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 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工业经济领域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探索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目标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新的发展环境，通过调整实现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结构，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工业结构，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工业结构，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的工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升级。政府部门应当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深化体制改革，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关键词] 工业结构；新型工业化；调整；优化升级
一、“十一五”时期以来工业结构变动的状况和特点
统计数据显示，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在以下10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轻重工业结构方面，重工业比重已超过70%，其中采掘业和重制造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工业行业结构方面，轻纺工业比重下降，装备制造业比重上升；工业品生产结构方面，多数工业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部分生产资料类产品尤其是原材料类产品增速下降，一些耐用消费品出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工业品进出口贸易结构方面，工业制成品比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高位，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业要素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工业技术结构方面，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产业技术进步步伐加快；工业结构的绿色化程度方面，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比重变化不大，技术变化是节能减排的主要方式；工业地区结构方面，东部地区工业比重下降，中西部地区工业比重上升；工业所有制结构方面，非国有企业比重上升，内资企业经济效益好转；产业组织结构方面，小企业比重上升，但大企业仍难以做大做强。
“十一五”时期以来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深化发展阶段
根据“十一五”时期以来工业结构的变化情况综合判断，目前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的深化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吃、穿、用”为主向住房、汽车等为代表的“住、行”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 课题主持人：李平（1959—），男，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课题组成员：吕铁（1962-），男，辽宁盘山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丹辉（1969—），女，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朝先（1971-），男，江西鄱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燕梅（1970-），女，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鹏飞（1978—），男，湖南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飞涛（1974—)，男，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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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升级，必然带动重化工业和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而另一方面，现阶段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仍是中国工业主体。因此，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表明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其普遍规律，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却不会是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过程。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进程也不会是直线式发展，而是取决于重化工业阶段、消费升级和资源禀赋等各种因素的对比变化。
2．外部环境对中国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加深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国内资源短缺等既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是推动中国工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的动力。国家“十一五”规划将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等作为约束性指标，必然促使中国工业结构更加绿色化。另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4季度开始，中国工业出现了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冲击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发展必须转变传统的增长方式，改变工业增长过分依靠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走以内需拉动为主的发展道路；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工业又好又快发展，改变中国工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末端的不利处境。
3．市场机制引导结构调整升级的力量有所增强
从“十一五”时期以来工业结构的变化看，市场机制引导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鉴于现阶段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效益更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有其合理性；当前技术密集型行业在经济效益上也不一定比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好，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成为中国工业的主体仍有其必然性；在所有制结构上，非国有内资企业比重之所以不断上升，也是因为其经济效益更好；中国产业组织之所以难以进一步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企业在经济效益上并不比中小企业好。因此，今后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要更多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力量来进行，或者说，通过校准、设定诸如税收、利率、劳动力工资等多种市场参数，使企业朝着符合政策希望的方向进行自我调整，以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技术进步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作用逐渐显现
技术进步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一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上升。计算表明，2008年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增加值、总资产、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占整个工业的比重比2005年分别上升2.03、0.74、0.29、4.93和2.63个百分点，显示出技术密集型行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二是大量先进工艺的采用，促进了产业技术的进步。三是技术进步在推动工业节能减排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所占比重上升；主要产品生产结构中的能源产品与“十五”时期相比，增速有所下降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中国工业在节能减排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其中，技术效应对节能减排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规模效应对节能减排的负面影响。
5．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
2006-2008年，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保持20%左右的高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在农业、服务业和社会各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深化，国家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07年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另一方面，应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工业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水平迅速提高。据统计，大中型工业企业购买使用微电子控制设备的比重不断上升，微电子控制设备占企业固定资产原价比重已从200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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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上升到2007年的10.06%，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则从2005年的12.13%上升到2007年的13.08%。
6．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的趋势日益明显
“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国工业的地区结构改变了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状况，中西部地区工业比重开始上升。与2005年相比，200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企业数量、增加值、资产额、利润总额占整个工业比重分别上升2.35、4.74、1.69和6.84个百分点。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当地市场已难以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加上近年来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成为必然。目前，东部地区已开始显现出新一轮加快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迹象。沿海地区“腾笼换鸟”和中西部地区“居巢引凤”、“万商西进”等工程，使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
二、当前工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虽然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较大进展，但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工业结构提出的要求相比，当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区域产业同构引发的资源低效率配置
有研究表明，中国能够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基于就近资源和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有其合理性，然而，高度强调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着力将资源集中投入那些能够快速拉动GDP增长的部分行业。各地都将能够迅速带动经济增长的行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早期主要是钢铁、石化、能源等产业，进入21世纪后又增加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这在各地区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各地区制定的“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来看，除了山西等资源富裕型的少数省份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产业同构是要以牺牲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由于各地区都发展类似或者相同的产业，必然在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形成激烈的竞争，而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带来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具体说来，中国地区间产业同构带来的主要问题包括：①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直接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企业规模不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使有关行业产品产销率低，引发同类企业过度竞争，同时导致建设项目小型化，造成企业规模效率低下，无法形成产品竞争力。②产业同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早在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就明确表示，中国工业已有1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而以钢铁、电解铝、汽车等为代表的7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当前，风电设备、多晶硅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③加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产业同构突出表现为各地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高度相似，由此引发了对资源产品的激烈竞争。④各地区产业结构无法形成独特优势，削弱了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地区之间无法形成专业化分工，进而引起地区市场分割，割裂了地区的协同发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增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困难。
