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摘要：20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在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尚待实践和研究。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然后经过筛选、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口述史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本文是对口述史的初步思考和实践体验。 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及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日益受到大众媒介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口述历史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以西方理论及方法为指导，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口述历史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非议

一、关于口述史的回望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在撰写史书之前，就有人从事过运用访谈和调查进行史料搜集的工作。在中国，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是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在西方，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使用口述证据的。在古希腊时期，“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

据事件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真相”。这里的“证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口述证据。实际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口述。例如，社会史广泛使用的官方调查委员会的社会调查资料，就主要来源于口述，其中很多证据都是经过对目击者的访问而获得的。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方法，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

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就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实地调研，并撰写了一些调研报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和重视口述的研究方法，史学界也有体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颇受学界好评。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先生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20世纪90年代曾做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几本口述史专著值得一提，如定宜庄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近年来中国口述史学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大概是受到几个因素影响：其一，受到文学和社会学利用口述方法取得成就的影响；其二，扩大史料范围的需要，档案文献不再是惟一史料；其三，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的需要，历史学家对普通人生活的兴趣愈益增长，把普通民众作为历史著作的主角；其四，现代音响技术尤其是大量廉价录音机上市，是以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作为基础，犹如计量史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必须借助电子计算机并以其推广作为其发展基础一样。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

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了铺垫。

一、口述史的性质问题

给口述史下一个简明的定义,我想用下面八个字: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这个定义,指出口述史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历史事件的主角:决策者(策划者)、组织者、实施者,等等;第二种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身在其中,参与其事,知道事情(全过程或某一段落,全部或局部)的始末原委;第三种是其他知情人,虽未参与,但亲见亲闻其人其事。这几种亲历者,由于与历史事件、人物联系的相关程度不同,对历史事件、人物了解的程度也就不同,所叙述的历史,其价值也有高低之别,全面性、真实性也有等差。第二个要素是历史,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叙述的必须是历史。不是亲历者(或者说当事人)叙述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是口述史,必须是历史才算。当然,“历史”的概念也是变动的,看怎么要求、怎么界定。上家史、村史,还是上国史、党史,要求是不一样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叙述。我以为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口述,一种是自述,都应该包括在内,都应该承认。名为口述史,当事人口述,别人记录整理,这种方式当然是主要方式,是正宗。担当这个记录整理者的角色的,毫无疑问,主要是史学工作者。还有史学工作者把口头流传的史实记录下来,写到各种历史作品中去,像司马迁早就做过的那样,也是一种方式。那么,当事人无需别人代劳,自己用笔写下亲身的经历,算不算在“口述史”之内,我主张算在内,因为按照“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这个定义来说,是符合的,它同亲历者口述、别人笔录只是方式和工具不同,实质是一样的。要不然,就要局限于“亲历者口述的历史”,把自己写的排除在外,范围就狭窄了。我是主张宽泛一点的。太严格了,事实上也不好把握。如: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前面是亲笔写的,后来眼睛不好了,身体也不好了,就由他讲,儿子和儿媳妇记录整理。再如:胡乔木的《回忆张闻天同志》,第一页是他笔写的,后面因为眼疾,写不了,他找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去谈,根据他的口述整理,再交他改定。如果当事人口述的才

算,亲笔写的不算,这就很难办。依据“叙述”这个用语,口述史目前在中国有四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也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写到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以上四种都是文字记录方式,此外,还有录音、录像的记录和音像形式的传播。

二、口述史的类型

从存在形式来看,有上面讲的四种主要类型。从叙述人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人,一种是群体。从叙述的对象、内容来看,有两个系列:一是人物,一是事件。不同的叙述人和不同的对象、内容以及不同的存在方式,排列组合起来,呈现出口述史的丰富性、多样性。目前我国的口述史作品大致有这样几类:群体叙述一位伟大人物或重要历史人物的;群体叙述重要历史事件的(如反右派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个人叙述一生或一段经历的,往往有人有事,有自己有他人(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吴德的回忆录,都是口述整理的);个人叙述伟大人物、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吴冷西的《十年论战》)。这些都是用亲历者第一人称写的。还有一种是访谈录的形式,用第三人称写,大量的是亲历者的回忆、谈话,但更多地加入了访谈整理者的引导和评论、意见。

