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途径

酋蜱ｌ骺湃＿冒善Ｐ鼻訾学报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彻底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途径　傅丽华　一、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其特殊性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不高，这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事实。从国际大银行的情况　束看．２１３００年世界前２０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平均不良资产率为　３．７２％。其中花旗银行和美ｉ｝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分别为１．４％和０　８５％。根据国家公布的数　字，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近２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占其货款总额的２５％（１９９８年１月ｌ６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这些不髓资产基本上是由贷款形成的，其中逾期的占６７％，呆滞货款　占２Ｏ％一２７％，要核销的呆帐占７％一ｌ３％（周小川，１９９８）。国际上对这些坏帐的判断则更为　悲观　有些对坏帐的估计值甚至高达４０％（ｗ　ｂ妇估计数字）。德意志银行的　ｅ　ｃｅ　则认为，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７５％的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这些贷款的２／３近年来遭受损失，由此他判　断不良贷款比率约为５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已居国际银行业前列，甚至超过　某些金融危机国家的不良资产比率。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不良资产数　额庞大，不良贷款比重相对较高，（２）产生不良资产的原因复杂，既有历史韵因素，也有体制的　因素，还有政策和法律变化的影响等。（３）利益关系特殊。在国外，企业和银行都是独立的市　场经济主体，银企关系比较清楚，而在我国，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国有商　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和国有企业的债务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４）不良资产类型特殊　在国　外，银行不良债权主要是房地产贷款等资产，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和流动性。而我国银行的不　良贷款则主要是信用贷款，且是向亏损企业的贷款，此外，这些企业贷款中许多记录不全，资产　界定不明，估值困难。　二、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对经济金融的巨大负面影响　（二）巨额不良资产极大地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并诱发金融风险　一方面，不良资产妨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和竞争　７３　力．不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便难以按“三性”原则和“四自”要求转变职能，商业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改革只能成为空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约占整个银行部门的８０％，它们因其宠大的资　产跻身于世界１０００家大银行之列，然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国际权威的　评级机构以对其评级都相当低，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　表１为美国穆迪　公司于２００１年４月对中国８家商业银行的财务实力评级。　寰１：　．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　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实力评级　评级　Ｄ一　招商银行　中国光太银行　Ｄ一　Ｄ一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Ｅ＋　Ｅ＋　广东发展银行　Ｅ＋　槔圳发展镪轩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报｝，，７．００１　４　１７　Ｅ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将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危机，增加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企业的亏　损通过借贷关系转嫁给国有商业银行，使大量信贷资金沉淀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难以　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大了信贷资产的风险的损失，银行资金难以保全，结果将造成国有商　业银行经营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前景令人担扰。正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高比例不良资产，　国外学者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均已破产，这也正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　经营风险。　（二）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导致化解不良资产成本高昂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不良资产损失由谁来承担应该是很明显的：在银行无力消化损失的前　提下，只有政府有能力承担这种损失，不可能把损失转嫁给银行存户或其他经济单位。可以　说，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指令和行政干预，因此由政府来承担损失也是台　理的。不良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付出的高昂成本，因此政府面临　着如何在有限的国家财力下处理坏账的难题。　在过去∞年内，全球约有１５ｏ个国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银行危机，ＩＭＦ成员国中至少有　２／３遭受了严重的银行危机，而且一般都是由政府参与援救才解决的。贷款造成的坏账损失　由政府独自承担全部责任，形成了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表２列举了一些国家银行危机的财　政成本。　寰２：　国　家　％　系统性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占ＧＤＰ的％　国　家　％　国　家　％　西班牙　瑞典　１５　０　４．３　匈牙利　波兰　ｌ２　２　５　７　坦桑尼亚　墨西哥　１４　０　２　０一ｌ５　０　科特迪瓦　智利　ｌ３　０　３３　０　加纳　６　０　４５．０　委内瑞拉　芬兰　１７０　．科威特　９　９　７４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判断我国化解不良资产的成本，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不良贷款中有５０％是可收回的　（目前我国的信用环境不佳，对可收加贷款的状况不容乐观），我国不良资产与ＧＤＰ的比重为　２５％。