2．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引发高能耗及高污染现象
1998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为主的，这符合工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然而，中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重化工业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影响被迅速放大。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不仅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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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可持续性，还造成了经济与环境的严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高能耗和高污染主要是由重化工业内部的落后产能引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注意轻重工业的比重，而且还要看重化工业的内部结构。重化工业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部分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降低能耗和优化环境的作用，然而，重化工业中的落后产能却会使能源消耗增加，并带来环境的高污染。
第一，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使中国能源的保障难度加大。重化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能源消耗的10%左右，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分析表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以2007年中国能源消耗为例，在4类主要的能源产品中，94.8%的煤炭、67.7%的液体燃料、73.3%的天然气以及75.3%的电力都用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冶金、化工、建材和石化部门，其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对能源消耗严重依赖，而这些行业的落后产能，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重化工业发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淘汰部分落后产能，不仅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是保障能源供应的需要。
第二，重化工业发展使环境状况严重恶化。一方面，重化工业对非清洁能源有着较大的依赖，这些能源在使用和消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引发了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硫形成的酸雨也对环境产生严重损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废旧物资处理还依然遵循单向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模式，对不可再生资源依赖性较大，再处理和回收力度不够，不仅带来巨大的浪费，也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
3．信息化成本过高、“两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有待突破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这是党的十七大对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虽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已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信息产业也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促进生产自动化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设备，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智能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信息化的成本相对过高；另一方面，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
第一，信息化成本相对过高。这里的成本不仅仅包括了制造成本，还包括了交易成本、使用成本。从制造成本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中承担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但是大量的核心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核心机器设备的使用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而核心的软件技术等也由于发达国家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大范围的扩散，这都使中国信息化的制造成本大幅度攀升。从交易成本来看，中国长期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忽视，政府控制着较多的资源，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由此信息化的交易成本极高。从使用成本来看，一方面，信息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CRM）、供应链管理（SCM）、价值管理（VBM）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信息化建设时往往自我封闭、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大量的产品信息、供求信息、技术数据等，都因为信息流通渠道不畅而无法实现企业间的共享。
第二，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没有得到有效突破，进而割裂了信息产业与工业化的产业关联。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较为先进的信息产业引致的创新技术能够充分被传统工业部门所吸收，通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水平改造传统工业，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然而中国的信息产业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超高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基本上属于孤立地发展，与其他工业部门没有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4．“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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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加入国际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的要素成本，这其中包括了较低价格的劳动力、较低的环境成本等。然而，在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低等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新的以技术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没有形成，“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战略性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核心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第一，“中国制造”依然处于价值链低端。这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反映。①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大多是加入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如服装、鞋类、家具等行业。企业以较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嵌入加工组装环节，而技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则被国际大买家控制。权力的不对称决定了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跨国公司利用其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获得了较高附加值，而中国代工企业则赚取较低的加工费。②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近年来，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然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得到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总体来说还是进口相对较高技术的产品，出口相对较低技术的产品。③仔细区分出口产品的实际技术含量后可以发现，1992年以来，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趋于下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生产部分有低技术化倾向，中国越来越依靠国外的高技术投入来维持自身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由此可见，中国贸易量的增加并不能掩盖其技术低级化的本质，中国贸易大国态势仍旧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仍然具有“贸易小国”的特征。
第二，高技术产业依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产品内分工的深入使中国高技术产业包含了大量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因此其产值的增加并不能代表高技术产业的真实发展水平。①由于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入，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些环节的技术含量往往并不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高技术产业中的“中国制造”，其实包含了其他发达国家先进制造的成分。②就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主体结构而言，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国有和民营的本土企业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大多数都是外资企业。以新产品出口的销售收入为例，1995年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的比例为65.35%，到2007年，三资企业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的比例高达81%。从细分行业来看，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新产品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最高，1995年为95.95%，2004年甚至跃至98.79%，虽然此后略有下降，但2007年依然有97.57%的新产品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5．产业组织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产业组织结构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方面。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进程中，产业组织结构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导致过高的市场集中度，迫使部分小企业退出市场竞争。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十五大”以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大力推进企业组织的结构调整，利用市场力量引导企业重组，进而推动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成长，这些大企业逐渐成为行业中的主导企业。而一批中小企业则退出了市场。其中，一些小企业是因为经营不善、技术落后导致出现巨额亏损后的主动退出，或者被大企业兼并收购重组，成为大企业集团的一部分而重新具有竞争力；而另外一些企业，则是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甚至在出现垄断的情况下，被迫退出市场。
第二，小企业不仅没有形成对相关大企业的零部件提供和配套服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大企业进行恶性竞争，进而扰乱了市场秩序，阻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小企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价值创造和解决就业问题方面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大型企业都有相当数量的配套小企业，提供零部件及配套服务，进而形成以某个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而目前在中国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中，这种以大企业为核心、相关配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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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企业积聚其周围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相对较少，大多是传统类型的产业集群。在这类产业集群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同类竞争性商品，小企业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与大企业进行恶性竞争，不仅扰乱市场，而且对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6．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没有形成协同发展机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投入要素，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能够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终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然而，中国并没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机制。“世界工厂”的定位使中国制造业发展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逆服务化”趋势。
