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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

来源:飒榕旅游知识分享网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41——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

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指导教师:***

20090501

摘要摘要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成功,也为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大发展即肇始于此。本文在论述1938一1941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194l一1945年,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从学校行政管理、学生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情况,并探讨了它在发展期间所出现的主要困难、问题及解决办法。最后,分析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关键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AbstractAbstractSouthinAugust,1938Hebeiadministrativedirectorgovernmentoffice’Sestablishment,symbolizesthatsouthHebei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baseareafoundssuccessfully,alsocreatedthegoodpoliticalenvironmentforthebaseeducationdevelopment,southHebeihaseducatedthebigdevelopmentnamelytoinitiateinthis.Thisarticleinelaboratessouth1938-1941yearHebei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baseareaeducationdevelopmentsurveyfoundation,thekeypointis1941—1945years,afternamelytheShanxi,Shandong,HebeiandHenanprovincesBorderregiongovernmentisfounded,fromSOontheschooladministration,thestudentmanaged,aspectsandcurriculum,teachingwaysstateandmeans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baseareaeducationthoroughlytoHebeiofplaytodosouthsearchedanalyzes,andhasdiscusseditindevelopmentpedodandappearedmaindifficultysolution.Finally,hasanalyzedsouthHebei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baseareaeducationhistoricalsituationandthefunction.KeywordsShanxiShandongHebeiandHenanprovincesBorderregiongovernmentAreaJi··nanAnti·—JapaneseBaseCadre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SocialeducationII河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作者签名:界霁;王一日期:三翌钲上月丛日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完全了解河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本学位论文属于1、保密口,在——年——月——日解密后适用本授权声明。2、不保密b<(请在以上相应方格内打“4")保护知识产权声明本人为申请河北大学学位所提交的题目为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翮(妇船导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在河北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导师的研究经费资助下完成的。本人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河北大学的相关规定。本人声明如下:本论文的成果归河北大学所有,未经征得指导教师和河北大学的书面同意和授权,本人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公开和传播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内容。如果违反本声明,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枞:j一嘲卑年上月出作者签名:吼蝉年尘月』日V阮日期:年乒月乒日I导师签名:前言..IL...-—-.日IJ舌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除了致力于对敌斗争和发展社会经济外,教育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据地教育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政治动员,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培养抗日干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影响着后来的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教育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冀南抗同根据地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晋冀鲁豫边区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华北敌后威胁同寇交通要道和中心据点的战斗堡垒,是联系山东、豫北抗同根据地的枢纽,是太行根据地的屏障,为华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学术界对根据地教育的研究多从整个抗日根据地或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出发作宏观研究,而对具体小范围的抗日根据地的微观研究还未充分展开。笔者意在从微观角度深入分析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状况,从而为根据地教育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学术界对根据地教育的研究,是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其标志是根据地教育资料的汇编出版,这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以及《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由于对档案资料的大规模收集与整理,根据地教育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先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和阜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出版,而后一些省区也陆续出版了涉及当地的教育资料,如《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晋察冀边区教育史料选编》等等。随后大批研究论著出现,代表论著有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和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其中《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对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采取了按历史发展阶段,并分根据地进行编写的方法,更为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了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堪称对中共领导下的教育的总结。此外,一些教育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也或多或少的论及了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主要有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孙培青《中国教育史》,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等等。有关的学术论文也为数不少,其中研究“冬学运动"的为最多,主要有马树功、王明钦《论抗日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邓红、1河,It人’字?J乃史0::硕十。:::伊沦文李金铮《中国成人教育史的重要一页一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冬学运动》(《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罗朝晖《华北抗同根据地冬学运动特点探析》(《沧桑》,2004年第5期):王春慧《抗同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4期);尹全海、周江平《浅析抗同根据地丌展冬学运动的原因》(《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周江平、刘素娜《论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领导与管理》(《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周江平、刘素娜《论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主要贡献》(《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等。这几篇文章分别重点阐释了“冬学运动”的开展原因、特点、作用及运行方式,证明了冬学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教育中最为重要和成功的教育模式。此外也有若干文章介绍了小范围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丌展情况,在此不一一赘述。论述抗日根据地教育政策和特征的论文主要有,李忠康《略论党在抗F1根据地的教育政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高晶《关于抗同根据地教育特征的综述》,(《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等。还有学者研究了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小学教育、反奴化教育、社会教育等,主要有包爱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张希民、李玉玲《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及启示》(《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2月);宋荐戈《抗日根据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回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郭夏云《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一以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为例》(《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6期);瀚清、梅艳《革命根据地反奴化教育的斗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2期);邓红《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其中邓文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对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主要形式、特点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者认为社会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民族教育、国防教育,也包括科学文化教育、生产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多项内容,它们在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李晓晨、黄存林《简论河北抗同根据地的教育事业》(《邢台学院学报》,2003年第l期)则研究了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的综合情况(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实属少见。值得一提的是,詹永嫒《从政治社会化视角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广西师范前青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谷平、袁玉华《借鉴、融合与创新一抗同根据地教育模式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陈祖怀《抗同民主根据地教育特色论》(《史林》,1995年第2期),这几篇文章视角新颖,理论分析深刻,从政治社会化、教育模式、特色分析等方面研究抗R根据地的教育,相比许多文章的重复模仿,给人更多启发。李庆刚《简论抗同根据地丌明士绅的教育贡献》,(《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在众人都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教育起了中流骨干的作用交口称赞时,第一次破天荒的讨论了“开明士绅”的教育贡献,开阔了研究的视野。近年来,研究抗日根据地教育的硕士毕业论文有,河北大学李凤伟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教育述论》(2004年);山西大学罗朝晖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的重构》(2005年);湘潭大学周江平的《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述评》(2006年);河北师范大学程立芝《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干部教育述论》(2007年),这四篇论文仍多集中于抗日根据地教育类型的一个方面,其中罗文把教育与乡村社会的重构联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值得借鉴。综上所述可知,尽管有关抗同根据地教育的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但论文多从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宏观角度叙述,而对各个具体的抗日根据地的微观分析很少。教育类型的论述也较为单一,多集中于冬学运动及干部教育方面,而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关注不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研究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的论文(对晋冀鲁豫边区教育也没有专门研究的论文,只在个别专著的有关章节和论文有所涉及),这与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鉴于此,笔者力图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挖掘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对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展开深入与全面细致的研究,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河北人一’历史’严硕q-:’浮伊沦文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1938.1941年教育基本概况(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冀南抗F1根据地,位于河北省南部,除小部分属津浦路西徒骇河西北之山东部分外,大部为滏阳河与德石路以南、平汉路以东、卫河运河以西、漳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七百万。2该区河流纵横,可通舟楫,也可灌溉;有平汉、德石、津浦铁路绕边而过,公路网密集,物产丰富,尤其棉花产量居华北首位,商业发达的城市有临清、大名、南宫,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联结太行、山东、冀中和冀鲁豫等根据地的枢纽。3就像邓小平所说,冀南抗日根据地是“两个战略据点的连环(太行山、泰山之间的地区),周旋地区非常大”。4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三个月后,即1937年10月lO日至17日,同军相继占领石家庄、顺德(今邢台)、邯郸,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军队仓惶南撤,冀南腹地的任县、柏乡、隆平、尧山、肥乡等城相继沦陷。日军组织大量伪军,以顺德、大名、临清等地为中心,建立起殖民统治。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1937年12月3日,由孙继先、胥光翊带领的挺进支队最先进入冀南滏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扩大游击武装。1938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织陈再道、李菁玉率领的东进游击纵队继续跟进,随后与挺进支队会合,他们积极恢复和健全中共地方党组织,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并与同年4月15同在南宫召开冀南第一次军政民代表会议,产生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工作了4个月,在政治、民运等方面做了创造性的积极努力,帮助解决了各县政权工作的有关问题。5月八路军全部收复了冀南腹地,并平息了反动会道门“六离会"组织,收编了各地的土匪游杂武装。此后,八路军向北、向南继续发展,宋任穷、徐向前、邓小平、杨秀峰等人也先后进入冀南。1938年8月14日,五十多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改组冀南军政委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简称冀南行署),杨秀峰、宋任穷被选为正副主任,它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正式建立。5冀南行署成立后,统一了全区的行政领导,行署共辖6个专区,51个县治;提出和公布了八大施政纲领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健全了各县民主政权,建立了工会、农会、妇4一、霹南抗R卞艮据地的创建及1938—1941下教育萆木概况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在此后一年时间罩,“峰持平原游击战争,配合军政民初步粉碎了敌寇“扫荡”计划,限制了敌伪汉奸的活动;改善民生,动员广大群众参战。施行公平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取消苛杂、救济灾民难民等政策;实旋民主,扩大抗日政权的民众基础,比如,行署厉行各行政长官的民选制度,尊重民意,建立各级行政扩大会议及政民联席会议,各级参议室及调解委员会,成立冀南民意机关一人代会(后改为参议会);坚持统战,加强抗只团结;进行司法除奸工作"6。这就为冀南抗同根据地开展教育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二)1938.1941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基本概况抗战以前,冀南有着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冀南有六千个村庄,村小学约有两千余所,钜鹿(今巨鹿)、魏县等所属村庄,甚至有男女两个小学。冀县、南宫、永年、邢台、大名等处并有省立中学,教育向称发达”,。7可是自从冀南被日军占领和连续几次的大扫荡后,教育事业遭受巨大摧残。据“八年抗战边区文化事业遭敌摧残损失统计表(晋冀鲁豫1946年1月份统计)"8中记载,八年抗战中,边区初级小学被摧毁46567座,高级小学1000座,县立中学及教育馆400座,省立中学50座,冀南因为地处平原,缺乏掩护,损失最为惨重,如大名的省立初级中学一所、男女后期师范各一所,沧县省立完全中学一所,邢台省立完全男女中学及男女后期师范各一所,南宫、磁县的县立初级中学和各县的简易师范学校等都在战火中被摧毁或被迫停办。9早在1937年8月27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提出各级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的需要,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和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可以成立后方服务团体为抗战工作;10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列“教育四款”,同时又订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然而随着冀南的沦陷和国民党政府地方官员的南逃,这些纲领文件在冀南只能成为一张废纸而已。虽然后来国民党军鹿钟麟、张荫梧、石友三等部先后进驻冀南,可是他们只顾“摩擦”进攻,是顾不上其它的。因此,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也只能有中共去领导了,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中共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八条为“抗日的教育政策”,提出应“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i可.f匕人7≯:J乃史。予:7I页}.’孑’f市论文以抗同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2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中指出,“抗同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养抗同战争中急需的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文化水准为原则”,为此应该“l、改组大学成为各种军事政治及技术干部的训练班,缩短修业期限至数个月或一年以下。2、广泛发展免费的小学教育。3、广泛发展补习教育、民众社会教育,组织识字运动……"13在这些基本政策的指导下,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开始恢复重建,并且飞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首先,冀南行署成立了各级教育机构和颁布了各项教育方针政策。冀南行署一成立,就设立了7处1校,其中就有教育处,由孟夫唐任处长,张化南为副处长。县、区、村也设有相应的教育机构,一般县设文教处、科,区设文教助理,村设文教干事。1939年7月修正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组织大纲》规定“文教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分设文化、教育、宣传三股,股长各一人,科员四人。其职权是厉行抗战教育,发扬抗战文化及指导各县宣传工作。”H《冀南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组织规程》中规定督察专员公署文教科的职权是“督察推行全区抗战教育、文化、宣传一切事宜。”15《冀南区县政府组织规程》规定县文教科的职权是,“兴办各县各级教育,发扬抗战文化,指导区村宣传等事宜"。16《冀南各县村政权改进办法》规定村公所设教育干事,“负责办理儿章教育(小学)及民众教育(救国堂)。"17行署公布的八大施政纲领中,第七条为“实施抗战教育,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会、工会、妇女会、商会、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内。"18拟定了实施文教工作的六个方针:“1、根据冀南的客观环境,积极地实施农村统战文化教育政策,使一切文化与教育,悉为巩固国内团结支持长期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而服务。2、推行小学教育,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并发扬学生的积极性与自动性。3、创造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或干部训练班,培养大量的抗日工作干部。4、广泛地发展农村民众教育,组织各种民众学校,建立救国堂,提倡识字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文盲,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5、创办并奖励地方报纸与刊物,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意识,使之了解持久战游击战之意义与重要性,并坚定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6、应用各种宣传教育的方式,使民众在政府帮助下,自发地改善生活,参军参政奠立民主政治之始基。”19其次,干部教育开始初步发展,陆续建立了若干所干部学校。1938年2月,东进纵队为适应抗日工作需要,与冀南特委在南宫县苏村开办地方6一、蘑南抗fl根据地的创建及1938—1941年教育卑木概况党员训练班,后改为冀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陈再道司令员兼任校长,王蕴瑞任训练科长,负责校内具体领导工作。教学采取上大课的形式,由“编辑部”(冀鲁豫省委对外的名称)和纵队领导同志作形势报告或上大课后各组讨论,作专题报告的有:李菁玉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国瑞、刘铁之讲抗同救国的政策和群众运动,刘北斗讲唯物论,王蕴瑞讲游击战的十六字诀,王禄教唱救亡歌曲。20学校先后办了两期,学员由地方党组织推荐,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党员。第一期两个队,学员100人;第二期4个中队,每个中队100多人,两期共有学员600多人。每期学习时间为1个半月。21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到各县组织战委会,丌展抗同工作。4月初,冀鲁豫省委党校先后在南宫县普济桥村和南宫城内开办(对外称冀南抗日民族学院),冀鲁豫省委书记李菁玉兼任校长,省委宣传部长马国瑞、东进纵队政委宋任穷、党校大队长王蕴瑞等轮流给学员讲课。9月以后,省委党校先后搬至南宫县南杜村和冀县北内漳村继续开办,赵镩任校长。22党校共办训练班4期,其中第一期招收学员500多人,第二期300多人,第三期400多人,第四期200多人,学员来自冀南各县的党员干部或党的活动分子,也有来自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和救亡学生,第二期学员除来自各县的党员干部外,还有冀南抗日军政学校毕业的部分党员。23党校虽然只开办了短短七个月,但是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他们在坚持和发展根据地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上旬,河北抗战学院在深县创办,此学院的成立同样是为了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抗日干部。由冀南和冀中党组织协商合办,杨秀峰兼任院长。学院分军政院和民运院。军政院主要培养军事干部,民运院主要培养党政群团干部。学生大都来自冀南、冀中各县,还有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学院教学的总方针是:一切为抗战服务。学习内容依据“学以致用,因材施教"的原则,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杨秀峰还曾亲授辩证唯物论。学院共办了两期,每期3个月,共培养了2700名干部。24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到冀中、冀南党政军群机关和各抗日县政府工作,成为一批抗日中坚骨干。此外,1939年7月,由原冀南政治干部学校改建而成的冀南抗战建国学院在南宫县大午及村成立,杨秀峰兼任院长,孟夫唐任副院长,张化南任教育长,王杰任教务主任。25到1940年底共培养干部2000余人。26本年还成立了冀南财经学校,校长周子明,该校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县、区级财经干部。27河北人’剖万史’挪员卜!≯:伊论文除了丌办了这几所较为长期的干部学校外,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还曾分区举办农会小学教员、自卫队各种训练班,还举办了财政、行政、文教……等各种工作人员短期训练班,“自力更生的解决了干部(短缺的)恐慌”。28再次,普通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从1939年至1940年12月,随着抗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和冀南反顽斗争的胜利,冀南抗同根据地逐步巩固,普通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恢复,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39年8月统计恢复抗日小学达1420余所0291940年4月,“全区约有小学1600所,入学儿童为八万人。”30到1941时,冀南基本地区的抗R初级小学,已普遍建立,差不多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处小学,入学儿童达30万。31据详细统计,到1940年底,仅魏县、武安、隆平、宁南、平乡、曲周、肥乡、鸡泽、邱县、广平、永肥、馆陶、广宗、威县、垂杨、南宫、企之、清河、武城、临清、清江、冀县、故城、衡水、枣南等26县的6361个村,就有男子抗日初级小学2927所,女子抗F1初级小学455所。到1941年春,有了54所高级小学,分布在30个县内;32全区有了两所中学,即三专区的冀鲁中学和四专区的滏东中学,简易师范学校4所(一、五专区各两处)。33。与此同时,社会教育也取得了很大发展,社会教育在冀南一般称之为“民众教育’’,仅1939年全年,冀南行署就制定了六项有关民众教育的政策法令,可以说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教育政策体系。其中有《冀南民众教育草案》,规定冀南民众教育“目标是,提高民众政治的认识,增强最后胜利的信心,培养民众抗战的情绪,坚定抗战意志,教学浅易的语体、文字,增加民众阅读的能力,教学同常应用的浅易珠算,以增进计算能力;课程有持久战略的详细解释、自卫队站岗放哨、历代民族英雄摘要介绍、简易珠算的教学等34种;学员先以各村自卫队为主,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亦应设法教育之。教师由各村小学教师及各救亡工作人员,组织巡回教育团,赴各村讲授。"34《冀南民众学校暂行规程》规定,民众学校包括农民识字班、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三种,课本分民众识字读本和儿童识字读本两种。教师系义务职,从救亡工作人员、小学教师、村中知能人才而有坚决抗战决心者、热心教育素孚众望之士绅中延聘。“凡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农民、妇女、儿童,均须到校听讲"。民众教育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第一期以青年壮丁(16.45岁)为主,每日上课时间暂定晚间,时间最少一小时;第二期以妇女儿童为主,实行小先生制,各村分别举行,每日时间最少一小时;第三期以老年为主,青年壮丁、妇女、儿童训练继续进行。”《冀南民众学校办学需知》对教学法、8一、髓南抗[1根据地的创建及193R一1941fF敦百孱茌概况教学设备、教学管理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冀南民众学校奖惩条例》对奖励的条件和办法、惩罚的条件和办法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冀南区救国章实施细则》则规定了救国堂的宗旨、主持机关、组织形式、工作项目、经费等。36这些政策法令的颁布和实施,直接促进了冀南抗同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发展。1939年,“民众学校和救国堂工作,只有七八个县有相当计算,数目尚未计算”,了7有识字班1000余处,到1940年,冀南全区已办起冬学1801处,73824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的23.5%,1941年3至lO月,增加民校525处,又有15850人脱盲。38其中冀南三专区8个县有冬学582班,为村数的42%;四专区8个县有520班,为村数的33%。参加冬学学习的人数,据二专区广宗、威县、垂杨、南宫、新河5个县的统计:男34558人,女31787人,共66345人;另有附设于民校的识字班80个,学员14176人。另据1942年统计,二专区垂杨县,每百村有常设的民校78处,威县60处,广宗58处;五专区5个县,共有民校1166处,即60%的村都有民校,参加学员共57826人。”1940年3月18日和4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先后发出了《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要求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争取蝠每个行政村有一个初小,每个区至少有一个高小”。404月30同,时任冀南行署主任的杨秀峰接受了新华社特派记者克寒的采访,在谈到冀南的教育发展时,他说现在全区的教育,“最大缺点是学制的非正规化,表现出上下脱节现象”;“我们决心恢复小学四-N,四年是普及教育,贫寒子弟(以田地一亩以下为标准),免费入学,由学校供给书籍,高小并供给膳宿。次外,每县至少设立一县立小学,每专区至少设立一初级中学兼师范”;“我们决心纠正那种不要教育,不要科学的观念’’。411941年7月,杨秀峰在《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向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总结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很大进步,是因为施行了“民主自由的文化教育政策”,并且确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在正规化方针下进一步整顿与发展学校教育。二、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各部f-]力n强文化建设。三、深入大众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字,扫除文盲。四、团结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大量动员他们参加工作。五、积极开展对敌文化斗争,反对敌伪奴化,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42这些中央指示和杨秀峰所言,为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的继续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9河北人学rg史学硕十’≯伊沦文二、194l—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一)1941—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1941—1945年在整个抗同战争时期中,处于战略相持后期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同军在冀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43日军在敌战区强化保甲制度,大肆抓捕壮丁,肃清所谓“不稳分子”;对边沿区抢修碉堡,挖封锁沟,进行蚕食;对根据地则实行“铁壁合围”,连续进行扫荡,其中1941年的1至3月,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4次之多,而“四·二九”大扫荡更使冀南抗日根据地损失惨重,根据地大部变为游击区和敌占区,90%以上的村庄暂时被敌人控制。随后1942—1943年的旱灾和蝗灾更使根据地雪上加霜,冀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最严重的困难局面。然而伟大的冀南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中共的领导下,英勇奋战,打退敌人的进攻并逐渐恢复开辟小块根据地,根据地实行“精兵减政”,进行“三三制”政权建设,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从1944年到1945年根据地展开多次季节性(春季或夏季)攻势作战,直至1945年8月的全面大反攻,收复冀南全境,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需要说明的是,在1941一1945年间,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及归属也有数次调整。1941年8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1940年8月1日在山西黎城成立)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边区政府,杨秀峰任主席。冀南属于边区政府下辖的一个行署,其中冀南行署又下设6个专署,辖49个县。1944年6月15日,冀南和冀鲁豫两行署合并办公,冀南行署由孟夫唐负责。1945年春,冀南行署撤销,并入冀鲁豫行署,7月7日,冀鲁豫行署冀南办事处成立,下设五个专署,范若一任主任。直至11月1日,再次恢复冀南行署。其中,冀南行署所辖的各专署、各抗日县政府的区划和名称也有一些调整,但变化不大。不管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如何变化,根据地如何困难,其教育发展一直没有停顿,尤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同样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二)1941—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详探10■、1941—1945年尊商抗[1根据地的教育发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于1941年9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其第十条是强调发展教育的,“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具体方针是,“甲、实行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建立与健全正规学制,大规模的举办各种学校。乙、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特别加强男女青年的教育。丙、加强干部教育,实行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度。丁、欢迎一切文化工作者、专家、科学家、学者来根据地共同建立抗战文化教育,并予以优待。……己、提高小学教员质量,并改善其生活待遇。"44这个施政纲领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晋冀鲁豫边区的教育,一般可以分为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类型,冀南抗同根据地同样如此。只不过侧重点与其它抗同根据地有所不同,同时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1、干部教育继续发展根据“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干部教育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重心。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开办大规模的干部教育,“越大越多越好!”45遵照其指示,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得到了继续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在1941一1945年间主要有在职干部教育、干部训练班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三个类型(见表l和表2)。(1)在职干部教育早在1940年6月,八路军129师按照总政治部指示,在军队中建立了干部教育部门,规定了部队干部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46冀南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也建立了这种制度。各单位组成了以行政首长为首的学习委员,组织干部分组学习。在职干部教育有了初步的开展。1942年2月2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着重强调“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一47并且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48为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在5月间发出专门的通令,明确指出:“过去各级政府的在职干部学习,制度不严,存在自流现象。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建立制度,严格执行。专员、县长等要亲自领导,起模范带头作用。"49《中共冀南区党委一九四二年工作方针》也指出,要大批培养提拔与训练干部,“区党委党校在全年内把未受过党的训练的县委训完;河北人7j::f7J史’Ⅻ页十。i:何论文地委争取把分区委训练2/3到全部;县委争取把支委训练l/3至2/3。训练的主要内容为党的政策与组织原则。在职干部要努力学习党的政策与党的建设,养成策略的头脑,加强党性锻炼”,50并把干部分成甲乙丙丁四类,进行分组学习。《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一九四三年党的工作的决议》对在职干部教育作了更详细的规定,要求“各地委应依靠群众隐蔽开办不超过20人的分区委训练班。此外,干部阅读报纸、看党内文件看理论书籍,应成为干部当然的日常工作。今年县以上干部学习,应以22种文件与《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为课本,联系党报党刊研究讨论,最后各级党委负责,以各级为单位争取可能上大课,推动整风学习和政令学习。”51这些方针政策直接推动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的迅速发展。冀南第四专署在1945年的做法是带头在专署内部建立正式学习制度。首先成立学习委员会,按住所远近共分三组:第一组,专员室、秘书处、民政科、教育科;第二组,财经科、司法科;第三组,工商局、交通局、公安局。学习时间,每天早晨两个小时,由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最初分组学习,然后小组讨论或集中讨论,后来由于集中居住,除交通局外,改为集体学习。52泌临清企之邱县广宗表11942年路(邢济)南各县干部教育四个月统计表上大课6干部受训人数55村干会村长训练班小学教师座谈会4821222861l45195资料来源: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十一年度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月)革命历史档案553-1—1-1,河北省档案馆藏。其次,规定了具体的学习材料。最初,只学习《论联合政府》,把材料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闭幕词,团结大会胜利大会,中国人民胜利指南;第二部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般纲领具体纲领);第四部分,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后专署感_、1941—1945年霹南抗同根{Jj:地的教育发喂觉学习太偏重理论,而对实际工作联系不够,故重新规定了学习材料:星期一、二,政表21944年冀南三专署部分县干部教育统计表干部学校学校l戏曲周馆陶广平合计备注雾}顶训练班学生男女6教员男女l次数2教员男25干部女男26女197924l8124811196185495训练班教员系受训者,教员系小学教员资料米源:冀南第三专署:1944年教育工作总结[抗日高小抗日初小](1945年6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35-1-66-1,河北省档案馆藏。令学习;星期三、四,业务学习,星期五、六,理论学习。政令学习,由秘书处领导;业务学习,由各科局长自行领导;理论学习仍由学习委员会领导。”最后,实行了J下确的学习方法,效果良好。起初,规定学习材料时,要求各组学员自行精读,但是个别学员,尤其是工商局、交通局和公安局,“理论水平低’’,不得不改为由各组组长领导阅读,并负责讲解。后来集体学习理论时,仍由学习委员会推出专人负责阅读讲解。这样,学员的学习情绪相当高涨,讨论问题时也打破了“和尚打坐”的僵局。54而专署所辖的各县区干部一般也都规定了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但效果并不良好,都未能做到持续不断地学习,尤其区级干部由于常忙于分头到村工作,更无法坚持。实际上,各县的学习逐渐处于自流状态。55(2)干部训练班教育抗日根据地里,为了完成某次大的战斗和工作任务,常常利用战斗和工作的间隙,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提高干部的认识,统一干部的思想,使干部能够正确掌握方针政策,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这种训练班,“从时间上来说,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13河北人7}:历史等:7-员f‘号:伊论文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与可能,都经常丌办训练班。从主办部门来说,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从上到小,从前线到后方都根据各自的条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56冀南抗日根据地举办的各种训练班,名称复杂,类型繁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①政治理论训练班②业务技术训练班③布置工作训练班④整顿思想作风训练班,下面以冀南第四专署各县区开设的业务技术训练班为例作重点介绍。其一,小学教Ni)il练班。开设这种训练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教育新精神和加强小学教师政治文化水平。训练班采取“整风反省”方式,训练时间至少在20天以上。训练内容除临清特别注重文化课外,其它各县都分两个内容:关于政治方面的是“论联合政府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而文化方面则是“教育新精神”。57晋冀鲁豫边区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属于冀南行署)的一份1942年度教育工作总结报告,提到此公署轮训临(清)企(之)邱广(曲)四县小学教师,由简易师范负责利用秋假主办,其中企之80人,临清52人,邱县29人,广曲43人,课程包括政治形势、教学管理、各科教材研究和抗战歌曲。58其二,公负训练班与政民干部训练班。如平乡为了推行公负顺利,减少秋征困难,特举办了财经干事公负训练班。而邱县为了解决干部少的问题,也举办了政民干部训练班,招收对象为优秀村级干部和新产生的劳动英雄与群众领袖,加以训练,准备提拔为区级干部,共招生四十人。59(3)干部学校教育这个时期的干部学校教育发展得并不快,因为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前期(1938—1941)曾大规模的创办过几所干部学校,基本满足了干部的需要。而1942--1943年冀南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干部需求量减少,干部学校教育自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1943年末至1944年下半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冀南抗同根据地不但收回了失地,而且又有所扩大,为大量培养干部,适应抗战需要,冀南四专署和六专署分别建立了抗日中学。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学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区级干部”60,因此抗日中学属于干部学校范畴。①冀南第四专区中学的创建发展。14■、1941—1945年尊南抗同根据地的敦育发喂冀南第四专区中学成立于1943年11月25日,起初仅招到学生16名,教员仅一人,到12月底学生发展到33人,开设课程有中国史话、政治常识、根据地概况及国语四门。1944年元旦后,学校逐渐走向正规,召开了第一次校务会议,制定了作息时间表和功课表,采用“集中上课,分散睡觉”的方法管理学生。此时学生已达36人,分五组,每组选一个组长,并且有了训导1人,教务1人。教学方式采用上大课的方式,一个教员授课一节课为两小时至三小时,每天两节课。课外除有时唱歌外,就是参加劳动。学校还建立了集体研究讨论制度,根据文化程度编五人为一小组,除早晨及晚上个人学习外,每天上完课后要进行两个小时的讨论。学校鼓励教员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而非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叫冀南第四专区中学在以下四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第一,在课程设置、授课时间比例及课程内容上,学校每周国文六小时,占30%(作文在内);算术四小时,占20%;边区建设、政治常识各三小时,占15%;历史、生产常识各两小时,占10%。国文以记叙文为主,其次是标点符号;算术以基本算法教起,编些应用题材,废除不必要的与实际生活没有密切联系的算术题(如父子年龄、鸡兔问题等);生产知识以建立新的劳动观念为原则;政治常识以国共问题为主,兼有时事报告、边区选举等内容;历史则教太古史与中古史。62第二,建立壁报。建立壁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宣传学校的中心工作。学生们投稿很积极。主要内容有“新闻”,把一周的国内国际军事政治情况及时发布,帮助并扶持其看报能力;有“生活”,总结过去的经验,号召将来的工作,表扬模范与批评落后;有“文艺",这是学生自己的园地,稿件全部来自学生。63第三,在训导上,开展了多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中“拥爱反省运动”搞得最为有声有色,效果也很成功。具体过程是:第一天作反省启发报告,第二、三天写反省笔记,第四天开大会,找几个学生示范,接着开三天小组讨论会,最后作总结。64学生们在“坦白思想”方面都很积极,几乎是“挖空心思"的反省自己原来的过错。比如一学生说,“有一个八路军跑到我家里,把文件弄进茅坑里,敌人随后追来了,我家里却不掩护,说‘他是八路军,把文件扔到茅坑里了’,最后被敌人抓走。"他表示自己很懊悔。此外还有学生反省了“思想混乱想当伪军”,“违反群众纪律"65等等。第四,建立和完善了学生组织。如图l所示,其中,大队长主要负责每转移到一个河,f匕人导:J乃史导?硕十’列寺论文村子罩时,找房子,安排教员、同学、伙夫住处;敌情紧张时派岗取情报;取粮食;平常要掌握作息时间吹哨子。伙食委员负责批粮买菜、秤米面、统计人数、管理伙夫、计划改善同学生活。生产委员领导打柴、过秤、积肥等。66②冀南运河中学的创建发展。1944年下半年,冀南六专署在枣南县姚家庄、大营、十八行等村创办了抗同中学,专员郭鲁兼任校长,后改名为“运河中学”。最初,9月在姚家庄成立的中学叫“冀南六专区简易师范”,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两个班学生(即一级二级),约90人。67郭鲁在“简易师范”的开学典礼上曾说:“同学们,你们看,你们往东方看吧!抗同战争胜利的曙图1冀南第四专区中学学生组织结构图68注:图中“×”表示缺一字,原文不清。光,已经出现了啊!我们要打到运河东岸上去了,去建立民主政府。你们就要承担起民主建政的任务。许多老同志只能打仗,不会写字,不会打算盘,他们怎能写判决汉奸的布告昵?怎么写文件呢?怎么来算公粮数呢?记住,同学们,革命,需要你们上中学,学文化。你们要一边打日本,一边学习文化知识……’’69这就点明了冀南运河中学创办16--、1941.1945年霹南抗同根据地的软育发鼹的背景和目的,也指明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冀南运河中学,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人才,被誉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小黄埔”。70它在办学过程和方式上,有如下特征:第一,学校领导有力,师资优良雄厚。为加强教学力量,冀南六专署从机关选派年仅21岁的任仲全担任党支部书记,任命在当地有名望的谷寿堂为副校长,具体负责校务工作。教师一部分来自黄河大队,一部分来自敌占区,还有一部分是本籍的大学生。71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文化和教学素质都很高。