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党建路径

作者：张夏妮

来源：《社会治理》 2020年第7期

张夏妮*

张夏妮，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广东省团校）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系讲师。本文系广东青年职业学院青年课题“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下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项目号：QN201404）阶段性成果。

【摘 要】社会组织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保障社会组织政治方向，推动社会组织全面发展，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面对现阶段社会组织党建中生存与发展、管理与提升、形式与内容上的难点和挑战，以“三社联动”模式为依托创建党建服务品牌、发挥枢纽型组织的支持力量、建设社会组织党校、加强标准化建设、“互联网+党建”等方式创新工作载体，活跃社会组织党建，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更多思路。

【关键词】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创新 三社联动 互联网+党建

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组织发展

（一）党的发展理念创新与社会治理兴起

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结构在横向、纵向层面发生深刻变动，但随之而来的社会事务数量增加，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稳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逐步兴起，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对“社会治理”比较具有操作化的界定是：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行为主体通过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单位、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生活等进行规范和管理，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指导原则和创新方向。人口流动化、主体多元化、利益复杂化、社会陌生化和需求多样化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所要直面的社会情境，在复杂社会背景下，政府单方施政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治理形势的发展，有效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共建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革新方向。“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在于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有效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创新

社会组织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T.利维特（Levitt）提出，利维特认为社会组织既不是与国家体制相关的政府组织，也不是与市场机制相关的企业组织，而是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类组织。当今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过去一些由国家完全筹措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被剥离出来推

向社会。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下，基层治理也浮现多种问题，比如横向部门合力不足、纵向基层力量不强、治理重心偏高、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群众参与渠道不畅等，而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难以承接这部分的职能。

随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通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社会大众为宗旨，通过开展各种类型公益性质的活动，既可以解决公共财政资金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又可以帮助国家落实到基层去推进解决医疗卫生、公共教育、扶贫扶困、养老助老、劳动就业、心理健康等社会治理重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成为新时代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社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做好社会组织的建设能巩固党的基层建设；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载体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升组织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功能，重视党的建设。

二、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各种困境，如独立性不足、能力不足、规范性社会组织不足、社会信任不足等。如何引导社会组织自身的建设，如何培育、扶植、发展、管理社会组织，使其能够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是当前的重要工作。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截至2020年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社会组织数量达到867046个。根据《中国组织人事报》2019年发布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全国26.5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学者曾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党建模式进行过归纳，认为当前我国党建模式主要存在“属业化”“属地化”“部门化”三种类型。“属业化”就是按照新社会组织的行业归属，在行业协会开展党组织建设，或者依托于“枢纽型”社会组织进行党组织建设；“属地化”就是将新社会组织的党组织挂靠在所在街道、社区或者人才交流中心等；“部门化”就是借助于新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管理部门——民政、工商部门开展党建工作。虽然社会组织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都在不断扩大，但由于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规模层次不一，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也呈现出许多难点与挑战。

（一）社会组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数量信息，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6万个，与2017年的76.2万个相比，总量增长了5.4万个，增速为7.1%[8]。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使组织在早期发展中面临着生存问题。初创期社会组织规模小，机构本身的资金保障力度不够，从业人员缺乏经验，场地受限，这导致初创期社会组织在开展党组织活动时力不从心，同时主体服务并不稳定，党建工作可有可无，成为主体业务外锦上添花的部分，影响了党员参与党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截至2019年5月，目前中国成立3-5年的社会组织已经有15万家，成立5-10年的社会组织已经有22万家，成立10年以上的的社会组织已经有21万家。成熟型社会组织在本土发展中已超过10年，形成了较为完善、固定的服务框架。这类组织的资金压力相对较小，许多已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成为星级组织。虽然一些省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贯穿于年度检查、等级评估、换届改选等过程，但目前仍缺乏有效的党建绩效考评制度，对党建工作的评定标准仅停留在是否组建支部。党建工作没有突破和创新，未能充分激发成熟型社会组织本身的活力。