第一，从需求来看，中国制造企业无法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生产环节，基本上是“世界操作工”，因而只需要低端服务投入，从而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极为有限，由此直接导致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去市场需求的支撑。外资代工制造业中，跨国公司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从而割裂了制造业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增加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由FDI企业创造的，在封闭网络体系下，制造业的繁荣并没有形成本土高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
第二，从供给来看，企业缺乏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动力机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其核心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工具，不会轻易向中国本土企业转移。跨国公司主要选择了以服务业FDI的形式进入中国，从而满足其高端制造业FDI的需求，并且加强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中国本土企业任何向研发、品牌、设计等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行为，都会受到跨国公司不给订单等方式的威胁，服务化进程严重受阻。
第三，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和服务业FDI形成了对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双重挤压。服务业FDI的进入不仅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企业形成竞争，而且还抢占了国内市场。制造业FDI在诸如资金、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与服务业形成激烈的竞争。国际代工模式下，中国企业无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此外，较低的绝对利润也导致企业没有能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际代工模式下，制造业发展越快，则对生产性服务产生更多的挤出效应，从而导致服务业发展成本更高，制造业越具有比较优势，生产性服务发展就越受影响。
7．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政府在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表现在前瞻性技术资金投入不足、资本市场对战略性产业升级和发展支持不够、政府扶持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政策不完善等。
第一，前瞻性技术资金投入不足。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不同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兴战略性产业主要是创新导向的，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需要对前瞻性技术进行攻关。这是一项风险较大的资金投入，在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但当前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以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为例，筹集资金总额中的政府筹集部分比例逐年下降，1999年约为32.38%，到2007年下降为22.14%。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用途来看，2009年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3.40%。政府资金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第二，资本市场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支持不够。产业升级不仅仅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还需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实现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创业板以及风险投资基金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创业板虽然已经启动，但是目前通过IPO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需要；此外，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还远不成熟。
第三，政府扶持新兴战略性产业政策不够完善。在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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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投入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突破。当前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体现在每隔5年编制一次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从近15年编制的规划纲要中不难发现，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将新能源、汽车、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然而，这些战略规划纲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政策保障和落实。从根本上而言，政府应该出台具体措施加快推动科研人才、资金、技术和专利向企业转移，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并大力培育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培育鼓励创新，不怕失败的创新文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8．现有人力资本结构无法满足中国产业升级需要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结构对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变起着本质的影响。人力资本可以区分为一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三个层次。其中，一般人力资本主要是较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专业性人力资本则主要是在技术、知识、管理等方面具有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企业家人力资本则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融入国际分工时开始越来越偏离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个比较优势，进而走上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发展路径。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利润再投资，也加速了中国资本的深化程度。一方面，资本深化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带来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率，造成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对现有人力资本的吸纳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本的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量缺乏技能的一般性人力资本无法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这就使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匹配。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一般人力资本较为充裕，因此，中国能够依靠这些价格低廉的一般人力资本迅速融入全球化，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而专业性人力资本则相对较少，因此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研发、金融服务、法律咨询等高端环节，则往往无法由本国人力资本承担，进而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此外，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中国则严重匮乏，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受到限制。
三、“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中国经济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全球化进程和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渐显现。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工业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特别是工业品出口造成了严重冲击，同时金融危机中也酝酿着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和国际竞争格局调整的重大机遇。当前，在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但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调整并未结束，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为此，应全面、深入分析“危机后期”以及“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出客观的预判，从而更好地把握机遇，加快工业转型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1．“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机遇及其对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积极影响 （1）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面临重大调整，促使中国加快内需型社会发展。过去20多年中，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将制造业生产能力大规模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能力大幅提高，向发达国家出口了大量价格低廉的工业品，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扩张，而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膨胀以及金融过度创新则为当地消费者更多地超前消费廉价进口商品提供了信用支持，需求扩张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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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新的调整。从生产和投入的角度看，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及低碳经济理念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组织方式将围绕着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原则进行创新和优化；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私人消费出现萎缩，家庭储蓄率有所上升。储蓄增长将使由信用支持的超前消费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导致短期内总需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弱化的态势。
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将成为中国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由过度依赖外需转向主要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契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持续增长，为“十二五”时期加快内需型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2）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升级开始启动，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向纵深发展，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仍有较大空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虽然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总体上仍在推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跨越国界的生产组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的常态。①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在要素分工方式下，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配置到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区位，国际分工的接点由产品转变为要素；②随着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的价值链正向上游和下游扩展，致使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产业之间的重叠性强，制造业服务化的程度提高。目前，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制造业的服务化使得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向软件、信息、金融、保险服务领域渗透，国际产业转移的领域持续扩大，以服务外包为依托的服务业转移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由此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和服务领域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很好地契合了要素全球配置和产业转移的趋势，促使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随着出口总量的扩张和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正在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化，“中国制造”成为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环。然而，现阶段要素的全球配置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对于商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流动仍存在很多限制和障碍，因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并不彻底。在这种条件下，工业生产能力必然大量向中国这样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梯次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进程仍将持续，中国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和参与全球要素分工仍有一定的优势和较大空间。