三、口述史的价值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从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那里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的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一是记录历史的档案,一是亲历者的记忆。所谓文献,就是书面的记载和口头的流传。史料从何而来,保存在哪里:一是档案,一是口述。没有口述史料,写不出好的历史著作。所以,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亲历者、当事人那里不仅了解史实,而且加深理解。在材料和观点两方面都可以得益。,通过访问当事人取得口述史料,其收获主要在以下方面: (1)了解重要的、关键的史实,解决历史关节问题。。(2)了解许多显现人物性格、品质的细节。 (3)深刻理解历史和人物

四、作为方法或学科的口述史

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实践和研究。

如果从中国司马迁撰写《史记》和欧洲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撰写历史的时代算起，“口述”最初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来运用的。而且可以说，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口述”至今仍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运用。既在历史学领域(包括社会史、政治史、婚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家庭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性史、娱乐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也在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学和医学领域被运用。“口述”基本上是一种用来进行资料和数据采集的方法，并以此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作为研究方法是最容易被理解和认同的，而且这种认同是多学科之间的共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美国是从40年代开始，中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口述史研究开始突破方法的界限，试图从学科的角度来

认识和建设“口述史学”，这样就出现了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口述史”。口述史最大的特点是“拿来主义”，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把口述内容用文字反映出来，并冠名以“口述史”。这样做似乎也有其道理。前述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定宜庄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都有这类口述史学的特点。

五、着重讨论的几个问题

为了规范口述史学的方法，严肃口述史学的研究，在此还要着重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严格区分访谈录和口述史

访谈录和口述史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而要严格区分两者的异同。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访问记录，它可以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它可以是围绕被访者的经历进行采访，也可以围绕现实问题对被访者进行采访。口述史与访谈录不同。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且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些任务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所以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采访后形成的访谈录则是单纯的采访记录，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访谈录的确是生动的，口语特点突出，容易理解，形象感强，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口述历史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特点，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甚至相反，有时由于思辨和论证的需要以及对深层问题的探究，可能会显得抽象和深长。

2．研究口述史应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是学有专长，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不仅有自己专长的二级学科专业，而且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这样说，并非反对史学工作者拥有广博的学识，而是要求史学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术业有专攻”，真正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在进行口述史研究时，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能没有自己的特定领域；而是要在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内，划出进行口述史研究的范围，这样做出来的口述史才会具有学术的品质。否则，说是口述史研究，实际不过是一般的访谈而已，绝不能冠以口述史之名。因为口述史是史学研究，不通过研究就谈不上史学，自然也谈不上口述史学。所以，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特长，划定自己研究口述史的领域。口述史学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接受过历史专业学术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有可能胜任口述史学的工作，并且做出自己的成绩来。

3．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不是任何历史领域都能运用口述史方法的。

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内容应该基本上可以公诸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从这些条件看，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要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又优于中国近代史。当然，如果从更广泛的含义来理解“口述”，那么民间传说等等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口述”，可以用来研究远时段的历史，但无论如何比起近现代和现当代来说是不占优势的，若没有民间传说流传下来，就只好运用其他方法来研究历史了。从这点看，口述史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外，不同领域对口述史的适用度也不同。比如社会文化史或“人民史”就更适合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英国的口述史就主要应用于社会史领域，特别是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因为如此，史学工作者不能盲目地、轻易地转到口述史研究中去。

4．应当抓紧对新中国50年社会文化史进行口述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8年了，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说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诸多条件限制，目前国史研究的成果尚不丰厚；同样由于诸多条件限制，国史研究的领域也不能平衡地发展。在国史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等领域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条件可能更成熟一些，所以应当着力并抓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这～研究领域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消费、文艺体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宗教信仰、衣食住行、生态环保等等方面。社会文化史的这些方面特别适合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且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