第二,教学方针正确,课程设置合理。初期教学总的指导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以务实为主,并兼有提高理论的原则”。‘72根据这一原则,设置的课程有政治、边区建设、数学、国文、历史、地理、物理、自然、体育、音乐等。第三,师生团结,纪律严明,能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平时每天上午上半天课,下午再上一小时。情况危机不能集中学习时,就把学生编成3_4人一组,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秘密学习。73学校最初没有固定的场所,生活也极为坚苦。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课本”,没有文具就自己“发明”。此外,学校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并且从创建起,就带有明显的半军事化性质,它的教学方针是,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除了文化课程外,还开设有军事课,主要学习怎么打枪,怎么站岗放哨,怎么做群众工作,怎么依靠群众掩护自己等军事常识。74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实际上处于“游击教学"状态,学制说是1_2年,可是根据战争和工作的需要,一些学生随时被抽调补充各级地方政府参加工作或编入军队,其余留下的学生同新招收的学生再编为新班继续学习。如1944年9月招收的一班学生,到第二年7月招收三班、四班时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陆续走光。752、普通教育的恢复与改革普通教育即学校教育,冀南抗同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主要就是小学教育。1939年底,冀南绝大多数村庄恢复了小学,至1940年底小学生总数超过了战前。76在194l—1945年间,尽管根据地曾有过两年的困难时期,但小学教育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多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很重视边区的小学教育,曾先后颁布了多项河北人’7:历史’’≯:硕fj’孚:伊论文方针政策,比如,有1941年4月颁布施行的《晋冀鲁豫边区强迫儿章入学暂行办法》,规定“小学前四年为义务教育实施期”,“),LJk岁至十四岁之学龄儿童,除有特殊情形,经当地主管教育机关之特许外,概须强迫入学100771942年lO月1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小学暂行规程》,规定“小学实行四--N,初级四年,高级二年”,还详细的规定了“小学的设置及管理”、“经费”、“编制”、“课程及教学’’、“儿童生活指导"、“设备”、“成绩考察”、“入学与毕业”、“学年学期与假期”、“教职员”、“研究辅导”78等多项问题。此外,还有1942年10月5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小学教员服务暂行条例》以及1943年10月5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御加强学校教育决定》,这些方针政策,指导和推动了冀南抗同根据地小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主要有抗同初级小学(简称抗初)和抗日高级小学(简称抗高)两种类型,随着形势的发展,抗初和抗高在~些地方合校,则演变成抗同完全小学(简称完小)这种新的学校类型。(1)抗日初级小学(以下简称抗初)的发展情况以冀南第四专署为例,从1944年冬开始,教育工作逐步恢复,儿童教育(即抗初)也颇有进展,实行教育新精神,成绩最大者,首推临清和企之,邱县、宏毅(见表3)、清江次之,而广宗、威县、平乡则最差。。79表31944年临清企之邱县宏毅四县抗初统计表教员人数683860972534066474玢≮临清企之邱县宏毅合计学校数目66375689288男生数25661500女生数177297男女生共数291318062088342610233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jI: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河北省档案馆藏。①施行“教育新精神"和恢复抗初教育总况“教育新精神"是根据1944年《解放R报》发表的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18’■、1941.1945年霹南抗日根据地的敦霄发展题》一文提出的,号召对普通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即“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群众做什么就学什么,与社会上的一切实践紧紧结合起来”。80冀南第四专署实行“教育新精神”后,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变:一是改变了教学方法。其中有启发教学法,分三种:“指物的启发教学法”,这个办法由邱县一教员所创,先用实物启发儿童,如看见“瓦”,就NJL童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是“瓦”,就写个“瓦”字,瓦可以做什么,他说可盖房,即可教“盖房”二字,以此类推;“说啥学啥,做啥学啥的启发教学法”,如说,“上课时,随便说话对吗?”儿童答“不对”,则教“不对"二字;还有“用儿童的经验做启发的教学法”,不再详细举例。此外,还有自学辅导式的教学法(教高年级适用),单级复式教学法(学生程度不齐者适用)以及激发式的正误教学法等。引二是实行民主管理。专署提出了实行民主管理应注意的问题:其一,民主管理不能忽略教师的领导,防止学生“放任自流或散漫,没法管理或产生新贵分子”;其二,对儿童干部的培养,不宜表扬过早;其三,施行民主管理,先打通学生家长及学生的思想。“民主管理的最高形式是家庭学校群众(全体学生)三种力量的结合”。82三是强调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实践表明,儿童是愿意参加社会活动的,而实行三大结合也是解决贫苦儿童入学困难的唯一办法。83四是灵活运用动员学生的方式。有的利用游戏与教育结合,有的利用“孩子头”,有的抓住儿童好奇心。但最有效的办法,仍为解决贫困儿童的入学问题,在这方面,临清县是这样做的:首先作调查研究,将全村学龄儿童的阶级成分、经济情况都调查清楚,分别登记。根据具体情况研究后,与村干部、教育委员会交换意见,分头访问贫苦儿童家属,以贫苦儿童家长对其子弟的要求条件,给儿童订出生产计划与学习计划,具体执行半日制与隔日制。儿童的生产时间与学习时间,一定要经过与其家长的商讨并经过其允许才能保证计划的实现。s4五是选拔模范教员与模范学生。这项工作临清、邱县、企之都J下式做了,其中邱县(见表4和表5)和企之做得较好。企之还以竞选方式选拔了四名模范教师,其中一名张村李姓教员之所以能被选为模范,主要是因为他“动员学生能抓住儿童心理;真正做到学与用结合;创造生产牌”。85冀南四专署施行“教育新精神"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在:其一,过于注重形式,只19河北,j’77f7J史’’j::7l页十。’:::伊论文着眼于外表好看整齐,如“企(之)邱临(清)宏(毅)的花棍队,清(河)威广(宗)的都市化”,殊不知此种形式已加重了群众的负担,而对根据地人民没有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二,滥用民主斗争的方式,致使儿章领袖逐渐变成小恶霸,随便打学生、骂学生甚至捆学生。甚至还发生了在群众大会上,侮辱被斗对象,扒裤子撒尿的事情。86表41944年邱县模范教员调查表模范条件①J:作积极负责②领导有办法能创造新的方法方式套≮王炳夫张庆梅性别男男成分富农贫农服务地点四区刘固六区河南町①站定岗侮②与学生打成一片,入学儿童r‘i90%以上靳云革男中农二区大候中①儿童进步快②动员学生有办法入学儿童f’i95%以上赵庆林男富中农二区南辛店一区张庄六区马屯①协助村庄]:作②入学儿童正i9096张景仲杜建华男男贫农中农①对民校负责②学生与家庭生产结合好①入学儿童占90%以上②团结儿童,帮助村庄工作(1945年10月)革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文教1: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4,河北省档案馆藏。另外,为恢复抗初教育,冀南第四专署的做法也较其它专署早而好。首先,训练小学教师。因为四专署灾荒严重,师资缺乏,且质量没有保证,因此在专署民教科长联席会上,讨论恢复工作第一项就是由各县负责训练小学教师。训练时间,一般规定为20天(各县可按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训练内容有--一是政治方面的,主要是国共两党问题,二是业务方面的,主要研究教育新精神;训练采取整风反省的方式。其中,做得最彻底的是企之县,全县受训教师共33人。87其次,成立区、村教育委员会。过去的农村小学,由教育干事负责,然只是个形式,并不起什么作用,这与村里不重视教育工作有关。现在决定各县成立村教育委员会,委员会有委员3—5人,包括教育干事、小学教师、积极分子或开明士绅。这一工作临清20。:、1941.1945年霹南抗日卞艮掘地的教育发喂做的最好,凡有抗初村庄,都成立了村教育委员会。此外,区教育委员会也成立了,较以前的民教助理,更前进了一步。88②冀南第四专署学校教育发展概况。在组织领导上,县设民教科(企之另设教育科),区设民教助理,村设教育委员会,来分层负责领导教育工作。领导方式为,施行会议汇报制度,如临清是这样做的,县教育会每月一次(各区民教助理,基点村教员参加),区教育会每半月一次(由教育委员会召集小组长参加),小组会(由小组长召集,各所泌梁新民梁书芳吴维新孙建英马秀生表5性别男男女男男成分中农中农富农中农中农年龄171944年邱县模范学生调查表模范条件①学习生产好②能团结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动员儿童入学有办法在动员儿童学习生产方面都能起模范作用①能领导学习②在劳动上也能起先锋作用文化程度四年级四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三年级18141414①能领导全校学生生产及参加社会活动②自己学习好,并当小先生范维棠王惠民男男中农中农1415二年级一年级①帮助家庭生产②积极参加社会活动③学习好①不但自己学习好,还能帮助别人②努力生产不旷课张爱玲女中农15二年级①生产模范②动员儿童有办法③当小先生,并教其父母识字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4,河北省档案馆藏。(1945年lO月)革属村教师参加);抓紧基点村工作,基点村也就是示范村,由于四专区灾荒严重,干部缺乏,师资低劣,也只能先选若干村做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如临清的秦白地小学、企之的南香城固小学、邱县的河南町小学、宏毅的邰固小学等就是典型。89③临清秦白地小学是冀南第四专区的一个试点小学。秦白地,是三村(秦白地、常白地、王白地)合办的,三村共210户,男女学龄儿童(卜15岁)共87人,已入学80人,入学率达到了90%以上(据1944年冬季统计)。90’1河,It。人’字:J乃文’孚:6页卜。≯:{市论文秦白地小学是这样丌展工作的。为了动员贫苦儿章入学,在选举教育委员会大会上,首先由小学教师向群众说明新教育的特点,作一启发动员。教育委员会成立后,再将干部思想打通,然后具体分工,分头调查和动员;调查了解工作做好,再进一步深入NJI.,章家庭,征求其父母对儿章入学的意见,根据其困难与要求,适当给以解决:教员作家庭拜访,学生组织动员组,个别拜访,可以解决家长们的实际困难。学生动员学生,利用其感情团结或课外游戏来“引诱"个别不愿入学的儿童;动员女生入学,首先号召男生要带领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入学,并要学生对其家长说明念书“既不耽误纺花,也不妨碍学活儿”,以这样的方式动员入学的女生有11名。91学生的组织形式有课内的组织,按程度高低分甲乙两班,甲组念二册,乙组念一册;有课外的组织,全校一个大队,下分五个组(按居住情形划分,秦白地三组,王白地一组,常白地一组),各组自行选举组长。大队长及副队长各一人,负责带队,并作劳动生产。另外选娱乐委员一人,负责娱乐游戏。还有两个生产小组,附设于大队以内,一个是拾柴组13人,完全是贫苦学生,每天互动拾柴;一个是纺花组,女生7人,贫富都有,每天纺线二两。92对学生的管理与训导,施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己规定纪律,通过他们自己的小组来执行,并互相竞赛。组与组的竞赛条件:看谁遵守纪律不捣i舌1.i到学早,学得快,人数全;学生与学生的竞赛条件:学得快,懂的多,不捣乱,给家庭做活儿多,互动友爱好,能带领贫困儿童入学。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用精神孤立或罚他(她)擦黑板扫地等惩罚办法。在训导上,经常培养模范组和模范学生,定期奖励,经常表扬。按以上条件,由全体学生每月公选模范组和模范学生一次。93在教学问题上,教学方式采取复式教学法。复习时,学生将所学生字都抄在自己的副本上,甲组生都有副本,乙组生半数也有副本,每天都将副本交给老师校阅一遍。对半F1制学生,如拾柴组,每日下午上课,纺花组,每日早晨和下午上课,他们复习时间是趁休息机会,由各组组长辅导掌握。教学内容与课程,主要是国语和算数,常识包括在国语之中,除课本外,再教些家庭用具和R常生活有关的字句,如打条子、模范条件、人名、地名等,年龄大些的则配合学珠算。94在几个结合问题上,学校与家庭结合,学生将每天所学的东西,回家后一定要告诉其父母,并教父母认字,最少每人要教一个人。此外,还要帮助家庭做活儿,并带领自■、1941—1945年尊商抗日根掘地的敦育发展己的姊妹念书;学校与生产结合,除贫苦学生成立拾柴互助组以外,一般学生也拾柴。号召学生节约,省下钱交村中副业生产组;学校与社会结合,学生参加群众大会三次,唱歌并呼口号。教员帮助写文契,组织副业生产互助大队,帮助他们记账和解释记工换工办法等。95(2)抗日高级小学(以下简称抗高)的发展情况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高教育,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冀南第四专署发展较好(见表6)。冀南四专署共有四个抗高,其中清江威县成立最晚,临宏抗高与企邱抗高成立时间较长96,故在教学管理和与生产结合上,都有很大进步。表61944年冀南四专署抗高统计表男生数女生数男女生共数684311544530196分迫临宏抗高企邱抗高清江抗高威县抗高合计教员数444315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1: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河北省档案馆藏。临宏抗高的发展概况。①学校组织与学生组织。为方便叙述所见,以图2所示:其中,教务处、训导处、事务处三处,各设主任一人,由教职员兼任;各委员会由各组小组长组成,各选主任一人;全校共分八组,每组8—9人;每组有四个小组长(学习、生活、娱乐、经济)。97河北人’≯历r史学硕十学伊论文陬习I................一图2临(清)宏(毅)抗高行政与学生组织结构图98②开设课程与教学方法。丌设课程有国语课,提出“国语二十篇运动”,号召每人熟读二十篇文章,能背诵,能默写,能理解。经常讲作文或写信方面的常识,坚持每天写同记,到新年时,号召学生向革命首长、家长、同学写慰问信。有算术课,学加减乘除、速算法、日常应用问题、根据地各种数目字(数据)的统计和计算以及珠算。有自然课,紧密结合实际,学习农业方面的知识,如土壤、肥料等有关知识。有社会课,材料由课本、报纸等组成,并根据中心工作,及时灌输各种常识,如战争的性质、根据地发展及社会性质、目前战争形势、中外史地常识等等。99至于教学方法分课内和课外两种,与现在一般的小学教育方法大同小异,故不再赘述。③训导情况。主要是思想训导:稳定学生情绪,由于学生刚入学过不惯集体生活,尤其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更是“娇惯成性,时常想家”,学校提出“反乡土观念”、反对“女子的小姐气,男生的公子少爷气",收效良好;加强学习,情绪稳定后,为促进学习,展开互动竞赛,争取学习模范。“反对光吃乱跳的蚂蚱学生"、“反对乱串班妨碍他人学习的屎壳郎学生"、“反对不说不动的大黄牛学生’’,这些口号的提出,同样使学生养成了遵守学校纪律的好习惯;加强劳动观念,为加强教育与生产的结合,提出“劳动最光荣"、“不劳动的人是寄生虫’’等口号,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很高,一个下午的拾柴,每人最少四十斤,连教师也不敢休息,唯恐落后。100此外,学校还采取“民主管理"、“反省大教育"、“掌握积极分子"、“及时互动竞赛,24曼曼鼍I一一、1941—1945年霞南抗[I根据地的敦百发喂一=IIo曼!曼笪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蔓表扬竞赛优胜者”、“按时举行朝晚会(早操后的十五分钟的朝会,布置一天的生活与学习工作;下午游戏后的十五分钟的晚会,作一天学习和生活的检讨)、"“按时召开生活检讨会”、“个别谈话”101等方法,来加强对学生的训导。④民主方式的“测验”。民主“测验”的方法,先在组内选举模范代表,选举时,由各组报告自己的选举情况,然后施行投豆选举,黄豆最多者,即当选为该组的模范代表,参加全校竞赛。最后采用同样的办法选出全校模范。“测验”的条件,模范的个人条件:“甲、个人学习好,记得多,懂得多,写得好。乙、帮助别人,做到会的教人,不会的跟入学。丙、有劳动观念,拾柴多,别的生产好。丁、作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劳动,解决群众问题。戊、自己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情形。己,遵守学校纪律和制度。"模范组的条件:“甲、学习好。乙、团结好。丙、互助好。丁、劳动好。戊、群众工作好。己、遵守纪律好。”102这种民主方式,“是科学的,又是综合的,它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观念,掀起了竞争的热潮,也使学生从小养成了民主的习惯。”103⑤学生的课外活动。有生产活动,学校一开学就提出“生产自给”的口号,九月种麦15亩,拾柴四次,共3000斤。另外还办了合作社,兼营生产、销售、信用三业。“生产”就是织毛巾,“销售”日用品,“信用”则是奖励学生将余钱投入合作社,作为流动资金,月息一分,随用随支。社会活动,主要是“回地工作”和冬学工作。104学生通过种种课外活动,增加了经济收入,满足了基本的消费需求,也锻炼了自己,产生了一批积极分子,同样也改造了一些“二流子”。(3)完全小学的发展情况完全小学是冀南抗R根据地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在抗战后期产生的,其实就是抗初和抗高的结合体。它在组织形式、课程设置、学生训导等方面大多与抗初和抗高是相同的。它同样很重视教育与生产的结合,有的完全小学,不但成立了合作社,而且还有泥水组、纺织组和烹饪组,真是应有仅有,俨然是个“小社会"。各县的完全小学也很重视开展社会活动。据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的统计,威县第一完全小学开抗属会三次,参加者共163人;个别宣传72次,集体宣传12次,共开群众会26次,参加群众7690人;写标语497条,参加庆祝会斗争4次,学生参军有13名。第二完全小学参加社会活动33天,教自卫队唱歌,帮助老弱抗属生产,收红粱地12亩,打花心36亩,搬玉米秸秆6亩,给抗属采野菜120斤。邱县第一完全小学,配合政治攻势组织化装宣传队。第二完河,It人2:‘:历史’挪员f‘予?f市论文全小学年级较大的学生则充当识字班教师。临清第一完全小学成绩最大,不但积极参加反封反特斗争,而且还在马尔塞-:d,组织了5个互助大队,13个纺织组,组织了农会、妇会、儿章团、姊妹团等。105特别要指出的是,威县第二完全小学的行政和学生组织形式,较其它县的完全小学有很大不同,且有自己的特色。I:UjH它的行政组织,校部(校长)以下设教务处(主任)、生活指导处(主任)、文娱指导处(主任)、事务处(主任)、级主任五个部门。教务处主任“负责全校教学事项,领导学生学习’’;生活指导处主任“负责调查研究训练学生之思想行动,纠正错误,改造品质,领导学生生活”;文娱指导处主任“负责文娱、卫生、课外活动、领导学生文娱”;事务处主任“负责预决算经费食粮之筹划,支配经营生产,管理校具,领导学生经济”;还有级主任“负责各年级之一切教导事项”。106学生组织叫学生救国会,设『F副主任各一名,其下又有七个部门。有“学习股,设正副股长,领导学习组学习;生活股,设正副股长,负责生活纪律请假检讨会工作;文娱股,设正副股长,负责全校文娱卫生,领导剧团宣传队;经济股,设正副股长,负责全校经济生活,领导炊事委员会,协助生产;劳动股,设J下副股长,负责一切劳动事项,领导劳动组:中队长,设中队长一人,副主任为指导员,负责分队的军事生活、早操及朝夕会、检讨会、斗争会之召集,并维持会场;儿童团,设团长一人,政委一人,及各年级之中队、分队。”107。(4)小结冀南抗同根据地无论是抗日初级小学、抗日高级小学还是完全小学,在1942—1943年灾荒过后,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新教育精神"的指导下,根据地改造旧教育,施行新教育,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种教育改革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教育发展,成绩无疑是巨大的,单从学校和学生数量(见表7)上,就让人刮目想看了。表7所统计的,还仅仅是冀南抗日根据地两个专署的数据,若冀南六个专署全部统计下来,相必数据会更更大。如果只看一个县的学校和学生的数量,也能说明这种情况(见表8)。3、社会教育蓬勃发展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国民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根据地教育的一大特色。通常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有识字班、冬学和民众学校,有“民26一j、194I一1945年硬南抗[1根据地的教育发厩革室(民族革命室的简称)”或“救亡室(相当于俱乐部)",有大众黑板、读报小组,还有各种集会及文化娱乐活动等,其中有政府领导的冬学和民众学校,是主要的和最普遍的组织形式。108(1)冬学的发展情况冬学就是利用农闲季节对群众进行教育。冀南地区农闲时问较长,很适合冬学。1941年10月8R,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地从本年11月15日起丌展冬学运动,“当前应立即进行训练干部、登记文盲、准备课本等工作,并要动员群众踊跃上冬学”。109lO月15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号召开展冬学运动,指出本年冬学运动的主要方\箬项另N!各县学校数目教职贝口表7临清1944年冀南第四专署学校及人数统计表企之宏毅清江邱县威县广宗平乡合计总计抗局2l12222l13758抗初77803l86810331692955915117585715912l22317885679691l722745475934421028抗局男女男女5298抗初数目学生数目抗高抗初备注男女男女110836512207568373826777784441216875146603426610214348221801993973273885104143432147333l2158304756106348321916054854缺清江第二抗高的教职员及学生人数(1945年10月)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文教一12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革命历史档案38—1—46—4,河北省档案馆藏。针应为“第一,锄奸教育;第二,农民誓约运动;第三,人民参军运动”。要求组织冬27河北。人学历史学硕十学伊论文学运动委员会,由教育行政人员、各群众团体宣传部负责人或委员、小学教员、民众学校校长、热心于文化教育的士绅名流组成。学生入学,原则上以政治动员为主,不得强迫。师资产生的办法,可由各群众团体推荐,由政府及冬学运动委员会聘任。教材问题,政治课依据上述三个方针编辑,文化课教材由各专署政府编制。冬学经费,~般不应由表8校学校别数初小高小训练班共计9810l2020388231567038961945年鸡泽县学校统计表学高男女级合计男3852教员数97生数初女3150级合计70021220201230636资料米源:《鸡泽文史资料》(第二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鸡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政府供给,而是通过发动群众自行解决。1101943年11月30日,灾荒之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司令部又联合发出了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111这说明中共和边区政府对冬学运动都非常重视。而冀南行署是曝决贯彻执行这些方针和政策的,为此在1944年10月8日,还专门联合冀鲁豫行署发出了《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强调本年不但要提高冬学数量,而“实的提高尤为重要",即要提高冬学质量。并根据参加冬学群众程度的高低不同编了三种课本,“第一册为不识字的人用的,第二册为粗识文字或去年已念完冬学课本者用的,另外一册为接敌区游击区或新收复地区粗识文字者用的,程度与第二册相等。"uz可见其对冬学工作的重视和细致安排。冀南抗日根据地人民参加冬学运动的积极性很高,据当时的《人山报》报道冀南三专区,“X寨坐村干部一召开村干会,各个角落都谈起冬学的事来。成立了铁匠、木匠、种庄稼的、会纺织的、能写会算的当冬学委员会委员,劲头都高涨起来。”113冀南三专28’_、1941—1945下硬南抗f1根据地的教育发腥区(见表9)和四专区(见表10)是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展冬学运动的两个典型专区,它们处于冀南抗同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其做法和成绩是有辐射作用的,直接带动了周边专区冬学运动的开展。仅就1944年冀南四专区的冬学运动为重点做一详细说明。冬学的起止时间一般为十一月一日至明年二月底,共四个月。参加对象“按规定是年龄在15岁以上45岁以下,识字不满1000的男女村民,但必须是自愿的”。¨4实际上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人并不一定都参加,因此,参加对象主要是“有组织的群众”,即工队、互助组、民兵、勤俭模范、劳动英雄等;¨5县、村的文教委员会全权领导冬学运动,各村冬学班数可按村庄大小、人数多少具体规定,每班选『F副班长一人,每4—6人编为一小组,每组选组长一人;冬学丌设课程主要是识字课和政治课,兼有晚会和唱歌等;116政治课和识字课常识课教材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供给,此外冀南行署也编制了自己的补充教材,内容主要是生产救灾、群众运动、反特务、除奸等。《人山报》的总编程光远在报社驻地曹庄办冬学,还自编了课本,他把课本编成像“三字经”、“百家姓”那样合辙押韵的短句,又把“九九歌”写好,交文印科印成课本。¨7教法主要采用复式教学法,课堂上多采用启发问答表9t数1944年冀南三专署社会教育统计表学学生男307\项冬学校15业余学校学校l2划.广平曲周南和馆陶合计\别教员男14教员男2学生女男女32女1女15312191863277133424268225913982l1308444l2232资料来源:冀南第三专署:1944年教育工作总结[抗日高小抗日初小](1945年6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35一卜66—1,河北省档案馆藏。河,f匕人学历史学硕}‘学伊论文表101944年冀南四专署临(清)企(之)邱宏(毅)四县冬学统计表学校数目994561602654066692107232玢迫临清宏毅企之邱县合计教员数男生数4192女生数567男女生共数475928882339193911922资料米源: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J二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河北省档案馆藏。式、讨论式、故事式等进行教学。118可贵的是,参加冬学的群众也有自创学习方法的。如临清有两个冬学学员分别创造了“邓哑巴比物识字法”和“连环识字法”,119在教学实践中很有成效。临清柴庄冬学是冀南四专署所办冬学中较为成功的一个i柴庄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小村,全村粗识文字者仅7人,大部分是小商小贩,因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专署本年一号召冬学,就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全村210人,8—45岁的男女青壮年及儿童共69人都参加了冬学。120这个村的冬学是这样搞起来的:首先在组织动员方面,冬学教员一受训回来,即召开群众大会,说明冬学的好处和意义,在大会上民主选出冬学委员,建立冬学运动委员会。当晚上课,发动宣传到校的男壮青年为积极分子,让他们影响其他人继续加入。这样妇女和儿童受他们的影响也随之加入进去,分别组成了妇女班和儿章班。眨1其次在组织领导方面,冬学委员一人负责领导教育男子三四班和妇女班,另一人负责领导男子一二班和儿童班,其它委员三人负责督促检查。为掀起学习热潮,发现学习模范,还举行各种互动竞赛,干部与干部的竞赛,条件是:“看谁领导得好,教得快,能巩固人数,不旷课",每三天比赛一次,互相测验;班与班的竞赛,条件是:“班长领导好,互助学习好,学会得快";个人与个人的竞赛,条件是:“会认,会讲,会写,按时到校,不无故旷课"。122此外,及时表扬积极分子和督促检查,也能促进学员的学习。最后在教学方面,男识字班基本上分组教学,每三天综合教学一次,并检讨三天的3n:、1941.1945年霹南抗[1根据地的教育发展学习情况,进行表扬和批评。正式上课安排在晚上,时问最多不超过两个小时,分四节进行。第一节复习,第二节新授,第三节珠算,第四节唱歌,隔一天或两天上政治课一次。学员分两处上课,每处分甲乙丙三组,上课步骤是,先把各组新授课的生字写在黑板上,教甲组时,乙丙两组默写,教乙组时,甲丙两组默写,依次类推。学珠算时,是混合互助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与分工下,会珠算的学员教不会的学员。妇女班和儿章班,也是集体上课,分甲乙两组,安排在每天下午,时间最多不超过-d,时,每隔五天测验一次。123柴庄冬学无疑取得了成功,收效是很明显的,且从当时人的私下议论中,就可知它在当地的影响力。一位买烧饼的老头说:“你们快学吧,学会写字给我上帐,我请客,我老了,不行啦。"还有一位老太婆说:“你看他们都学迷了,不管在那罩都乱画,墙上门上都是字。”124(2)民校的发展情况民校是在冬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冬学的教学时间延续全年,它的全称叫民众学校。1943年4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专门颁布了《民众学校暂行规程》,规定了民校的主要目的是“从长期着眼来扫除文盲”,“凡识字不满1000个,年龄在15岁以上之男女皆可入学,以村庄为单位设置,设校长一人,教员若干人。开设课程科目为政治、常识、识字、算数;课程比例为:政治与识字配合上课,共占55%,常识占15%,算术占30%;授课时间,每次2小时,冬季每日一次,春、夏、秋三季,多上夜班平均每星期不可少于2次,全年授课时问数以360小时为准。民校的修业期限暂定为四年,高、初级各两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准予毕业,并且由村公所报请县政府发给毕业证书。民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校长及教员均为义务职。"125为执行这个规程,1944年9月9日,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门发出指示,要求“今冬大力开展民众教育,并先期聘任民众教员,抓紧短期整训。川26特以冀南第四专区为例说明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民校的发展情况。该专区民校的组织形式,仍如冬学一样没有固定形式,可根据群众的需要与自愿,组织多样化。比如在学员组织方面,就以春耕连中的生产组织为单位展开学习,生产组织的负责人担任学习小组的组长。教学内容主要还是识字、珠算和政治教育,只不过加强了与本地实际的结合。比如,识字“可与生产读报结合起来’’,珠算与“记工换工结合起来",政治教育的主要河:l匕人’孚:J7J史。7:硕十’7:伊论文内容,“一是研究讨论表扬批评春耕中的优缺点及经验教训,并说明生产运动与结合互助的伟大政治意义。二是继续发扬民主,使群众更进~步地认识自己的力量,是摧毁一切反动的洪流,争取改组国府与统帅部早F1实现”。各县将冬学委员会改为教育委员会,作为民校的领导机构。抓好基点民校作为典型示范,并培养积极分子。1271945年冀南四专区建立民校清江2处,邱县3处,宏毅30处,企之93处,临清没有数字报告,威县、平乡由于环境关系,则没有成立(见表11)。如企之县孝固民校在动员学员的方式上,以有组织群众(民兵、互助组、妇会、纺织组)为主,各组设副组长一人负责领导学习,逐渐争取无组织群众也来上学。全校人数,妇女108名,分10个学习组;民兵30名,分3个班;自卫队通讯班10名。经民主讨论,定为每天午饭后休息时间为上课时间。学习内容以认字、写字、学算账为主,其次是介绍生产经验及技能。总的原则是“愿意学什么,就教什么”。男学员由小学教师领导,女学员由女劳动英雄领导。麦假以前,每天午饭后集体学习,到农忙时期,有时集体学习,有时不集体学习。学习组长每天在教师处领“生字”,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第二天再领“生字"时,作头一天的汇报。128表111945年冀南第四专署民校发展统计表学员人数40(同村)970杂迫清江邱县宏毅民校数目2教员人数分组情况互助组、纺织组、剧团组、_T会组民兵组、妇女识字班互助组、民兵组38302240(男女共数)广宗企之593111妇女组、少年识字班6230(男3820,女2410)民兵组、互助组、妇女纺织组合计1689520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案38-1-46-4,河北省档案馆藏。■、硬南抗口根据地教育遇到的卡要『木1难、问题及解决办法三、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遇到的主要困难、问题及解决办法从冀南抗同根据地创建之初到抗日战争胜利,根据地教育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其中有根据地本身客观环境的影响,如日军的疯狂扫荡和连年的灾荒,还有主观因素的作祟,如个别地区从县到村一些教育行政人员对教育的不够重视和普通群众对教育的旁观和参加积极性不高。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根据地必须要面对的,解决的好坏决定着最后取得成绩的大小。(一)师资、教育经费短缺是最大困难师资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冀南抗日根据地虽然战前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与太行根据地相比),但知识分子在根据地全部人口中,仍占很小的比例,其中的大部又早已分别进入了各个部队和党、政机关。129而根据地教员素质较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冀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主要从提高教员待遇、团结知识分子实行教育统一战线和培养新教员、训练原教员等方面予以解决的。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其中在师资方面提到,“要提高小学教员及社教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并给其中的优秀分子以各种奖励,反对任何轻视他们的不正确观点",并且“应同有正义感的名流学者公正士绅实行统一战线”。1301941年3月,邓小平在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发言时指出:“在文化教育方面,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文化人、技术家来根据地与我们合作办学校办报做事。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我们学校学习。要放手任用放手提拔知识分子文化人。’’131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如1942年10月5日公布的《小学教员服务暂行条例》中,小学教员“待遇”,共有20条,规定“小学教员之物质待遇采取薪给制或供给制”,“小学教员之给养津贴全年以十二个月实数发给,不得拖欠"。132这些指示和条例给小学教员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保证,促进了教师队伍规模的扩大。冀南抗日根据地也都增加了教员的薪酬,虽仍显较低,但和其它部门的干部相比还是略高的。133比如冬学教员虽为义务职,但在冀南三专署,规定冬学教员贫困且在教育上有所建树的可每月给不超过三十斤的小米。134在团结知识分子和实行教育统一战线的方针上,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是其中做得最河北大0:历史学硕十0,,伊论文好的一个。杨秀峰本身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曾在平津多个大专院校任教,后参加创建冀西、冀南抗日根据地,被誉为“红色教授”,他曾亲自动员河北教育界的名流、著名的师范校长孟夫唐(后任冀南行署教育处处长)、王振华等出来工作,然后让这些人影响带动冀南各县历届师范毕业生积极参加抗只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和其它工作。135在培养新教员方面,除了建立若干所简易师范学校外,抗同中学和抗Fl高级小学也承担起了培养新教员的任务。抗日中学主要培养抗日高级小学教员,而抗同高级小学则培养抗日初级小学教员。根据地对原教员也加大了培训的力度,方式主要是在假期举行小学教师训练班、小学教师座谈会等,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素质和政治素质。例如1944年威县举办的小学教师训练班,就是针对教育新精神的宣传和实施进行的。136此外,为解决冬学教员短缺的问题,冀南行署还先后举办了冬学义务教员培训班,吸收进步知识分子进行培训,结业后分配到各村开展冬学教育。对于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根据地主要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政府应提高用于国民教育方面经费的比例,尽可能实行免费教育”来统筹解决的。1371943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学校教育的决定》中,重申了“小学教育经费确定村筹村支,由县核准并加辅助为原则”,“坚决规定以固有之学田学产及村公产作为教育经费,其它一切归功的财产亦尽量地利用。’’138本年晋冀鲁豫边区在布置本年的冬学计划时,规定冬学经费,“依据冬学等级,经常到校上课人数达40人以上者为甲等,每月经费15元,经常到校上课人数不达40人者为乙等,每月10元,其余辅助经费,均由各地自筹”。139而冀南行署在1942年是这样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对于贫小村庄无力单独设校的,允许两村或三村合办一校,所用经费“按本村公负亩数公平负担(不能公负者按红粱地分配),提高小学教员待遇,“每月津贴最低15元,最高不得超过25元(津贴菜金均在内)’’,“中心小学校长给养津贴,由区负责,以村为单位,按公负亩数统筹,为照顾中心校长零星支领困难,各村将应筹经费分半年一次筹齐留存各村,以便按月支领。"1柏1944年又对本区的教育经费来源及使用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1、冬学、民校的办公费用由村款开支,其数目由村民议定经区公所批准后,按合理负担摊款(其有公共收入者由村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2、冬学教员为义务职,但其家庭贫苦在教学上有成绩者,得按具体情况给以十斤至三十斤小米之资助,其具体条件由各专署自定此项。粮食原则上由村款开支,但某些负担过重之村庄经专署讨论后,可由边区粮开支。3、初小、■、踅南抗F]根槲地教育遇剑的卞耍I制难、问题及解7,:办法高小教员及校长之待遇仍为薪俸制,除小米烧柴之数量仍按已往之规定发给外,原则上每人每月最多再发抗钞二百元,专署可按地区性质,教员校长之质量拟定增发数目之等级,通令各县自三十四年一月份(即1945年1月)开始执行。4、初小教员薪俸及办公费目前暂由边区粮款丌支,其课本(民校同)费由村款供给。文具学生自备,但特别贫苦者可由互助募捐等办法解决。5、高小及中学师范的经费由边区粮款及生产中解决。6、临时教师之报酬得列入各校经费预算内,其报酬之多寡应按当时情况而定(如请一编筐教师以平常每编一筐所获时间及能获之利润多少为标准,不能太高或太低,此项生产品卖出后之纯利应抽取一部分归入本校经费内)。兼任教员之报酬高小每小时2元,中学师范每小时3元,亦得列入经费预算内。”141另外,冀南抗日根据地也提倡自力更生,勤工俭学,解决部分经费。许多学校都成立了各种生产小组,以求自救。冀南三专区的《人山报》在《对办学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提出了一些解决教具困难的办法,“教室没有桌椅板凳,建议用坏砖、坯垒成台,从村中搜集、借用一些长板条放在砖台上作桌凳,敌情紧张时可将木条分散隐蔽起来。学生没有石板,将庙上的瓦做石板,拣旧石灰块作石笔。教学没粉笔,用淋好的石灰加上点沙土搅拌好,放在刻好的模型中干后可用等等"。142根据地的学生也表现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作风,如冀南运河中学的学生,“把芦苇杆儿削尖,做成蘸水笔;找一些‘蓝颜色片’沏成墨水写字"。143临清、宏毅抗高的学生没有课本,就“随编、随抄、随讲”。144要使根据地的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其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就必然有所倾斜。如冀南行署在1944年12月份的一封指示信中指出,对“家境贫困、成绩优良、与群众联系好的学生”,应给予奖励,“初小每县二十人(伙食一半),高小每校五至十名"。145冀南四专署的抗日高等小学根据学生的阶级成分、家属具体情况(是不是抗、工、烈家属)以及个人学习情况,把学生分成公费生、半费生和自费生,对公费生和半费生予以优待(见表12),优待学生比例达到了学生总数的72%以上,可见四专署对教育的极其重视和对贫苦人民子弟的关心。(二)个别地区干部不重视教育和群众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尽管中共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制定了很多有关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但冀南抗日根据地各地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执行情况,是河北人学历史中硕十学伊沦文很不平衡的。本文第二部分所列的一些图表,有时候一个专区总要缺几个县的统计数字,一方面是有的县没有数字报告之故,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了这个县根本就没有组织教表121944年冀南第四专署抗高学生优待统计表\砺人数公费生半费生白费生供给粮数比率备注县\别刷\\.男女贫抗:I:烈贫抗jI:烈抗.1:烈中富地公半费每人每月公费半费费临清企之宏毅清江威县厂“宗平乡邱县合计总计110817121102ll39305每人缺丘l;56848912111675每月殳778512106243754县占学生麦子占学生总数及清江第75142l1224725子28919939262014437ll6l66268七f’二’I五斤十两②③总数104144641302524623714l33l5316312310斤四抗高10214两92652851266549232153152142328424①④⑥⑤746190176380注:①13537.5(g)6270③19807.5④25.47%⑤23.43%⑥49.06%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文教上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1945年lO月)革命历史档案38.146_4,河北省档案馆藏。育工作或者组织得较差,即存在严重的漠视教育工作的倾向。如1942年冀南四专署路(邢济)北清江、威县、广宗三县“都处于半停顿状态,而教育工作则更呈现了支离破碎的现象",在这个地区一度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清江干部在道上,威县干部在家里,广宗干部在洞里"。m当然这与1942年路北的险恶斗争形势有关,日军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扫荡,平乡自抗战以来三个教育科长被日军杀死两个,“教育科长”四字在平乡成了一个不祥的名词。然而青纱帐起,根据地军民在“反蚕食”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胜利,36■、麓南抗日根据地教育遇刽的卞璎l悄璀、问题7乏解决办法暑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鼍曼曼曼!I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量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蔓曼曼曼曼曼曼曼笪!曼曼可是教育工作仍然没有起色。实际上清江、威县、广宗三县在“在很长时间找不到教育科长”,教育机构已处于解散状态。147许多根据地干部认为比起财经粮食抗敌等工作,教育实在很次要,于是对教育工作产生了敷衍的心理。针对机关部队不重视教育的现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129师司令部、政治部为此还专门发布联合命令,要求机关部队都要重视教育工作,制止占用校舍、用具等不良现象。148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根据地的险恶环境紧密相关,一边是敌人的持续扫荡,一边是连绵不断的灾荒,“人们因为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大批人逃荒走了,学校被迫停办”。149冀南抗同根据地的群众,文盲居多,受旧有观念的影响和贫困生活所迫,大多对参加教育活动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男孩子应该多帮家里干活,女孩子更没有上学的必要。后经中共和冀南行署的持续宣传和动员,再加上把教育与他们的实际利益相挂钩,他们的思想观念才逐渐发生变化,直至积极参加冬学和让自己的子弟上学。尤其教育施行“三结合”后,他们的热情更高涨了。如1944年馆陶许多群众反映,“这个办法好,学生又念书又生产,真是文武双全。’’1501944年11月12日《人山报》报道:“由于学习与生产结合起来了,学生积极学习,家长都很喜欢”。151(三)教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曾一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表现在“与战争的结合不密切,教育内容上死板的老一套,没有改进;强调文化,忽视战争和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以致学生所学不能应用……教育工作者中,许多同志曾存在‘为教育而教育’、‘培养建国人才’、‘百年树人’的空洞思想,追求不合实际的‘正规化’",152殊不知根据地还有许多困难,群众也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的地方还存在强迫命令的问题,冀南农村冬天虽为农闲时间,“但群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有的家境贫困者,不做副业生产,就不能维持生活。"153冬学要求集体入学,集体上课,求大求全,这与群众的实际生活是相矛盾的,必然引起群众的反感。还有,农民最讲实用和快速见效,他需要最急需的知识,比如做小买卖的,就要学会算账,而有些教学内容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缺乏紧密联系,这样自然提不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有的地方教育便出现了“雷大雨点小’’、“忽冷忽热"的现象。尤其在灾荒时期,人们纷纷逃难,肚子都吃不饱,更奢谈受教育了。37曼曼曼!曼曼曼!舅曼曼曼鼍曼曼曼曼曼曼曼!舅舅m河北人学历史_::硕‘}.’≯:伊沦文I曼蔓曼曼皇曼曼曼曼量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曼量曼皇!曼曼鼍曼曼曼曼曼曼曼冀南行署以及基层教育干部及时改变与修正了一些教育方针政策,并具体地提出了一些可行办法。首先,规定一切教育活动群众自愿参加,杜绝强迫命令,冬学、民校等要灵活安排,可采取隔F1制、半同制,分组教学。其次,改革普通教育,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总方针,即教育与生产、社会、家庭相结合。教育与生产结合,就是“第一,要求教育的东西,就是生产中所需要的东西,好比怎样锄地,怎样沤肥。第二,生产和学习时间一致,如锄地时,教‘锄’字,烧火时教‘烧’字。"教育与社会结合,就是“教的要是社会上需要的,今天特别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培养大批干部,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教育与家庭结合,就是“要学生成为家庭中良好的助手,家里的事,他同样要做,学校要教学生做家事的办法,教员要检查学生回家做活的情形,不使学生成为家庭中寄生虫式的‘大少爷’”。154冀南第四专署在总结办冬学经验时,也提到“要想办好冬学,最低限度也得适合三个条件,一是根据群众生活习惯,最好分组教学;二是讲课不要拘泥课本,必须根据群众需要;三是冬学必须与生产或副业生产结合起来”。”5事实证明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后,入学人数确实有了很大提高,冀南三专署陈范庄小学学生人数结合生产后比结合生产前多了34人,增加了近71%(见表13),可见这个教育政策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群众中是非常受欢迎的。表131944年冀南三专署陈范庄小学学生变动表测兹\缪结合生产前结合生产后地主33富农77中农3359贫农49无产24合计4882资料来源:冀南第三专署:1944年教育工作总结[抗日高小抗日初小](1945年6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35-1-66-1,河北省档案馆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冀南连年灾荒严重的具体情况,也及时的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和生产救灾工作结合的指示信》,指示信要求,学校教育要减少上课时间,将课程适当减少;采用“小先生制",对不能入学的儿童进行“传习”;灾荒严重区可以利用生产小组教学;奖励节约互助,帮助生活困难群众等等。156就像1944年3月16日《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中所说的那样:“在教育工作上,我们主要■、贫南抗f1根据地教育遇剑的卞’璎f制维、问题及钾打:办法的是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没有和实际联系的教育,那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巧7曾担任冀南行署文教处处长的孟夫唐在总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基础上,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三杆子”的教育主张,即要求学生“第一,会拿‘笔杆子’,能写能编能画能宣传;第二,会拿‘锄杆子’,懂得生产能劳动;第三,会拿‘枪杆子’,掌握行军打仗的本领’’158,这同样是在强调教育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实际。39河北/lj学历史宁硕f?学伊论文四、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中国抗同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一样,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在整个抗F1根据地教育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中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可否认,它在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偏向,但成绩是第一位的,这是有目共睹的。理解和探究冀南抗同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与冀南抗战的关系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与冀南抗战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促进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最终取得抗同战争的胜利。表现为,首先在“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方针指导下,教育也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政治觉悟,激起了他们抗战的积极性。根据地干部和人民积极参与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等,就是教育的结果。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养了大量抗战急需的人才,甚至为解放战争和建国后也做了人才储备。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则大规模减少了根据地的文盲数量,也为县、区、村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其次,根据地的教育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根据地出现了新气象、新风貌,根据地开展的冬学运动,在这一方面收效甚大。如宣传平等,提高妇女地位,有的地方的冬学还成立了“妇女组”、“妇女班”,她们学习积极性很高;鼓励劳动,改造二流子,如冀南三专署宏毅一村,把冬学与选举好坏人结合,起到了明显作用,有一女二流子,怕自己选上“坏人”,也积极参加冬学接受教育,她说:“我要不积极,选上我,就坏啦!川59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1943年、1944年冀南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许多地方的群众说蝗虫是“神虫",不能捕杀,根据地干部消除了这种迷信说法,教育并号召大家生产自救,大规模的杀除了蝗虫。160根据地教育对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促进作用,比如在冬学教育过程中,教员、各种模范都是通过群众用投豆等方式选举出来的,长期下去,民主观念必然深入人心。1945年4月4日,在根据地展开反攻、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出了“为掀起教育工作者立功运动”的指示信161,同样直接说明了根据地的教育干部人员,对教育与冀南抗战关系有着深刻和清醒的认识。40四、冀南抗E1根据地教育的历史地伊乖¨作刚(二)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1941年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上发表了《各抗同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这个提纲,就是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制定出来的,或者说,这个讨论提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的具体化。