（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管理与提升问题

社会组织党建面临的困难还包括管理问题。第一，从管理部门来讲，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指导部门不一致，党建工作的上级主管部门较为模糊，存在多头管理现象，管理主体的不清晰导致责任主体模糊、管理缺漏。第二，社会组织成立初期在各个渠道上获得的党建业务指引较少，成员的流动性强，社会组织中的党员在入职离职的流动中，转接手续复杂、缺乏指引，部分党员成为隐性党员、流动党员、口袋党员。此外一些社会组织由于正式党员数量少，并不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对成熟型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而言，党员发展名额有限，而多名优秀积极分子申请，存在发展人数多而名额较少的问题。第三，针对管理干部来讲，社会组织党建对党务工作者的能力要求较高，但目前许多社会组织的党务负责人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较少，能力不符合实际发展要求，无法为社会治理工作顺利推进起到足够引领作用。有的社会组织缺乏专职书记，党建工作繁多难以兼顾及系统化开展，而对党建成绩突出的党务工作者则缺少相应的激励制度。

（三）社会组织党建的形式与内容问题

目前不少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内涵理解不深，首先，片面强调党组织覆盖率，党建形式单一，且大多参照非公企业、机关单位的党建模式，不适合社会组织本身的特点；其次，社会组织中许多成员是青年，人员构成多元，思想前卫、价值观多元，对于自上而下安排的党建任务有抵触应付情绪，青年党员参与度低，出现组织空转现象；第三，社会组织中缺少与时俱进、有质量的组织活动，例如一些社会组织在社区党建中偏向于为老服务，缺少贴合复杂社区居民需求的党建元素；第四，成熟型的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如何把党建纳入现有已经形成逻辑体系的服务项目，如何结合党建引领的思想去调整各个服务项目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去调动基层群众的参与度，成为了业务上的难点。

三、治理创新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党建路径

面对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管理与提升、党建形式与内容的困境，社会组织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规范有序的发展，坚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有了正确的党建引领，可以让多元主体更好地发挥出谋划策、破解难题的作用，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用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更好地推进共建共享。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特点，创新工作载体，进行实践探索，使社会组织党建有了以下路径与方向。

（一）以“三社联动”模式为依托，探索党建服务品牌

社会组织想要克服生存与发展问题，让组织从初创期平稳过渡到成熟期，再从成熟期找到壮大的方向，需要注重党建引领下的“三社联动”模式。“三社联动”是把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三“社”联动起来，建立以城乡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专业社工为骨干的工作机制，让社工的专业能力通过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在“三社联动”基础上重视党建引领，强化基层政府、专业社工、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的参与联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社区共治的意识和责任，真正使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共享共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组织化、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社会组织把推动党的建设与自身业务相融合，通过党建引领拓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社会资源，依据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通过党建促进组织自身成长。社会组织要对党组织和党员的需求、资源、能力进行评估分析，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索“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党建+志愿服务”模式：社区党组织引领、协调、指导党建落地社区，对具体服务做出统筹；社工、党员志愿者带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立专门化、专项化、专业化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梳理社区志愿者专业服务技能，促进社区居民参

与，推动社区公益项目的自主运作，逐渐形成党建服务品牌项目。结合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精准捕捉群众的需求，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精准度。例如，深圳宝安区是社区治理“先行先试”地区，宝安区探索社区治理“一体多元、三社联动”的体系，社会组织和志愿团队在基层党组织的支持下，通过“关爱小屋”“志愿U站”“红色公益”等项目建设，满足了社区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不同需求，获得群众赞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的小桔灯公益服务社，在党建引领下明确了发展路径，成长为全省知名的社会组织，小桔灯引导社会组织与社区结对共建，开展“穿越一甲子来见你——‘40后’与‘10后’亲密对话”“社区光明进万家——为老党员发放老花眼镜”等社区为老活动，十分有特色。

社会组织党组织通过服务社群，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价值，赢得群众对党的认同与信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也带动了社会组织的成长。

（二）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平台，扩大党建引领

面对社会组织党组织的管理问题，需要重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平台作用。“枢纽型”社会组织把帮助其他社会组织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依托协作网络，通过召开论坛、研讨会、培训、工作坊、资源对接会等形式，让初创期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资源整合、项目执行、规范管理等多方能力得到提升。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党建引领方面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注重对初创型组织党建与业务的双孵化，指导社会组织进行党的理论、党章、党规学习时要加强解读，结合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开展学习，使组织在开展服务时，能真正学有所用，知行合一。如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功能区域中设立“党员之家”，通过为入驻组织举办“党员学习日”“党员活动日”“社会组织党员‘益’起来”等活动同步党建孵化。二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应成为党的组织阵地，凝聚社会组织中的流动党员，辐射不具备成立党支部条件的初创型组织。如广州市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党委，通过“先覆盖后组建、先联合后独立、先内部后会员”三先三后的大党建工作模式，加强基础党务、党员的教育管理以及工、青、妇、统战等各项工作。