也比较充分。很多口述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记忆犹新，可以弥补新中国50多年来社会学资料遗留很少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报刊停刊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困难。所以，运用口述史方法对新中国50多年的社会文化史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史学工作者应当对此投入更多的精力。

六、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任务和素质

首先,在口述史工作中历史工作者扮演重要的角色,负有重要的职责。按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求,历史工作者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担负责任,发挥作用: (1)记录、整理者,这是最基本的责任和作用。在多数情况下,主动者是历史的叙述人,史学工作者帮助记录、整理。(2)引导者。史学工作者经过对历史人物、事件和叙述人的相当研究,提出有质量的、具有内在逻辑的问题,引导叙述人回忆、口述。(3)组织者。群体性的对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或某一阶段的口述历史,需要史学工作者进行组织、联络。从采访到记录、整理,到核对、修改,到成稿以至发表,要做大量工作。(3)提供有关史料。叙述人知道某一件重要的史实,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不确切、不清晰了,要协助查找档案,整理提供 (4)查对档案,核实回忆。应该说,回忆与研究相结合,把亲历者的回忆,同档案资料对照、查核,搞得很准确,这样才能产生上乘之作。口述史工作的主要队伍组成应该是史学工作者,各方面的人士参与这项工作,也应该具有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素质,即所谓才、学、识、德的要求。当然,还有一些从这项工作的独特性产生的要求。如:在德这方面,特别需要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

七、初步体验

1．访谈前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当中，最重要的是选择被访者。要注意被访者应有代表性，根据采访内容确

定被访者的年龄段、出身和所从事的职业；被访者对访问的内容要有真正的了解，要善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访谈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与被访者进行联系，让被访者有参与访谈的情感冲动；同时还要了解被访者的性格特征。物质准备主要是指录音录像设备等，对要使用的设备要事先进行认真检查和试验，使其能够正常工作，以免出现故障而影响采访正常进行。思想准备尤其不能忽视，要考虑到访谈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细节，设想在什么地方容易出现问题或漏洞，在出现问题时要沉着冷静，妥善处置。思想要放得开，处理好最初与被访者的情感沟通，营造一个和谐融洽的交流环境。 2．设计好访谈提纲，讲求访谈方法 要根据研究课题设计出详细的访谈提纲。设计访谈提纲时要注意下列问题：首先要考虑访谈次数，根据次数来设计每次的访谈提纲；其次要考虑被访者的人数，要根据被访者不同的职业及性格特征来确定不同的对话方式；再次要考虑访谈的方法，比如如何进入主题，进入主题后提出不同问题的先后次序，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对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何引导，采取怎样的沟通方式来化“为难”为坦然，等等。3．在研究过程中，访谈资料仅仅是史料的一部分 如何把文本资料和访谈资料结合起来，如何表现访谈资料，如何在访谈后加以分析总结，这是一个难点。应当注意的是，访谈资料要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只有两者的充分结合，互为补充，互为说明，才能真正理解人们过去的经历，才能实现兰克所说的“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再现过去”的理想。

八、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口述史学，目前还存在一些疑惑和问题。

首先是对口述史的认同问题。口述史的合法地位至今还没有得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的公认。迟至1981年，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还在《历史学的性质》一书中写道：“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在他罗

列的史料类型中也没有提及口述史料。在目前情况下，对于收集口述证据的必要性、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口述史本身及其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优缺点等等问题的讨论，尚未引起史学界更为普遍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交流方式包括文字交流和口述交流两种形式，其中“口述”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

其次是回忆的可信度问题。被访者回忆过去的经历，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其经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都是有其局限性的。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力，被访者记忆的误差以及在表达过程中刻意的修饰、夸张和自我拔高，回避、掩饰和难言之隐，这些都在所难免。被访者受其后来经历的影响，也可能造成“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等等。

最后，采访者的理解误差问题。采访者的学识修养、理论水平和判断能力、对采访内容是否熟知，这些都影响着采访者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误差程度。

面对上述问题和困难，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努力，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各种困难。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口述史学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领域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