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重庆抗建堂

回顾重庆抗建堂

发表时间: 2010-1-29 13:26:21 来源: 三峡博物馆 浏览数: 970 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从事戏剧工作的名家们，都特别关心抗建堂现在怎样了?还在演话剧吗?1985年10月，这些名家应邀参加重庆雾季艺术节时，张瑞芳等还专程到抗建堂遗址看望，深情地回忆他们当年在抗建堂的演出，缅怀周恩来常到抗建堂观看他们的演出，并接见他们，一直热情地支持、帮助和鼓励他们的往事。 抗建堂是抗战时期演出话剧的主要场所之一，坐落在渝中区上纯阳洞街13号。建成于1940年底。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中心，当时在重庆的不仅有五大剧团——中华剧艺社、中电剧团、中国万岁剧团、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而且还有孩子剧团、怒吼剧社、中国业余剧社、戏剧工作社、国立戏剧学校、中国胜利剧社、留渝剧人、新中国剧社、育才学校戏剧组等专业和业余剧团。一大批知名的老作家、名导演、名演员、美大师云集重庆，话剧运动在重庆形成了空前的高潮。话剧发展了，但可供演出的剧场却奇缺，1940年4月，三厅郭沫若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的中国万岁剧团团长后，针对当时只有国泰大戏院可演话剧的情况，决定新建一所话剧剧场，以解决当时重庆戏剧界名家荟萃，而剧场奇缺的困难。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二摄影棚地处中山一路马路边，市声嘈杂，不利于拍摄电影，于是就把该处建为剧场，由名导演史东山的夫人华旦妮具体负责改建。剧场在1940年年底初步建成，用“抗战建国”口号，取名为“抗建堂”。 抗建堂总占地面积为132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817．22平方米，剧场占地面积为3．28平方米。剧场坐北朝南，为中西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有堂厢、楼厢和工作室。设860个座位。1942年12月改建竣工，座位增至1000座。建成后的剧场，音响效果很好，大小适中，是演话剧的理想场地。1941年4月5日，中国万岁剧团在新建成的抗建

堂公演马彦祥新作四幕剧《》，舒绣文、张瑞芳、陶金、章曼苹、王斑、吴茵、江村、孙坚白、张立德、杨薇等参加了演出。 抗建堂建成后，为上演进步话剧和进步文艺界集会、活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从1941年4月至1945年，共上演了33出大型话剧，除《》外，有郭沫若编剧，分别由石凌鹤、王瑞麟导演的《棠棣之花》、《虎符》；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大地回春》；曹禺编剧，分别由张骏祥、金山、史东山、苏怡导演的《北京人》、《雷雨》、《蜕变》、《日出》；吴祖光编剧，分别由贺孟斧、张骏祥导演的《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张天翼原著，石凌鹤、张莺、吴晓邦改编，石凌鹤导演的《猴儿大王》；由杨村彬编导的《清宫外史》；徐昌霖编剧，史东山导演的《重庆屋檐下》；安特列夫著，师陀、于伶改编，陈鲤庭导演的《大马戏团》；夏衍编剧，金山导演的《芳草天涯))等等。这些话剧的演出，都以其在政治上、艺术上各有其令人难忘的成功之处和特色而轰动山城，在话剧运动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为了增加话剧演员舞台实践，繁荣戏剧演出，中国万岁剧团于1941年5月发起“星期公演”，每次三天，演1至3个剧目。从5月24日的首次公演到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公演都在抗建堂举行。 1941年11月20日，以庆祝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的名义，留渝剧人在抗建堂上演了郭沫若历经22个春秋所编写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该剧以“主张集合、反对”为主题，正是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的抨击。周恩来不仅多次到抗建堂观看演出，还在排演前后多次与郭沫若谈论剧本的修改问题，他还组织《新华日报》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并为之题写刊头，还修改《从<棠棣之花>到历史剧》和《正义的赞诗，壮丽的图画》两文。1941年10月，曹禺新作三幕剧《北京人》在抗建堂公演后，一些评论家对曹禺写抗战前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迷惑不解，《新华日报》对《北京人》作出了热情的肯定，发表了柳亚子、张颖的文章，说《北京人》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就回答了