162新民主主义教育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贯彻、丰富与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教育。1943年6月18同,《冀南区专员联席会议关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冀南区行政工作方针的决议》中提出,“要在反对敌人奴化教育中进行抗战,民主、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团结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是丌展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一环”。呦冀南抗日根据地人民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它所开展的一切教表141945年冀南第四专署学龄儿童调查表贫农百分比57%。\类赤贫学儿、龄童入儿学童4中农再分比学儿入儿百分比92%富农学儿龄壹42地主百分比98%备注百分比100%兽\捌勇if\\.学儿龄童94入儿入儿学童41学儿龄童6入儿学童6统计村数4个学童77龄童144学童133邱县广宗宏毅企之临清清江威县总计782%28919667%25819l75%514996%1818100%3个1035459%35429382%33330290%24937%25个2l1152%27422783%43738887%1048784%524077%5个33100%121lll92%22021286%737299%5个10550%1788146%220lll5096393272%66100%3个6350%826984%13711987%1919100%1313100%2个1508054%1392105476%1749145683%35230988%978386%27个资料来源: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命历史档案38—1—46—4,河北省档案馆藏。(1945年10月)革41河北J:’学历史’≯硕十7≯:伊论文育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取得抗同战争的胜利。它教育人民普遍觉醒,拿起武器勇于抵抗。它反抗敌人的奴化教育,教育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坚守民族气节,永不投降。冀南抗同根据地教育,尊重科学,讲授生产实用知识,它的教学方法方式,也采取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改革。它还是人民大众的教育,根据地的广大人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这在战前和国统区是不可能的。单从儿童入学率这一项就可以证明,冀南人民在抗同战争中接受教育的情况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一方面整体入学率有了很大提高,冀南区全部人口700万,1946年春,入学儿童已达58.7万人,假定学龄儿童相当于人口的10%(依太行区标准),那么入学儿童已达84%了,16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国统区,到抗战结束时,失学儿章仍占学龄儿章的47%以上。165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起学了。这从入学儿童成分的变化(见表14)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中、贫农以下的人家子弟上学人数有了大规模的提高,入学率从50%到100%不等,其中入学总人数已占调查人数的65%以上,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新变化。(三)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的持续和深远影响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不仅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对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教育发展仍有持续和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冀南行署又恢复了原建制,1947年10月5日永年解放,宣告冀南全境解放,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冀南区被撤销。四年时间里,冀南的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继续快速发展,又建立了一批小学、中等学校和干部学校,据1949年6月统计,冀南区除有建国学院、艺术学校、师范学校各一所外,还有中学9所,高小146所,初小9099所,中、小学生共638076人。特别是北方大学(范文澜首任校长,1946年3月在邢台成立),建校短短两年时间共培养各种干部和专门人才近1000人。社会教育方面,冬学运动继续红火开展,1946年建立冬学102处,有9000余农民参加学习,至1949年2月,参加冬学和识字班的农民猛增为200余万人。166“全边区平均每一个行政村,都有一个到一个半民众学校,有的行政村有两三个",167显然,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发展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仍延续和继承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教育方式和方法。教育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冀南新解放区土地改革、锄奸反特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进行,根据地人民积极参军、支前,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建国后,冀南大部划归河北省,河北省在整个五十年代的历次大规模的扫盲教育运动中,也采取42网、硬南抗[1根据地教育的J7J史地伊卡|J作川了冀南、冀中等河北各处抗日根据地的许多做法,收效甚大,1952年全省设扫盲班、业余学校的村数有22000个,参加学习的农民335000人,当年脱盲人数达到了93373人。到1959年,参加学习的农民已增至7176365人,当年脱盲人数达3288400人。168根据地干部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也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它所培养的许多干部和人才在新中国的初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河,f匕J:学历史’}硕十学伊论文娃:日;五F口1941—1945年间,尤其是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在中共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冀南抗日根据地人民,克服日伪军的疯狂扫荡以及连续两年的旱灾、蝗灾和水灾,教育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无论是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办学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尤其创立了“冬学运动”这样一种特有的社会教育方式,达到了全民教育的新高潮,也使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根据地的办学方式以及教学方法等也有别于战前和国统区,改革了教育IHN度,建立了教育新制度,基本上兑现了“不使一个学龄儿童被抛在学校大门之外”的庄严承诺,1947年2月8同杨秀峰在《一年来的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中指出“入学儿章以冀南论,占学龄儿章百分之八十六多’’169,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做到了学龄儿童百分之百入学。同年美国记者贝尔登在晋冀鲁豫边区旅行时也注意到:“在我所去的任何地方都看到有小学,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冀鲁豫平原和冀南平原),有的在大村庄而有的在小村庄,也有的设在寺院里,或者设在以fj{f地主居住的房子里。”r70这是对根据地教育发展状况真实和客观的描述。高华在凤凰卫视第233期世纪大讲堂谈“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教育”时,提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政治动员和社会改良相结合的一次实验,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有强烈的政治动员性;第二,它特别面对社会底层,强调对底层民众的政治动员,并且把这种动员和对民众的知识启蒙结合在一起;第三,就是它的试验性。’’171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也基本符合上述三个特点,并且也可证明这次“试验"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地教育的发展,丰富了抗战文化,间接的促进了抗战的最终胜利,也为解放区的建设及建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它的一些做法同样不可避免的给以后的教育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在教师中划阶级、轻视文化知识、片面强调政治和生产等等,1948年间,冀南在对干部进行“三查"时,也把“三查’’照搬到学校,大批教员被清洗,教育活动受到严重冲击。172这种教育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的偏向从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断断续续的持续到文革时期,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其教训永远需要吸取。结ig因此,对冀南抗R根据地教育发展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要注意鉴别地去继承和发展。它最宝贵的一面是,在冀南地区“变质”173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人们仍能坚持教育活动,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最值得我们去怀念和发扬。它从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与生产、家庭、社会的“三结合’’,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等办教育的态度和做法,也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河北大。}历史’:々硕卜学伊论文注释l、见《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I州特点及历史地位述略》,李J“,郭秀芬,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2、《河北省各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1983年,34页。需要再补充的是,冀南虽泛指河北省南部地区,但又不同丁.现在河北省南部地区的地理区划。中共处在地下活动时期和战争年代,其实际所辖范围是随着当时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尤其在抗战时期,时人时小,分分合合,但是,除止文所确定的范围外,冀南核心地带的邢台、邯郸、衡水三个地区,始终保持了相对的稳定。3、《华北抗日根据地史》,魏宏运,档案出版社,1990年,53—54页。4、《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141页。5、《河北省各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1983年,34页。6、《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氏法院出版社,1997年,136—161页。7、《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77页。8、《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二辑》,山西人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286页。9、《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2页。10、《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李桂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313页。11、《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李桂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314—316页。1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356页。13、《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28页。14、《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6-7页。15、《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13页。16、《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15页。17、《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35页。18、《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36页。19、《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61页。20、《冀南党史资料第二缉》(1937-1940),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6年,269页。沣释21、《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人事记(1937—194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15页。22、《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大事记(1937—194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2l页。23、《冀南党史资料第二缉》(1937-1940),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6年,449—451页。24、《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人事记(1937--1949)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2页。25、《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大事记(1937—194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66页。26、《河北通史9(民国下卷),谢忠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298页。27、《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9,皇甫束玉、朱荐戈、龚守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164页。28、《杨秀峰教育文集9,杨秀峰,北京师范人学出版社,1987年,2页。29、《杨秀峰教育文集》,杨秀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2页。30、《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77页。31、《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4页。32、《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大事记(1937—194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93页。33、《晋冀鲁豫边区史9,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2页。34、《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238—240页。35、《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243—244页。36、《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245—250页。37、《杨秀峰教育文集》,杨秀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2页。38、《简论河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李晓晨、黄存林,邢台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5l页。39、《晋冀鲁豫边区史9,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63页。40、《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皇甫柬玉、宋荐戈、龚守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171—172页。41、《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77页。42、《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271页。43、《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大事记(1937--1949)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132页。47河北人学历史学硕十学f『卉:论文44、《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一辑》,山两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427页。45、《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人比出版社,1991年,769页。46、《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董纯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396页。47、《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97页。48、《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山版社,1986年,198页。49、《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董纯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396—397页。50、《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81页51、《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399—400页。52、冀南第四专署:文教上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1—46—4,23页。53、冀南第四专署:文教上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1-46-4,23-24页。54、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一卜46-4,24页。55、冀南第四专署:文教T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1—46—4,24页。56、《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董纯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114页。57、冀南第四专署:文教T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一卜46-4,24页。58、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十一年度教育丁作总结报告(1943年1月)革命历史档案553-1-1—1,6-7页。59、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1-46-4,25页。(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60、《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05页。61、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2卜24页。62、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25页。63、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T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48沣释25—26页。64、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I: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26页。65、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jI: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2,26页。66、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I: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2,27页。67、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2,27页。68、《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9页。69、《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339页。70、《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2页。71、《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9页。72、《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10页。73、《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12页。74、《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14页。75、《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13页。76、《河北通史》(民国下卷),谢忠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299页。77、《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431页。78、《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433-442页。79、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案38-1-46-4,12页。80、《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6页。49(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笪曼皇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鼍曼舅!曼曼曼皇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皇曼蔓曼曼曼曼皇曼皇曼曼曼!-Ill曼量8卜86、均见冀南第四专署:文教I: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4,13-17页。87—95、均见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L: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卜5页。96、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jI: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2l页。97-104、均见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I-46-2,30-36页。河,I匕人学历史’≯硕卜学伊论文(1945年lO月)革105、冀南第四专署:文教1: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档案38—1—46—4,19—20页。106、冀南第四专署:文教.I: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档案38一卜46—4,20页。107、冀南第四专署:文教一l: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档案38一卜46—4,21页。109、《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9页。(1945年10月)革命历史(1945年10月)革命历史(1945年10月)革命历史109、《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208页。110、《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87—188页。111、《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93页。112、《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第一缉),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选编缉部,河北省档案馆内部资料,1992年,69—7l页。113、《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宋复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39页。114、《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61页。115、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9页。116、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一颁发三十二年度冬学运动实施计划大纲与学校教育的决定(1943年9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576-1-61-10,4-6页。117、《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宋复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5页。118、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一颁发三十二年度冬学运动实施计划人纲与学校教育的决定(1943年9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576-1-61-10,5页。119、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50注38—1—46—2,10-1l页。释120、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j: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12页。121、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J: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2,12-13页。122、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2,13页。123、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T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l一46—2,13—14页。124、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上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14页。125、《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t-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90-192页。126、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示一为拟今冬大力开展民众教育仰即先期聘任民众教员并整训由(1944年9月9日)革命历史档案40—1—15—5,1-2页。127、冀南第四专署:文教T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档案38-1-46-4,2—3页。128、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档案38—1-46-4,4—5页。129、《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2—353页。130、《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83页。131、《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204页。132、《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1945年10月)革命历史(1945年lO月)革命历史年,444掣5页。133、‘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董纯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103页。134、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案38.1-46_4,12页。135、《回忆杨秀峰》,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99页。136、冀南第四专署:文教工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1945年10月)革命历史档案38.1_46.4,25页。137、<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83页。51河,f匕人’≯历史。’≯硕f。≯fj,沦文138、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丁学校教育的决定(1943年9月9日)革命历史档案576-1~61-14,3页。139、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一颁发二十二年度冬学运动实施计划人纲与学校教育的决定(1943年9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576.1.61.10,6页。140、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通令一为修上E村教育经费及教员待遇办法由(1942年11月)革命历史档案27.1.197.6,1-2页。141、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冀南行署:指示信——关丁.教育改革中儿个具体问题的指示【经费、教材】(1944年12月1日)革命历史档案27.1.9.1l,1.2页。142、《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宋复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39页。143、《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19页。144、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一If=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l一46—2,31页。145、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冀南行署:指示信——关.丁.教育改革中儿个具体问题的指示[经费、教材](1944年12月1日)革命历史档案27一卜9—1l,2—3页。146、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二十一年度教育T作总结报告(1943年1月)革命历史档案553一卜卜1,1页。147、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十一年度教育』:作总结报告(1943年1月)革命历史档案553-1-1-1,2页。148、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9师司令部、129师政治部:命令一重视教育工作制止占用学校校舍用具等不良现象(1943年6月14日)576-1—133—3,卜4页。149、《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宋复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38页。150、冀南第三专署:1944年教育:L作总结[抗日高小抗日初小](1945年6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35—1—66—1,6页。151、《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宋复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39页。152、《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I-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03页。153、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10页。154、《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104页。155、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工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52汴释38—1~46—2,10页。156、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关丁教育。f:作与生产救灾』:作结合的指示信(1943年8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576-1-162-8,1-4页。157、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1: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1—46—2,17页。158、《冀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2页。159、《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497页。160、《宋任穷同忆录》(第二版),宋任穷,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74页。161、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示信一为掀起教育一I:作者立功运动(1945年4月4日)革命历史档案35-1-61-3,1-4页。162、《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董纯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60页。163、《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54页。164、《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465页。165、《中华民国教育史》,冯开文,人民出版社,1994年,146页。166、《河北通史》(民国下卷),谢忠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298-305页。167、《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471页。168、(20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农村扫盲运动研究》,冯晨光,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十毕业论文,33页。169、《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503页。170、《中国震撼世界》,J·贝尔登,每月评论出版社,1970年,118页,转引自《走向革命一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瑞典]达格芬·嘉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267页。171、《风凰卫视第233期世纪人讲堂一高华谈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教育》,高华个人网站(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xsyj/0000512.htm),2005年7月。172、《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大事记(1937--194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236页。173、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二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69页。是指1942年4月29日大扫荡后,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分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曼_河,ItJj学历史学硕卜学伊论文—I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曼曼蔓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量曼!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参考文献革命历史档案(河北省档案馆藏)[1]冀南第三专署:1944年教育I:作总结[抗日高小抗日初小](1945年6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35—1—66—1[2]冀南第四专署:1944年冬季教育一l:作总结[抗初、冬学、抗高、教育模范]革命历史档案38一卜46—2[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丁.学校教育的决定(1943年9月9日)革命历史档案576一卜6卜14[4]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关丁教育.I:作与生产救火jf:作结合的指示信(1943年8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576一卜162—8[5]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冀南行署:指示信——关于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经费、教材](1944年12月1日)革命历史档案27一卜9一ll[6]冀南第四专署:文教J:作报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干部教育]档案38-1-46-4(1945年10月)革命历史[7]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44年10月12日)革命历史档案40-1—15—2[8]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示一为拟今冬大力开展民众教育仰即先期聘任民众教员并整iJlI由(1944年9月9日)革命历史档案40—1—15—5[9]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示信一为掀起教育工作者立功运动(1945年4月4日)革命历史档案35一卜6卜3[10]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通令一为修止村教育经费及教员待遇办法由(1942年11月)革命历史档案27—1—197-6[11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一颁发三十二年度冬学运动实施计划人纲与学校教育的决定(1943年9月30日)革命历史档案576-1—61—10[12]晋冀鲁豫边区冀南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十一年度教育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月)革命历史档案553一卜卜1[1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9师司令部、129师政治部:命令一重视教育工作制止占用学校校舍用具等不良现象(1943年6月14日)576-I一133—3参考文献专著、资料集[1]《毛泽东选集》(第二二版)(第2-3卷),人氏出版社,1991年。[23《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3]《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教育科学山版社,1989年。[41《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下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53《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一二辑》,山西人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1980年。1-63《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73《中国教育史》,孙培青,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2000年。[8]《华北抗日根据地史》,魏宏运,档案出版社,1990年。[9]《河北省各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1983年。[10]《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董纯才,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11]《走向革命一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瑞典]达格芬·嘉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马洪武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3]《鸡泽文史资料》(第二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鸡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14]《河北通史》(民国下卷),谢忠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5]《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李梓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63《杨秀峰文存》,杨秀峰,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7]《杨秀峰教育文集》,杨秀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8]《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杜成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9]《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20]《冀南革命根据地党史大事记(1937--194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21]《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名校一冀南运河中学》,政协故城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冀南运河中学》编纂委员会,2004年。[22]《回忆杨秀峰》,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55河l匕人学历史学硕}‘学伊论文[23]《冀鲁豫边区宦教l:作资料》(第一缉),冀鲁豫边区官教一I:作资料选编缉部,河北省档案馆内部资料,1992年。[24]《中华氏国教育史》,冯开文,人比山版社,1994年。[25]《宋任穷同忆录》(第二版),宋任穷,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263《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宋复光,河北人氏出版社,2005年。[27]《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山版社,1994年。[28]《冀南党史资料第二缉》(1937—1940),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6年。[293《冀南党史资料第三缉》(根据地政策法令专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303《冀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1]《风凰卫视第233期世纪人讲堂一高华谈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教育》,高华个人网站(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xsyj/000051-2.htm),2005年7月。学术论文[1]《论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领导与管理》,周江平、刘素娜,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2]《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王春慧,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4期。[3]《浅析抗日根据地开展冬学运动的原冈》,尹全海、周江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4]《华北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特点探析》,罗朝晖,沧桑,2004年第5期。[5]《简论河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李晓晨、黄存林,邢台学院学报,2003年第l期。[6]《论抗日根据地的冬学教育》,马树功、王明钦,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7]《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包爱芹,山东师范火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8]《从政治社会化视角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詹永媛,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9]《革命根据地反奴化教育的斗争》,瀚清、梅艳,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2期。[10]《关于抗日根据地教育特征的综述》,高晶,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ll期。[11]《借鉴、融合与创新一抗日根据地教育模式探析》,周谷平、袁玉华,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56--|l参考文献年第l期。[123《抗日根据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同顾》,宋荐戈,山两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133《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及启示》,张希L屯、李玉玲,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2月。[143《略论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政策》,李忠康,山西师人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15]《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一以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为例》,郭复云,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6期。[16]《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邓红,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173《论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主要贡献》,周江平、刘素娜,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183《中国成人教育史的重要一页一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冬学运动》,邓红、李金铮,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l期。[193《简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十绅的教育贡献》,李庆刚,许吕师专学报,2002年第l期。E203《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嗣特点及历史地位述略》,李广,郭秀芬,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21]《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特色论》,陈祖怀,史林,1995年第2期。[22]《20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农村扫盲运动研究》,冯晨光,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57河rl匕人。’引巧史’宁:硕十‘晋:伊论文致谢又到血月,古城保定已是草木葱茏,鲜花竞妍。三年读研时光即将结束,毕业离校之际,不免有些感叹,最想说的还是些感谢的话。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刘敬忠老师,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丌题、论文撰写、数次修改到最后完稿,都是在刘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刘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关心爱护学生,他的谆谆教导,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还要感谢李金铮、范铁权、郑志廷、刘宝辰、肖红松、彭小舟、张殿清等诸位老师,感谢他们教我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授我以做学问的种种门径和方法。感谢中国近现代史2006级全体同学,三年里,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切磋,点点滴滴必将汇聚成永恒的友谊。最后感谢父母和哥哥对我二十年求学生涯,一贯的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坚定支持,亲情醇香绵长,此生最难忘。我自感史学悟性愚钝,又生而慵懒,三年下来,所获成绩甚少,至今痛悔不已,但是,我是爱历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只有更加勤奋地去学习和研究,做出成绩来,才是对老师、亲人、同学最好的回报。宋渠江2009年5月于河北大学新校区1941——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宋渠江河北大学

