋中演绎出来的戏剧！一个无本之木的戏剧！其逻辑本身就富有戏剧性。
有没有无形的“讶鼓”呢？笔者的回答是：有！是音乐，但那不是林文所说的抽象戏剧。而是这种当初在讶鼓队表演中的演唱部分在遭受官方禁令后与鼓队分流，音乐部分与其它艺术汇流，以曲牌形式继续存在着，元曲有“村里迓鼓”、“大迓鼓”以及“河传讶鼓”；《金院本》有“讶鼓二郎”，南曲有“迓鼓孤”；在“熙州大曲”中有 “二郎熙州”、“骆驼熙州”等曲名。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的“官本杂剧段数”中有“讶鼓熙州”。这些都是具体的曲目和剧目，都带有明显的熙河地区色彩，“讶鼓熙州”更直接证明讶鼓源出熙州。“二郎熙州”可能与岷县二郎山“花儿”有关。这些都可能就是当年被列入禁的“蕃曲”，
但都不是剧种。因此也不能为林文作佐证。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他对“太平鼓”一词的绝妙逻辑。
神奇之五：自立壁垒的“泾渭分明”机械自缚地画地为牢。
请看林文：
现在来说“太平鼓”。要知道太平鼓，首先要了解“打断”。据记载，打断是综合鼓、哨、拍板等以声乐为主的戏剧名。和讶鼓一样，本身是独立的抽象概念。它不但在内容结构上与讶鼓不同，而且从表现形式上也差距甚大：打断是流动在街市内外，不受时空的限制，也没有特殊的使命。所以它们是不同质的两种事物概念，关系是并立的，互不从属。
由于受到禁止，打断改名为太平鼓，即是说，打断是太平鼓的异名，作为“鼓、哨、拍板”中的“鼓”应该是器乐名，即是具体的鼓，它属于打断范围内的，是打断的一部分，也是太平鼓的一部分。如今问题的焦点就在于打断（太平鼓）的一部分的那个具体的“鼓”上，如果说它是讶鼓，从逻辑角度看是荒谬的，因为具体的“鼓”与戏名的讶鼓是不对称的；如果说那个具体的鼓改名为太平鼓，则明知故犯，因为文献记载的太平鼓是打断改名为太平鼓的。假使那具体的鼓是讶鼓，此讶鼓也属于太平鼓的一部分，整体的一部分是不能与整体划上等号的，甚至说成是整体之源。
林文为“讶鼓”设定成特定时空、特殊使命的所谓“局限性”，将打断设定为“以声乐为主戏剧名，是独立抽象概念。”“打断是流动的，”“所以它们是不同质的两种事物的概念，关系是并立的，互不从属。”
一个固定，一个流动；一个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戏剧，一个是市俗的戏剧。这是两个多么森严壁垒的两个概念！他一口咬定，是“打断改名为太平鼓，即是说太平鼓是打断的的异名。”林文因此嘲笑笔者对“鼓板之戏”的理解错误。“以为与打断的鼓笛、拍板不同，企图从这里建筑起从讶鼓通往太平鼓的桥梁。”林文特意对“鼓笛拍板”四字间加了一个“、”号，这样，就成了鼓笛，是声乐伴奏乐器，拍板是敲击节奏的乐器，这其中的“鼓”就这么消失了！他所理解的“鼓板之戏”是鼓笛、拍板的同义语，所以“打断”=“太平鼓”，即所谓异名。
在讨论如何解释“鼓板之戏”之前，不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宋徽宗政和年间为什么要禁“淫哇之声”的背景：“垂笤之童，但习鼓舞”的盛况可见“鼓舞”的流行广度与深度。在十分流行的民间音乐歌舞中，应不乏从熙河地区传来的“蕃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舞曲，这对正统的宫廷音乐肯定是一个冲击。我们不会忘记清代的“花雅之争”，这一回清朝官方动了真格的了，曾多次下令禁止，结果怎样呢？最终“禁止”出今日称之为国宝的皮黄戏——京剧。宋徽宗政和年间，新设立了一个“大晟乐府”，以风流才子周邦彦为乐正，一时“倡雅乐”“去淫哇之声”甚嚣尘上，并组织了一批“赋科老手”，“新广四十八调”，“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碧鸡漫志》）。《宋史·乐志》载：“大晟府书画疏说，颁行教坊、钧容直、开封府……不得违令。辄高下其声，或别为他声或改增损乐器，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
这次“禁淫哇之声”的核心是禁当时的流行音乐，也就是蕃曲。如果以林文所说，打断是以声乐为主的戏剧名，那么，它的主导部分的声乐还能存在么？如音乐部分被禁，那所谓的“以声乐为主的戏剧”，其主体已失去依托，只剩下作为伴奏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的鼓笛、拍板还能继续存在么？你那抽象的戏剧“打断”也吧，抽象的戏剧“太平鼓”也吧，还能够存在么？而在官方禁止的目录中，“呀鼓”赫然在目，如你所说的那么神圣庄严的专
