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王弼《周易略例》之解《易》体系

初探王弼《周易略例》之解《易》体系

文章阐述了王弼的生平及《周易略例》产生的背景，解读了《周易略例》的解《易》体例与思想：卦体说，一爻为主说，明爻通变说，初上有无位的辩位说。认为王弼的《周易略例》主张从义理本质上去解释《周易》，开启了义理派解易的风气；可以看出王弼以易的根本目的在于《易》象化繁为简，以求其正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标签： 魏晋玄学；经学传统；扫象不谈；解易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割据，政治黑暗，动荡不宁的阶段。政治的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与当时人们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反差，民族的不断融合，促使了不同思想的激荡与交流，产生新的智慧火花，魏晋时期人们特别是上层士大夫一反两汉经学，特别是汉中期以后的今文经学，王国维在其《汉魏博士考》中曰：“然则魏时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1]那个时期的人们已冲破了经学的牢笼，摆脱了两汉以来的天人感应，阴阳谶纬，天干地支，星宿，卦变，互体之说。而其中较早且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就是王弼，开创了魏晋玄学之先河。

一、王弼的生平

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今山东省金乡县）。陈寿《三国志》未给王弼单传，关于王弼生平事迹的记载只于《钟会传》末尾谈到几句：

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2]

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记述更加详细：

“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审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称，每与弼语，尝屈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

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守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正识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3]裴松之注记述的较详细，但主要偏重于王弼的思想事例的介绍，而忽略了王弼的家世，童年，直

接从他与裴徽的关于“圣人体无”谈论开始，可谓见解精辟，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从中好像可以看出王弼对儒道的看法，似乎儒高于道。

又记载了王弼与何晏的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争论，《王弼传》曰：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王弼并没有正面回答该问题，而是用戏弄的口吻回答他的。把自己比作孔子，荀融为颜回，孔子于颜回可以无大过了。巧妙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从以上几个例中可以看出王弼在青年时期就对儒道易有了精深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从圣人体无，圣人有情到回答荀融问难可以看出其儒道会通的趋势，圣人都体会到了无，只是方式不一样，孔子是以有体无，老子则是由无显有，本质上不矛盾，圣人之情应物而又不累于物，指出了圣人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己的神明本性，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其玄学贵无论的“明于本数，系于末度”的思想，下面具体谈谈王弼的易学思想。

二、《周易略例》产生的背景

在易学史上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王弼的《周易略例》主张从义理本质上去解释《周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启了义理派解易的风气。

1、受《易传》解易方法的影响

《易传》是现存最早的以义理解释《易经》的哲学著作，易本卜筮之书，如《史记·龟策列传》说：“主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草，不易之道也。”《朱子语类》曰：“易本卜筮之书……想当初伏羲画卦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的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皆解当初之意”而《易传》多从义理的高度升华了《易经》。王弼的《周易略例》正是继承了《易传》的这种解易之风，继续扩展，延伸了这种体系。从王弼的《周易注》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种继承关系。

2、汉魏学风的影响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面对同阴阳五行，天干地支，谶纬相结合后形成的繁琐学风，人们纷纷开始反思学术的弊端，道家清净无为和虚极静笃成为学风之新气象。这对一些文人思想家解释古代典籍特别是《周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易略例》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3、象数易学的“盛极必衰”

《易传》中有所谓的“观象系辞”，这恐怕是象数解易之根源，汉易则对象数易的解易方法有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受当时今文经学的影响，用《周易》的卦爻结构来讲阴阳灾异以附会人事。后又出现以孟喜，焦延寿，京房的卦气说为代表的汉代象数派的易学，《汉书·京房传》介绍京房的易学：“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后汉解易之说日见繁琐，如郑玄的爻辰说，爻体说，荀爽的乾坤升降说，虞翻的卦变，反对，旁通，互体，半象说，更有虞氏八卦易象。惠栋《周易述》言：“虞翻传其家五世孟氏之学，八卦逸象十倍于九家”。由此可见象数易到虞翻那时已繁琐到何种程度，必须要来一个彻底的革新。所以王弼对这种繁琐的解易之风甚为不满，在《明象》中说：“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伪说滋漫，难可纪矣。……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从中可以看出王弼以易的根本目的在于《易》象化繁为简，以求其正义。4、同其贵无论玄学主张相一致

《周易略例》的解易思想和方法统一服务于其整个贵无论玄学的大体系。王弼提出贵无论的核心思想是“崇本息末”，“守母存子”，以达到本体与现象的统一。《周易》与《老子》不同，并未谈无，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讲的都是一些现象，因此，透过现象探究其背后的本体意义才是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讨论的重点，就其目标而言在于会通《老子》与《周易》，使这两部经典中所蕴含的本体论思想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在贵无论玄学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有机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易略例》是王弼的玄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是一部玄学著作。