（3）全球产业发展出现新的增长点，为中国未来工业升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趋势、技术变革的方向以及国际竞争的焦点来看，围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所形成的产业群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性增长的支撑点。这种判断基于以下依据：一是传统化石能源的稀缺性矛盾日益突出，这一领域供求关系和价格的频繁波动对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危害不断增大。二是通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技术投放，低碳经济的发展能够催生新的能源技术和新兴产业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围绕着低碳技术开发及相关产业发展，人类有可能展开新的技术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三是目前低碳技术及相关产业仍是发达国家的优势领域，发达国家推进这一新兴领域发展和国际协调的主动性很强。另外，从技术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信息技术革命并未终止，新一代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将促使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对工业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变革的影响将更为广泛、深入。目前，跨国公司开始推行“智慧地球”等概念，并将相关技术突破作为加快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力，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将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尽管目前中国在低碳经济和新一代网络开放应用等领域尚不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但世界经济新增长点的出现及其衍生，为中国“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确立了更高的战略方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这些新增长点的出现也将拓展“十二五”时期中国产业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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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模式的创新。
（4）全球资产价格持续调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的采掘、汽车、钢铁、机械制造、化工等行业遭受重创，部分企业陷入严重的经营困境，相继破产或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其资产价格大幅缩水，重组愿望十分迫切。其中一些企业仍拥有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等优质资产，并在研发、管理、人才储备等方面有优势，这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开始由单纯吸收外资流入进入资本双向流动的阶段，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条件日趋成熟。一方面，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家电、通信设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已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境外投资设厂可以绕过贸易壁垒、降低出口成本、减少贸易摩擦，拓展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原材料进口需求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直接参与海外资源的开发。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明显提速，跨国并购、建立海外市场战略联盟等活动日益频繁，并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竞争优势、获取关键竞争性资产的重要战略活动。“十二五”时期，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将进一步加快，参与全球资产整合的方式更加多元化。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资产价格下降为中国企业获取优质资产、提高国际竞争力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这种机遇稍纵即逝，随着全球经济回暖，跨国并购活动很快会由低潮转为活跃，这对中国企业的决策能力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将促使中国企业创新海外并购方式。
（5）经济刺激计划、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中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改善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软件和硬件条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下仍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及时推出一系列大手笔、大力度、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同时，这些政策措施将进一步夯实“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基础。
一是经济刺激计划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改善中国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在“质”和“量”两个方面使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对各类投资主体的吸引力；二是国家对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为产业升级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而且还将为改善居民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能力的形成与释放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使产业政策在保增长、调结构、促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维护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基础，并为“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积累了经验；四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东部省区的沿海发展规划，这些区域战略发展措施使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与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获得了极大的政策支持，必将促进东西部产业发展联动机制的建立完善，加快中国工业地区结构平衡发展。
（6）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快，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不断提高。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居民消费将进入加速转型升级的阶段。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则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水平，居民消费处于加速释放的时期。近年来，“住房、汽车、数码产品、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引发了新的消费风潮，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倾向转型的态势日益增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连续出台“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摩托车下乡”等扩大内需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居民消费，对农村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尤为显著。2009年前10个月，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大幅增长17%，消费成为确保“保增长”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尽管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因素中，以消费为主导的格局尚未形成，在中国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仍需时日，而且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也有一定的难度，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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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促动下，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作用将不断增强，中国也将逐步进入大众高消费的时代，并由世界生产者向世界消费者转变，内需型产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对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负面影响 （1）全球经济调整仍存在不确定性，外需恢复增长仍需时日。应该看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好转主要是各国政府投入和政策刺激的结果，而这些政策不仅会增加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而且其中一些政策如各国普遍实行的超低利率政策本身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现阶段，不论在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部门，导致危机爆发的主要矛盾及制度性障碍并未彻底解决和根除，产能闲置、消费不振、严峻的就业形势仍在阻碍发达国家经济全面复苏的步伐。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将出现一些反复和波动，外需低迷局面短期内很难根本扭转。同时，这一轮全球经济调整并不是局部或个别层面的修补或微调，而是需要对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做大手术，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整，世界范围内消费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面临一次全新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及结构调整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反复和波动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外需型产业的恢复发展，出口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而且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全球结构变化互动性增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不确定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未来中国工业结构升级中主导产业的选择难度和盲目性。
（2）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工业品出口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在金融危机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中，“中国制造”成为主要牺牲品。进入2009年，美国、欧盟、印度、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前所未有、高度密集的贸易救济。同时，中国出口刺激和拉动产业增长的政策也一再为美国等国家所指责。近来，从轮胎特保案到无缝钢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明显升温，由此引发贸易保护的示范作用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严重威胁。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使中国出口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一些进口商甚至以“出口退税提高”为借口给中国出口企业施压，要求降低价格，致使出口企业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直接威胁到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恢复增长，中国出口企业遭遇了严重的经营困境，并对其关联产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工业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分工和依赖关系，外部因素对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利益格局的冲击在所难免。目前，贸易摩擦已经演变为中国工业品出口面临的常态贸易环境，而且贸易领域的争端开始向汇率、金融体制等等宏观层面渗透，并导致“中国威胁论”泛滥。这种利益对立无疑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并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和国际协调的难度。
