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贾平凹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52年2月21日出生。於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从事过几年文学编辑工作，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贾平凹与他妻子韩俊芳同是丹凤县棣花镇人，两人婚姻之美满在贾平凹的文中表露无遗，女儿倩情亦是贾平凹之深爱。贾平凹喜吃杂粮野菜，不动膏粱腥荤。平生无什么特别嗜好，唯独喜爱每日转动笔杆子，硬使当今文坛浪飞潮涌，无日安宁始心足。国外人士均誉他为中国文坛的“独行侠”。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就是代表；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玩物，如《陕西小吃小识录》、《玩物铭》等。

贾平凹于传统的散文写作中，取了个大突破—凡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爱与恨)，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等性格，亦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于现今复杂的社会里的确难寻。而且，贾平凹对美感的追求，于字里行间清晰易见。他不单只在乎自我领略，亦愿把这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一直是人们争议的话题，但他依旧我行我素，自诩“文坛独行侠”，独步文坛。 在沉默中体会世态炎凉 在常人眼里，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并不善言辞，甚至连普通话都讲不好。据贾平凹回忆，自己从小就不爱说话，性格比较内向，又因为不会讲普通话，很多话讲了别人听不懂，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他沉默寡言的个性。13岁的时候，贾平凹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在那种生存环境中，你只有沉默寡言，但好处就是让你对外界的世态炎凉体会得特别深。” 提到“贾平凹”这个名字，他解释自己原来的大名叫“贾李平”，陕西农村叫晚辈的时候都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抽出来，后面加“娃”，因而大家都喊他“平娃”。上学后，他觉得自己大了，还叫这个名字有些不雅，于是改成了同音的“贾平凹”。“陕西人把这个字一直念wa，当时我第一次到北京去以后，有人对我叫贾平ao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叫谁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两种读音。”搞文艺创作以后，贾平凹觉得平字和凹字阴阳互补，便刻了一个章：“凹则不平”，当了一回好“雅”的“小知识分子”。 贾平凹有生以来变成铅字的第一篇文章，是刚进大学的时候写的一首关于父辈相片的诗，被发表在校报上。“那时全校几千名学生，唯一登的学生的文章就是那首诗了。现在看它啥也不是，但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觉得从此以后搞创作的兴趣就来了。” 《废都》稿费只有4万

《废都》是贾平凹转型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贾平凹坦言，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很多荣誉，但也带来了很多麻烦甚至是苦难。他透露，事实上该书他只收了4万元稿费，但外界却传言收了一百多万，还有更大的麻烦他不愿意透露，只是说这本书的阴影一直笼罩了他十多年。

在《废都》里，贾平凹花了大量笔墨刻画女性，曾因此有人指责他不尊重女性，对此贾平凹辩护说：“一个作家写作品肯定离不了女性，因为世间就是男女构成的，严格讲，我自己是很崇拜女性的。有人认为我对女性不尊重，那确实有些冤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我大量的作品里面，女性是我一直当菩萨一样敬的角色。” 燃起香烟祭三毛

提到好友三毛，贾平凹回忆他和三毛从未见过面，只是通信。“她给我写完一封信之后就自杀了。她是临死入院前把信写好投寄给我以后进医院的，进院两天就去世了。所以她去世好多天了我才收到这封信，当时心里挺悲恸的。我有幸在她生前还有过一段神交，但也特别遗憾，因为她在信上丝毫没有透露要自杀的迹象。”

三毛生前曾经游过鸣沙山，非常喜欢那个地方，甚至说过死了以后就埋在那里。因此她去世后，她的一位朋友带着她生前的遗物去鸣沙山为她埋了个衣冠冢。这位朋友路过西安就特地去拜访了贾平凹：“我记得当时的遗物里有顶太阳帽、一瓶防晒霜、半包烟、一件外套、一双鞋子。”

2000年贾平凹走丝绸之路路过鸣沙山，便决定去拜祭故友。但是三毛朋友怕人打扰而没有在冢上做任何标记：“当时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觉得一会如果有个穿白衣服的女的过来，那三毛的衣冠冢肯定就在附近。当时感觉是在山脚下埋着，果然几分钟后就过来个女的，在班车上坐着。我就觉得肯定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在地上给她点了根香烟，并在地上写了‘三毛我们怀念你’，写完以后那根香烟烧得特别快，呼呼地就烧完了。烧完以后，突然一只蜘蛛爬到香烟下边，蜘蛛即‘知’的意思，我想肯定是三毛的灵魂有知吧。” 婚后仍受“家法”训斥

谈起家人，贾平凹说对自己性格和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父亲，如今他每次出远门都会梦见父亲。这个教了一辈子语文的中学老师，从没想到现在的语文课本里会收进他儿子的文章《一棵小桃树》。

这位对儿子管教甚严的父亲，甚至在儿子结婚以后还以“家法”训斥。“作为儿子来说我害怕他，结婚后有时言语不对吧，意见不同他也打，但我对父亲的感情还是最深的。父亲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前我已经发表了好多东西，发表东西的时候他很关心，对一个父亲来讲，儿子能写东西他当然很高兴。”

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贾平凹的母亲没有文化，也不知道儿子一直在干吗，只知道他在写字，很辛苦。“但我笔下好多故事都是母亲给我讲的，她讲故事生动得很。” 不打算再写长篇

贾平凹曾戏言：他注定要接受一生被敲打的命运，因为母亲怀胎的时候，就经常梦到捡核桃。回忆过去，贾平凹觉得自己最苦难的日子在农村，但最欢乐的也在农村：“其实最欢乐的也是在苦难之中，在苦难中获得的欢乐虽然短暂，但是特别珍贵。小时候没有吃、没有穿，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给家里干些活，多拿些东西回来，没有更远大的理想了，但那种很小的愿望一旦达到就特别快乐。反而是现在进城以后，名啊利啊什么都有的时候，烦恼却更多了，人就是很矛盾。”

当年19岁的贾平凹，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来到陌生的城市，但在享受了30年城市文明之后，他却只觉得悲凉，因为城市并不能将他变成为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即使在家中，他也不愿意拉开窗帘，只将自己埋在满是石像的房间里，在笔墨间闹中求静。 写完《秦腔》之后，贾平凹不打算写长篇了：“一是因为累，再一个觉得好多生活也被掏空了，得补充好多东西。起码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不会写长篇。” 贾平凹认为在苦难中寻获的快乐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