为皇帝宴会表演的所谓戏剧名的“讶鼓”，大晟府把它列入“淫哇之声”，岂不是吃了豹子胆了么？假如，你的那个戏剧名的“太平鼓”既然“不废”，后来又到哪里去了？
在音乐部分被严令禁止的“打断”中的诸门类，唯有讶鼓中的鼓队部分，不会对官方的雅乐构成什么威胁，才得以继续流传，这就是“民间不废鼓板之戏”，也就是改名为“太平鼓”的那个鼓板之戏。
林文后也不得不说“假使”讶鼓可能属于打断的一部分……他以十分机械的思维方式，画地为牢地说什么“整体的一部分是不能与整体划上等号的” 把“打断”与”太平鼓”强行划等号，。而事实上是“打断”这一综合称谓中的“鼓板之戏”，独立出来改名为“太平鼓”的，难道讶鼓不属于“鼓板之戏”吗？错误逻辑必然得出错误思维，才制造出一个整体与部分的“不对称”。是谁在“明知故犯”？
林文的结论的匪夷所思。
林文自作聪明地逻辑设定，是其谬误结论的根源。他把“讶鼓”和“太平鼓”设定为所谓“泾渭分明”的两种概念完全对立绝不能混淆的两个抽象戏剧名。讶鼓与太平鼓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讶鼓，非太平鼓之源”，其后，他固执地认定：打断是太平鼓的异名，假使“讶鼓”包含在“打断”中，也只能认定“讶鼓”是“打断”的一部分，“打断”就是百分之百的“太平鼓”，所以部分不能是整体之源。又得出了他的第二个结论：“讶鼓，非太平鼓之源！”两重推理，两道结论，当是万无一失了？
先说其一的“泾渭分明”。中国艺术史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不能混淆的艺术存在过吗？世界上的事物之间，特别是同属之间的事物，没有一种是永远对立的。就说原本不同源的中国国画与西洋画、中医与西医……更何况是同一时代的同为民间歌舞的讶鼓与太平鼓（姑
且如林所说是两种戏剧），安徽省的徽剧和湖北省的汉剧是两个不同概念的戏剧吧？最终融合为京剧。就是当年“花雅之争”的主角——昆曲和“乱弹”，现今不是在京剧舞台上共存着？艺术是相融相通的，是可以借鉴的，怎么“讶鼓”与“太平鼓”之间就成了绝不能越的雷池了呢？再说：即便他所说的“太平鼓”是一个整体的大概念，其部分的讶鼓就不能成为这一整体之源了吗？“长江”是个整体吧？沱沱河是其一部分，难道沱沱河就不能成为长江之源了吗？
由于林文把讶鼓定位于只能用作伴舞的鼓，林文说：“在中国历史上以鼓伴舞的舞蹈形式唐代以前就有之。……谁也不敢说这些“鼓舞”到了宋代已全部绝迹，直到王韶创作讶鼓后，中国民间才重新有了这种舞蹈活动，笔者以为，王韶是在传统鼓舞的基础上，作了一番变革后改称为讶鼓的。”历史研究是你“想当然”的吗？林文多么轻松的就否定了王韶创作讶鼓的历史地位。王韶将原来只能在固定场所表演的鼓以游行的鼓队形式在户外表演，这是鼓舞表现形式上的一次飞跃！林文作者可能根本不知太平鼓的表演形式，就敢如此的信口就否定王韶的历史评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者？读者可想而知了！
林文最后结论说：“有人提出‘甘肃太平鼓’其来源于‘中原太平鼓’。这条思路是比较正确的”。这样的更不负责任的引导，请问林先生，你真想把兰州太平鼓的历史研究搅成混水？
林文作者不要太自信了！在自信之余，不妨多一些慎重与谦和。即便你是泰斗、巨擘，也应如此。做学问与做人都是如此。你把一个本来是一回事的事，人为地割裂开来，成为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概念，而事实上有形有状的太平鼓，今原北宋京城的开封之“盘鼓”，曾名“太平鼓”，并且直认讶鼓为其源头，北宋熙河地区的兰州太平鼓，应是与当年在熙河边陲诞生的“讶鼓”有直接承传关系的。因为当年诞生于熙河地区的“讶鼓”，并在这一地区传为佳话的讶鼓队赚敌致胜的故事世代流传，虽然走了点样，但大体轮廓还在，更不等
于讶鼓在这一地区彻底消亡，事实上为民间所喜爱的艺术也不可能彻底消亡。只不过因外界因素改了个名称，这一包涵在“打断”中的“鼓板之戏”后来改称为“太平鼓”罢了。
答辩就到这里，对于林文中其他什么“消灭民族”等高论，已可见其学识水平,不想再废笔墨和浪费读者的时间了！
对两辞书的希望：在这里我还要说几句，请《辞海》和《辞源》的编纂者在今后的修定时，请对“讶鼓”条和“太平鼓”条的释文，必须加以修正，不要让那些不精确的释文，再贻误引用者。再不要以其误去误导读者和研究者了。