（3）全球资源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能源、原材料供应关系趋紧。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粮食、食用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世界各国特别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初级产品出现强劲的需求增长。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出现了短暂回调，同时，各国政府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变革也将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有可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但长远来看，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将长期处于供给偏紧的状态。在需求保持刚性的条件下，日益脆弱的供给体系将使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地区安全、自然灾害等因素则将进一步抬高全球资源产品的供给成本，使未来资源产品的供给弹性缩小。总体来看，资源性产品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未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并将在高位持续频繁波动。
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将刺激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迫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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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将部分抵消其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加剧其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的难度。经济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造成能源、原材料需求膨胀与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供求关系波动之间矛盾，给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另外，高价位、频繁波动的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也将进一步加剧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国家对分享世界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原有供求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这一领域矛盾的激化将直接危及中国的能源保障和产业安全。
（4）全球价值链治理仍由大跨国公司掌控，“中国制造”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当前，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主要通过建立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来实现。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依托全球资源，充分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改善企业的成本结构，增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大跨国公司不仅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创新成果积累占据着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而且利用海外直接投资、离岸外包、战略联盟以及其他形式的研发合作和制造合同等组织架构，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其战略资源的边界，并采取截断价值链、技术转移片段化等方式，牢牢掌控产业价值链的全球治理和整合，保持着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通过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工业领域吸收了大量外资，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国家加强自主创新政策导向的引领下，近年来，中国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领域涌现了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成果，并在技术创新和规模扩张的共同带动下，逐步向价值链附加值更高、战略地位更重要的环节攀升，但在这些领域，发达国家并不会轻易放弃其优势，而将在技术升级、产品创新等方面与中国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同时，还应看到，由于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仍处于中低端环节，产品附加值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外资过程中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导致中国部分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外部技术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一些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加工环节，削弱了其升级发展自主性。
（5）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升级的体制障碍仍然存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发展中的重化工业化倾向显著增强，重化工业吸收了大量投资，产业规模急剧扩展。不可否认，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由于大量资源向工业倾斜，服务业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其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的整体水平。相对滞后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难以满足工业内部结构升级对现代服务的需求，制约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同时，工业结构调整的体制障碍和制度约束依然存在。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渐进式的道路无疑有利于减弱制度变革的冲击，但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各领域和各地区制度增量的分配并不均衡，导致政策运用能力参差不齐。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所激发出的要素转移效应有所弱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带动要素产出能力提高的作用降低。不仅国内通过要素产业间转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空间在减少，而且体制和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分配机制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困难重重、汇率调整和资本市场开放面临诸多风险和压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难度加大、部分行业行政性垄断依然存在、各级政府经济活动的参与方式和干预程度不合理、中央与地方的发展目标和决策机制有一定冲突等方面。可以预见，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中“硬骨头”将需要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而这些矛盾和问题也是“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难以回避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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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目标和任务
1．“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目标
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工业经济领域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十二五”时期，要从探索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目标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工业结构的现状，通过调整促进工业结构实现向以下方向的转型和优化升级：
（1）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结构。工业生产中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指为获得单位产出仅使用较少的资源、且对环境的负外部性较低的生产方式。相应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结构则是指工业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行业或产品占较大比重，以及工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中，表现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特征。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结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行业结构调整。同样是重化工业，从采掘业到原材料工业再到重加工工业，单位产出对应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是逐步递减的。因此，在重化工业化进程中大力发展重加工工业，将重化工业结构的重心沿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将有效降低工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工业生产过程的升级。通过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加大设备更新改造等方式，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原材料消耗，即以生产过程中的节能降耗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2）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工业结构。一方面，当前中国工业发展仍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是中国
重要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所在。因此，适应当前发展阶段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工业结构，就是在鼓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部分行业提高资本密集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发展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其在在工业结构中保持相当的比重。建立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工业结构，就要把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结构优化相结合，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协调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与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关系。
（3）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工业结构。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工业结构是指工业附加值率从较长时期看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主要是由工业结构中高加工度、高技术、高质量产品比重不断提高来支撑的。
为实现工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转型， 应当同时推动不同层次的工业结构升级：一是产业间升级，通过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产业的更快发展使这类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二是产业深化，即产业内部加工程度、加工环节的纵深化发展；三是产品的全方位升级，既要重视高端产品对低端产品的替代，也要重视以质量、品牌、加工度、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的提升，以及提高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来促进工业品附加价值的提升，从而带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4）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的工业结构。目前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获益较低的加工装配中心位置，这种分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关键性行业和产品在中国仍处于工业发展的“短板”位置，技术装备和重要零部件的生产能力还比较弱，大量关键技术依赖外部支持。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的工业结构，就是大力发展工业中的“短板”行业和产品，使其在工业结构中占更大比重。
为实现工业结构向有利于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方向的转变，在重化工业阶段，一是要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提高装备类产品的技术水平，满足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对技术装备的需求；二是加快中间投入品生产行业的产品升级，提高关键原材料、重要零部件的国内自给能力，使参与国际分工的环节从简单的半成品组装、零部件组装为主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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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任务