则我国化解不良资产的宏观经济成本估计为ＧＤＰ的１２．５％左右。另据世界银行驻京代　表处一位高级官员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０％，则化解不良　资产的成本应为ＧＤＰ的１５％左右。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国内储蓄总额是ＧＤＰ的加％。过去４　年里，存款年均增长３０％，１９９９年７月银行的存款负债总额达到ＧＤＰ的１３７　５％。目前虽然我　国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但银行系统的净现金流量仍十分活跃。然而，我国加入ｗｒｏ后五年，　外资银行可从事人民币存款业务，如果那时居民将一部分钱存入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不良　资产比例较高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等　如果不及时处理好不良资产问　题，中国金融机构体系便会面临严重困难（钱小安，２Ｏ００）　三、存量不良资产处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１９９９年，我国相继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收购、管理和　处置从四在历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处置局限于１９９５年以前形成的不良资产），化　解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小。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从事除股票二级市场外几乎所有　的金融业务，其中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业务。２ｏ０ｏ年，ＡＭＣ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和“债　转股”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２０ＯＯ年１２月，四大ＡＭＣ已从国有商业银行按帐面价值收购　了１３９３９亿元的不良资产，占四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帐面价值的近２０％。其中包括三部分：一　是“债转股”４ｉＸ１０亿左右（这部分实际上并非不良资产），二是呆滞贷款８Ｏ０Ｏ多亿元，三是呆帐　贷款１７００多亿元。对第二类不良资产，目前还没有研究具体处置方法，原则上只能靠财政核　销或增加货币供应来解决。　然而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工作刚剐开始。去年下半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陆续进入不　良资产的处置阶段，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追偿、拍卖、收息、租赁等多种途径，收回了数十亿　不良资产，但是和１万多亿的总数相比，无疑是才开了个头，而且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　产时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经挤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尚不完善及市场环境梗阻，使资　产管理公司在运行过程中，往往面临来自企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本身的道德风险。在资本市　场不发达，尤其是没有不良资产处理的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有　相当大的难度。法律环境不健全，尤其是产权制度、破产制度、税收等方面不健全，社会信用体　系不健全，而资产管理公司要处置的资产分布较广，机构层次和人员数量相对较少，这些都给　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要使资产管理公司有效地处置不良资产，仍需许多条件，需要与综合配套的体制改革相结　合，需要财政、金融、证券、法律和企业和主管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商　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时还要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这　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应该看到，不良资产剥离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Ｉ临着严重的经营危机，但在不良资产剥　离后，并未使银行消除这一经营危机。时至今１３，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仍不容乐观：　是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将其全部不良资产都剥离出去，国有商业银行仍有相当数量的不良　贷款。如果按４０％的不良贷款率计算，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在剥离了１万亿元左右后一，　还有１万亿元左右ｃ国有商业银行仍面临着不良贷款的困扰，国有商业银行仍是有问题银行：　７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二是国有商业银行是按帐面价值转让不良贷款的，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公平，既然是不　鼹贷款，贷款必然有损失，宜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应将包袱全转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　司所接收的不良贷款并没有很快减少，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只不过换了个地方“存　放”而已；三是国有商业银行仍存在不良贷款的再生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存量　之后，并投有在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其经营环境也没有多大改善，原有贷款存量存在进一步　恶化的可能，新增贷款的质量仍然没有得到保障。　四、防范不良资产再生机制的途径　早在１９９７年，央行就希望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下降幅度大一些，但投有达到预定　目标。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到去年年底共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１３１３００多亿　不良贷款，使不庭资产比例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事实上，若不是把ｌ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包　袱转给了资产管理公司，近年来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不是下降而是在上升。究其根源，主要是　体制存在问题。不良资产是表现，体制问题才是根本。要成功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彻底斩断　不良资产再生机制，需要对企业和银行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其一，企业的产权制度不明、管　理机制不健全，从而使得我国企业经营中出现委托代理关系紊乱．