（三）以社会组织党校为基地，培育社会组织党建人才

面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专业人员培养问题，需要重视社会组织党校的力量。社会组织党委党校，是专门针对社会组织的党务工作者、党员、发展对象进行党性培育的机构，其核心是推动社会组织学习，提升社会组织党组织能力。社会组织党校可以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党组织成立、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员发展、党员教育培训、党建工作联络员、党费管理等制度和流程问题上给出清晰的指引路径，同时培养熟悉社区公共事务，熟悉组织运转工作，专业能力强、水平高的社会组织党建业务骨干。广州市和杭州市在2016和2018年先后成立社会组织党校，通过举办不同能力、层次的培训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提高党务工作者的知识技能；吸纳、发展优秀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成为新党员，壮大党组织力量；形成出版党建培训教材，为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提供基础知识支撑。

（四）以标准化建设为标尺，规范社会组织党建

面对党建中的绩效问题，需重视标准化建设。以标准化方式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工作的标准引领整合多元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迈向具体化、精细化、现代化的关键一步。2018年11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提出“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可以在党建阵地建设、党建内容、党建评估等方向探索。例如，深圳龙华区通过建立社会组织服务站为区内社会组织开展一块党建版面、一面党旗、一套誓词、一块标识牌、一面制度墙和一个书报架的“六个一”配送服务；成都市武侯区探索的“6S”党建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即开展以“组建（Setup）、素养（Study）、服务

（Service）、保障（Security）、整顿（Seiri）、评分（Score）”为主要内容的标准化、制

度化建设；江西省则参照全国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单独将党建工作作为重要评估内容，对党建工作完成的质量给出标准与细则。

（五）以“互联网+党建”为方向，提升社会组织青年积极性

面对社会组织党建形式与内容多元化的问题，需要考虑新媒体和互联网对青年群体的凝聚作用。传统党建方式的信息化速度较慢，时效性弱，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数采取纸质文本阅读、开会学习等方式实现，这和互联网时代成长下的80后、90后、00后青年使用习惯脱节，导致青年党员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强，对组织生活的积极性不高。进入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不能再固守成规，以传统的教导方式进行单方面的信息灌输，需要充分利用交互性、实时性更好的网络媒体，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优势，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更多方、更有效地疏导和回应群众。

“互联网+党建”以互联网为依托实施信息化管理，将党员管理、党员教育、思想宣传等工作集成于一体化平台，利用新媒体资源丰富党建形式，突破时空限制，使服务群众工作流程化、数字化，最大限度地激发网络空间的能量。社会组织的党建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来丰富创新形式。如在微信、微博、抖音等APP上设立公共账号，传播信息、展示形象、加强互动，形成智慧党建、活力党建；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的“挑战答题”，题型涵盖地理、政治、红色经典等范畴，寓教于乐，参与性强。新媒体易传播、形式活，符合青年用户的使用习惯，可以发挥青年党员优势，缩小党组织和青年群体的距离，加强党员之间、党组之间的信息互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教育氛围。

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各地经验，我国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以“三社联动”模式为依托，探索党建服务品牌，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平台，扩大党建引领；以社会组织党校为基地，培育社会组织人才；以标准化建设为标尺，规范社会组织党建；以“互联网+党建”为方向，提升社会组织青年积极性等方式创新工作载体，活跃党建推进工作，提炼新时代党建工作的经验，使社会组织能够真正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

① 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第2期。

② 马海韵：《“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③ 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④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⑤ 李鹏飞、范斌：《发现需求: 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策略选择》，《求实》2015年第8期。

⑥ 共产党员网：《组织工作 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http://www.12371.cn/2019/06/30ART1561860413392572.shtml。

⑦ 陈家喜：《我国新社会组织党建：模式 、困境与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⑧ 黄晓勇：《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⑨ 中共武侯区委党校课题组：《新时期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困境与出路——以成都武侯区为例》，《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葛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