（1）提高工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工作，着重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技术支撑、创新成果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等方面，帮助行业和企业突破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加快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切实做好国家、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建设工作，以企业技术中心为核心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整合社会创新资源，推动技术创新有效运行机制的建立；推进产学研合作，实现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有效结合，支持行业协会、产学研之间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非竞争关键共性技术联合研究、关键零部件研究开发、创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鼓励以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为龙头，带动配套企业，促进相关产业链上各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普遍提升；积极构建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技术平台，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二是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质量品种、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等为重点，实施产业技术示范工程，为加快推进技术改造提供技术支撑；围绕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瓶颈为目标，积极组织技术攻关，实施产业技术研发项目。三是推动创新成果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把科技成果转化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实施标准战略，推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转化；在市场需求方面为自主创新创造环境，形成在满足性能要求条件下使用国内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机制和氛围。
（2）深入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深入推进“两化融合”，要把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依托于电子信息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进重点领域信息技术应用、加快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为工作重点，指导企业信息化，做好典型重大信息化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工作，推进“两化融合”试验区工作，从企业、行业、区域三个层面全方位推进“两化融合”。
一是要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工业生产全流程的信息化水平。在产品设计、设备改造、生产过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通过提高信息化水平实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精度和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从而提高中国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二是要着力推动依托于电子信息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科技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软件服务、信息发布、创意产业等。这些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出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延伸了工业品的产业链条，使工业生产从以制造业为主向前向和后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延伸，能够以产业深化的方式推动工业结构升级。三是要大力推进重点领域信息技术应用。围绕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安全生产，推动“两化融合”；以信息化手段保障产品质量；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两化融合”，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四是要进一步推动信息产业新的增长点的形成，如“物联网”、数字家庭、网络社区等。这些信息产业新的增长点来源于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创新，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能够有力地带动工业结构升级。加快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感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的突破，开展应用示范；加强TD-SCDMA与传感网的密切结合，推进传感网与通信网融合发展。
（3）优化行业结构。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以及节能环保低碳产业，通过提高这些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实现优化行业结构、带动工业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
第一，加快装备制造业升级和进口替代。抓紧出台《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相关实施细则，及时调整和补充完善已出台政策措施，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制定；加大技术改造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借助信息化工具和手段，加快新产品开发和产业化，推广先进制造技术和节约清洁生产方式；重点抓好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加快推进大型铸锻件、基础零部件自主化专项工程的实施；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企业兼并重组，努力消除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的政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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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积极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把高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结合区域特点和优势认真研究并组织制订、实施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
第三，有效推动节能环保低碳产业的发展，积极引导工业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把低碳绿色工业的发展，纳入到工业发展规划和国家发展规划，引导、支持社会树立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理念；支持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技术的研发，对相关领域企业的生产经营给予鼓励和扶植；加快节能环保和装备的推广应用，从多方面帮助新兴产业开拓市场需求，尤其是来源于民间的市场自发需求；推进绿色、低碳标准的制定和应用。
（4）引导产业转移，推动区域布局合理化。产业转移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在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同时，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在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跨区域产业转移中，应通过机制建立和政策引导，使产业转移向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布局方向发展。
一是建立产业转移的协调机制。为协调市场行为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不同地区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要着手建立国家和省区间产业对接及转移协调机构，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定期和不定期就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合作发展、产业转移对接、共同投资开发、重大项目推进等加强协调与沟通，建立稳定和高效的操作协调机制，促进转出地区和承接地区的产业对接。二是引导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从当地的主体功能区定位、资源禀赋条件、主导产业特征等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招商选资。使产业转移建立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之上，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技术含量低的产业的转移也要坚持绿色发展，通过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方面规制措施，控制“三高”企业和项目的转移。三是以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转移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引导产业承接地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以龙头行业和企业为重点，围绕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积极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投资项目，注重发展与其配套的相关企业，着力建设产业集群，提高工业化水平。
（5）促进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形成各类企业竞争合作基础上共同发展的产业组织格局。以行业准入和企业兼并重组为重要手段，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增投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方向发展。
一是拟定和修改行业准入条件。通过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能源消耗和资源综合利用、生产规模等方面的标准和指标，提高行业进入的经济技术壁垒；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均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放宽股权比例限制,加快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民营资本以兼并重组方式进入。二是鼓励大企业展开兼并重组。在项目核准、土地审批、资产债务处理、税收减免等方面制定具体推动措施；激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探讨设立专门的并购基金,吸引社会资本；鼓励资产管理公司、产业投资基金以及PE(私募股权基金)等参与兼并重组；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可转债方式为企业兼并重组融资；支持已经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国内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并在信息、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三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完善技术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信贷机构和贷款担保机构，鼓励创业，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技术困难；鼓励行业骨干企业通过技术指导、技术协作、投资、供应链管理等方式带动配套的中小企业发展。
（6）推动工业节能降耗。“十二五”时期，资源瓶颈是工业发展中必须引起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不同，当前的资源瓶颈不是由于运输能力和资源开发投资不足，而是源于高速发展的重化工业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与中国资源蕴藏量相对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积极探索保障资源稳定供给的方法和途径的同时，解决资源瓶颈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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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
一是要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建立实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环保评估和审查制度，从源头控制“两高”行业发展；建立完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禁止落后生产能力异地转移。二是要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能降耗和减排治污工作。修订、制定重点行业能耗、物耗和环保技术标准；制定发布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指导意见；组织开展重点用能行业、企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培育一批行业先进典型；制定实施工业企业节能目标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在5000吨标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的跟踪监测和节能指导。三是要推进节能技术进步。加快研发和推广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推动高用能行业技术进步和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用好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企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用信息化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四是要促进循环经济模式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重视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通过工业园区等有效方式，实现集中供热、供冷、供电、供水和水处理的系统优化管理，以及通过上下游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五是要推动资源回收利用、再制造行业的发展。支持大宗工业废物、废旧金属、废纸、废塑料、废橡胶等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扩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积极推动大型工业装备、机电设备和产品再制造；鼓励使用再制造产品和再生产品。六是要从体制建设、政策激励和教育培训等多方面着手，把节能降耗的理念切实落实到工业设计、生产、管理、消费的各个环节，落实到工业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7）加强产品质量建设。加强产品质量建设是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率、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要通过加强行业质量管理、质量监督、技术改造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切实推动工业产品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一是要在制定和修订质量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标准等的基础上，强化行业质量管理。制定加强工业产品质量的整体规划；积极引导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督促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保障体系，落实产品质量责任，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和责任追溯制度。二是支持以提高产品质量为目标的技术改造。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加快产品升级换代；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促进品种创新、质量提升。三是实施品牌战略，在消费品行业率先推进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引导市场消费；鼓励支持收购品牌，改进贴牌生产的落后状况。四是加强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推广应用。依靠协会等中介组织，加强典型经验交流推广，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中国企业的情况相结合；鼓励企业通过管理创新提高产品性能和加工精度，通过精细化制造实现产品质量的提高。