1. 钱琪 多参考组态方法研究SO、C10与H<,2>S分子的势能曲线(面)[学位论文]20082. 李伟斌 海德格尔真理观中的伦理思想[学位论文]20093. 何成华 论高等师范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学位论文]2009

4. 陆磊 蒙代尔三角:一个假设还是真实的威胁[期刊论文]-南方金融2004(6)

5. 雷晓萍.苏新.宗海滨.袁捷.LEI Xiao-pin.SU Xin.ZONG Hai-bin.YUAN Jie 民用机场助航灯光备件库存控制与管理研究[期刊论文]-中国民航大学学报201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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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格式:宋渠江 1941——1945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9

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吐谷浑民族关系探析姓名:刘楠楠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指导教师:崔明德

2011-03

摘 要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由于其建国时间长,所历朝代多,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复杂。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吐谷浑政权与中原政权及吐蕃的关系。

吐谷浑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按不同的发展时期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政权初建时与南北朝主要政权如西秦、北魏之间的关系;政权由盛转衰时与大一统的隋、唐王朝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吐谷浑与南朝宋、齐、梁等政权几乎未发生征战,以和为主,双方经济往来比较频繁;对北朝,尤其是北魏,吐谷浑的政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实力较强时吐谷浑与南朝遥相呼应,结成统一的抗魏阵线;当北魏强大时,又主动与其交好,频繁遣使朝贡;吐谷浑还同时接受北魏与南朝对其的册封,这种左右逢源的灵活外交政策,保证了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的稳固发展。

吐谷浑政权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隋唐王朝对吐谷浑国重在安抚,即使吐谷浑政权在隋初、唐初曾不断寇扰边境,掠夺财物,隋唐王朝也是给予适当回击,一般不主动出击吐谷浑;经济上,吐谷浑与中原通过互市,互通有无,这对吐谷浑政权的生产、生活和军事装备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军事上,隋唐的最高统治者发动的两次对吐谷浑的战争都是以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消除中西交流的阻碍为目的,因此吐谷浑必然会失败。对于征服的吐谷浑故地,隋唐以羁縻的形式对其进行管制;对归降的吐谷浑部众,隋唐王朝都给予适当安置。

随着新兴奴隶制政权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吐谷浑政权逐渐衰落,疲于应对,最终国被吐蕃所灭;归附唐朝的吐谷浑部成为唐王朝的附属,被唐朝作为阻挡吐蕃东进的屏障。随着唐在对吐蕃作战中的失败,吐谷浑复国希望破灭,这部分吐谷浑人慢慢融入中原地区的生活并逐渐被汉化,成为今天汉族的一部分;而归附吐蕃政权的吐谷浑人则与当地的居民在一起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了今天的藏民族。

关键词:吐谷浑;西秦;北魏;隋唐王朝;吐蕃;民族关系

III

Abstract

Tuyuhu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norities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ancient China. The

Tuyuhun Kingdom existed such a long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experienced many dynasties, which complicat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In this paper, we will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yuhu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the Tubo Regim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uyuhu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can be mainly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periods. The first part i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between Tuyuhun and other political power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uch as the Xiqin and the northern Wei in its early times, and when the Regime began to crumb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eems important. Tuyuhun kept a friendly and peaceful connection with the Southern political powers, while set wars sometimes with the Northern political powers. Tuyuhun also admit defeat when they could not beat the rivals, and this plo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Kingdom'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also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yuhun and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cluding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exchange, and the military relations.

The Tuyuhun Regime was ruined by its strong neighbor, the Tubo Regime. The writ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facts of its fall.

Key Words: Tuyuhun, Xiqin, the Northern Wei,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ies, Tubo

Regime, Relationship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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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辉煌历史。因此,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民族史,仅仅关注汉族这一主体是远远不够的。而将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探索少数民族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做出的特殊贡献,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吐谷浑政权自魏晋时期建国,南北朝时逐渐发展壮大,至隋唐时期逐渐依附于中原政权而存在,最终被吐蕃所灭。吐谷浑政权存世300余年,经历了南北朝的动乱与隋唐的大一统,对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目前,学术界已对吐谷浑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周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无疑是最好的代表。在周先生的另一著作《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中,也对吐谷浑与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政权及与唐朝的关系有所论述。另外,林幹先生的《东胡史》、杨建新先生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也都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力作。崔明德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和《隋唐民族关系探索》两部著作中,从和亲等角度对吐谷浑处理与隋唐等政权的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有关吐谷浑研究的论文更是为数不少。关于吐谷浑建国之前的西迁问题,有周伟洲先生的《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一文,还有白平的《鲜卑迁徙》(讲吐谷浑西迁);研究吐谷浑与其他政权关系的有赵云旗先生的《论隋炀帝对吐谷浑的用兵》,李明先生的《隋王朝与吐谷浑关系述略》,胡小鹏的《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等,还有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所做的有关吐谷浑的研究,例如柳春诚、程起骏合作之《郭里木棺板画初展吐谷浑生活》一文,结合考古出土的吐谷浑墓出土文物,对隋唐时期吐谷浑民族生活场景和文化习俗作了较为形象、全面的描述;冯培红的《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则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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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中所记载到的吐谷浑人资料,重点对唐后期五代初吐谷浑人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谷浑人的聚落分布、汉化情况及其与归义军政权间的关系;这些成果对继续深入研究吐谷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吐谷浑的一些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仍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如吐谷浑国内的民族构成问题就因为史料的缺乏而得不到全面的诠释;尽管周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也只是推测得出的结论;有关于吐谷浑境内的白兰地望的具体位置,学术界至今仍旧说法不一。这些问题有待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加以论证解决。

本人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和探讨吐谷浑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以期在有关问题上能有新的突破。由于笔者理论水平和学识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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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吐谷浑政权概述

吐谷浑是魏晋至隋唐时期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吐谷浑政权的存在发展对当时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主要政权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隋唐两代,吐谷浑政权逐渐衰落,但仍与中央王朝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吐谷浑国最终被吐蕃所灭。本文通过论述吐谷浑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原因、影响来探讨与之社会形态、地缘相近的少数民族的发展规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吐谷浑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吐谷浑政权的建立、名称及大致疆域

吐谷浑,原系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涉归①的庶长子。慕容部是鲜卑部落联盟的一部。《三国志·魏志》中有裴松之注引《魏书》的一段,载:东汉桓帝时(公元147年至167年),鲜卑檀石槐在漠北,“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治今河北平泉)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君、慕容等,为大帅”。《通鉴》卷八一胡三省注引此段后说:“是则慕容部之始也”。

曹魏初年,慕容部首领莫护跋由右北平至上谷一带向东,迁至辽西。《晋书·慕容鬼载记》云:“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②棘城在今辽宁锦州附近。至吐谷浑之父涉归时,慕容部又“迁邑于辽东北”时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因此史书一般称吐谷浑为辽东鲜卑。

①②

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见《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3页。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3烟 台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慕容涉归去世时,慕容部由涉归的嫡子慕容廆代统,而作为庶长子的吐谷浑只分得部众七百户①。史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涉归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② 后因两部马斗,吐谷浑率部西迁,逐渐到达今天的青海一带。关于这一点,史书亦有明确记载。

《晋书·吐谷浑传》云:“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

《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载:“……马斗相伤,若洛鬼怒,遣人谓吐谷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何不相远,而马斗相伤?’吐谷浑曰:‘马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斗。斗在马,而怒及人!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外!’……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吐谷浑遂从上陇,止于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昴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虏。”

从上述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慕容吐谷浑原是人名,指的是鲜卑慕容部首领徒河涉归的庶长子。因为庶出的缘故,在其父涉归死后仅分得部众七百,后因两部发生马斗事件,吐谷浑率部出走,由辽东北西迁至阴山,再由阴山,度陇山,至枹罕,以此为根据地不断向西向南扩展,并与当地的氐、羌等少数民族逐渐融合,统治了今甘南、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为吐谷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317年,即晋建武元年, 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立。③《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史称吐延“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

①②

《晋书》记作一千七百户,本文从《宋书》、《魏书》及《北史》所载。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8页。 ③

《资治通鉴》卷90,第2853页。 4烟 台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羽”。①329年(晋咸和四年)吐延为昂城羌酋姜聪刺死,长子叶延嗣立。史载叶延“颇视书传”②,“长而沈毅,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③。由此可见吐谷浑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颇深。为了尊祖,叶延以王父字为氏,改姓吐谷浑,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相关史籍的记载得到印证:“礼去: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④自此,吐谷浑不再仅仅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民族和政权的名称。叶延立国也多被作为吐谷浑民族形成和政权正式建立的标志。

吐谷浑作为民族政权名称,在《南齐书》、《梁书》、《南史》等南朝史籍中也被称为“河南”或“河南国”,首领称“河南王”。这主要是因为吐谷浑疆域在黄河以南。《梁书·河南传》云:“其地在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

有关吐谷浑族的民族构成,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吐谷浑所率之部进入甘青地区,特别是建立政权后,逐渐与当地羌族融合,并统治了许多其它族属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不同于鲜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即吐谷浑族。在吐谷浑族内部,除了原本就居住于甘青地区的羌族之外,还有氐、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氏族、部落。⑤

吐谷浑族活动的疆域主要在今天的青海地区,还应当包括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的部分地区。《资治通鉴》中明确指出吐谷浑“西附阴山而居。属永嘉之乱,因度陇而西,据洮水之西,极于白兰,地方数千里”。《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甘松即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白龙江流域上游一带地区;河南一般指河曲地区(即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东部);昂城即今四川阿坝;龙涸即今四川松潘;白兰之地望史家各说不一,有认为在今青海湖西柴达木境内,有认为在青海湖的西南今都兰巴隆一带,也有认为白兰山即巴颜克拉山,

①②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 ③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④

同上。 ⑤

参见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第142页。 5烟 台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白兰地相当于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我们认为,最后一种说法更为符合实际,故据此之说。①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吐谷浑政权的大致疆域,西至白兰,南抵昂城,由于建立政权之后的吐谷浑国处于十六国动乱时期,因此与其它政权如前秦、西秦、南凉、北凉等疆界临近,彼此之间时有战争,其东部与北部疆界并不确定,时有变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吐谷浑作为游牧民族的流动与不稳定特点。

吐谷浑政权自叶延立国(329年)到龙朔三年(663)为吐蕃所灭,共存世335年②。吐谷浑国在其存世的三百多年间,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深。由于吐谷浑国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期,由吐谷浑人开辟的“青海道”成为沟通南北、联系中西的桥梁和纽带,为西域及西方各国与中原的来往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为开发、建设祖国的西部作出了贡献,不仅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交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吐谷浑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 畜牧业与农业

吐谷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族人的经济生活自然以游牧经济为主,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牲畜在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就显得相当重要,因此,畜牧业的发达与否直接决定了吐谷浑国的盛衰。史载吐谷浑族“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③“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

而在吐谷浑的牧业经济中,尤以养马业最为发达。其国刑律规定:“杀穹庐,随水草畜牧”,

参见杨建新先生《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236页。

《旧唐书·吐谷浑传》等记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应是自其迁徙后开始算起的。 ③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9页。 ④

《周书》卷50《异域下》,第912页。 6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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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盗马者死。”由此可见吐谷浑人对马匹的重视程度。不仅如此,吐谷浑人非常善于养马,

史书称吐谷浑国“多善马”,“出良马”,《北史·吐谷浑传》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东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俊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由于吐谷浑所产之马数量大,品种优良,因此常被作为吐谷浑与中原王朝进行朝贡贸易的对象。有关吐谷浑马作为朝贡对象的记载有很多。《梁书·河南王传》云:“天监十三年(514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十五年(516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魏书·吐谷浑传》记北魏后期,吐谷浑伏连筹向北魏贡献“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除了马之外,吐谷浑人饲养的牲畜还有牛、羊、骆驼、骡等。其中,牛主要指的是牦牛,有时也被作为朝贡之物。牦牛至今仍是青藏高原上的主要畜种。发达的畜牧业大大促进了吐谷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吐谷浑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与吐谷浑发达的牧业经济形成对比的是不发达的农业。因此农业在吐谷浑人的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是以畜牧业的补充形式存在的。吐谷浑农业的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统治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有关。吐谷浑政权所治地区乃青藏高原,属高寒地区,地理环境与自然气候对农业、畜牧业发展都极为不利。《梁书·河南传》对此有具体的描写:“乏水木,

但吐谷浑人(包少水潦,四时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常敝光景。”

括在其统治之下的羌民)敢于同恶劣环境作斗争,发展并提高了当地的畜牧业生产水平。《北史·吐谷浑传》记:(吐谷浑人)“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梁书·河南传》亦云:“其地有麦无谷。”吐谷浑国内的农业应该主要集中在黄河河曲以北的赤水、浇河及洪和等地,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相对来讲对农业发展有利;而且多由其统治之下的羌民从事生产,毕竟早在汉代时羌民已在河湟地区发展

①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梁书》卷54《河南传》,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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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吐谷浑耕种的作物主要有大麦、粟、豆、芜菁。农牧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吐谷浑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 手工业的发展

吐谷浑国内有手工业。《魏书·吐谷浑传》称吐谷浑“烧铜、铁、朱砂”,吐谷浑国统治的白兰地区“土出黄金、铜、铁”。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吐谷浑国内采掘与冶炼金属等手工业应该是存在的;在《北史·吐谷浑传》中还记有吐谷浑“兵器有弓、刀、甲、”,这些铁制兵器应是吐谷浑人自己制造;在吐谷浑向内地政权的朝贡品中还有金银或金银器皿②,由此可以推断,吐谷浑国内的金银器皿及装饰品制作工艺也应比较发达。

三 商业的繁荣

吐谷浑商业发达繁荣,这是吐谷浑经济的又一特点。吐谷浑商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吐谷浑特殊且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吐谷浑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北与蒙古草原,向西与西域,南与南朝,东与北魏等中原政权均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吐谷浑与南北朝均有多次贡赐贸易,同时与西域商人也有过境贸易,这些频繁的交往和多样的贸易方式造就了吐谷浑商业的繁荣。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更是成为国内南北交流,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商业的繁荣还促进了吐谷浑国内赋税制度的产生。《晋书》中记载吐谷浑国“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③《通鉴》记吐谷浑王树洛干即位后,“轻徭薄赋,信赏必罚,吐谷浑复兴”。④可见,吐谷浑国内早有赋税徭役。

①②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3页。 《梁书》卷50《河南传》,第810页。 ③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④

《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元年条。 8烟 台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总体而言,吐谷浑社会经济的特点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兼有农业与狩猎,手工业比较发达,商业繁荣,已有赋税徭役,但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不高且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

第三节 吐谷浑的政治制度

吐谷浑国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出其分散性。

有关吐谷浑的政治制度史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有关史料对其官制及相关描述中得到一些信息。《晋书·西戎传》“吐谷浑”条记:“(吐谷浑国)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旧唐书·吐谷浑传》亦记:“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以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据此可推,吐谷浑在还没有建国之前,社会组织形式应该是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但在建国之初,就仿照内地官制设置了官职。史书记载树洛干时号“戊寅可汗”,拾寅“居止出入,窃拟王者”,伏连筹“准拟天朝,树置百官,

称制诸国”。可见其政治制度几乎完全仿照内地政权而置,中原文化对其影响力之深由此可

见一斑。吐谷浑国的各代王还不断接受南朝与北魏赐予的封号,这也是吐谷浑大力吸收汉文化的表现。除官制外,史书中还记载了吐谷浑国内简单的刑律,其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则征物以赎罪,亦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②然而,虽然吐谷浑政权仿照内地官制设立并完善了国家机器,但其政权从根本上说还是游牧或畜牧经济条件下的分封制。这一点在《南齐书·河南传》中可以找到证明:当时吐谷浑境内“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今青海循化县一带),一在赤水(有谓在今甘肃和政县一带,有谓在恰卜恰一带),一在浇河(今青海贵德县一带),一在吐屈真川(有说在今青海茶卡盐池,有说在柴达木河与青海湖之间),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驾川(今西倾山东北麓)。③这种宗法性质明显的领地

①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9页。 《周书》卷50《异域下》,第913页。 ③

《南齐书》卷59《河南传》,第1026页。 9烟 台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制正是吐谷浑政权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的反映。①

第四节 吐谷浑的文化与习俗

吐谷浑的文化呈现多元化特点。吐谷浑原属鲜卑部落中之慕容部,因此其文化中必定会继承部分鲜卑文化;迁出后的吐谷浑族大力吸收汉文化,同时又与甘青地区的土著羌民逐渐融合,因此其文化特征是复杂多样的。

关于吐谷浑的风俗,史书记载大同小异,我们在此以《魏书·吐谷浑传》为例,对史书中的记载作一概括,以便更好的理解吐谷浑这一民族。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好射猎,以肉酪为粮。”②

根据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吐谷浑人的衣、食、婚、丧等风俗。

一 服饰方面

男子“衣服略同于华夏”,《隋书·吐谷浑传》也说:“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华夏”、“中国”即指内地汉族。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帽或幂蘺”,吐谷浑妇女一般着“裙襦”,与内地汉族妇女相似。发式特殊,“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③至于辫发应当属于鲜卑族旧俗。

二 饮食起居方面

①②

参见杨建新先生《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255页。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③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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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属游牧民族,善骑射,因此“以肉酪为粮”不足为奇,在居住方面当然也是与游牧经济相适应的“逐水草而居”,虽然在后期出现了房屋之类的建筑,但应属于从事农业的羌民居住,吐谷浑人仍居于穹庐、百子帐。①

三 婚俗

“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这种收继婚制与兄娶寡嫂的婚俗,在匈奴、鲜卑柔然等北方少数民族中也很盛行。史籍中记载吐谷浑实行这种婚俗的例子有两个。其一是视罴死后,其弟乌纥堤妻视罴之妻念氏;其二是吐谷浑世伏可汗娶隋光化公主为妻,世伏被杀后,其弟伏允依俗尚光化公主。“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说明吐谷浑内部已有贫富分化且比较显著,贫者窃婚则是原始婚制的残留。②吐谷浑的这种婚制是由其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所导致,为了保证本族的发展而采取的落后婚制。

四 “死者亦皆埋殡”

这一条说明吐谷浑人实行的是土葬,“其服制,葬讫则除之”,周伟洲先生认为这一习俗是鲜卑人的旧俗,在《宋书·索虏传》中记有拓拔鲜卑的葬俗,吐谷浑是否也与拓拔鲜卑一致我们不得而知。③

五 原始巫术与佛教

吐谷浑有原始巫术。吐谷浑率部西迁,慕容廆曾派长史乙那楼追吐谷浑,吐谷浑说:“我

①②

《北史》卷96《吐谷浑传》记载,夸吕在位时“虽有城郭而不居之,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 参见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第127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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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当享福祚,并流子孙。’”①“卜筮”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又有叶延“每旦缚草为姜聪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则号泣,不中则瞋目大呼”,②这种做法应当也属于巫术的一种表现。《三国志·魏志》记有鲜卑与乌丸同俗,“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③吐谷浑源于辽东鲜卑,对日月山川应当也是祭祀的。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并逐渐兴盛,吐谷浑国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受往来佛教徒的影响,至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国内应已信奉佛教。关于佛教传入吐谷浑的时间,大约应在慕利延在位晚期。《梁书·河南传》载“慕延(一作慕利延)死,从弟拾寅立……国中有佛法……天监十三年(514),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这段史料说明至晚在吐谷浑王拾寅在位时期,佛教已在吐谷浑国内盛行。又有《高僧传》卷十二《释慧览传》云:“释慧览,姓成,酒泉人……曾游西域,……还至于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即慕利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闻,遣使并资财,令于蜀(成都)立左军寺。览即居之。”根据这段记载,我们似乎可以将佛教在吐谷浑国内传播的时间上溯至慕利延时期,至少是慕利延晚期。梁丰先生的《吐谷浑佛教考》和姚崇新先生的《吐谷浑佛教论考》两篇论文专门针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慕利延时期吐谷浑国内佛教已逐渐盛行,基本符合史料记载,故从此说。

①②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8页。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③

《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传》转引王沈《魏书》,第832页。 12烟 台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第二章 吐谷浑与南北朝主要政权之间的关系

吐谷浑自晋永嘉之乱由辽东迁出,逐渐迁至今青海地区,南北朝时期成为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吐谷浑国自公元329年叶延立国,至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建国时间长达300多年,是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所建存世时间最长的政权。在诸多同时期存在的政权中,十六国时期的西秦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吐谷浑国关系最为密切。北魏后来分裂成两部:东魏(后为北齐所代)与西魏(后为北周所代)。吐谷浑与南朝宋、齐、梁政权大体维持同盟关系,与北朝则时有争战。十六国时期,吐谷浑在与西秦的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南北朝初期基本秉持联合刘宋王朝牵制北魏的外交策略,当局势发生转变,吐谷浑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也随之而变。