三、《周易略例》的解《易》体例与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周易略例》是一部成功的解释学著作，和其所著的《老子指略》共同构成了王氏完整的解释学体系，《周易略例》是其《周易注》方法上的指导，《周易注》是《周易略例》中思想和方法的具体应用和展开，故要想理解王弼的易学思想及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必须对《周易略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易略例》主要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思想和方法：

1、卦体说

王弼在《明彖》中指出每卦都有一个主旨思想，即一卦之主体，如何才能认识一卦的卦体呢？王弼认为可以通过卦名和《彖辞》的解释来了解，这样就可以统宗会元，万象归一。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执能与於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4]

故从上面一段文字中可以清楚明白的看出，每一卦都有一个卦体，把握了每一卦的卦体，就等于把握住了每一卦的中心思想，而每一卦之间又不是完全孤立

的，是可以道通为一的，王弼的这种思想，其源头本于《系辞》，其曰：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5]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6]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7]

“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8]

值得注意的是《明彖》中所致力发掘的只是六十四卦中的具体之理，并非是“以无为体”的那个高层次的抽象之理，但是他根据《易经》的理论说法在具体现象与抽象本体之间搭设了一道桥梁，为自己展开多层次的哲学系统打下了理论基础。如王弼根据卦体说解释《震》卦卦辞“震来愬愬”和“震惊百里”曰：

“震之为义，威至而后乃惧也故曰震来愬愬，恐惧之象也。震者，惊骇怠惰以肃解慢者也，威震惊乎百里，则惰者惧于近矣。”[9]

该解释不以震为动震之象，以“震惊百里”为王公君子之威严施及百里，使人们恐惧，与《论语》里的“君子不重则不威”之说相似，君子接人待物爻重威，方能使人敬佩，此即为取卦义说。此说来源于王肃解易“在有灵而尊者莫若于天，有灵而贵者莫若于王，有声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严者莫若于候，是以天子当乾，诸侯用震，地不过一同，震不过百里，政行百里则匕鬯亦不丧”（《太平御览》一百四十六），王肃注虽震有威严之义，但不否认震为雷，可王弼则只取其威严之义，从侧面反映了其扫象不谈的作风。

2、一爻为主说

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六爻组成，究竟以哪一爻为主，或者说一卦卦辞与其爻辞，爻位的关系怎样？这是王弼要解释的问题，《明彖》曰：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10]

一爻为主说始见于《彖传》解经。《屯》卦卦辞说：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此卦所以利建侯，《彖传》解释为”刚柔始交而难生”，“刚柔始交”指的是此卦初九爻与六二爻开始交接。按此说法此卦卦义取决于初九爻。《系辞传》曰：“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王弼的一爻为主说明显继承了《易传》的思想和方法。《略例》

曰：

“凡《彖》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之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以明之，丰卦之类是也。”[11]

王弼的“一爻为主”说企图以简代繁，以寡统众，以少治多，比起两汉象数派解易要简洁的多，但此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如《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可是此卦六三爻却说：“履虎尾，咥人，凶。”爻义正好与卦义相反，《履》卦卦象只有六三一个阴爻，这就相矛盾了，王弼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明彖》中说：“或有遗爻，而举两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遗爻”指不符合以上爻义规则的，“二体”指一卦之内外两小卦体，由此确定其卦义，二体说很难与取象说划清界限，这也算是王弼思想的一点遗憾吧。

3、明爻通变说

一爻为主说是为了追求卦爻的统一性，而爻变说则在于说明爻象的变动，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算是对《易传》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为变所适”的最好发挥，《系辞》云：“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王弼在《明爻通变》中吸收了这种观点，为其义理派易学的爻变观奠定了理论基础。王弼在《明爻通变》中很具体的表达了这一思想。