五、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1．明确市场、政府与行业协会在工业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和功能
推动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应当立足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的调节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行业协会由于其专业性，以及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推进工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能在某些市场、政府都难以有效作用的领域起到独特的补充作用。
（1）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二是充分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让竞争压力成为促进企业产品和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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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动力；三是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有发展前景的高技术产业，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四是充分利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推动效率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迫使落后企业、落后技术、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让高效率的优势企业能迅速做强做大，促进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2）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应当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弥补市场机制的某些不足，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包括：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并使之行之有效；大力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支持，为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基础性研究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应用性研究提供资助；加强专业人才与技术工人的培养；收集、整理、研究和发布行业技术发展趋势与经济运行信息；支持新能源技术、清洁燃烧、节能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
（3）发挥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具体说来，行业协会在工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要作用就是服务、协调和沟通。一是为政府制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研究性的建议和报告，并及时反馈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二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组织等多项服务，帮助推动本行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2．深化体制改革，为工业结构调整构建良好外部条件
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与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完善，是导致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根本性原因。推动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要求政府有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协调各部门共同解决体制中的痼疾，这是一项政府难以回避的艰巨工作。
（1）改革资源及资源产品价格体制。资源和资源价格体制的扭曲是导致工业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体制性原因。资源价格体制改革，首先要从资源使用制度改革着手，实现资源全面有偿使用，包括矿业权有偿取得，成本合理负担等，架起资源市场与资源价格之间的联系渠道，改变资源市场漠视价格变化、价格难以发挥调节作用的不合理机制；改革资源价格由政府控制的现状，形成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价格的作用；打破资源性行业垄断价格，实现市场对价格的有效调节；加强政府监督，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为资源价格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2）完善环境保护体制。环境保护体制的不完善，是中国高污染工业畸形发展的体制性根源。推动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需要政府改革和完善环境保护体制，尤其需要确保环境立法和实施中的公众参与。一是需要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律设计，提高公众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在宪法、环保基本法和其他单项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的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障。二是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和方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程序性权利，大力发展环保团体，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民间团体作用。三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环境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对个人和公众的环境权益进行全面周到的救济。
（3）改革和完善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税收体系、调整完善分税制体制，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型国家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税收体系，以及有利于统筹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的体制。要改革调整现行税收体系中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增值税转型、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资源、环境相关税收改革，形成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税收体系。在此基础上，要结合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调整完善分税制体制，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
3．积极推动两化融合，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1）加强对两化融合工作资金扶持力度。一是技改资金要支持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两化融合作为技改专项资金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在中小企业专项基金中安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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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项目支持，以及中小企业共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是把工业行业信息化应用，以及软件的开发和市场化作为电子发展基金中重要的支持内容。各地政府也要结合地方实际，研究出台相应的专项扶持政策。
（2）加强评估、标准制定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继续完善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扩大评估工作的范围，研究建立支撑两化融合的相关标准体系。加强两化融合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多层次的信息化人才培训体系，培养综合性人才，提高重点行业职工技能。通过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相结合，造就一支与两化融合水平相适应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队伍。
（3）重视并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两化融合的重要途径。推进制造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积极引入和强化市场竞争；加强产业关联，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盘活各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加快关键性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的研究步伐，从源头上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建设有特色的行业产业链公共平台，推动生产企业服务化和服务企业信息化；有针对性地发展服务外包业，积极参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服务化分工。
4．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
（1）大力支持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建立由“企业牵头、科研院所参与”的机制。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同时，推动高校、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模式由自办企业为主向对生产企业转移专利技术转变。 一是组织实施高技术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工程。要以重大产品为导向，制订明确的目标，通过产业联盟等模式，加大投入，组织实施集成电路和软件、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高档数控机床、新能源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工程。二是加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鼓励国内企业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到国外购买中小企业。三是结合重大工程的实施，组织实施重大技术的消化吸收。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要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给予支持。四是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要加大政府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重点支持企业建立创新能力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企业研发投入抵扣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投入。
（2）大力培育新兴产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要组织制定新兴支柱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加快推进重大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重点推进一批有利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加快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和发展，培育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和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建立健全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扶持产品和服务创新，积极引导消费，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为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5．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工业布局