第一节 吐谷浑与西秦的关系

公元351年(晋永和七年),吐谷浑之孙叶延卒,叶延长子碎奚继立。时逢前秦崛起,碎奚惧而遣使献马5000匹、金银500斤于苻坚,苻坚以其为“安远将军、漒川侯。”①这是史籍所载吐谷浑与北方各政权发生关系之始。

碎奚在位时,其三个兄弟专权,为长史钟恶地等所杀,碎奚忧愤而死,其子视连立。此时北方形式也发生变化,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战败,逐渐走向衰亡;在西北,先后出现了后凉、西秦、后秦、南凉、北凉等几个政权。与初期的吐谷浑国关系最为紧密、对其威胁最大的当属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政权(385年——400年;409年——431年)。为了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宁,碎奚之子视连在位时(376年—390年),不得不向西秦称臣纳贡。自视连之后,视罴、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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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洛干、阿柴、慕璝等几代吐谷浑王在位时间,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西秦一方面多次遣兵击败吐谷浑,限制其向北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吐谷浑统治者封王赐爵,以示笼络;而吐谷浑政权则对西秦时而称臣纳贡,时而兵戎相见,对西秦的进攻作必要回击。

一 吐谷浑对西秦称臣纳贡

吐谷浑建国之初,内有羌人反抗,政权不稳,外有强邻压境,因此,吐谷浑对西秦的称臣纳贡更多的是迫于无奈。吐谷浑之子吐延为昴城羌酋姜聪所刺杀就是羌人反抗吐谷浑政权的最有力证明。史载“吐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不能恤下,为羌酋姜聪所刺。”①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吐谷浑王视连见西秦强大,遣使贡方物,西秦主乞伏乾归“拜视连沙洲牧、白兰王”。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吐谷浑国实力远不及西秦,吐谷浑国内的统治阶级只能选择向西秦称臣。继视连之后,吐谷浑王视罴、乌纥提虽有志摆脱与西秦的臣属关系,也因此作出了军事上的努力,但都因实力不足而告负。

二 吐谷浑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对抗西秦

吐谷浑积极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北方,其时,吐谷浑国周边还相继建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夏等政权,这些政权虽比吐谷浑要强大,但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既不愿坐视吐谷浑强大,也无力占据吐谷浑,因此吐谷浑统治者抓住有利时机,根据自身情况,除对西秦的进攻做必要回击之外,采取周旋于各政权之间,与各方都保持政治、经济交往的策略,因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吐谷浑统治者确立了“联合刘宋对抗西秦”的外交策略。这一政策的确立者是吐谷浑王阿豺。树洛干死后,阿豺即位。阿豺在即位(公元419年)初即主动与南朝刘宋政权建立友好关系,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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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臣纳贡。史载“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田于西强山,观垫江源,问于群臣曰:‘此水东流,有何名?由何郡国入何水也?’……阿豺曰:‘水尚知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遣使通刘义符,献其方物,义符封为浇河公。”①

这段话充分体现出吐谷浑王阿豺的政治智慧,即决心联合南朝刘宋对抗劲敌,其远交近攻的政策对吐谷浑政权的巩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西秦处于强势,在军事实力不足以战胜西秦的情况下,吐谷浑政权一方面与南朝刘宋政权交好,另一方面与周边的北凉、夏国等形成对西秦的包围,为最终战胜西秦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吐谷浑对西秦的军事回击

吐谷浑政权早在视罴时期就与西秦发生过军事冲突。视连卒,其长子视罴立。史称视罴“性英果”,②视罴不愿依循其父向西秦称臣纳贡的政策,继位初即拒绝西秦所授“沙洲牧、白兰王”封号。于是东晋隆安二年(398),乾归遣乞伏益州等率军击吐谷浑,视罴大败,退保白兰。遣使谢罪,并以子宕岂为质,乾归妻以宗女。视罴虽对西秦态度强硬,但却因缺乏自身实力支持最终败而称臣。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此时吐谷浑国内王权有所巩固,实力也在上升,但还不足以与西秦抗衡。视罴及乌纥堤(一名“大孩”,视罴之后的吐谷浑主,400---408年在位)的战败称臣,将双方的关系带入短暂的和平时期。然而,自树洛干开始,吐谷浑开始对西秦予以军事回击,双方的军事争斗十分频繁。视罴之子树洛干曾从西秦手中收复漒川,并击败了南凉太子虎台,夺回浇河,这使西秦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东晋义熙八年,即公元412年初,西秦国主乞伏乾归率军击降吐谷浑别部阿若干于赤水,九年,乞伏炽磐又遣将南击吐谷浑树洛干于浇河,掠三千户而归。之后,西秦先后在浇河、泣勤川、渴浑川、长柳川等地大败吐谷浑。永康六年(公元417年)初,乞伏炽磐又对日渐强盛的吐谷浑发动进

①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5页。 《二十五史·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1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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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致使树洛干退保白兰,最终惭愤发疾而死。 西秦去掉了心腹之患。史载炽磐闻树洛干之死,喜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蹢。往岁昙达东征,姚艾败走;今木奕于西讨,黠虏远逃。境宇稍清,奸凶方殄,股肱惟良,吾无患矣。”①

在吐谷浑与西秦双方的多次交战中,吐谷浑胜少负多。树洛干死后,继立的吐谷浑王阿豺和慕璝审时度势,积极争取有利环境,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各个方面的努力,使吐谷浑渐渐强于西秦。史称慕璝“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②;同时,慕璝又继承阿豺远交近攻的策略,对西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建弘七年(426年)后,西秦内外形势日益恶化,吐谷浑于建弘九年(428年)二月夺取西秦浇河郡③。此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相当明显。公元431年,夏国首领赫连定灭西秦,吐谷浑慕璝趁机擒住赫连定,并将之送往北魏。通过一系列战争,吐谷浑不仅占据了西秦大部分地方,还大大扩展了其统治范围,吐谷浑政权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强盛时期,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大政权,并与北魏开始发生正式往来。

第二节 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

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东晋皇帝而立国建宋,东晋灭亡。从420年到589年隋统一全国的一百七十年间,中国历史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称为南北朝。南朝从420年刘裕代晋到589年陈灭亡,经历宋、齐、梁、陈四代。北朝从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开始,到534年分577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后为高洋所夺,建立了北齐;西魏后为宇文泰所夺,建立了北周。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北周为隋所代。589年,隋灭陈,南北朝结束。

吐谷浑政权与北魏进行正式往来始于吐谷浑王慕璝向北魏遣使送赫连定。431年,夏国

①②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第3125页。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5页。 ③

《资治通鉴》卷121元嘉五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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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定灭西秦,慕璝趁机擒送赫连定于北魏,北魏封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①其时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吐谷浑在慕璝的领导下也在西部进行扩张。在吐谷浑与北魏的往来中,双方均以各自利益为核心,随形势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待对方,这注定了双方的关系时好时坏,在和平的同时发生军事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体而言,双方的关系经历了由对抗到和缓的过程。

一 吐谷浑“附宋疏魏”(431—444年)

吐谷浑地处南北朝两大政权之间,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对北魏和南朝均表示臣服,同时接受北魏和南朝对自己的封号。但从元嘉十六年(439年)魏灭北凉起至元嘉二十一年(444年)魏大举讨伐吐谷浑的数年中,吐谷浑年年遣使南朝刘宋,来往之频繁为历史之罕见,而对北魏却“贡献颇简”,只是建立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其“附宋疏魏”的态度十分明显。北魏神麚四年(431年)北魏封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太延二年(436),慕璝死,弟慕利延立,北魏拜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西平王;这成为这段时期内双方仅有的两次官方往来,与吐谷浑频繁遣使刘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宋景平元年(423),阿豺向宋遣使称臣。宋少帝封其为“可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②元嘉六年(429),慕璝遣使刘宋,次年,宋封其为沙州刺史、陇西公。九年(432),宋文帝以慕璝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进爵陇西王。太延二年(436),慕璝死,其弟慕利延继立,刘宋封慕利延为河南王。吐谷浑政权还与退居高昌的北凉残部及漠北柔然遥相呼应,牵制北魏向西发展 ;又为西域漠北与南朝刘宋之间的相互往来提供方便,其目的是结成反魏的统一阵线。吐谷浑的这种远交近攻策略在实力日强的北魏面前必然招致北魏的军事打击,对其自身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①②

《北史》卷二《魏本纪》第二,第46页。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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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魏对吐谷浑的军事打击(444—473年)

吐谷浑王慕利延执政时期(436---452),北魏正在拓跋焘的领导下,北败柔然,西吞夏国,东灭北燕。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控制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通道,对吐谷浑北疆造成很大压力;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后仇池国又为北魏所灭,这样,吐谷浑的秦陇之地也在北魏的窥伺之下。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北魏攻击吐谷浑,双方发生第一次军事冲突。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成为这次战争的导火线,这给苦于无出兵之由的北魏以可趁之机。444年,慕利延兄子纬代、叱力延(二人均为阿豺之子)欲谋叛国投魏,被发现后,纬代被慕利延处死,叱力延等人逃脱投魏,向魏请兵,北魏拜叱力延为归义王,遣兵讨慕利延。这次战争的结果以吐谷浑战败,慕利延西走于阗而告终。史载:“(北魏)后复遣征西将军、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杀其王,死者数万人。”①通过这次战争,北魏夺取了吐谷浑枹罕之地,北魏大胜,吐谷浑损失较大。

慕利延卒,拾寅(树洛干之子)继立。北魏拜其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与第一次双方发生冲突起因不同,据文献记载,此次北魏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吐谷浑的牲畜及财物。记:“……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有金银、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②于是北魏和平元年(460),北魏再次对吐谷浑发动战争。结果拾寅逃奔,此役北魏“获畜二十余万”。③但其实北魏此次出兵吐谷浑应该还有一部分政治原因。据《通鉴》卷129记载:“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拟于王者”,因此“魏人忿之”。《魏书·吐谷浑传》也称“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此役之后,吐谷浑基本停止了对魏朝贡。

①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7页。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7页。 ③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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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皇兴四年(470年),北魏因“吐谷浑拾寅不供职贡”,遣上党王长孙观率军击之,双方发生第三次军事冲突,结果拾寅再次败走。后拾寅入贡向北魏求和,北魏因之。①474年,拾寅遣子费斗斤入侍北魏为质子,献方物。②

三 双方友好往来(473—534年)

自473年之后,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交往密切的阶段,这种友好和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北魏灭亡。虽然双方在边界有过几次小摩擦,但其主

流仍是和平相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吐谷浑向北魏遣使朝贡之频繁为史上罕见。吐谷浑向北魏朝贡的次数远远超过其它向北魏朝贡的周边政权。据统计,见于《魏书·帝纪》中从473年至534年,吐谷浑向北魏遣使次数多达五十六次,③有的时候一年就遣使几次,双方关系之密切程度可见一斑。与向南朝遣使献方物的性质类似,吐谷浑向北魏的遣使除了在政治上表示“臣属”之外,也是一种官方的贸易往来。官方的遣使贸易已然如此频繁,民间的贸易往来频繁程度可想而知。

其次,双方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和平友好的相处,与双方统治者均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出现的小摩擦能够互相妥协,没有酿成大的军事冲突有很大关系。如474至475年间,吐谷浑国内闹饥荒,曾寇扰北魏边境,北魏枹罕镇将杨钟葵致书拾寅责之,拾寅于是上表请求

北魏原谅,献文帝因拾寅“辞旨恳切”,予以谅解,“自是岁修朝贡”。北魏太和十五年(491),

孝文帝欲招伏连筹(拾寅之孙)入朝,伏连筹称疾拒绝觐见,并修洮阳、泥河城,置戍守之。北魏命枹罕镇将长孙百年攻拔洮阳、泥河二戍,并“俘获三千余人”。⑤后孝文帝悉还所俘,伏连筹即于次年遣世子贺虏头入朝北魏。这样,由于双方的妥协,有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也

①②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7页。 《魏书》卷7《高祖纪上》,第140页。 ③

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第38页。 ④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8页。 ⑤

《魏书》卷7《高祖纪下》,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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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

第三节 吐谷浑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关系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北方形成东、西魏分立的局面。535年,伏连筹子夸吕立。夸吕继续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东魏、北齐和好,多次遣使至梁和东魏朝贡。夸吕还与东魏进行和亲,借以巩固双方关系,共同对付西魏、北周;而对近邻西魏、北周政权,吐谷浑则经常攻掠其边境,西魏、北周也曾遣军进攻吐谷浑,双方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敌对状态。虽然吐谷浑在后期也曾向西魏称臣、遣使,但双方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

一 吐谷浑与东魏、北齐的密切往来

吐谷浑与东魏开始发生关系始于东魏孝静帝兴和年间,《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兴和中,齐神武(高欢)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

敬。”双方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统治者之间互相通婚,借和亲巩固联盟关系。《通鉴》卷158载:“是岁(540年),(吐谷浑)使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东魏武定三年(545年),夸吕遣使东魏,静帝纳其从妹为容华嫔,①夸吕向东魏请婚,东魏又以济南王元匡孙女为公主妻夸吕。②之后,吐谷浑常遣使东魏。550年,高欢次子高洋篡东魏政权,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十月,吐谷浑即遣使至北齐。吐谷浑与东魏、北齐的密切往来是建立在共同对抗西魏、北周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政治关系反映了吐谷浑的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灵活与成熟,但因西魏、北周的阻挠,双方后期的关系进行得十分艰难,遣使往来只能通过绕道柔然或穿过西魏、北周所控之地。

①②

《魏书》卷12《孝静帝纪》,第308页。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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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吐谷浑与西魏、北周的矛盾

吐谷浑与西魏、北周既有朝贡关系,也不时发生军事冲突。大统初,西魏丞相宇文泰遣使吐谷浑,意在制止吐谷浑对河西、陇右的寇掠,夸吕虽向西魏遣使并献能舞之马及牛羊等,“然寇抄不已,缘边多被其害”。①《北史·柳虬附桧传》和《周书·王子直传》中,分别记载了吐谷浑在大统八年(542年)和大统十四年(548年)攻掠西魏沿边的情况。后因西魏占据四川,置益州,切断了吐谷浑与南朝的交通,吐谷浑夸吕大俱,遂遣使向西魏称臣纳贡。北周取代西魏后,吐谷浑仍旧是一面向北周遣使朝贡,一面伺机攻掠北周边境。北周建德五年(576年),趁吐谷浑国内大乱,北周派兵西征吐谷浑,夸吕遁逃,578年,吐谷浑赵王他娄屯降北周,②吐谷浑对西魏“自是朝贡遂绝”。③

第四节 吐谷浑与南朝宋、齐、梁政权的往来

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起兵驱逐桓玄,代晋建刘宋,历史进入南北朝。吐谷浑国与南朝接触较早,和平往来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在政治上,吐谷浑政权自阿豺继位之初就向刘宋奉表称藩,这种和平友好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北魏分裂之后;经济上双方往来频繁,即使是与北魏的关系密切之后,吐谷浑与南朝在经济上的往来也没有中断,双方基本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一 多次接受南朝封号

①②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7页。 《周书》卷6《武帝纪下》,第105页。 ③

《周书》卷50《异域下》,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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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吐谷浑传》记载,阿豺观垫江(今白龙江)源,因感而发,说:“水尚知有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于是遣使通刘宋,刘宋即以“慕义可嘉,宜有宠任”,封阿豺“可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

自阿豺之后的几代吐谷浑王均多次接受南朝对自己的封号,遣使朝贡频繁。429年,慕璝嗣位不久即遣使刘宋,要求“更授章策”。次年,刘宋即以慕璝为“可督塞表诸军事、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陇西公”。432年,慕璝一面送赫连定至北魏,一面遣司马赵叙向刘宋朝献告捷,刘宋加封慕璝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①436年吐谷浑王慕璝卒,弟慕利延即位。仅两年,刘宋政权即拜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②452年慕利延卒,树洛干之子拾寅立,刘宋按惯例封拾寅为安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公元479年,刘宋政权为萧道成所夺,南齐建立。五月齐高帝萧道成进号拾寅为“骠骑大将军”,拾寅遣使贡献。③后拾寅死,南齐封嗣立的易度侯④为河南王,永明三年(485年)又“进号车骑大将军”。⑤

502年,南齐雍州刺史萧衍夺取政权建立梁朝。同年梁武帝萧衍进吐谷浑休留茂为“征西将军”。⑥

二 遣使、朝贡往来频繁

①②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2页。 《宋书》卷5《文帝纪》,第81页。 ③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4页。 ④

《魏书》作“度易侯”。 ⑤

《南齐书》卷59《河南传》,第1027页。 ⑥

《梁书·河南传》,“休留茂”,北朝史籍均作“伏连筹”,周伟洲先生考证,此二者为一人,详见周伟洲先生著《吐谷浑史》第五十七至五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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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向南朝遣使贡物次数之多实为罕见。现将史书有载之遣使朝贡列表如下: 公元

吐谷浑王在位系有关各国年号 年

423

阿豺七年

宋景平元年、北魏泰常八年、西秦阿豺向刘宋遣使称臣,建弘四年

宋少帝以阿豺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封浇河公

429

慕璝四年

宋元嘉六年、西秦永弘二年

慕璝向刘宋遣使贡方物

432

慕璝七年

宋元嘉九年、北魏延和元年

刘宋以慕璝为陇西王,慕璝遣使向刘宋朝贡

437

慕利延二年

宋元嘉十四年、北魏太延三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38

慕利延三年

宋元嘉十五年、北魏太延四年

刘宋以慕利延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吐谷浑遣使至刘宋献方物。

439

慕利延四年

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

刘宋改封慕利延为河南王。吐谷浑遣使到刘宋献方物

440

慕利延五年

宋元嘉十七年、北魏太延六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23史载遣使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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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慕利延六年

宋元嘉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吐谷浑遣使向刘宋朝

贡。

442

慕利延七年

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吐谷浑遣使向刘宋朝

450

慕利延十五年

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慕利延遣使刘宋,要求一年

从龙涸入宋境避难,并献方物。

451

慕利延十六年

宋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十吐谷浑遣使向刘宋献二年

455

拾寅四年

宋孝建二年、北魏兴光二年

方物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58

拾寅七年

宋大明二年、北魏太安四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61 468

拾寅十年 拾寅十七年

宋大明五年、北魏和平二年 宋泰始四年、北魏皇兴二年

吐谷浑向刘守献舞马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69

拾寅十八年

宋泰始五年、北魏皇兴三年

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73

拾寅二十二年

宋元徽元年、北魏延兴三年

是年五月、十二月,吐谷浑向刘宋遣使献方物

474

拾寅二十四年

宋元徽三年、北魏延兴五年

吐谷浑于闰二月、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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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至刘宋朝贡,刘宋进拾寅号为车骑大将军

479

拾寅二十八年

宋升明三年、北魏太和三年

刘宋进拾寅号为骠骑大将军,拾寅遣使朝献

481

拾寅三十年、度易南齐建元三年、北魏太和五年 侯一年

拾寅死。子度易侯立。南齐以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485

度易侯五年

南齐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

南齐进度易侯为车骑大将军,并遣丘冠先使吐谷浑

490

度易侯十年、伏连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 筹一年

度易侯死,子伏连筹立,南齐封之为秦、河二州刺史

502

伏连筹十三年

梁天监元年、北魏景明三年

梁进伏连筹号为征西将军

504

伏连筹十五年

梁天监三年、北魏正始元年

梁以伏连筹为镇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505

伏连筹十六年

梁天监四年、北魏正始二年

吐谷浑向梁朝献舞马

516

伏连筹二十七年 梁天监十五年、北魏熙平元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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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伏连筹二十年

梁天监十六年、北魏熙平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献方物

520 526 533

伏连筹三十一年 伏连筹三十七年 佛辅四年

梁普通元年、北魏正光元年 梁普通七年、北魏孝昌二年 梁中大通五年、北魏永熙二年

吐谷浑遣使至梁朝贡 吐谷浑遣使至梁朝贡 吐谷浑遣使至梁献方物

538

夸吕四年

梁大同四年、东魏元象元年、西魏吐谷浑向梁遣使献方大统四年

540

夸吕六年

梁大同六年、东魏兴和二年、西魏吐谷浑遣使至梁献马大统六年

及方物

注:本表参照周伟洲著《吐谷浑史》附录(一)吐谷浑大事年表

从表格中反映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吐谷浑与南朝宋、齐、梁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十分密切。遣使朝贡与献方物除了巩固双方的政治关系之外,变相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往来,因为朝贡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经济往来方式,即使在北魏分裂之后,吐谷浑仍然与梁朝进行着“朝贡献方物”这样的集政治经济意义于一身的交流,因此吐谷浑向南朝的遣使,除了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之外,还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

540年后,文献中再无吐谷浑向梁遣使的记载。据周伟洲先生推测,508年的侯景之乱使南方生产遭到破坏,平定战乱之后,梁朝内部诸王混战,不安定的政治环境使吐谷浑的遣使受到了限制;553年之后,梁朝益州为西魏尉迟迥所夺,基本阻断了吐谷浑入梁的交通,因此,在557年继梁而立的陈朝史籍中,我们见不到有关吐谷浑国的任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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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吐谷浑国在南北朝时期基本采取与南北政权和平相处的政策,同时接受南朝宋、齐、梁政权与北魏对自己的册封,对南北朝政权均称臣纳贡。在经历了十六国的大分裂时期和南北对峙时期,吐谷浑国还能够生存发展并迎来了立国以来最强盛的时期,这与吐谷浑统治者能够审时度势,灵活处理与各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从525年北魏爆发各民族起义至东西魏分裂的一段时间,吐谷浑基本上断绝了与北朝的关系,与此同时吐谷浑与南朝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发展着。但从541年后,史书中再未看到吐谷浑出使南朝的记录,反而在这12年中,吐谷浑与东魏、北齐又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政治关系改变,正是吐谷浑结合自身利益,适时调整对外政策的表现。吐谷浑统治者灵活、变通的外交策略,也保证了中西交通和南北联系的畅达,其所开辟占据的“青海道”在南北朝时期成为连通南北、联系中西的重要通道,不仅促进了吐谷浑国本身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及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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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吐谷浑政权与隋、唐中央王朝的关系

隋唐时朝是吐谷浑国逐渐衰落最终亡国的时期。南北朝末年,吐谷浑内讧,国内大乱,北周趁机攻伐吐谷浑国,军至伏俟城,吐谷浑王夸吕败走,北周军掳其众而返,吐谷浑遭到立国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国势渐衰。公元581年,杨坚建隋,589年平定南方陈朝,实现一统。隋唐时期的吐谷浑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十分复杂。在政治上,隋唐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吐谷浑国已开始走向衰落,从根本上已无力与中央王朝相抗衡,因此,隋、唐两代中央王朝都曾降服吐谷浑,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范围,使其臣服于己,另一方面,吐谷浑政权对中央王朝时叛时和,在示好称臣的同时又不断趁机寇扰边境,抢掠财物,这一特点在隋初、唐初尤为明显。在经济上,吐谷浑政权与隋、唐两代中央王朝均有比较密切的往来;在军事上,隋唐中央王朝都曾对吐谷浑大规模用兵,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和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之战是双方军事冲突的典型。综观吐谷浑国灭亡之前的整个隋唐时期,吐谷浑政权与中央王朝和少战多,冲突成为双方民族关系的主流。

第一节 吐谷浑与隋、唐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

吐谷浑政权在隋建国之初就不停地对其边境地区进行侵扰。在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前,双方时有战争。公元589年,隋灭陈,吐谷浑大惧,不敢再行寇边;加之隋文帝采取军事防御与政治安抚相结合的政策,有效缓和了民族矛盾,吐谷浑与隋王朝的关系遂趋于和平,双方友好共处;隋炀帝即位后,双方关系再次由和平友好转为战争相向;隋末大乱,吐谷浑王伏允复其故地,与新的中央王朝唐朝发生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唐廷对吐谷浑主要采取了采取和亲、册封、安抚、羁縻的怀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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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吐谷浑接受隋唐王朝册封

册封是隋唐王朝加强与吐谷浑政权关系的重要政治手段。所谓册,是册立新君,主要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谓封是封给唐朝官爵。①吐谷浑多次接受了隋唐王朝的册封。隋炀帝时,曾立吐谷浑质子顺为王,并封其为金紫光禄大夫。伏允死后,唐太宗册立顺为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封为西平郡王。顺被杀后,唐太宗派淮阳王李道明前往册立诺曷钵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封为河源郡王。此后其子孙均承袭这一汗号,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慕容复死,“其封袭遂绝。”

从接受册封的吐谷浑国内统治阶级人物来看,隋唐王朝对其册封的对象是有选择的。例如慕容顺,是吐谷浑王伏允与隋光化公主所生之子,长期在隋,浸染中原文明,熟悉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唐太宗册立其为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也是希望他能忠诚于唐王朝,以利于唐在吐谷浑的统治;吐谷浑诺曷钵与唐弘化公主和亲,无疑也与唐为密切与吐谷浑的关系借以阻挡吐蕃东进有关。

二 和亲

所谓“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

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这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

吐谷浑也不例外。隋唐两代中央政权均与吐谷浑进行过和亲。比较典型的是吐谷浑世伏与光化公主(开皇十六年出嫁)、吐谷浑诺曷钵与弘化公主(贞观十四年二月出嫁)、诺曷钵之子苏度摸末与金城县主(永徽三年出嫁)、闼卢摸末与金明县主(龙朔三年出嫁)等。除此之

①②

崔明德先生《隋唐民族关系探索》第129页。 崔明德先生《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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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根据对出土墓志的研究分析,在唐代,吐谷浑王族中很多成员都与唐宗室女或外戚女或望族女有姻亲关系。这足以说明吐谷浑王族在唐廷的地位尊宠。

吐谷浑政权与隋唐王朝的和亲,一方面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开皇十六年(596),隋文帝决定将宗室女光化公主嫁与吐谷浑王世伏,到开皇十七年,吐谷浑国内大乱,国人杀世伏,世伏弟伏允继位。伏允上表请按吐谷浑“兄死妻嫂”的风俗尚光化公主,文帝许之。自此之后,“朝贡岁至”,双方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贞观十四年(640)二月,唐太宗令宗室女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王诺曷钵,令淮阳郡王李道明和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持节送亲。诺曷钵继位后,吐谷浑国内“大臣争权,国中大乱,”

虽有唐朝的援兵支持,但诺曷钵心里仍不踏实,于是便“入朝请婚”。②唐太宗欣然答应。

高宗即位后,又先后将金城县主和金明县主许给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的两个儿子苏度摸末、闼卢摸末。很显然,吐谷浑诺曷钵政权是由唐王朝一手扶植,其目的也是为了使唐朝与吐蕃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地带,唐王朝通过和亲笼络吐谷浑,使其作为自己阻挡吐蕃东进屏障,是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意义的。

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和亲并非全部带有政治色彩。如唐高宗将金城县主与金明县主分别嫁给诺曷钵的长子苏度摸末和次子闼卢摸末主要是帮助他们建立家庭;另外由于出嫁吐谷浑的和亲公主生活很不稳定,因此和亲在双方的经济交流方面贡献不是特别明显。如弘化公主先因吐谷浑宣王图谋叛乱而逃到鄯善城,后因吐蕃的攻占逃到凉州,然后因唐军在大非川败于吐蕃而转到鄯州浩亹水之南,最后才定居于灵州;金城县主与金明县主也同样遭受奔凉州、转鄯州及迁灵州之苦。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看到,和亲加强了吐谷浑与唐朝的联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①②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0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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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抚

唐王朝对吐谷浑的安抚政策主要体现在助其平乱之后。635年,吐谷浑慕容顺为其部下所杀,子诺曷钵立,由于诺曷钵年幼,国中大乱。吐谷浑宣王阴谋叛乱,唐太宗命大将侯君

集援之。叛乱平息后,唐太宗曾命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持节抚慰,“其众乃安”。这

实际上表明吐谷浑内部已经出现分裂,即以诺曷钵为首的一派已经完全依附于唐朝,除此之外,还有以宣王为首的反唐派。

四 设置羁縻府州

隋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一方面在政治上表明羁縻府州是中央的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保持少数民族的原有部落,用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并让他们享受优惠的经济待遇。

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后,曾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并以留质在长安的伏允子慕容顺为吐谷浑王,以降附的吐谷浑大宝王尼洛周为辅,将他们送出玉门,令统吐谷浑余众。虽然最终未果,但也反映了中央王朝对吐谷浑打算羁縻的统治方式。

唐太宗初期,有许多原本臣属于吐谷浑的党项部落纷纷转附于唐朝,唐在党项居地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这种招抚安置的分化政策,对吐谷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通过唐王朝在政治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吐谷浑实际成为唐的附属国,双方的关系更为紧密。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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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吐谷浑与隋唐王朝的经济往来

吐谷浑与隋唐王朝进行经济交往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朝贡及互市贸易。

一 朝贡及和亲的经济作用

由于吐谷浑和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因此,吐谷浑对隋唐的朝贡还是比较频繁的,尤其是在与隋唐建立和亲关系之后,随着朝贡的次数渐增,双方的贸易关系也随之得到发展。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吐谷浑诺曷钵至京师,迎公主,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之。翌年二月,太宗遣左骁卫将军慕容宝持节、淮阳王李道明送公主至吐谷浑。①弘化公主是第一个嫁与吐谷浑王室慕容氏的公主,其虽非太宗生女,但史言太宗“资送甚厚”。