最后我要说，回归讶鼓，兰州太平鼓才能称之为民间天下第一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鼓的国家之一，夏商时代就有关于鼓的记载，但是，大多鼓乐都是用于宫廷和官场的祭祀与娱乐，讶鼓，诞生于军旅，讶鼓以雄武威壮和充满阳刚的鼓舞形式，其以武士为主的鼓队，在户外游行中表演，一经面世，迅速为民间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出现了“数年间即盛行于世”的盛况。因此，讶鼓是历史上第一个流行于全国的民间鼓舞，它主要的艺术特征是在游行的行进中的击鼓舞蹈，可以这样说，讶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天下第一鼓！
实实在在有形有状有声有势的讶鼓盛行直到明代，明代以后，讶鼓在各地发生了流变，在开封，太平鼓成了盘鼓，所以记述讶鼓的文字渐少，仅在少数地方志中存在。如北京的端鼓就可能与胡紫山先生笔下的讶鼓有某种联系。若将北京的端鼓或者“甘肃太平鼓来源于中原太平鼓”作为兰州太平鼓之源，这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开封的讶鼓是不可能早于熙河讶鼓的。兰州太平鼓本应是名符其实的熙河讶鼓的承传
者，今天的开封盘鼓已认祖王韶所创作的讶鼓了，连山东的鼓子秧歌也称其始于讶鼓，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区约有十来个县如山西的昔阳、河北的磁县等，至今其鼓队的名称仍然还叫“讶鼓”。不仅北方的鼓舞称其为起源于讶鼓，就连南方的广东福建的鼓乐，也标明其源于王韶的讶鼓。本来嘛，因讶鼓迅速遍布全国，今全国都要认其为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讶鼓这一群众性的民间鼓舞，在历史上确实是民间天下第一鼓。
但是，今天的兰州人，也称兰州太平鼓为天下第一鼓。主张以明初的徐达为其发轫者仍大有人在，这与开封盘鼓以讶鼓为其祖的历史相比，徐达晚于王韶整整三百多年，那么，兰州太平鼓若从历史来讲，怎么能够说是“天下第一鼓”呢？
兰州太平鼓若认定讶鼓为其历史源头，其历史开始的时间认定，是国内其他地方的讶鼓不可与之相比的，因为兰州是这一民间鼓舞的发祥地。今天兰州人不至于不承认其在北宋时是熙河地区吧？难道只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把当年的军事主帅王韶讹传成明代解放兰州的徐达这一张冠李戴的历史玩笑，就要将错就错到底？老实说，兰州太平鼓若高据讶鼓的历史源头，加之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称之为“天下第一鼓”那才是当之无愧的！在全国众多鼓队面前说话才底气十足呢！也是国内现今所知的任何一支民间鼓队的历史所不能与之比拟的！那是因为民间以鼓队游行形式的鼓舞，都滥觞于熙河讶鼓！我们是源，其余都是流。为什么我们要舍本求末、舍源就流呢？你不认祖自有人去认，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人认祖归宗呢？
难道说，对某些个别人说兰州太平鼓起源于什么答腊鼓，起源于什么端鼓……也听之任之么？最好的回答就是回到自身的源头来，理直气壮地说：兰州太平鼓是源于讶鼓的民间天下第一鼓。 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回归于讶鼓，并不是凭空想象和穿凿附会的无据推理。其最核心的依据就是那个利用鼓队赚敌致胜的史实，这一史实产生于这一地区，也是唯一的其他地区不可能出现的史实；再从地域因素来看，兰州太平鼓存传于讶鼓的诞生地——
熙河地区更不是偶然的。所以说兰州太平鼓的源头是北宋王韶创编的讶鼓，是经得起论证的。笔者最后的回答：讶鼓，是兰州太平鼓之源。北宋时的熙河主帅王韶才是兰州太平鼓的历史缔造者。相信这一结论，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但愿……但愿兰州太平鼓能迈出认祖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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