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到目前还　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低下问题至今仍存，今后还会发生，形成银　行坏帐的再生之源，这里我们不作详细探讨；其二，我国银行业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　了相当的成就，但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等方面未进行深　层次的（或者说实质性）改革。其中，内部信贷管理体制不健全是银行不良资产日趋增多的主　要原因。　曾有人概括经济给金融格局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但不是深刻的”（张杰，１９９５）。笔者同　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从广义货币供应量Ｍ２和ＧＤＰ的比率来看，中国的这一指标已超过澳　大利亚，并与日本基本达到同一水平，表明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明显加深（Ｌｙｎｃｈ，￣９９６）　但　金融的量的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的深刻变革，金融交易制度的市场化程　度仍然较低，商业性金融替代政策性金融的过程还远未完成。中国站在加人ｇｒｉｄ的门槛上。　进一步扩大银行业的开放已称为必然。为了应对加人ＷＴ０后的银行业市场竞争，中国银行业　必须加快推进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而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并最终上市也已成为　近期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动因之一是解决资本金不　足，尽快提高资本充足率，而深层次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为了建立起以明晰的金融产权制　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　运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大部分不良资产剥　离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在技术上已无障碍。因此，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为国有商业银　行彻底改制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国有商业银行彻底改制后，将斩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使国　有商业银行从此步人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国有独资产权模式，导致产权关系模糊、资本非人格　化、所有权和经营权难以分离，由此带来责权利不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经营效益低　下、潜在风险增加等。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摆脱来自政府部门的干　预，再加上债权债务关系不清，金融交易非市场化，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即使资产管　理公司在未来数年内能顺利完成使命，最多是化解了存量不良资产，如果银行的产权制度依　７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旧，那么它与国企共构的特征必然会导致国企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继续依赖，而这又会　产生源源不断的不良资产问题的。而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起与现代商业银　行制度相适应的金融产权制度，能使国有商业银行获得独立的法人产权地位　实现政企分开，　彻底摆脱政府干预．按市场化原则经营。　完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国外银行上市的最重要的动因，并被认为是银行上市后能否实现　成长的最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基本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　存在着严重缺陷，表现为董事会与监事会的设置以及经营管理层的任命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决　定的，董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能否发挥作用尚有疑问。这种状况难以形成对经营管理层的有　效约束，造成了银行效益低下。因此，尽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摆在国有商业银行面前的一项　紧迫任务。　近年来，国内银行都在加快改革进程，但要真正使银行体系发生一场“深刻的”根本性变　革，彻底斩断不庭资产的再生机制，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革，这场改革　不仅只定位于“补充资本金”，而应着眼于建立起明晰的金融产权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中国的银行在机制上还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信贷管理体制、激励约　束机制等不健全，而这些都是和金融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息息相关的。　五、结束语　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也曾出现过因为大量不庭资产导致局部危机甚至金　融危机的例子。各国经验表明，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日本经济恢复再次受挫使我们看到了继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日本经济衰退　之后不良债权问题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沉重压力。目前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速，应抓紧　时机，尽早彻底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庭资产，策略就是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改　制，防范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化解金融风险，提高商业银行的运作效率和竞争力。对于国有　商业银行的改制而言，政府应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主动放松约束，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１焦瑾璞：《加入ＷＩ＇Ｏ对我国银行业的挑战盈对策），《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２熊峰、黄小钢：《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特殊性》，（经济学消息报》．３７３期。　３薛宏立：《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成本高昂），《经济学捎息报》．３６６期。　４卫容之：《银行销　坏帐　任重而道远），《国际金融报》，２００１年２月２日。　５　Ｂ￣ｄｅｒ．Ｊｕｌｙ２０００，ＴｏｐｌＯＯＯｗｏｒｌｄ　Ｂ　。　６范卫萍：（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特殊性的探讨），《福州大学》，２０ＯＯ年ｌ０期。　７《中国证券报》１９９９年４月５日。　（责任编辑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