二 互市贸易

吐谷浑与隋、唐都曾有过长期的互市关系。唐初武德年间,双方约定以承风岭(今青海贵德县黄河以北)为互市地点,双方贡使不绝。武德八年初,唐遣李安远使吐谷浑,“与敦和好”,吐谷浑伏允请求在边界附近与唐互市,唐朝慨然同意,据《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条记:“武德八年,吐谷浑款承风戍各请互市,并许之”。《唐会要》卷94所记:“(武德)八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吐谷浑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其饲养的青海骢十分著名,隋唐以丝织品、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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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等与吐谷浑交换马匹。这些经济往来对双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内地经战乱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缺乏耕牛等生产资料,与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吐谷浑进行互市贸易,换取大量的牛马牲畜,对恢复生产有极大的作用,吐谷浑也可以通过互市获取所需,对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第三节 吐谷浑与隋、唐王朝的军事关系

一 隋初、唐初屡寇边境

581年,隋朝建立,此时正是吐谷浑王夸吕执政后期。夸吕在北周时就“数为边寇” ①,当时隋王朝面临北方突厥压境,南方陈朝未灭的局势,就给吐谷浑侵扰隋边以有利时机,根据史书记载,吐谷浑在开皇元年至开皇三年曾多次侵隋

边境,史载:“其主吕夸…及开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旷人梗,因而废之”。②同年八月,派行军元帅乐安郡公元谐率兵击吐谷浑并大败吐谷浑。开皇二年(582年),吐谷浑复寇隋边,“西方多被其害”,开皇三年(583年)四月,吐谷浑再寇隋边,先后侵扰临洮和廓州,隋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于战阵;同年六月,隋行军总管梁远在尔汗山打败吐谷浑。开皇四年(584年)四月,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征发五州军队合击吐谷浑,经过两旬战斗,取得了“杀男女万余口”③的战绩。 对于吐谷浑每每对隋朝边境的侵扰,隋文帝都予以回击。直至隋朝于589年平陈,吐谷浑夸吕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④

隋文帝对吐谷浑屡寇边境,坚持“守御”政策,予以适当回击。隋文帝对吐谷浑的“守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吐谷浑屡寇边境,隋文帝只做自卫反击,没有主动发动

①②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2页。 同上。 ③

《资治通鉴》卷176,第5473页。 ④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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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消灭吐谷浑政权;二是主要对吐谷浑政权实行“以德服人”的教化政策,体现了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从侧面反映了隋文帝稳妥有节制地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隋开皇元年,吐谷浑寇掠隋弘州(今甘肃临潭西)、凉州。隋文帝以弘州地旷人梗、废弘州置,并于十一月遣行军元帅乐安郡公元谐率贺娄子干、郭竣等数万击吐谷浑,但从隋文帝所颁布的敕令看,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开疆拓土、欺凌弱小的性质,敕文云:“公受朝贺,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藜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①但吐谷浑在开皇二年复寇隋边,“西方多被其害”,文帝令凉州刺史贺娄子干发五州兵马入其境予以打击,并加强自身的防御力量,“于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戌连接,烽侯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②但这样的防御措施并未解除边患。开皇三年(583年),吐谷浑再寇隋边,所掠州县极多,人民深受其害,文帝遣兵击却之。隋文帝初期,吐谷浑对隋朝边境多次寇扰,隋文帝在处理与吐谷浑的关系时,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从侧面反映出吐谷浑的衰落及隋文帝稳妥的民族关系政策。

二 隋炀帝西征吐谷浑 1、原因

隋文帝西征吐谷浑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条件来讲,隋初北有突厥,南有 陈朝,隋王朝分身乏术,一时无暇顾及吐谷浑及西域的状况,至隋炀帝时;国内安定,经济实力雄厚,有条件进行西征;从主观方面来讲,隋炀帝志在经营西域,大业初,隋炀帝就重用裴矩积极经营西域,试图扩大与西域的贸易往来,而吐谷浑处于中原与西域交通要道,征讨其地势在必行;加上隋炀帝本人也好大喜功,自恃强大,具有对外征服的野心,渴望积极开疆拓土来征服周边民族。于是在隋大业五年(609)初就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

①②

《隋书》卷40《元谐传》,第1171页。 《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第1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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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

2、影响

经过隋炀帝的西征,吐谷浑国几乎名存实亡。吐谷浑可汗伏允客居党项。从隋炀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掠夺政策来看,这次战争使得吐谷浑的百姓饱受苦难,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战争结束后,隋炀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此四郡的设置,标志着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在隋大业五年以后,正式为统一的中央政权管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此次征战统一了青海大部分地区,扫清了中西交通障碍,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西方的交流和国内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之战

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唐对吐谷浑屡寇边境、为臣不尊等积攒矛盾的总爆发。

1、屡寇边境。吐谷浑的北邻、东邻即隋唐王朝,在双方相邻之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这必然引起逐渐衰落的吐谷浑的贪欲。因此,吐谷浑在唐初多次向河州、洮州、岷州、松州、兰州等地发起进攻,企图通过战争,从唐王朝得到更多的实惠。

2、缺乏诚意。吐谷浑王伏允甚至以求婚试探唐王朝对其态度。唐太宗即位后,吐谷浑王伏允“大掠鄯州而去”①遭到了唐太宗的严厉谴责。为了试探唐王朝对其态度,伏允便为其子求婚,唐太宗表示同意,但“责其亲迎以羁縻之。②尊王装病,不肯入朝,唐太宗宣布绝婚,并派中郎将康处直“喻以祸福”。③伏允由此判断唐不会对吐谷浑大规模用兵,于是便派兵侵扰兰、廓二州。由此可见双方在唐初的芥蒂之深。

①②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298页。 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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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经营西域的战略要求。贞观八年,唐朝除西域及青海等地外,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扫除中西陆路交通障碍,积极经营西域,成为唐王朝的一个国策。

因此,据有青海及鄯善、且末,阻断唐与西域交通的吐谷浑这一次成为唐王朝的讨伐对象。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拘行人赵德楷,太宗遣使者十余返,伏允仍不放人,这一事件成为唐对吐谷浑之战的导火线。太宗下《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之罪行,兵分三路发动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其规模超过以前北魏、北周及隋对吐谷浑的战争。

吐谷浑自隋大业五年后衰落,伏允年老昏聩,天柱王专权,势力衰弱;党项对唐的归附也使吐谷浑受到重大打击,因此不论从自身实力还是外部因素上看,吐谷浑的战败是必然的。

4、影响。唐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在唐浑关系上意义重大,唐军的胜利使吐谷浑基本瓦解,在与吐蕃的斗争中只能依靠唐朝而存在;同时,唐朝也借此确立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地位,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扶植了吐谷浑诺曷钵政权作为防御吐蕃东进的屏障。唐战胜吐谷浑后,没有将其灭国,而是列其地为郡县,保存了吐谷浑的王统和制度,实际吐谷浑已成为唐的藩属。贞观九年十二月,唐遣侯君集平定吐谷浑动乱后,吐谷浑国内渐趋稳定。次年三月,燕王诺曷钵请颁唐历,奉唐年号,并遣子弟入侍。①唐太宗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使之统治吐谷浑。

《册府元龟》卷997外臣部,降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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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

一 吐蕃的崛起

公元七世纪初,当吐谷浑国逐渐走向衰落之时,在西北,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正在兴起。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于唐贞观三年即位,先后降服塔布、工布、娘布、羊同、苏毗、香雄等部,统一了西藏地区,北面直接与吐谷浑国相邻。松赞干布是强盛吐蕃国的创始者。吐蕃的兴起、扩张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演变尤其是唐浑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旧唐书》史评云:“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蚕食邻国,鹰扬汉疆。”①

二 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

早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谷浑国就与吐蕃王朝有往来。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高宗曾向吐蕃使臣指责吐蕃侵并吐谷浑事,言“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吐谷浑与吐蕃之间是有姻亲关系的。

随着吐蕃日益强大,吐谷浑逐渐衰落,双方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从吐蕃方面来讲,作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奴隶制政权,兼并弱小、对外扩张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之相邻的弱国吐谷浑自然而然的成为吐蕃攻击的对象;而从吐谷浑方面来讲,吐谷浑应该是十分不愿意接受吐蕃的崛起,因为这势必影响到自己在西北地区的地位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吐谷浑与吐蕃曾有冲突发生, 但由于唐朝的介入,双方在松赞干布当政时期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因此,吐谷浑与吐蕃自始至终是敌对的关系,即使有短暂的和平期,也是双方考虑到唐王朝介入的关系而不得已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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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第5267页。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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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唐先后击灭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声威远播。他们纷纷向唐朝请婚,企图借唐朝的声威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地位。吐蕃基于同样的考虑也向唐提出请婚,但唐太宗只答应以弘化公主许诺曷钵,对吐蕃的请婚予以婉言谢绝。吐蕃使者返国后,对松赞干布将讲:“天子(太宗)待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乎!”

松赞干布听后,遂迁怒于吐谷浑,发兵击之。《新唐书·吐蕃传上》云:“弄赞(松赞干布)

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资畜。”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掌握在大论禄东赞手中,吐蕃开始向四周扩张,与唐和好的国策发生转变,首当其冲的就是吐蕃的北邻吐谷浑。显庆元年(656年)后,吐蕃频击吐谷浑,史载禄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吐蕃利用吐谷浑政权内部亲唐派与反唐派的矛盾,积极扶植亲蕃势力,使吐谷浑国内的反唐派倒向吐蕃,双方的矛盾演变为亲唐派与亲蕃派的争斗,这为吐谷浑国的分裂和王国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相禄东赞率军进攻吐谷浑,双方均遣使至唐,请兵援助,唐高宗“皆不许之”。②吐谷浑实力远远弱于吐蕃,加上吐谷浑内部亲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尽言吐谷浑虚实,使得吐蕃大军顺利击溃吐谷浑,诺曷钵及弘化公主逃至唐凉州境内。至此吐谷浑国领土均为吐蕃所占,吐谷浑国彻底灭亡。《旧唐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

吐蕃占领今青海地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南部分地区,直接威胁唐朝对西域以及河西、陇右地区的统治。唐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打算帮助吐谷浑复国,使之为其屏障。乾封元年(666)五月,唐朝封诺曷钵为青海王,表现出唐朝使诺曷钵重返青海为王的决心,并积极备战,准备与吐蕃一决雌雄。结果在决定性的大非川一战中,唐军为吐蕃所败,唐朝以武力帮助吐谷浑复国的希望破灭。从此,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体,分别归吐蕃、唐朝统治,散居

①②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3页。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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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吐谷浑国被灭之后,吐蕃对自己所辖下的吐谷浑故地进行统治,这一部分吐谷浑人逐渐融入吐蕃,成为今天藏族的一部分。

三 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的原因分析

从吐谷浑方面来说,与新兴的奴隶制政权吐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吐谷浑国的 全面衰落。1、政局不稳。吐谷浑国内自夸吕晚年开始就政局不稳,从夸吕频频废太子到统治阶层对权利的争夺,我们可以看出吐谷浑内部已经显露出危机;2、幼主新立,自身实力弱,依靠依附唐朝而存在;3、统治集团分裂是导致吐谷浑亡国的直接因素。

从吐蕃方面来说,作为新兴的奴隶制政权,对外扩张是其必然选择的发展道路,征服吐谷浑只是时机问题。吐蕃之所以能够征服吐谷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领导者的能力。吐蕃的国政掌控在大相禄东赞及其几个儿子的手中,史载“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禄东赞的几个儿子中也不乏英勇善战者;其次,正确的外交政策。吐蕃采取了远交突厥唐朝的外交策略,在军事上孤立吐谷浑;其三,离间吐谷浑的统治集团,积极扶植亲蕃势力。吐蕃趁吐谷浑幼主新立,国内不稳,积极扶植亲蕃势力。吐谷浑宣王曾发动政变,企图挟持吐谷浑王诺曷钵投奔吐蕃就是很好的例证;吐蕃之所以能很快灭掉吐谷浑国,也是由于吐谷浑内部的亲蕃派代表素和贵叛逃吐蕃,“尽告虚实”造成的。由此看来,在唐朝不介入的情况下,吐谷浑国被灭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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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研究吐谷浑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全面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而且对于系统研究某段时期内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具有典型意义,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各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中的贡献。

吐谷浑政权诞生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所经历的第一次大分裂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吐谷浑政权在乱世不但完成了政权的建立,而且在处理与南北朝主要政权间的关系时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使政权得以巩固并达到强盛。吐谷浑政权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成为中西交流和南北交往的重要枢纽,形成了著名的“青海路”;而青海路的开辟与繁荣也为吐谷浑政权的强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吐谷浑政权在隋唐时期逐渐衰落,最终为吐蕃所灭。由于吐谷浑政权在这一时期没有正确判断周边形势,与隋唐王朝战多和少,实力大降;加之强邻吐蕃的兴起,本已衰落的吐谷浑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以吐谷浑王诺曷钵为代表的一派逐渐沦为唐朝的附属,依附唐朝而存在,成为唐王朝阻挡吐蕃东进的屏障;以大臣素和贵为首的“亲蕃派”则逐渐融入吐蕃。随着唐王朝在大非川一役中败于吐蕃,吐谷浑依靠唐朝复国的希望破灭,立国长达三个半世纪的的吐谷浑国最终灭亡。

吐谷浑在西北地区建国,为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做出了贡献,为隋唐王朝实现大一统打下基础;吐谷浑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民族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以及与中原地区的融合,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吐谷浑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尽管本人已经作了很大努力,搜集了很多

材料,也做了一些梳理和分析工作,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探索,如吐谷浑政权与柔然、东突厥之间的具体往来内容;吐谷浑民族关系的变化对周边民族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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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政权在亡国之前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有待于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以弥补这一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族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本篇论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几个比较典型的方面进行了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吐谷浑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仅限于此,有关其民族关系的其他方面,如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本文只是有涉及但不深入,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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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在烟台大学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去的三年,有太多值得我珍藏一生的回忆,点点滴滴的过往,汇聚成我对母校、恩师及同窗无限的感激之情。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崔明德先生。崔老师高尚的人品、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宽容、豁达的为人处事观,令我深深的敬佩。能够师从崔老师做学问,是我一生至感荣幸之事。三年来,崔老师虽然工作繁忙,却仍不忘在百忙之中指点我们的学习,关心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我的论文写作,崔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最初的选题、论文框架的构建到资料的搜集、论文整体的修改以及最终的定稿,无不留下了崔老师悉心指导的痕迹。在此,学生特向恩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同样深深感谢中国学术研究所的江林昌教授。从江老师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朴实但绝对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精神。江老师关心我、鼓励我,让我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江老师渊博的学识、认真的治学态度、坚定的学术追求深深感染着我,感染着我们每一届从研究所走出去的兄弟姐妹。为了我们能够安心的学习,江老师竭尽所能为我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此,学生谨向江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深深感谢我的班主任孙进老师。孙老师平易近人,亦师亦友。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孙老师都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老师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鼓励我、帮助我。感谢图书馆的时老师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我的各位任课老师:博物馆的王锡平、王富强馆长,中国学术研究所的张琨、马兴等老师,各位老师使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在这里致以真诚的感谢。

感谢已经离开烟大的师哥师姐,我的同窗和尚在求学的师弟师妹,你们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我关心和帮助,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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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愿我敬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窗有缘,友谊长远。愿我亲爱的朋友们前程似锦,无限辉煌!

刘楠楠 2011年3月

46吐谷浑民族关系探析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刘楠楠烟台大学

引用本文格式:刘楠楠 吐谷浑民族关系探析[学位论文]硕士 2011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姓名:龚明娟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指导教师:张世保

2011-05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 要

张奚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谱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自身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历程与立场转变都值得深入研究。张奚若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又留学英美,他深受西方政治思想浸染,尤其推崇卢梭和拉斯基的政治理论,并在学成回国后一直以积极入世的态度传播西学中的民主自由的思想精髓。张奚若以教育为业,学术研究注重系统阐述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力求正本清源。同时,他也密切关注时事,一方面极力号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另一方面始终坚持民主政治,尤其是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他一再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

张奚若在建国前完成了由自由主义向人民民主的思想转向,这是他个人的一次理性选择,也与同时期的许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区别。因此关于张奚若政治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而言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质上,张奚若的思想转向是他个人内在的政治思想与外在的政治环境相适应的结果,那么他在学术研究中所表述的对民主政治的崇高追求,以及现实社会中对经济平等和民族独立的迫切需求促成了他以积极自主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立场的变化。

本文以建构张奚若的政治思想体系为宗旨,从主权、自由、民主三方面入手系统阐述其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自身特点,尤其注重他对卢梭和拉斯基的思想认识和接受程度。并以张奚若个人思想转向的原因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问题,试图在深入理解他的政治思想的同时明确他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力求更好的挖掘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张奚若;政治思想;主权;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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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igur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China, Zhang Xiruo, whose ideological cours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inking deserve a thorough study. He have threw oneself into Xinhai Revolution in his early life, and then studied oversea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Affected by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deeply, Zhang had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Rousseau and Lasiki. When he came back to motherland, he disseminated freedom and democracy which have been fluency in western political ideology.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Zhang devoted himself to the education and took it as a career for life. Meanwhile, he attache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in order to trace it back to the source. At the same time, he kept a close attention on current affairs, trying to call on the people to maintain the sovereignty of their own land; in another way, he insisted persistently on the idea of democratic politics, emphasizing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democracy in debate about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Zhang Xiruo completed his transformation in thinking from Liberalism to People's Democrac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rational for him to have such a choice, which differentiates him from other Chinese liberalism intellectuals in the same period. So the research of Zhang's political thought also possess typ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ide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iberalism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times. In ess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ang resulted from an adaption of his internal political thought to ex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what he expressed about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demand for economic equality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in his academic research accelerat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tand in an active way.

This essay aims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Zhang Xiruo's political though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ree aspects like sovereignty,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particularl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gree of his 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houghts of Rousseau and Laski.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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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aper,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inking of Zhang Xiruo has taken as the sequence of thought that goes throughout the full text, making an attempt to clearify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practice, so as to excavate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Zhang Xiruo; Political thought; Sovereignty; Liberalism; Democracy

III

中南民族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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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南民族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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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研究意义

张奚若的思想此前一直不为学界所重视,客观上文献资料的稀少是一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没有认识到其思想的重要价值。张奚若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以个人为主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卢梭和拉斯基的政治思想批判性的接纳,以及对共产主义态度的转变直至到主动接受人民民主的思想的历程,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将张奚若置于近代学人这一群体之中,考察一代学者对于时局的思考和看法,在看到这些学者身上的共通之处之外,更能看到张奚若个人不同的思想理念。在大部分学者都以工具论的态度面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时候,张奚若始终坚持追根溯源,从学理的角度传播西方民主理论的精髓,坚持广泛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同时对时局又有着深刻的现实认识,并积极投入到参政议政的活动中。这种看似相区分的两方面在张奚若的思想体系中融合成为统一的整体。

西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的历程也是中国学人自身现代化历程的一个体现。探讨卢梭和拉斯基对于张奚若的影响,能够看到西学在中国的渐变和中国学人自身的发展。张奚若本人早年的革命经历和他在美国所经过的系统的政治学学习使得他对于西学的态度更加理性化。面对西学,他持一种研究性学习的态度,避免从功利的角度来急于应用西方理论,这与其他学者不同,是从更加学术的角度传播西学。这种理性的态度有别于五四时期普遍存在的要求变革的风气,他本人也表示过对五四时期一味求新求变的担忧。可见,张奚若始终坚持通过自身的理论认知做出价值判断。那么在确立这一理性的基调的基础上,再来探讨张奚若对于西学,尤其是对卢梭和拉斯基的政治思想的接受程度和批评意见,可以更好的理解其本人的思想。

张奚若个人在政治历程上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从自由主义向人民民主的转向。他的个人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发展的不同道路,并且他的思想转向不单单是与现实政治环境相适应的结果,更是一次自觉自愿的选择。这样的特点就使得张奚若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有着更为丰

1

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富的政治思想内涵。以他作为研究个案,也能够带给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学者的思想历程发展的不同思考,从而完善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选择这一问题的研究。

在张奚若自身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关于政治的思考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既是他个人学术选择的结果,也是他渴望改善现实政治环境的迫切要求所决定的。因此本文选取张奚若的政治思想作为研究主题,从主权、自由、民主三方面来具体探讨他自身在这三方面问题上的认识。在探讨他对于西方政治理论的借鉴和批判的同时也从文献的细枝末节处入手寻求他个人在政治问题上的判断。

思想史的研究容易陷入文本堆砌的误区,面对思想家浩如烟海的著作文献,研究者很容易出现只知细枝末节不知微言大义的谬误。而面对张奚若的思想研究则是另一种挑战,其著作数量极少,单单从文献的角度不足以深刻认识其思想,在搜集其散落的文献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寻求一种不完全依赖文献的研究方法。结合旁人记述和其自身的社会活动,与其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以求同情之了解,得以更加接近张奚若本人的思想真意。所以本文这一选题,也试图从研究方法上加以创新。

二、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张奚若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少,还没有一本研究性的学术专著。可见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回忆录和概述,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对于张奚若的学术思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其本人的著作较少,导致研究资料的缺乏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

为纪念张奚若诞辰一百周年,由清华大学孙敦恒主编的《张奚若文集》是研究张奚若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书中收录了张奚若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大量的时事评议文章以及书信记录,还包括早年出版过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书。书中还有众多友人对于张奚若的回忆记述,并单列一文对其生平事略加以梳理,提供了许多关于张奚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但该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很不齐全,出于历史原因,张奚若的许多文章未被收入文集。其中包括在“仇友赤白”的论战中他所写的反对苏俄的文章,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坚持民主的文章,以及对于拉斯基的学术评价。因此要全面深刻的理解张奚若的思想,就有必要对未收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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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的资料加以整理。这些文章集中发表于20世纪2、30年代的报刊杂志上,例如《独立评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国闻周报》等等,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

国内最早针对张奚若思想加以学术研究的是王元化先生在其文集《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收入的《张奚若谈卢梭》一文,该文对张奚若的政治思想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文中指出张奚若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卢梭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坚持把自身的判断限制在个案的范围以内,避免做出过度的引申。并且张奚若也明确表示过对卢梭的政治理论的缺陷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认识,因此王元化认为张奚若不可能像以往学界认为的大力赞美卢梭的国家学说。陈哲夫主编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中专门谈到张奚若的政治思想,重点提到爱国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思想三个方面,并结合他的个人生平和政治立场,内容比较全面但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张奚若作为一个案归纳进去,思想深度方面有所欠缺。孙宏云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一书中多处提到张奚若,并专设一节谈到张奚若的学术论文的启蒙意义,将他的政治思想置于清华政治学系的学术背景下,格外强调其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从“大处着眼”1的特点。孙宏云指出张奚若的每篇学术论文都从问题本身入手追根溯源,特别着重于思想本身的历史演变,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这就使得张奚若的政治思想研究“既非单纯的理论抽象,亦非具体的史实拼接,既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又有深入精细的雅致”2。另外关于张奚若的生平事迹研究,《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七卷中收有黄中岩所写的《张奚若》,何兆武的《上学记》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专门谈到对张奚若的回忆。金岳霖作为张奚若的老友撰写了《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一文,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珍贵材料。端木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曾经与张奚若有过师生情谊,在其文《忆张奚若教授》中写到张奚若为人师表的一面。

近两年已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以张奚若研究为题,戈洪伟的《音容宛在—张奚若的生平与思想》,以张奚若的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辅以其各时期思想变化。并以张奚若之子张文朴的口述史料为据,更正了一些过去张奚若研究中的谬误之处。但该文如作者自己所言并不是思想史的研究,因此在研究方法和思想深度上

12

 孙敦恒:《张奚若先生生平事略》,《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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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都还有加以精进的地方。高怀举的《张奚若思想研究(1919-1949)》以张奚若从自由主义向人民民主的转变为主要立意,探讨了其自由主义思想的特色和其思想转变的内在原因。但这一论文以自由主义为切入点,并没有全面涉及张奚若的政治思想理论的建构,而且在对张奚若的政治转向的问题上还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处。

三、本文结构与创新之处

张奚若在谈到思想史研究时曾提出“治思想史者,须知一种思想在人类历史上若何关系。不然,即深熟各家学术之细目,未免以小遗大,仅知一种思想有理论的系统,而不知其又有事实的关系。”3诚如其言,思想史研究容易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忽视思想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价值,进入文本却难以脱离文本从而深化研究。因此本文在对张奚若的各种文献加以整理归纳的同时,更要注重其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契合。张奚若本人所作的文章大致可分为学术论文和时事评议两类,前者以西方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与当时的大事要闻紧密相关。本文从他自身的政治思想入手,着重分析其政治思想的西学渊源和独立性,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他的政治思想在实际政治行为中的指导意义,从而更好的把握他的内容。

本文同样也要对张奚若的思想加以适当评价,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张奚若本人也有论述,“批评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设身处地,拿当时的各种标准和事实—如智识标准,道德标准,理想的范围,意识的限制,习惯的拘束等—去批评他们。这是一种相对的方法。用这样方法所得的结论比较的合于客观事实,比较的科学点。第二种是拿现代的标准或观念去衡量古人。合乎此者谓之是,异乎此者谓之非。这是一种绝对的方法,用这样方法所得的结论容易使现代的人称赞,满足,但是常常与当时的实际事实相去太远。”4尽力将历史人物还原到其时代背景中,是对其应有的尊重。但是完全摒除任何现代的理论和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也是不可能的,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且新的标准往往会使研究有创新之处。所以在注重时代背景的同时,也不妨考察张奚若的思想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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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自然法观念之演进》,《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8-99页。  张熙若:《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社会科学》1936年第2卷第3期,第601页。此文是张奚若就拉斯基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书所作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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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奚若政治思想的形成

一、生平活动与思想历程

(一)求学与革命 

张奚若(1889-1973),陕西朝邑人,字熙若,自号耘5,最初在家乡的私塾读书,后离开朝邑县城来到三原,就读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这一新式学堂,与吴宓同班。宏道学堂中很多教师是归国留日学生,因此学堂的风气十分开化,张奚若在这里读到了中国同盟会主办的《民报》和陕西留日学生创办的《夏生》6,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同时学堂中也有部分日籍教师,其中谢华宽功和池知春晓两位日本教授教课不称职且殴打工友,甚至“经常穿着日本军服”7,这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而张奚若也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召唤下,与同学组织起来一同斗争,要求解除两位日籍教师的聘约。最后张奚若本人也因这一次斗争活动被学堂退学,从而离开陕西,来到上海。

1908年来到上海后,张奚若经人介绍就读于上海理化专修学堂,并且结识了此时在中国公学半工半读的胡适,还在胡适那里补习过英文。应该说这是张奚若与胡适两人交往的起点。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奚若经陕西籍革命志士于右任、杨西堂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正式从事革命活动。

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张奚若在理念上与握有革命主导权的哥老会相去甚远,他寄希望于黄兴、黎元洪来统一革命,辗转前往汉口,途中被清军抓获关押,革命军到达后才被释放。张奚若曾经对革命抱有很大期望,试图去南京参加到民国政府中,但政府的现状令他失望。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张奚若写道:“因此除了赶走满人,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

 对于张奚若的名字有几种说法,《张奚若文集》中收录的孙敦恒所编写的《张奚若先生事略》中写为“字熙若,自号耘”,《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收录的黄中岩所编写的《张奚若》中记录为“原名张耘,又名侠云、亦农、号熙若,后改奚若”,在张奚若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忠诚为国 毕生奋斗-纪念张奚若先生》一文中写道“原名耘,字亦农,号熙若,后改奚若”,硕士论文《音容宛在-张奚若的生平与思想》一文根据张奚若之子张文朴的口述,指出张奚若最早起名张志明,字熙若。本文出于行文考虑,通篇采用张奚若这一普遍接受的姓名。 6

 黄中岩:《张奚若》,《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80页。 7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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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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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就能看到张奚若本人对于政治变革的实质性有着

极高要求,这一点在他其后所参与的政治讨论中也得到充分彰显。张奚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不顾路途遥远和经济拮据,特意回去原籍陕西朝邑参加选举投票,做了“为尽公民义务不远千里而来投票的傻子”9,这也可见他心目中对于民主政治一贯的坚持和崇高认同。

1913年张奚若前往美国留学,学习一年英文后于1914年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10,后来张奚若在回忆中谈到他曾受到孙中山主办的铁道协会的影响想要学习土木工程,由于对数学没有兴趣转而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不仅受到美国文化和哥大学术氛围的影响,也结识了一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胡适、任鸿隽、赵元任、金岳霖等。于是在读书学习的同时,张奚若也经常和学人们一起讨论时事政治。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张奚若对俄国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认为“即使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11而对于兴起的新潮思想,张奚若则持审慎的态度,并委婉的指出这些新思想的人是“一知半解的维新家”,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12。

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张奚若与妻子一同开始在欧洲留学。对于这次留学欧洲的起源,有学者指出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比雅德辞职后邀请了三位英国学者前来讲学,这次讲学使张奚若开始憧憬欧洲的学术,而这三位教授中就有后来对张奚若影响很大的拉斯基13。张奚若在欧洲各国期间并没有正式注册学习的记录,是以广泛而自由的形式在各地学习考察。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当时人在巴黎的张奚若参加到留法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中,要求和会撤销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的议案。而与当时国内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论调相比,张奚若在战后对于局势的态度更加忧心忡忡,同时对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威尔逊的公约理论表示赞赏。

(二)学术研究与参政议政

1925年由于《努力》的复刊,张奚若在胡适等人的邀请下回国准备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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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  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7页。 10