说《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该剧于1942年1月31日再演于抗建堂，关心和支持《北京人》问世的周恩来，于2月在阳翰笙的陪同下，前往抗建堂观看演出，并去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1943年2月25日，中华剧艺社在抗建堂举行第20次公演，剧目为青年作家吴祖光的五幕话剧《风雪夜归人》。首次公演观众就为其进步的内容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贺孟斧精湛的导演艺术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这出轰动山城的话剧演到14场时却被当局下令禁演，但《新华日报》却坚决支持这出话剧，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曾七次到抗建堂观看该剧的演出，给予该剧的演职员们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由阳翰笙编著的六幕历史悲剧《天国春秋》，1945年12月在抗建堂再次上演，连演30场，场场客满。仍由舒绣文饰演洪宣娇，她也再次实践着1941年11月上演这出话剧时周恩来对她的鼓励和嘱咐：一定要把这句极富现实意义、收效极大的台词，念好演好。每当她演到洪宣娇醒悟后大呼：“大敌当前，我们不该互相残杀”时，也贯注着全副感情喊出这一声，观众席中仍然响起了赞赏这句话的掌声。12月19日，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等20多人到抗建堂观看了演出，赞扬这时期演出《天国春秋》很好，并由阳翰笙陪同到后台看望了演职员。 抗建堂建成后，老一辈的戏剧家、名导演、名演员郭沫若、阳翰笙、马彦祥、曹禺、吴祖光、史东山、陈白尘、应云卫、张骏祥、石凌鹤、杨村彬、贺孟斧、金山、陈鲤庭、舒绣文、张瑞芳、白杨、吴茵、章曼苹、路曦、陶金、蓝马、施超、江村、耿震、周峰、项堑、石羽(孙坚白)、秦怡、吕恩等，都曾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他们对抗建堂怀有深厚的感情。 当时抗建堂除了作演出外，同时也是进步的各界人士集会，义演的场所。1940年11月1日，由郭沫若任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造一个声势，以显示我们的力量，于11月7日在刚落成的场内尚未安设座椅的抗建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晚会，陪都文化界、新闻界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部分著名人士孙科、于

右任、张治中、黄少谷、谷正纲、曾虚白、张道藩、戴笠等及我党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章汉夫、徐冰、陈家康、石西民等，宾主共四百余人莅会。张治中、孙科、沈钧儒和郭沫若先后在会上讲话；张治中、周恩来代表政治部、郭沫若代表新成立的文工会，频频举怀敬酒。田汉、老合、洪深、马彦祥等先后登台慷慨高歌，最后演出了一个独幕剧，放映了一场电影。这次盛会的“签名轴”，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重庆市博物馆。以后，文工会还在抗建堂举行过多次文艺演讲会，如1941年7月8日阳翰笙讲演“戏剧的新任务”。郭沫若、郑伯奇、应云卫、叶浅予等都曾在这里作过专题演讲。 1940年，育才学校陶行知校长为了向重庆各方面人士介绍育才学校，于12月26日由学校音乐组在抗建堂举行了首次儿童音乐会的演出。出席观看这次演出的有很多政界要人，如张治中、何应钦等，我党的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以及苏联大使的一些，塔斯社记者等。在晚会演出休息时间，小同学们请出席晚会的各界知名人士题词留念。现在保存完好的仅剩下周、叶剑英、邓颖超、苏联塔斯社的M·雅克沙明、C·安德烈耶夫的题词，由当时音乐组的学生，现为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的陈贻鑫于2003年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珍藏。 1941年12月20日，为募集《儿童月刊》基金，孩子剧团在抗建堂演出了三幕歌剧《农村曲》，及儿童独幕剧《为了大家》。为响应重庆市开展的一元献机运动，广播电台、朝阳学院的朝大剧社、中国万岁剧团、青年剧社等都先后在抗建堂演出话剧。 1941年10月19日，文艺界名流云集抗建堂，参加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晚会主持人是冯玉祥将军。1943年1月1日，在抗建堂举行了慰劳荣誉军会，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出席了会议。1945年4月15日，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悼念会也在抗建堂举行，到会者有15()0佘人，由邵力子任并致词。

重庆后，抗建堂于1950年交给重庆市文工团。市文工团在抗建堂首演话剧《红旗歌》，因此，抗建堂改名为红旗剧场，由当时重庆市曹荻秋题名。在这个剧场，重庆市话剧团演出过卓有影响的《四十年的愿望》、《保尔·柯察金》、《尤利乌斯·伏契克》、《雷雨》、《日出》、《雾重庆》等话剧。1957年周恩来来重庆，于2月10日、11日两次到他所熟悉的原抗建堂，观看市话剧团的话剧《日出》。在这座曾经培养过一代战士和艺术家的舞台上，周对市话剧团的同志们说：“你们剧团老演员多，以往的剧团还是培养了不少人才的。” 1983年，田伯萍、田广才等同志在四川省人代会上，提议将红旗剧场恢复原名抗建堂，将该剧场作为抗战时期的纪念遗址予以保留。1984年，红旗剧场划归文化开发公司；1986年，红旗剧场恢复原名抗建堂，剧场改名为抗建堂俱乐部，剧场内部则改建成舞池，旧貌无存。 2000年9月，重庆市将抗建堂旧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世纪90年代改造旧城的大拆迁中，抗建堂外部按原貌进行修复，矗立于纯阳洞街，以资纪念。 （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