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耨遵＼ ｓ Ｉ 周作人与吴梅村的‘‘落水＂ 文Ｉ孙玉祥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鲁迅在同答日本友人“谁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散文作家”提问时，给出 的答案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１９３９年初，周作人在北平遇刺后落水附逆。 周作人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提到明末清 动天下。吴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 Ｉ上初吴梅村之处不多，偶尔涉及也是一笔 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其诗作 带过。比如在《苦茶随笔》中，谈及《礼记》 感伤时事，悲愤凄怆，对明末的社会矛盾有着 中“乱世之音怨与怒，其政乖”时有云：“孔 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其心系魏阙、不忘家国之 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国，这也不对，亡国便 情，灼然可见。 干脆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乱世 而周作人在现代文坛的地位，较之吴梅 之音，顾亭林傅青主陈老莲等人才是亡国之 村，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周作人为现代文学 音，如吴梅村临终的词也是好例。”当然，周 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 作人谈得不多，不等于他对吴毫无兴趣，倒极 入“美文”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 有可能因为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因为 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 不愿在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而有意回避——这 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 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自卫机制”。 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 在《永日集》“历史”一文中，周作人 独特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 曾在不经意中透露出这样的心声： “假如有人 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 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角 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智者的 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我 博识与理性。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周作人影响 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 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 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 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 瘌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我们若按 派。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鲁迅在回答日本友人“谁 此言来细细探讨一下，如果在明末的“崇弘时 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散文作家”提问时，给出的 代”，周作人最可能扮演“什么社”里的一个 答案是：周作人、林语堂、鲁迅。由此可见周 “什么人”的话，那就非明末复社的重要成 作人在文坛的地位。 员、“江左三大家”之一吴伟业莫属。 当然，两人更大的相似，还在于所面临 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文坛上的身份地位相 的人生巨大转折与在这转折关头的选择。崇祯 似。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２），明末清初诗人， 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 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他自幼颖悟， 自缢身亡，吴伟业得讯后几欲自杀，却为家人 十四岁即通《春秋》及《史记》《汉书》《后 所阻，为此大病一场。他的好友王翰国听说国 汉书》，为复社领袖张溥所赏，继而成为张的 变后恸哭别庙，焚书出家，并相约吴伟业一并 入室弟子。复社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政治 出家。但吴伟业以舍不得家人为由拒绝。此后 团体，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吴伟业是复社的重 很多年，吴伟业就在家乡太仓过着半隐居的生 要成员，名列“十哲”。他二十三岁中会元， 活。而历史终究难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顺洽九 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更是名 年，清廷意识到单纯依靠诛杀易激起不满和反 ８３ Ｉ舟边Ｉ ｌ絮语Ｉ ＥＳＳＡＹＳ 抗，非长久之计，开始采取怀柔政策。清廷希 望通过邀请有声望的遗民出任新朝，以分化遗 民队伍，肖Ｕ弱他们抗清的实力，这就是顺治九 友好对其晓以大义，而且用词也如出一辙。吴 梅村被诏之初，其好友侯方域曾寄来一封信， 信中极言梅村“不可出者”有三：蒙崇祯皇帝 重恩，举科名第一，这是第～不可出；短短数 年的“诏起遗逸”。而像吴梅村这样的文坛名 流。自然侧身“诏起”之列。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清朝吏部侍郎孙承 年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第二不可出；若 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有所损失，这是三不 泽推荐吴梅村出来做官，说他堪为顾问之职。吴 可出。其中尤其痛言： “十年以还，海内典型 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也极力推荐， 有司再三敦逼，吴梅村控辞再四，二亲流涕相 求，万股无奈，最后只能北上就诏——入京后， 吴梅村授秘书院侍讲，旋升国子监祭酒。 两百多年后的周作人也不幸面临这样的抉 择。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入侵 华北，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因为家累， 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 ３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 受校长委托看守校产。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像 周作人这样的文坛巨星也面临当年吴梅村的窘 境：日本人希望在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周作 人出来跟自己合作，以彰显所谓的“中日亲 善”。一开始周并不愿附逆，在１９３７年１ １月 １日《宇宙风》上刊发的周作人写给陶亢德的 信中，他强调： “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 当作苏武看为宜。”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在日 本占领下谋生，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 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吉希腊文稿 件，直到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１９３８年９月起 到有美国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学国文系，以客 座教授身份每周授课６／Ｊ＼时。然而，日本人一 如当年顺治皇帝不允许吴梅村逍遥太仓般，同 样不会允许周作人遁迹大学：１ ９３９年元且， 一位自称姓李并是他学生的客人求见周作人， 突然开枪将他击倒，所幸子弹射中铜扣，而周 只受了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杀手是谁 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认为是日本军 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 有人在美国撰文，称当年是自己不满周的亲目 行为而下手。不管是谁开的枪，事实上都证明 周作人不可能逍遥于时势之外，必须作出选 择——而他终于在遇刺的１０多天后，接受了 伪北京大学的任命，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 职，落水附逆。 