 戈洪伟:《音容宛在-张奚若的生平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11

 张奚若:《致胡适》,《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12

 张奚若:《致胡适》,《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页。 13

 戈洪伟:《音容宛在-张奚若的生平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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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次人生选择,早在1920年张奚若就在信中提到不愿一直留在校园,想要“用全副精神去办两种杂志,一谈普通政治,一谈专门学术”14,可见张奚若本人一直希望更多的投入到社会活动中,不安于只是做一个教书先生。然而张奚若回国后并没有与《努力》达成一致,最终没有实现办报的愿望。于是他开始借由《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来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特别是在《晨报副刊》上与陈启修展开的关于“仇友赤白”的论战,使得张奚若站在了评论界的风口浪尖。

在积极发表文章的同时,张奚若也尝试着踏入仕途。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张奚若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但由于对于实际工作效果的失望,在蔡元培请辞之后张奚若也离开了大学院,开始在大学授课。

在中央大学短暂的工作之后,1929年张奚若进入清华大学在政治系授课。此后张奚若接连发表了几篇极为重要的学术论文,包括《自然法观念之演进》、《卢梭与人权》、《十六世纪政治思想史》、《十八世纪法国自由思想》、《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政治组织之理论与形式》。同时他也继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许多时事评议性的文章,对国内外形势给予独到的见解。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投入到“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坚定地为民主制度摇旗呐喊。

随着中日局势的恶化,张奚若不单单在报刊上以言论政,而是更多的与国民政府直接对话。1933年3月13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刊登了由张奚若、冯友兰等人起草的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电文中要求国民政府严肃纲纪以挽回人心15。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教授会推举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萧公权等七人起草电报,发表通电《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宣言》,指责“张

16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清华教授陈岱孙、张奚若、陈之迈等受邀参加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就当前国内形势进行商讨。之后不久北大清华开始了迁校事宜,9月教育部在长沙设立临时学校,后迁往昆明,正式成立西南联大。而张奚若一家也随着学校由北京迁至长沙后最终定居于昆明。

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中,张奚若担任了政治系主任,并且坚持了他一贯的对于教学的高标准严要求,此外还兼任了一些行政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张奚若在

1415

 张奚若:《致xx(残)》,《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页。  张奚若:《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1989年版,第352页。 16

 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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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这期间一连几年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议程,直到1941年在第二届第二次参政会上,张奚若以犀利的话语指责国内的经济情况遭到蒋介石的制止,此后他便以“无政可议”为由再未参加会议。1936年5月5日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也就是“五五宪草”。但是广大教授对于这一草案并不满意,由张奚若等九位教授统一提出的《五五宪章之修正》要求对国民政府的权利给予监管,这体现了张奚若本人在政治思想上对民主政治实际效果的高度重视和对施行宪政而不仅仅是宪法的强调。此后,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反复要求实行以民治为核心的宪政。

国民政府当局对西南联大的控制的加强与联大师生对思想自由的坚持,使得联大校园的气氛十分紧张。尽管如此,张奚若也坚持以公开的身份,犀利的言辞来表达对时事政治的看法。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军警和特务进入大学校园攻击学生,这一事件改变了许多教授先前保守的立场。西南联大的教授会决定支持学生罢课。在这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张奚若本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愈发激进。年末,张奚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申明,称“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好友闻一多的被杀可以说是张奚若本人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一个关键点,他本人对于当局的认识由指责转为绝望。事后,他请求美国领事馆给予庇护,并在之后随清华返回北京,同时辞去了清华政治系主任的职务,也不再公开发表演讲,只是还坚持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

在1947年张奚若所写的纪念闻一多死难一周年的文章,他赞扬闻一多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同时也是对自己过去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个反思。也在这一年,张奚若与共产党的代表有了正式接触。到1948年,张奚若所发表的《五四运动的将来》一文中,他已经明确写道“马克思和列宁早已代替了服尔太和卢梭”,并强调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建国前夕,张奚若作为代表向教授界阐述中共的政策,并继续留在清华工作。在新政协会议上,讨论关于新中国正式国名时,张奚若反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提法,认为“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十月一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张奚若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法委会副主任,开始了在新中国的工作。

(三)思想转向后的政治实践

建国初期,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虽然张奚若本人并不支持中国出兵朝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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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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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投入到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中。1951起年国内掀起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张奚若发表《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暗藏敌人》明确表达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并指出过渡时期出现自由主义的思想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损失。建国后张奚若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对大学的第一次院系调整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大学教育是全面的、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不能与解决普通技术问题的专科教育相提并论18。这表达了他个人在教育体制转变问题上对中央意见的不赞同。然而1952年清华大学还是进行了院系调整,政治学系并入北大,张奚若也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于是他离开清华再次从政。在1955年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张奚若作为教育部部长对教育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做了系统阐述。他指出教育业也应积极参与到五年计划中,通过教育帮助广大青年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19。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张奚若针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20。这样犀利的评价使得张奚若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受到保护,仍然参加到政治活动中。

张奚若还一直担任中国外交学会的会长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1952年他发表《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文,正式阐述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外交立场。他以《共同纲领》为指导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以暴力使另一个国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的权利”,“中国人民愿以自己的力量与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与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和平的事业”21。他还时常接待外宾和出访,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他也一再强调要坚守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坚决反对“两个中国”论调,要求各国都应以自由平等的形式开展文化交流22。1972年费正清访华时,高龄的张奚若仍然出席了接待活动,他以新中国外交学会会长的身份再次见到这位昔日好友。

直至1973年因心脏病去世,张奚若在新中国时代渡过了二十余年,建国后,他仍然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与工作相关的文章,坚持了他一贯的敢做敢言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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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大学有它的本职,千万不能忘记它》,《文汇报》1950年6月6日。  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得发言》,《人民教育》1955年第9期。 20

 张奚若:《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411页。 21

 张奚若:《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世界知识》,1952年第40期。 22

 张奚若:《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张奚若主任的发言》,《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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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风,针对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和意见,一直活跃在国家事务的第一线。虽然张奚若在建国后的政治活动也有一些波折,但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以积极的态度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表达了一个转型后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热忱,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另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

二、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联

张奚若的个人活动与其思想历程是一互为表里的关系,但是他个人对于自身的思想理论并没有做出系统论述。从他直接撰写的文献来看,对西方政治思想在学理层面的深入分析和对实际政治事件充满民族情感的评议构成了他个人思想历程的两个方面。但是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两方面的文章相互之间看似并没有紧密的联系。面对西方政治思想,张奚若坚持以价值中立的态度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阐述。所以他的学术论文虽然数量极少但是资料翔实功底扎实,尤其是在论述过程中甚少透露其自身的价值判断,被笑称“像读法律条文一样,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23。另一方面,他还著有内容丰富的大量时事评论,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热情洋溢、言辞犀利,嬉笑怒骂之间坚守自身的政治立场和看法。在“仇友赤白”、“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三场论战中都能看到张奚若对自身理念和观点的表达。就如前文中所述的,张奚若回国后积极表达过想要通过办报来直接参与到参政议政的话语中,可见他一直以来都不赞成学者只是一味的钻研学术而不参与时事讨论,这也是身处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共有的民族自觉性。 

然而张奚若的思想历程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似乎并不急于直接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理论来全面改变现实社会的现状。他的学术著作基本都是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切入,重点是思想的发展历程和这一思想与社会背景的实际联系,而并没有着重分析这些思想的现实功效。但是孙宏云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一书中指出张奚若所做这项学术梳理工作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学术”启蒙24,尤其是当国际上出现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集权政治,国内也是独裁论高涨的大环境下,“张奚若发表《自然法观念之演进》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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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化:《张奚若谈卢梭》,《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93-94页。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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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似有正本清源之意”25。因此,应该说张奚若是站在更为高端的视角和寻求更为深远的影响力的立场上来传播西学,他所作的工作更多的是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缘起到现状的一个系统梳理,他反对在未理清西学脉络的基础上就试图将西学应用于中国,他明确指出将一知半解的理论认识大肆传播是极度危险的。 

对民主制度的强调是他本人在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两方面契合的比较紧密的一点。从对西方主权理论的梳理,尤其是对卢梭的民主理论的论述中可见张奚若本人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高度赞扬。从实践层面来说,张奚若在自身的政治活动中也一贯的坚持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他极力呼吁即便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也应该坚持民主政治的根本地位。在他亲身参与的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中,他也以直接的态度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并发表了多篇时评指责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只停留在表面形式,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但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上,张奚若也对他所高度评价的卢梭的民主政治理论持谨慎态度,只是有限的接受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对卢梭的国家理论的讨论还是限制在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下。这里可见,张奚若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还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他将其自身认可并且适宜现实情形的重要政治观点反复通过评议文章、政治演讲以及直接的政治会议加以传达,强调这些理论的根本性意义和对现实社会环境的有利价值。 

张奚若的政治思想在他个人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他在政治立场上由对个人主义坚持转向对人民民主的认同。从张奚若的个人政治活动的历程来看,这一转向似乎是突然的,但从其思想理论背景、政治活动的际遇、甚至是个人个性特点来看,他所作出的政治转向都不能单单被总结成一个妥协的结果,而是他长久积累的理论知识背景与现实社会需要相契合的结果,应该说是一次积极的政治选择。因此这一转向也必然可以从他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寻求到理论上的支撑,这样的考量使得对张奚若的政治思想研究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其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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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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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张奚若的主权思想

张奚若的主权思想应该说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奠基部分,在对国家主权的形式、归属以及性质问题的有了完备的认识之后,政治思想的其他方面也就在这个国家体制的框架下一一展开。然而同时主权思想也是以往针对张奚若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涉及的较少的部分。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从他对西方主权理论的梳理中探求他个人的主权观念,找到其自身对于主权理论的认识。

一、《主权论》中对西方主权学说的梳理

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中收入了张奚若的《主权论》一书。该书可看作是他对留学期间所研读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总结,书中他以历史脉络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主权理论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意义上的主权,到以布丹为代表的主权理论的确立,直至一战后对主权理论的否定和反思这一发展历程。张奚若尤其强调卢梭的主权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巨大影响以及卢梭的民主思想对民主政治的启蒙意义,并指出应该将历史上各种主权理论与历史发展背景相联系,从而正确认识主权理论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在《主权论》中张奚若将西方主权理论分为“从主权之性质立论”和“从主权之处所立论”两类,从性质来说讨论的方面包括主权是否有限制,是否可分,是否可让弃。从主权的归属来说,又包括主权归于君主还是国家还是人民。张奚若以这样的界定标准将西方历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到拉斯基的主权学说进行系统的总结分类,并指明主权学说也是随着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对一主权理论的评价也要结合时代背景从而更好的认识理论的积极意义。

(一)主权的归属

张奚若以布丹作为主权理论正式出现的分界点,在布丹的主权论正式出现之前,主要是三种带有主权色彩的哲学理论,并且都谈到主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古希腊所盛行的古典意义上对主权归属问题的讨论和其后罗马帝国时期王权主权论以及中世纪的神权主权论。他指出在布丹之前亚里士多德所持的主权归属多数人民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将国家视为“扶助人民得享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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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之生活”的工具,而将生活定义为高尚实际上是对道德情操的高要求,也就是张奚若文中所说的“德”,亚里士多德表示有德者才有主权,而多数人民的德要优于个人的德,因此主权归于多数。另一方面,他也指明亚里士多德所设计的主权本身虽归属于人民但也受到限制,因为主权的实施要通过政府机构,而多数人民不能亲身参与到政府工作中,只能通过选举和监督来审查主权被行使的情况,因此主权并不是完整的。 

而在罗马帝国时期王权极盛,因此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成为法律,主权实质上归属于个人。然而由于帝国后期王权的衰微,主权在民的理念还是逐渐彰显出来,君主个人的权利也是通过人民所授予才得到认同。发展到中世纪时期,由于政教的纷争导致两派对主权来源的不同看法,教会一派认为主权来自神授,国王一派则认为主权是人民授予君主的。但张奚若通过所列举的三位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家的观点,来说明主权实质上归于人民的思想还是在中世纪得到继承和发展。 

布丹的主权学说作为近代主权理论发展的起始,张奚若将他对于主权归属问题的阐述着重予以强调。张奚若指出布丹的主权理论与当时法国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当时法国社会政治混乱,“国家几陷于无政府危境,非有一强有力之君主,不能拯社会于焚溺”26,于是布丹的理论即为扶持专制君主的上台。首先布丹将主权定义为不受法律限制高于人民之上的绝对权威,并强调主权不受制裁,不可分,不可让弃,不受限制并永远存在。这样的表述给予主权极大的自由,并且将主权视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主权在则国存,主权缺则国不存”27。另外主权归属于个人还是多数人决定了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所谓的革命也就是主权的变更。总体上布丹将主权归于个人或少数人,而拒绝将主权归于全体人民,这也引来许多批评,张奚若在同一章节中提到的阿徒修就反驳布丹的言论,声明主权应归于全体人民。人民只是暂时的将行使主权的权利赋予主权者,并且当人民的意愿被违背时,他们不但可以收回主权还可以惩治主权者。这与后来的契约论的思想已经十分接近,与布丹的主权论存在根本上的差别。 

霍布斯的主权理论进一步推进了君主专制的进程,他的理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将君主高置于人民之上,不受所订立的契约的限制,他反对之前的民主主权论学者提出的君主违约主权可收回,他认为主权与契约是同时出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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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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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有订立契约的社会也就没有主权可言。张奚若表示这是霍布斯从根本上推翻了民主主权理论,造成了“主权始终在君,与民无与”28的情况,为专制君主制的主权理论提供合理性。 

卢梭的主权在民论的出现打破了君主专制理论的主流趋势。张奚若将卢梭的观念与霍布斯相比较,两者的主权理论都来自于契约论,但与霍布斯要求的人民服从于政府的理念不同,卢梭坚持主权在民,指明政府是以主权为基础而构建的,所以只有“政府供主权之驱使,而不能驱使主权也”29。并且张奚若格外强调卢梭的主权理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当人民的权利被政府侵害时,革命成为人民最为神圣的权利。这就保证了主权在根本归属上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有权利收回。卢梭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主权理论虽然在坚持主权在民的方面难能可贵,但也受到多方批评。康德就反驳说与民结约这是理论上做解释之用的一种提法,不可能在现实中加以实践,也有学者指出卢梭的理论违背了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历程,企图以人力改变人类发展状态是不可行的。但张奚若指出这些批评在理论上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他们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立场,都是出于对君主专制的维护,其目的在于遏制民权的发展,所以他坚持肯定卢梭思想的积极意义,指出“其历史上助长民权之功,自不可没”30。 

法国大革命后主权理论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张奚若所总结的公理主权论认为主权不在君不在民,而在公理。公理则是一种超于君主和人民之上的绝对真理,不是个人所能持有,因此主权也就不可能归属于任何个人和群体。这样的解释把主权归于虚无的理论,因此有学者加以改进,提出国家主权学说,把主权归属于国家,并把国家这个概念具象化,认为国家是法人,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和义务。而国家的权利义务是社会一系列权利义务中级别最高的,所以国家在国民人格中也是最高级别的,因此能够持有主权。 

总体来说,主权的归属问题经历了从古典意义上的归于多数人,发展到高度理论化的主权在君论再经由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主权归于个人的彻底否定和对归属问题的不同解读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张奚若一再强调,对主权归属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必须结合其出现的时代背景来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正面理解各个时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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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30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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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理论的积极意义。

(二)主权的性质

对于主权的陈义也是主权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布丹的主权理论中,主权被设定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具有永久性、唯一性、不可分、不可让弃的产物。并且强调主权高于人民,人民面对主权只有服从的立场。而发展到霍布斯那里,这种无限制被进一步扩大。张奚若强调在布丹的理论中虽然主权不受法律制约,但仍受“神道法、自然法、国家大法等限制”,但由于霍布斯本人贬低宗教的社会制约力,所以他的理论中的主权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包括精神层面的形式上的制约也对主权没有任何效用。这样,主权就成为无上的权威,不可破除。 

卢梭的主权在民论虽然是对主权在君论的有效反驳,但在主权自身的性质上他也认同主权的崇高性。他同样强调主权的“一,不可让弃。二,不可分。三,不能作非。四,绝对无限。”31这样的解读是因为卢梭将主权等同于公意,他所设定的公意是崇高的、唯一的,并以人民的福利为宗旨,不可能与人民意志相违背的,因此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随着18世纪革命浪潮的到来,各种新式政权的建立颠覆了传统的对主权性质的认识。 

美国联邦制政体的出现彻底推翻了主权不可分的观念。美国各州之间各为独立,各有主权,联邦政府也持有主权,但根本上主权仍然在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是行使主权的机构。那么对于主权究竟在各州还是在联邦学者们就产生了分歧。张奚若提到的卡尔豪(John C. Calhoun)就反对将主权分割为各州和联邦政府所共有,他表示如果主权被分割,那么国家就不复存在32。但是如果坚持主权不可分,那应该怎么解释美国联邦制国家的现状,一再坚持主权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就会导致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性质遭到怀疑。所以张奚若引用Francis Lieber和John A.Jameson的观点表示国家可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主权属于整个国家整体。伯吉斯(John W.Burgess)接着提出一个特权的概念,表示国家主权绝对不可分,但是特权可以作为管理国家的特殊权利由政府来行使。 

同样,德国在联邦制时期也产生了魏茨(Georg Waitz)的主权有限可分论,他指出主权在范围上可以受到限制,但在内容上仍然不受限制。并且联邦的主权与各个邦内的主权互为限制,在各自的权限中都为独立的最高权力。张奚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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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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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主权理论与政治现象的关系,由于德意志自身的统一历程是由联邦制转为帝国制,所以在前期获得独立的各个邦也就同时获得了主权,然而在建立联邦制政体时,各邦的主权与联邦整体的主权之间矛盾的调和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另一学者塞德尔(Max Seydel)提出另一种解说,他认为各邦没有自行决定主权范围大小的权利,其实也就等于失去了主权,因此实际上主权为联邦所有。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承认各邦的独立意义,所以他将主权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分离,认同各邦为独立国家,但又不承认其拥有主权。张奚若表示这样的理解虽然偏颇,但也是主权理论与现实政治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三)对主权的反思

主权论发展到狄骥(Leon Duguit)和拉斯基(Harold J.Laski)这里出现了新的趋势,即是对主权的根本性否定。张奚若谈到狄骥指出所谓主权理论是建立在国家人格、国家意志这种玄想理论的基础之上,并没有切实的历史依据。而狄骥所认同的政治理论是社会发展只存在治者与受治者,国家意志、国家人格、国家行为等一系列概念其实都是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人格公共意志,因此主权理论也就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出于一定的目的,政权作为实现国家行为的工具而出现,其本身存在与否要看它是否能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都保障人民的利益。因此之前提出的国家不可能作非的理论在此也被推翻,一旦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也有充足的条件把政府推翻。并且随着地方自治的发展与主权理论的冲突也愈来愈多,所以张奚若在文章最后总结主权论发展至此归结于对主权的彻底否定。 

在对主权理论的梳理中张奚若始终贯彻一个观点,即“政论随政象为转移”33。他一直强调主权理论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解释作用,也要求读者务必把主权理论放到政治环境中来加以评价。例如布丹的主权归于君主的学说是顺应了挽救国家动乱的需要,十八世纪风行一时的朕即国家的君主主权理论也对法国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卢梭的主权公意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倡导人权和民主也起到了模范作用。这种把理论与实际政治环境紧密联系的意识是张奚若对西方主权思想理解的核心,因此他自身所建构主权思想的时候也就必然与中国近代所处的政治背景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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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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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奚若主权思想的理论特点

张奚若自身的主权思想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来源,一方面,他极力推崇卢梭的主权在民论,认为主权由归于君主发展为归于人民是一进步,而卢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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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理论 “为世界民权发达之根本哲理”,为民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

从张奚若自身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和拉斯基对他的影响来看,他的主权思想也带有主权多元主义的色彩。那么如何解读这两方面因素在张奚若主权思想中的融合和表现,是本节的重点内容。

(一)对主权在民论的认同

卢梭的政治理论是通过人民出让自然的自由来缔结契约,从而构建起国家,而且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这就是他的主权在民论的核心内容。就如张奚若在 《主权论》中所阐述的,卢梭的所构想的主权其实就是国家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让弃,更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威。并且,卢梭特意强调的一点是主权本身不可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因为主权实际上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也就是卢梭所提出的公意。卢梭并没有对公意的内涵展开阐述,他提出众意的概念与公意相对,指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综合。”35卢梭相信个人意志往往从个人的角度出发,那么个人的利益就会包含于集体利益相符合以及相违背的部分,选取其中公共相同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公意,即“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36。卢梭用公意的概念排除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所以在订立契约的环节他所强调的是以公意为指导,这也就从根本上摒除了个人所持有的不同于集体的意见。所以,在卢梭的主权观念中,主权是至高无的设定上来自于它就是公意的代表,而由于行使主权有可能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这种可能性在缔结契约建构国家的时候就被卢梭用公意的概念排除了。 

卢梭坚持主权的归属是全体人民,他指出人民通过全体集会、发言、投票、讨论、提议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来行使主权。同时,他也认可以以主权者的形式让政府来代理人民的主权。但是他一再言明这种形式只是政府作为一个国家工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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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3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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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人民工作,政府的官员必须遵从人民的公意,而人民也可以通过监督考察来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政府,一旦政府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篡夺国家主权,人民可以撤换官员甚至推翻政府。 

但是另一方面,卢梭同样强调人民对公意的服从。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只要是符合公意要求的,人民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人民必须排除个人的私意,这是在契约中个人所必须放弃的部分,以此来换取国家这个体系下的自由民主。假如,个人不愿遵从主权的趋势,那么他就会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人民所攻击的对象,不再是主权的所有者和行使者。公意的缺陷也就造成了张奚若在主权问题上与卢梭相冲突的地方。 

张奚若本人对卢梭的主权在民的观点是推崇备至的,在谈到他的理论时张奚若以富于激情的笔触写道“近代世界民权潮流,多导源于法国革命。而法国革命之政治理想,又多得之于卢梭。故卢梭者,实法国革命之晨钟,而世界民权史上之自由神也。”37在《主权论》中张奚若将卢梭的主权思想与霍布斯的相比较,指出霍布斯是将人民隶属于政府,政府是行使主权的主体,而卢梭则把人民作为主权的主体,政府本身是出于主权需要而存在,并且必须要满足人民的意愿。张奚若将这一改变视为主权理论的一大进步。在《再论国民人格》中他指出中国存在“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的弊病,这样要求个人对政府的绝对服从 只会制造更多的奴隶,他指明“国家只是一个制度,一个工具。它除过为人谋福利外别无存在的理由。”38他认同卢梭将国家和政府视为运用主权的载体,主权的主体和归属必然是属于人民。 

另一方面,张奚若在《社约论考》中提到“社约之惟一作用,在为政治社会之主权建一坚固不拔之基。所谓自然境也,自热法也,社约也,皆为建此基础值

39方法手续。”也就是说社会契约理论中所构建的一系列关于自然状态的元素本质

上就是为国家主权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张奚若把契约论的这一根本属性通用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所有发展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身上,但是他也特别指出卢梭理论的不同之处。 

社会契约论的提出都要先构造一个自然状态,再推演出一个合理的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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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39

 张奚若:《社约论考》,《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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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推导出人类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所必须签订的契约。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自然状态都必须有一个预先的假设,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必然是互相杀戮的残忍状态,洛克则认为应该是和平相处。然而在卢梭的理论中,自然状态的情况并不是他所要考察的问题,他拒绝对自然状态提前做出价值判断,所以他把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为如同动物一般的混沌状态,因此就不可能具备自然法这种理性的产物。他仅仅把自然状态下人类生存环境的中庸状态归咎于人类自然天性上的同情心。当人类进入理性的社会阶段之后,也就是卢梭所设定的在订立契约之后,“公意”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成为人类所必须服从的意志。因此很显然,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框架里,由于他对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漠视导致了“公意”成为他为国家主权确立所设立的唯一的理论基础。那么在卢梭的理论里,主权理论上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意愿,实质上其实就是“公意”的体现。 

贡斯当曾指出卢梭的主权在民论中所设计的“主权者”的职位名义上是所有的个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委托给一个人或者少数人,于是这就会导致单独的个人或者极少数人对全体的支配。贡斯当表示卢梭所宣布的“主权不能被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换句话说,这就等于是宣布它不可能被行使”40。虽然卢梭用公共意志的概念来调和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但这并不能消解个人利益会被损害的可能性。然而张奚若则格外强调个人的权益,他把个人的解放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反对把个人依附于团体和国家,以个人的民主自由的保障作为他的主权观念的基础。这在卢梭的主权观念中是无法寻到理论来源的,甚至卢梭指明如果个人违背公意,个人也会被驱逐出人民这个群体而被消灭。所以应该说张奚若个人对卢梭的主权在民论的接受更多的是在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他认同卢梭所阐述的主权最终归属于人民,政府只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但对于卢梭以公意的概念来阻止个人意志的声张这样的架构,这是张奚若所坚持的个人主义所不能见容的。强调主权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一元化的主权结构必然导致一部分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对自身的权利作出让弃,这样的个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做出牺牲,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这同样也是张奚若所反对的。因此在《主权论》的结尾处,我们看到他委婉的表达了批判性的看法,认为卢梭的“主权为国家公意之说”放在今天也是“弊端百出”41。所以在探讨张奚若个人的主权思想的时候就有必要谈论他

4041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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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的主权观念中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即主权多元主义对他的影响。

(二)“中国的拉斯基”与主权多元主义

进入20世纪以后,主权论遭到批判甚至要求彻底推翻,这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战后整个欧洲都陷入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之中,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国家主权的重新认识。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发展阶段,主权理论作为资产阶级从事革命斗争的理论背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主权的强调既符合国家政府建立的必要也能够满足人民的民族情绪,因此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主权被异化,特别是主权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战争权,成为各国政府利用来作为挑起战争的理论依据。这就导致原本应该是主权核心内容的对自由民主的倡导以及对和平平等的追求被刻意忽略,而把主权在战争环境下的武力内涵摆到主要位置。 

再者随着建立民族国家的热潮的到来,西欧各国所持有的完全的国家主权这一政治特性在世界范围内不再占有主导地位。许多过去遭受奴役和殖民的弱小国家也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这一现象也给西欧研究政治理论的思想家们带来压力和挑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斯基提出了主权多元的概念,通过多元将国家主权的权威分散。拉斯基在接受主权可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试图从根本上毁灭主权国家这一概念,他强调多元主义的国家从根本上杜绝了少数人因为拥有行使主权的特权而获得较高的地位,也否认了主权能够使个人违背自身的意愿而无条件服从,这种把主权建立在个人意愿的基础之上的模式打破了旧有的主权国家的结构,事实上也就不能被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权。 

拉斯基的主权理论有一很明确的特点即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主权的定位。应该说拉斯基的主权理论的基本认知就在于“最终的主权依赖于个体的承认,个体在何种程度上同意服从和认可它,它就在何种程度上是主权者”。他强

 调“个体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行为的关键”,而“国家的起源是为了个体的幸福”。42

  

很显然,张奚若对个人主义的强调来源于拉斯基的影响,他本人在伦敦经济

学院旁听过拉斯基的课程,回国后也一直对他十分推崇,甚至被称为“中国的拉

42

 陈序经:《现代主权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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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斯基”43,所以他自身的主权观念也就有深受主权多元论影响的部分。应该说张奚若更多的是接受了拉斯基对于主权一元的批判,他也极力反对将国家权力神权化,反对要求人民以一种绝对服从的态度来处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他指明这种“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绝对的服从,无条件的拥护,思想要统一,行为要纪律化,批评是反动,不赞成是叛逆”44的要求是一种本质上的本末倒置的宾主关系。如同拉斯基所强调的“主权不过是获得赞同(assent)的能力。……除了人心的同意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批准法律。如果想象国家的权威除了它的成员的意志外还有任何其他保障,那纯粹是幻想”45,张奚若同样也将“被治者的同意”46作为他衡量人民与主权的关系的基本准则。 

但是,对于拉斯基的主权多元论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即他对国家主权支配地位的全盘否定,张奚若并没有给予正面回应。拉斯基完全否认国家主权存在积极的效用,一味强调人民意愿上的赞同是评判国家政权的唯一标准。在他的理论框架内,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国家意志,而究竟适用何种国家意志取决于哪一种国家意志能够更好的贯彻人民的意志。他认为这样的竞争机制能够很好的抑制个人的专断独裁和国家主权对个人的压迫。但是同时,这也可能导致一个各派意见和社会组织相互争斗的局面,使国家陷入混乱。然而,中国近代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强烈的民族危机使得国家的独立统一必然是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因此张奚若不可能一概接受拉斯基的主权多元理论,彻底否认国家主权存在的必要性,以牺牲国家稳定为代价来实现个人意志的满足。 

陈序经明确表示拉斯基的这种对个人意志的无限推崇与卢梭的公意说正好相反47,所以应该说张奚若是选取了拉斯基的政治理论中直接批判卢梭的部分来表达他对卢梭公意说的不赞同,他指出卢梭的国家万能论虽然看起来理论完备,但“此说本甚牵强,不过卢梭词辩,故信之者夥耳”48。卢梭的理论本质上是一团体主义者,他用公意的概念掩饰了少数人与多数人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压抑了个人意愿的抒发。而拉斯基所倡导的对个人意志的高度重视,避免了个人意志

4344

 张国华:《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页。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45

 拉斯基:《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耶鲁大学出版社1917年版,第14页。转引自殷叙彝:《拉斯基的多元主义国家观评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第6-7页。 46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47