（1）坚定不移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是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重点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积极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改善和加强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二是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重点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搞好重要行业、企业的重组改造，推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加工业、高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是着力推进中部地区崛起。大力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推进重点城市群的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四是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重点是加快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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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上走在前面。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作用，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开发开放。
（2）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是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转移制度。加大向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严重障碍地区的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中央逐步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二是给予落后地区特别的优惠政策措施，促进其工业发展。三是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四是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加快普及义务教育，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五是加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产业政策促进资源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资源丰富地区的转移，通过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鼓励信贷资金投入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政策性银行加大对中西部的开发力度。
（3）促进产业转移中的有序对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大势所趋，但这种转移不应是现有设备和产能的简单搬家，要促进产业转移过程中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生产组织方式与人才的交流和转移，避免产业转移过程中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与产品质量的下降，要加强东、中、西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的优化整合，引导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企业的有序对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的网状地区结构，实现地区布局的优化，防止产业转移过程中走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盲目扩张的老路。
6．调整吸引外资政策，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1）调整吸引外资政策，提高引资质量。一是要改变盲目追求外资数量的政策导向，要注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要从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的综合考虑出发对外资企业有选择地吸收。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根据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工业效率等指标，根据内外资平等的原则，实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准入制度。二是应当逐步取消一般性的外资优惠政策，促使内外资公平竞争。要取消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所谓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规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防止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2）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一是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扩大产品出口。要稳定产品出口市场，就必须削弱技术类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的阻挠。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组织编写涉及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生产环节的国标体系。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工作，成为标准联盟的成员，加强中国企业发言权，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二是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培育国际知名品牌。中国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蜕变，在扩大出口产品数量的同时，还要提升产品出口的层次，拥有国际知名品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国外跨国公司在核心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高附加值环节进行合作，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
7．充分运用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
（1）工业结构调整中财税政策的选择。一是降低居民税负，调整财政支出方向，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针对消费价格持续上扬、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的现实，应该进一步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和取消利息税。二是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税政策。采用财政补助、奖励、设立节能专项资金等方式，支持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三是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安排。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定位于产业研究和开发阶段，建立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税收减免为辅相结合的支持政策体系；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实行较低所得税率；对法人或居民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所获得的利润或收入实行免税或减税措施。
（2）工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政策支持。改善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效调节银行贷款。一是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建设，通过金融法律框架，构筑良好的资本运行环境，健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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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一个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二是加快市场多元主体的培育，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大力培植机构投资者，规范主体行为，使市场主体能够自我约束，合法经营，并实现利润最大化。三是健全和完善投资机制，大力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国家支持项目。要放宽对民间投资的限制，根据工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引导民间投资，建立金融服务体系以适应民间投资的需要；积极发展和规范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产业投资基金，同时要加强对产业基金运作的管理与监督。
8．调整和优化产业组织
（1）引导企业兼并重组。一是要消除企业兼并重组中面临的各种障碍，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良好外部条件。二是要提供国家援助，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兼并重组是一种市场行为，更多需要依靠市场手段和社保体系来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但在目前社保体系和相关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对兼并重组中的利益受损者提供国家援助是非常必要的。应尽量减少兼并重组中造成的失业员工数量，而对于那些确实难以安置的人员，要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坚持公平、公开的原则，帮助其实现下岗再就业。三是要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与反垄断结合起来。推动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方向。要避免某些垄断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强化自身的垄断力量或形成新形式的垄断。考虑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新的市场主体进入，推动垄断行业的兼并重组。
（2）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一是要用好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继续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推进省级再担保机构的设立，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担保机构对民间机构的引导作用，运用互保、联保、贷款保险等多种形式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扩大间接融资创造必要的条件。二是建立和完善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可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大力拓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另一方面，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应充分发挥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和与中小企业关系密切的优势，调整信贷投向，把对地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作为其业务重点。三是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支持和推动以中小企业为对象的技术、管理、培训、市场开拓、法律咨询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四是大力培育创业载体。以构建创业平台、降低创业成本、完善创业服务、培育创业主体、提高创业成功率为重点，加快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盘活土地存量，通过改造,利用闲置场地、厂房建设创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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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Twelfth-Five-Year Plan Period
Research Group of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Enhancing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 major method for switch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building up its capacity of sustaintable development. The method for switch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is just exploring a new industril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from the elementar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ew path, China should realize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implementing polici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during the twelfth-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its fundmental realities. After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be resource-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be hi-tech, high value-added, and deep processing, and be favorable for tak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continuously it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hinese governments should guide and propel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taking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formulating correspending policie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nd bring market mechanish into full play.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new industriliztion; adjustment; upgrading
[责任编辑：王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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