有趣的是，二人在“落水”前，都有文坛 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而昔时交游 能稍稍开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蹰，卒不 敢以不言。”书信的最后侯方域附诗一首，其 中有云： “少年学士今白首，珍重侯赢赠一 —＝ ９９ 口０ 无独有偶，１９３８年４月９日，日本侵略者 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 会”。而据当时的《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周 作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北平的一 家报纸转译了《大阪每日新闻》的消息，并刊 登了周作人讲话的内容。旋即，茅盾、郁达 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１８位作家在 《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 信》，信中说： “惊悉先生竞参加敌寇在平召 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 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 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 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 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 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 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 良……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 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五四时代的 朋友胡适，此时远在英国伦敦。在获悉周有意 出山后，也像侯方域一样，在这年８月４日寄来 “海天万里八行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 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 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 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 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其命意与当年 侯、吴的书信可谓异曲同工。据周作人在《回 忆胡适之》一文中所讲： “我接到了这封信 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就要 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 Ｉ舟边 ＥＳＳＡＹＳ Ｉ絮语 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 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 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 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 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 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 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 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 的坏人，愈弄愈糟。”后来，周作人还一再表 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是有着完全 的自主，用他引孔子的话就是： “子日：譬 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虽覆一蒉，进，吾往也”，“其止其往，皆在 我而不在人也”。晚年时，周作人在给香港友 人的信中也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 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 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 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 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 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遗憾的 是，胡适当年并没有收到周作人这首诗。当他 看到诗作时，已是１９３８年的１２月１３日了。此 时诗的作者已经附逆，胡适惆怅之余，写下这 样四句诗：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偶 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周作人与吴梅 村在落水失足的过程乃至心态上极为类似，但 他们对此事的反思却大相径庭。 大致说来，吴梅村对此举一向后悔，认 为这是自己毕生的遗憾与污点。顺治十三年， 吴梅村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居家至死。 为大清朝服务的三年，让他时时忏悔，他有一 首词《贺新郎・病中有感》：“万事催华发， 论龚生，天年竟天，高名难没。吾病将难医药 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 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 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 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 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 不值，伺须说！人世事，几完美？” 而周作人对自己附逆，却几乎没有什么 反思忏悔。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捕入狱，他 在《自白书》里这样为自己辩解： “初拟卖文 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２８年１月１日在家遇 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 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 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 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 持教育，抵抗奴化。”在法庭上，周作人也这 样辩称： “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 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 应了。”他还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倪元镇 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日 “一说便俗”。在晚年他经常表示对杜牧的 “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以此来表白自己。 两人这种对“落水”的不同态度一直持续 到他们的临终遗言中。清康熙＋年（１６７１年） 吴梅村逝世。死前留下遗言： “吾一生遭际。 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偿辛 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殓以僧装，葬我 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日： ‘诗人 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所以葬 在“邓尉灵岩”，是因为此地多古英雄墓地， 宋代的爱国英雄韩世忠也葬在这里，明末的遗 民常立愿以灵岩为埋身之地，以表示他们的爱 国心与古英雄相同，这是吴伟业临终遗嘱的深 意之一；于墓前竖圆石题诗人墓，是要以诗人 的形象留给后代，而不愿后代记起他入清之后 的经历，这是用意之二；殓以僧装则是履践其 生前未实现的出家的允诺，而且他即使不能按 明朝衣冠入葬，至少也用僧服装殓，以表示他 志在不忘故明，要以此心告诉天下后世。他对 落水附敌的忏悔，可谓贯彻始终。 而周作人的遗言可就两样了。１９６５年４月 ２６目，时年八十的周作人自度将不起，也立下 遗嘱，云：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 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 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 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 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 知之。”没有忏悔（“死无遗恨”），也没有 反思，只有对自己文字的牵挂。逾二年，周作 人在“红卫兵”暴打下身故，时为１９６７年５月６ 日。 （作者系文史学者） ８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