王弼承认爻象的变化反映了人事的变化，但与以前象数派用爻象的变化反映天象的变化然后再来附会人事全然不同，他认为爻者就是将变的，而变又是由于人们的情伪相感，这种情伪相感而引起的人事变化虽然“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王弼对爻义的变化进行了总结。其一为：“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具体的六爻之变，有合散，有屈伸，所以有时候就会与卦义之体相违背。比如泽地《萃》卦，此卦之体上悦下顺，乃聚合之义，可六二爻辞云：“引吉，无咎”，王弼解释说六二爻居下卦坤体之中位，又当位，虽处聚会之中，但不愿随顺别人，己独处正，人虽多僻而不闻不问，此即合中有散，与体相乖。其二为“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刚柔二爻虽性质不同，但却可以相通，如《渐》卦巽上艮下，其九三与刚柔相反，一处下卦，一处上卦，不同体，但下卦九三相前进，则与相配合，巽为顺，艮为止，有止于和顺之义，所以能同心协力，这就是“睽而知其类”的意思。其三为：“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如《睽》卦，六三与上九有应，虽远而相吸相追。贲卦上艮下离，六二九三皆无应，可是彼此相邻，又可相资助。再如《同人》卦，六二本与九五有应，但中间隔九三和九四，也都追求六二，结果由爱而生恶，互相攻击，所以九三爻辞有“伏戎于莽”，九四爻辞有“乘其墉，弗克攻”。王弼注九四爻辞说：“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与人争，二自五应，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违义伤理，众所不与，故虽乘墉而弗克也”。明爻通变，顾名思义，“明爻”说的是对爻变化的认识，“通变”说的是随机应变，实际上是由体到用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王弼对于爻变的理解更切合于实用，一改以往的阴阳灾变说，卦气说，天干地支，星宿说。王弼认为刚柔二爻既相异又相通，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攻击；以爻变的方法阐发了《易传》中的义理思维，这不能不说是王弼易学思想中的一个伟大贡献。

4、初上有无位的辩位说

《周易略例》里认为初爻和上爻无爻位，即没有阴阳属性，论位的只有中间四爻，其《辩位》曰：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12]

这一段文字算是王弼对初上无位的论述，主要还是依据《易传》中的一些文字，《需》卦上六《象传》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如果上爻有位，假如上爻为阴位，需卦上爻不会说“不当位”，如果上爻为阳位，《乾》上九爻就不会说“贵而无位”，看起来蛮有道理，王弼接着说：

“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13]

三爻，五爻，居于一卦之上体，二爻，四爻居于一卦之下体为卑位，而初上二爻只表示一卦的始终，无爻位。其实初上无位说与《易传》的某些思想也是矛盾的，《说卦》曰：“故易六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交迭而成卦，并且《彖传》解释《既济》云：“刚柔正而位也”。以前的易学家如荀爽，宋忠，王肃，虞翻等皆主此说，认为初为阳，上为阴。况且王弼用这一理论去注《周易》时有时还会出现矛盾的情况，如注《损》卦九二云：“下不可以无正”。盖以初为阳位，而初九爻为阳位，故说不可以无正也。《乾》卦《文言》说：“贵而无位”。应采荀爽说，应解释为失位，不得位，而不是无位；《乾》卦初九爻：“潜龙勿用”，其并不是说无位，可以看作一种象征的说法，位于初爻，故潜而在下，比喻时机尚未成熟。王弼此一理论固然属于创见，在积极创新，勇于怀疑的方面讲无可非议，但不得不说其初上无位说还是存在很大的漏洞和争议。

四、结语

从整体上来看，王弼的解易思想是针对汉代象数易学的繁琐而提出，象数易到虞翻时发展到了极致，过分地注重卦象符号，以及过分地在卦象符号所表现的数上去推求，目的只是为了解释某一字或某一句的，易学家的心思便全部地花在了象数上，以致于迷失在象与数的迷雾中从而丢失了微言大义，王弼打破了这种解易风气，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解易体系。使易学学风在魏晋时期为之大变。

但王弼所谓的“扫象不谈”，并不是完全地脱离象数，空谈义理，这或许是《周易》这本经典的特殊结构所决定的，《周易》先有易象而后有文字解说，王弼自己也主张先有象，才有言，意即显现在其中，无象则意不能显。只不过是得到意后要舍弃言象。这从王弼的一些解《易》实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随》卦上六云：“王用亨于西山”，王弼注云：“兑为西方，处西方而为不从，故王用通于西山”，兑为西方，乃出于《说卦》“帝出乎震”一节，即后天文王八卦方位。是王弼也用象数解易的例子；又如《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王弼注云：“未在既济，故宜慎其所履”很显然用的是虞翻的既济定位之说。

王弼易学对后世的一些易学家和思想家的解易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国家确立《五经正义》，《周易》即由孔颖达以王氏《周易注》为底本，一时间，王弼《易》说风行天下，而两宋的易学，也是多数是继承王氏之说，这固然与那个时代的整个学术风气有关系，也是学术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王弼以其义理为先的理念，对于《周易》中所涉及天人关系，心性之说加以理性诠释，使其摆脱了两汉的繁杂之气，这样的学术观念在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之处最为典型，他们的易学深受王弼解易体系的影响。也为整个宋明理学的宏观视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注 释】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 三国志.591页（第2行）北京：中华书局， 2007.591.

[4][9][10][11][12][13]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2009.591、474、591、615、613、613.

[5][6][7][8] 刘大钧.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80、295、3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