 陈序经:《现代主权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48

 张奚若:《主权论》,《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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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被公共意志所压迫的可能性。张奚若是通过吸收拉斯基的个人主义主权观对卢梭的主权观做出来修正。 

拉斯基个人的政治思想在20年代到30年代经历过一次明显的思想转向,从他早期对多元主义的倡导转变为对共产主义的关注。特别是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拉斯基开始强调主权的正面意义,寻求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考察问题,逐渐由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费边社会主义者。然而,张奚若本人对于拉斯基的这一转变持否定的态度。1927年张奚若针对拉斯基所发表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一书特别撰写书评,他对拉斯基以在学术领域对共产主义的分析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提道“这本书完全是用历史的眼光,哲学的根据和政治的特识,平心静气的去叙述及批评的。他那中立者的资格和学者的态度先把共产主义的好处尽量的叙述出来,然后再就他所认为不妥当及怀疑的地方一一加以批评。”49张奚若认为此时的拉斯基仍然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让步来实现平民主义的改良。但是到了1936张奚若对拉斯基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一书做所的书评中,可以看到张奚若开始全面反对拉斯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利用经济因素来重新解释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这“乃是对于自由主义一种富于极端挑战性的唯物史观式的解释”50。但是张奚若对拉斯基思想转向的态度并不影响他对其早期主权多元论的接受,30年代的张奚若还是一个立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他此时对于拉斯基政治思想的吸收还停留在自由主义的部分。再者,拉斯基自身虽然出现思想转向,但是应该说他自身的思想历程还是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尤其是他依然谈到多元主义,并“通过讨论社团作为利益集团在公民个人和国家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而修改和发展了自己最初的多元主义理论”51。所以张奚若还是可以从拉斯基的理论中挖掘到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的理论根源。 

总体上来说,对于张奚若自身在主权理论上的立场应该这样总结:他在主权的归属问题上赞同卢梭所持的主权在民的理论,强调主权的最终所属必须是人民。但是明确反对卢梭的国家理论,认为对国家意志的极端崇拜会导致对个人意志的侵犯。另一方面,他选择性的接受了拉斯基所主张的主权多元主义,强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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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书评《共产主义的批评》,《现代评论》1927年第160期。  张熙若:书评《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社会科学》1936年第2卷第3期。 51

 殷叙彝:《拉斯基的多元主义国家观评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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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志在国家体制下的抒发,但是也并不完全推翻国家主权的价值,从根本上还是肯定国家主权的必要性。 

(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从张奚若的大量时评政论中还可以看到他的主权思想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对于列强在中国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张奚若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在《南京事件与不平等条约》一文中,他写道“甲国的兵船在平时可任意行驶于乙国的内河,这是在西洋各国绝对没有的事,而在中国则为一种极普通的现象!”52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表达了对不平等条约的痛心,为“至现在为止只能枝节的违背而不能根本的废除,只能片段的侵犯而不能整个的取消”53表示懊恼。国难时分,张奚若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视为最重要之政治立场,他讽刺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态度一再退让,即便是把“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作为最低限度的口号也没有能够完成。并且另一方面,张奚若指责地方借国难之机试图分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他强调越是列强试图制造地方特殊化的局面,地方越是应该忠诚的拥护国家主权的完整。 

在与陈启修关于“仇友赤白”的讨论中,张奚若同样以犀利的文笔指责苏俄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他指出,“我说苏俄是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因为他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或在广东替我们做什么高级军官和外交官”更是因为“他以金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期间,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的无穷负累。”54所以张奚若再三强调国家的独立,他表示“只要我们能自强,能自己先像个人,能把国家弄的像个国家,那帝国主义式的敌人,不打自倒。”55 

这种对国家主权的坚持是张奚若面对实际问题时所选取的基本立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论述可以说是他自身主权观念中最为直接的表现。所以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也强调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正面作用,他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以更强硬的态度在国际上确立国家主权,更有力的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张奚若也不放弃个人主义的立场,反对政府利用特殊时期对国家权力集中的需求来侵犯个人的主权完整。 

5253

 张奚若:《南京事件与不平等条约》,《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张奚若:《外国人应该知道的几件事》,《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页。 54

 张奚若:《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晨报副刊》1925年第1291号,第33页。 55

 张奚若:《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晨报副刊》1925年第1291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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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因此张奚若对于主权的最为理想的设置就是要达到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的统一,一方面他坚持国家主权根本上属于人民,尤其强调个人主权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也认可政府对国家主权的行使和代理,指出个人主权的行使也应该在国家统一的体制之下,尤其是当“国家本身就将无法生存”的时候,“那里还谈得到什么民治不民治,自由不自由”56。但是应该说在张奚若的政治思想体系中,个人与国家并不是一对具有对等价值的概念,他表示“国家只是一个制度,一个工具”,“这个制度,这个工具,在人的生活中虽极为重要,但毕竟还只是一个为人享受、受人利用的东西” 57,因此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个人绝对应该是主体,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个人,那么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从根本上也就是对个人主权的维护。 

既然张奚若强调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的共存,那么以怎样的形式来达到这种共存就是他的主权思想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从他所发表的政论性的文章可以推断,他寻求的是一种广泛的参政议政、并鼓励民众对政府提出反对意见的,具有高度民主色彩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这样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更能够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因为假如政府施行强权,压抑民意,一旦真的外敌入侵,“那时这些久被压迫,无自动能力,失掉过问国事的习惯的人民,恐怕连作义勇军的情绪和能力都没有了”58,彻底沦为侵略国的奴隶了。相反,他认为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去“提倡勇敢的精神,保护不畏强暴的人格”59更加能够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从而更有效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张奚若认为这样的体制将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构建成利益共同体,尊重个人主权不单单是道德理想上的要求更是现实国难的需要。这就保证了个人主权在国家体制之下也能够被保护,另一方面国家主权也可以被政府以集中的形式所代理,以保障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 

5657

 张熙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月13日。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58

 张熙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月13日。 59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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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张奚若的自由思想

一、以个人为主导的自由观念

(一)张奚若谈个人主义

对个人主义的认同是张奚若自身的自由主义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他将个人的解放视为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甚至指出民主政治只是个人解放所带来的影响,没有个人的解放,人类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从这一对个人解放的感性认识出发,张奚若总结了个人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点,即“个人便成为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基础和归宿,他便变成他的生命的主人翁,他便变成宇宙的中心。”

60

张奚若也意识到在国难时期,很多人将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相对立,认为

“有国家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他在此时大力提倡个人主义会被认为是不识时务。但张奚若明确表示“我们说话并非要趋时髦,也不怕人家指为任何甚么化。只要将自己良心所认为对的或不对的忠实说出来,尽尽自己做国民的责任”

61

很显然,张奚若自己亲身实践着他所提倡的以个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的个人主

义哲学,他强调即便在特殊时期,国家也不应该以权威压迫个人,人民不能沦为国家施行专制的工具。个人对国家提出一些反对和批评正是个人对国家责任和义务的体现,而个人对国家的信服则应该来自于衷心的感动。这种把道德感化置于政治哲学的核心地位的理论设计,实质上也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只是与要求独裁政治的知识分子不同,张奚若把这种作为判断标准的道德水平赋予每一个人,而不是国家背后的独裁者。所以,张奚若格外强调对国民人格的培养,他认为只有高素质的国民本身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之路,以国难为借口,以国家强权压抑思想,只会给侵略者制造顺民。

(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虽然张奚若一再强调对个人思想的尊重的必要性,但他也不否认应该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坦言“个人不能离开国家存在;国家的生存发生危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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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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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候,个人的自由就要受减缩,个人的生命就应受牺牲。”62可见他也认为个人对于国家在特殊时期的具体情况应该适当的给予理解和尊重,没有了国家这个大我,个人这个小我也必然不存在。 

但他也指出,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只有团体,没有个人,个人只是作为组成集体的一个单位而存在,个体的思想行为都被集体统一标准化,这样国人被压抑被束缚的时间太久,急切的需要重振个人精神,正面的宣传个人的思想自由的重要意义。所以即便是特殊时刻,对国家的服从也不是无条件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依然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张奚若强调一种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并且指明这种精神不光是不畏惧国家的强权,更是积极与侵略者做抵抗。因此,在他看来大力宣传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不但不会有损国家利益,反而更加有利于国人站定立场。所以在张奚若那里,个人主义在理论上是追随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旗帜,在实践中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爱国力量。

二、偏向“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

以赛亚·柏林提出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他所指明的消极自由即为“在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而“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63,而积极自由则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强制力”64,是一种“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对于这两种类型的自由,柏林本身更加倾向于消极自由,他将这种倾向称为“退居内在城堡”,以一种禁欲主义的形式来彰显个人的理性和意志力,并且达到自由的实现这一目的。在他看来,以往所提倡的带有积极意义的自由,往往伴随着“暴力、残酷、对别人的奴役” 65甚至成为一种“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66。虽然积极自由在实际效用上能够确实的扩张自由的范围,但是这种形式的自由可能导致对理性原则的背叛。 

柏林所主张的消极自由是特指“只有当你被人为地阻止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你才能说缺乏政治权利或自由。”67因此,自然环境、社会因素以及经济条件

6263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1页。  以赛亚·柏林:《自由论》,《两种自由的概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64

 以赛亚·柏林:《自由论》,《两种自由的概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65

 以赛亚·柏林:《自由论》,《两种自由的概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66

 以赛亚·柏林:《自由论》,《两种自由的概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67

 以赛亚·柏林:《自由论》,《两种自由的概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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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都不能称之为缺少自由。也就是说,柏林所强调的是对平等参与的可能性的保障,不是出于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各种限制并不能被视作不自由。显然他所坚守的是对自由的本质的维护,而不是一味寻求自由本身在数量上的扩张。 

从柏林对自由的区分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张奚若本人所持的自由主义的观念是偏向“积极自由”的一方。他以加强国民人格培养为手段,根本目的是要求人民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以争取更多的自由平等的机会。张奚若在《一切政制的基础》中指出,智识和道德是完善政治体制的基础。他要求国民一方面加强知识水平建设一方面提高道德情操,并表示“假使我们有优越的智识和高尚的道德,不管什么事业我们都能办成,不管什么政制我们都能运用。”68很明显,张奚若所强调的自由表现为参与政治的自由,这其中包括发表言论的自由,参与者决定自身立场的自由等等与思想自由相关联的权利。他认为,因为国家长期施行专制,导致国民自身缺乏政治自由的基本素质。所以,虽然他提出的培养国民人格、增强智识和道德水平的方案看起来是内向性的对个人内在修为的高要求,但实际上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塑造积极外向的、不被干涉的参与的自由。 

至于柏林所担心的,积极自由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69,会造成对一部分人的暴力镇压这个问题,在张奚若那里并不成立。建国后,在关于国名的讨论中,张奚若曾有一著名论断:“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70可见,在他的政治观中,以人民来作为国家的主体就不可能出现违背民主的情况。因为这样一方面避免了个人独裁的专权,另一方面由于他自身对个人主义的坚持,使得他相信在人民这个群体性的政治角色里不会出现任何群体性的权威。但是这种论断背后的理论支持在于人民的道德水平和人格素养,张奚若表示“个人的良心固然不见得一定是对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比它更对更可靠的标准是没有的”71,同时又强调“权力对于运用它的人们有一种侵蚀的力量,有一种腐化的毒素”72。这样一方面强调民众道德素质的可靠性,一方面质疑当权者道德素质的可靠性。很显然,张奚若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以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为基础的国家机制,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人民的权利赋予当权者而不至于发生专权的现象。而对于人民的权利应该如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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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一切政制的基础》,《国闻周报》1935年第十二卷,第六期,第4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2-300页。 7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71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72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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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应用这样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来自于人民自身的道德水平而绝不是当权者自个人的道德水平。对于人民的意见,张奚若并不像卢梭那样强调必须形成一个一致性的公意来作为代表,他所要求的是个人作为个体所能够表达各种各样以自身良心的判断为出发点的意见,而当权者应该做的就是接纳这些不同的意见来完善自身的政治行为。这样个人的自由就得到外向性的积极的扩展,并且由于并不要求多数人的意志达成一致,于是不会形成一个群体性的共同意志来作为主导,所以也就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况的发生。 

张奚若的自由归根到底在于个人的良心自由,只有与个人良心上的意愿相符合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这种良心来自于健全的人格和道德水平,因此他把公民健全人格和道德水平的建设放置在优先于国家建设的位置,指出“要有健全的国家须有健全的人民”73。在他看来只要完成了对健全的个人的塑造,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健全的国家就会自热而然的出现。张奚若提出这一看法时正是独裁派宣传集权政治的时期,在《再论国民人格》中他也提到胡适自嘲国难时期强调人格建设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但是在张奚若看来越是到了危机时刻,越是应该按部就班的完成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工作,因为“历史的机会不可糟蹋,民族的生命不可戕贼”74,这种从人文角度出发来建设国家的手段是张奚若所认为的建设现代国家的根本途径,绝不能因为时局而有所动摇,企图投机取巧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事实上对国民人格的培养也是需要以民主社会为依托的,“因为没有安全感就谈不上道德”75,专横的政府会导致人类道德的崩溃,所以张奚若虽然再三强调以良心的判断的重要性,却没有意识到在专制的体制下可能很难突显道德的力量。可见,在他的自由观念里理想主义仍然发挥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他要求国家政府接受和采纳个人的不同意见,承认个人思想上和言论上的自由,这其实也是他个人在政治诉求上的表达。他同样也是以参政议政的形式来表达个人对国民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然而他的思想仅仅停留在意见表达的环节上,这并不能保证他的理念的实施。同样,在他对国民人格建设的构想中,他着重阐述国民人格培养的根本性作用,却没有正面阐述个人何以得到解放,国民人格何以得以培养。以张奚若此时的政治立场和他所发表的这两篇论述国民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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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75

 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世纪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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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将这种国民人格健全化的必要条件归于国民政府内部在政策上的转变,他要求政府施行宪政,推进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改变一党独大、个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应该说他试图以追根溯源的态度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去建设新的社会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对国民政府的依赖使得他的理论无法付诸实践,这也是他日后思想转向的内在原因之一。

三、自由与平等之间

就如前文所提到的,20-30年代拉斯基的政治思想曾经有过一次明显的转变,他开始正面强调经济平等的重要性,并从阶级斗争和马克思政治经济的角度来重新解释欧洲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张奚若在30年代对于拉斯基的这一转向表达过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表示“平心而论,经济状况诚然影响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也影响经济状况”76,可见他承认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否认经济因素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拒绝把经济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甚至他还明确指责过共产党将一切问题都归为经济问题,这样单一的指导思想总是产生失败的结果77。从这一时期张奚若所作的文章来看,也确实甚少涉及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他仍然看重的是在政治理想建构上的诉求。但是他的这一立场很快发生变化,在抗战结束后,张奚若开始直接批判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一)对经济平等的关注

在接受《清华周报》的记者的采访中,张奚若提到一个关于经济不平等的实际例子:“过年前我到市场买东西,心里计算着买了这个就不买那个,结果还是不买,恰在那时走来一位穿军装的,一买就是二十多万元的糖果和咖啡,连价都不屑于文一声的派头。”78很显然,张奚若认为这种经济上的不公来自于国民政府的腐败,他曾经讥讽“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79然而张奚若却也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来解决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只是从反面的立场来批评种种不平等的现象。所以对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张奚若只是把他作为现实社会的一个不公现象来对待,所做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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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熙若:《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社会科学》1936年第2卷第3期,第599页。  张奚若:《共产主义的批评》,《现代评论》1927年第7卷,第164期。 78

 张奚若:《谈时局》,《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7页。 79

 张奚若:《废止一党专制 取消个人独裁!》,《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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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是从评议的角度来批评这一社会现象,而并不将它作为政治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解决好了国家主权、个人自由的问题,当当权者被有效的监督起来,人民积极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就不会出现这种由腐败所导致的严重的不平等。但是应该说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对解决经济不平等这一问题的有效尝试,也是促成张奚若政治立场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解放前也明确表示过应以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为指导,而不应该停留在过去以卢梭和伏尔泰为主导的政治理论中,可见他转而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更加适用于现实社会问题。 

(二)自由与平等间的选择

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自由与平等之间平等处于更优先的位置,所以他要求人们出让等量的、自然的自由来获得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环境。卢梭指责由于社会中存在人为故意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使得原本平等的自然状态被破坏,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从而彻底导致社会的失控。因此卢梭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新的社会来避免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他首先强调在缔结契约时的平等,要求以放弃同等的自由作为进入新社会的条件。然后在成约之后,由于对契约的共同遵守人民也就享有了同等的政治权利。并且在明确公意的最高指导地位之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就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同时在新社会平等精神的指导下,尽量的保证经济上的平等。但是从根本上看,卢梭还是运用契约论来从理论上阐述实现平等的可能性,那么这样就必须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换取个人在政治权利和经济上的平等,这就使得个人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然而在张奚若这里,他虽然也谴责现实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但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他并没有明确作出区分。对于政治权利的平等,张奚若是以个人自由的形式来表达。他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个人参与政治活动,能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样以个人为个体单位的自由实际上也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被赋予的自由的限度和参政的权利是同等范围内的,并且个人的自由独立于其他的自由,所以就不会出现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关于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的问题。而当权者虽然被赋予行驶主权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获得多于其他人的自由,因为他必须受到更多的监管来限制他对权利的运用,那么这样就仍然能够保证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所以张奚若对政治权利平等的强调实际上暗含于他对个人自由的呼吁之中,他相信个人以自由主义的精神作为指导来表达自身的意见,这本身就是个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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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张奚若的民主思想

在关于民主社会的问题上,张奚若开始切实涉及理论的操作层面。很明显,他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以极大的热情赞颂民主制度,对于民主社会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构建,这就使得他所认同的民主社会决不能单单只是有个民主社会的头衔,还必须是在实质上能够做到广泛的人民参政议政,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一、理想主义的民主社会构想

(一)关于卢梭民主思想的阐述

卢梭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即民主支持者和独裁者都将卢梭的政治思想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据,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的思想包含了两方面的要素,是一矛盾统一体。卢梭所提倡的直接的普遍的民主是通过“契约”来达成,这种契约的形式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

80

,卢梭将它概括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

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1,卢梭认为他的这一理论是完备的,“以至于连最微小的一点修改也会使它们变得空洞无效”82,但历来研究卢梭者往往对这个理论提出异议。卢梭明确表示拒绝在个人与集体之间构建一个第三方来调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第三方的存在破坏了他所设置的平等的关系,他强调“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编都是同等的”83,并且要求每个人都是毫无保留的出让权利,从而极力避免个人与公众之间出现一个仲裁的力量。卢梭认为这种情形能够带来他所崇信的民主政治,出让权利的个人不会被集合权利的公众所背叛,因为契约使得个人与公众意志相通,个人通过出让权利获得集体更大的保护。但就如朱学勤所说卢梭的所设计的契约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即“要么通向无政府主义,要么通向道德化的政治全能主义”84,前者将公众的权利无

808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82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页。  8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84

 朱学勤:《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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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限弱化,后者将个人权利的保障依托于公众权利的道德品格,这种缺乏第三方监督的政治契约犹如“没有守门员的球门”85,个人的权利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卢梭的政治理论中有一核心概念即“公意”,他将公意置于最高的指导意义的位置,并且强调公意永远是公正,不可摧毁的。因为在卢梭看来,个人是无法看清幸福的,需要公意来驱除私意,并作为最高指导引导人民获得理想的生活。但所谓的公意仍然不是一个制度化有明确操作性的产物,卢梭认为公意具有法律一般的巨大力量,但却拒绝把它设计成条分缕析的条款,更多的是强调它在道德价值上的意义,指出“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86。卢梭有意将这一概念抽象化是希望它能够发挥更为深远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被作为社会发展所需来实际操作,但这一定位使得公意的概念模糊,这就存在将公意人格化的危险。并且在契约中强调对公意的绝对服从,那么公意本身的概念不明就会导致独裁者以公意的形式出现,从而彻底违背了卢梭自由民主的初衷。 

(二)张奚若对卢梭民主思想批判性的认识

张奚若一直被传为卢梭的崇信者,他的学生曾回忆他“一再以最强烈的笔触称赞法国大革命的导师卢梭”87,他的毕生好友金岳霖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奚若也是比较喜欢卢梭的。我有时还听见他朗诵卢梭里头的一句话:‘人生出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又是用铁链子锁起来了的’”。88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张奚若本人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态度提出异议,王元化在《张奚若谈卢梭》中就表示“难道像他这样一位经过冷静剖析完全掌握了《社会契约论》实质的学者,对卢梭的国家理论所带来的后果竟然会毫无反应么?”89 

应该说,张奚若的民主自由思想有受到卢梭的政治思想影响的部分,卢梭将自由视为最为神圣的,他以出让自然的自由来换取所有人的平等,以平等为基础缔结契约再次构建自由,并以自由为必要条件来设置民主社会。这种把自由民主置于崇高地位的理念深深的感染到张奚若,所以他的众多学生的回忆中都有提到他在课堂上对卢梭的热情赞扬。但这种对卢梭的认同应该说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张奚若所认同的是卢梭对自由民主高度理想化的立场,而在具体的如何构建一个

85

 转引自朱学勤:《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7页。 86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87

 沈叔平:《启蒙思想家张奚若》,《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88

 刘培育:《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89

 王元化:《张奚若谈卢梭》,《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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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自由民主的体系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他并不是完全追随卢梭。就如王元化先生在《张奚若谈卢梭》中写道张奚若的文章表达严谨,绝不妄下结论。但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张奚若与卢梭的看法有所不同。 

张奚若在《卢梭与人权》这篇讲稿中明确谈到“卢梭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

90

团体主义者。”在卢梭的政治构想中个人需要出让全部的自然权利来组建一个团

体以更好的保护个人利益。而张奚若恰恰是个人主义的信奉者,他认为个人的自由与解放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并且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卢梭的国家理论会导致个人权利的丧失,也就是“岂非个人仅有主权者之名而无主权者之实,受多数人压

91制而为不自由之甚者乎?”卢梭强调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与国家是平等相通的,

国家不可能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胡作非为。张奚若对此表示异议,他说“不幸经验告诉我们,世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和政府。”因为“权利对于运用它的人们有一种侵蚀的力量,有一种腐化的毒素。这种腐化侵蚀的象征,便是滥用权利。”92但张奚若也承认在卢梭的理论体系里,是能够明确知晓个人私意是有悖公意的,所以卢梭设置了两个方法来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一、主权之作用,限于立法(反言之,即法委人民自己所造)”,这样法律所保护的是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二、主权者(即人民自己)依法规定,于一定期中投票解决二事”93,所谓“二事”就是就政体和权利分配的问题再做商议讨论,这样卢梭便认为他的设计能够全面的保证民主政治体制了。对于卢梭的这种看法,张奚若在文章中没有明确表明自身的态度,但从他对个人主义的坚持可以看出在具体问题上他与卢梭的不同。 

同时,张奚若也明确指出卢梭的理论虽然看起来专制,实质上是民主的。这一根本定性表达了张奚若对卢梭在根本立场上的认同。更进一步来说,张奚若也在理论上认同卢梭提倡的直接民主,他指出卢梭强烈反对现今的代议制也是有道理的,代议制在施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张奚若指出其一代议制并不能选出理想上要选的人,可选的范围很小;其二,民众以政党所提供的事实为判断,这样的判断并不完全可靠;其三,所选出的代表结果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民意94。但

9091

 张奚若:《卢梭与人权》,《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张奚若:《社约论考》,《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92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之培养》,《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93

 张奚若:《社约论考》,《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94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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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是尽管如此,张奚若还是承认代议制是现代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体制形式,因此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去解决民治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

二、对民主宪政的强调

(一)“民主与独裁”论战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紧逼,知识分子被迫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作出选择。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公开反对蒋介石政权。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首先发起讨论的是提出专制的蒋廷黻,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在中国如此混乱的局势之下,革命的结果也肯定是失败的。并且将内乱归咎于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的专制阶段,文中他写道: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碰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维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95 

而对于专制的界定,蒋廷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他并不认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他认为“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责任。”蒋廷黻更是进一步否定中国民族国家的性质,指出“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从而从根本上否认了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政府的现代意义。对于蒋廷黻的理论,胡适紧接着提出反驳,在《建国与专制》一文中,胡适写道: 

第一,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第二,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中国自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的住脚。96 

而对于“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这个问题,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中,胡适指出所谓“新式专制”不过是早年梁启超所提出的“开明专制”的再现。而“论者须知行开明

9596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1933年第80期。  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1933年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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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者必须有二条件:第一则其人必须有非常英杰之才,第二则其人必须为众所推戴。”97而这些条件,胡适明确表示中国社会并不具备。同时在反对独裁专制的基础之上,胡适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98,“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 

另一方面,钱端升也参加到这场论战中。他从经济的角度考察社会,认为“只有独裁能纠正民治时代的散漫而强迫人们服从以全民族的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计划。”99要达到他所说的“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就必须要建立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和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表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100,这一说法使得论战再次进入高潮,坚持民主政治的一派学者们开始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胡适接连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次强调他的“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的理论,对于胡适的这一提法,丁文江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中予以反驳: 

他似乎相信,“两个臭皮匠凑起来就是个诸葛亮。”他太乐观了,事实上两个臭皮匠凑起来依然是两个臭皮匠!101 

而丁文江本人对于所提出的新式独裁提出了四点要求,即: 第一,独裁首领要完全以国家利害为利害。 第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第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第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和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下。102 

但对于丁文江所说的这种新式独裁,胡适表示这犹如“教三岁孩子放火”,最后的结果“中国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103 

9798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1933年第82号。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1933年第82号。 99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集权政治乎?》,《东方杂志》1931年第31卷第1号。 100

 《大公报(天津)》1934年11月28号。 101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1935年第133号。 102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1935年第133号。 103

 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独立评论》1935年第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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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胡维道在《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的歧路-为民治与独裁问题就商于丁文江先生及时下诸贤》中,也与胡适有相似的观点,认为“独裁有我们今日中国所不能满足的条件”104。他认为民智未开,国家政局不稳,内忧外患,都不能成为拒接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他指出“我们若将充分的权威赋予全体中央政府而不是授给某个人,岂不是一样的可以巩固中枢吗?”105而“锻炼人民政治常识的唯一方法,还是只有多给人民以参加政治的机会”。但他所提倡的民主,从根本目的上是为了给独裁政治做铺垫,他甚至假设“我说且等我们走上了宪政的路,立定了民治制度的根本,再有需要,再来树立独裁制”。 

陈之迈也发表文章《非常时期的政府》,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国内问题。他指出“非常时期的政府的目标,同往时的政府不同,其唯一的使命就是‘效率’,是高度‘效率’的产生。”而如何做到他所要求的有效率的政府,他认为“有效率的不一定就是独裁政府,独裁政府有点地方极不合效率原则的”。而恰恰相反,民主政治也可以成为最有效率的政府。而对于如何在民主政治下建立有“效率”的政府,陈之迈的答案即是:首先,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民主政治只是不用武力来解决政争的一种‘方法’”106;再则效仿西方建立“危机政府”,用于在非常时期处理政治问题,可以允许权利的暂时集中,但是必须坚持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之下。 

吴景超在《中国的政制问题》中对其之前在论战中的观点加以补充说明,强调了对于政制的选择存在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的不同。他坦承“我个人如在各种政治中可以自由选择,我是一定选择民主政治的。”107但他坚持认为中国国内的局势和政治基础都无法施行民主政治,达不到他所列举的五个必要条件。所以他反对在现阶段施行民主,而是将民主政治实现的可能性置于将来。 

其实就如吴景超所说“大家对于事实的认识,应当是一致的”,“而各人的看法却有不同”108。但仔细研读可以看出所谓的看法不同,也只是两派知识分子的认识中很小的一部分。首先,各方在论战中对于政治制度问题考虑的出发点都是

104

 胡维道:《中国的歧路—为民治与独裁问题就商于丁文江先生及时下诸贤》《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6期。 105

 胡维道:《中国的歧路—为民治与独裁问题就商于丁文江先生及时下诸贤》《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6期。 106

 陈之迈:《再论政制的设计》,《独立评论》1936年第205号。 107

 吴景超:《中国的政制问题》,《独立评论》1935年第134号。 108

 吴景超:《中国政制的问题》,《独立评论》1935年第1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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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时期如何救国,对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诸如日本对于中国的虎视眈眈,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四万万阿斗”的知识水平的欠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知识界都有着相同的看法。两派的区别在于在理想价值层面和现实问题上的不同取舍,独裁一派往往在理想上也是坚持民主的,如前文所述吴景超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持,蒋廷黻也表示“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民主政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解问题。”109钱端升也表示“在原则上独裁不是好制度,个人的独裁不必说,即党魁的独裁也不及领袖们的共和”110。而独裁派和民主派真正的区别是在于对“独裁”政治的界定和认识上。论战初期,蒋廷黻所使用的是专制一词而非独裁,钱端升所用的也是“极权国家”这样的措辞,核心是对于权力的集中,其目的也就是陈之迈所提出的高效的政府,以应对国难这一非常时期。而这一设想,民主派也有提到,他们也赞成在民治的体制下的权利集中。因此两派的分歧就在于是否还要坚持民主政治这一底线,是否要将整个体制建设成独裁政治?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使得两派对于自身的观点作出更具体的解释。独裁派强调新式独裁与中国几千年的就是专制的不同,给新式独裁的政治领袖订立了极高的标准和要求。另一方面,阐述了独裁政治会给社会带来立竿见影的积极的实际效用,不像民主政治一样还需要做足多年的准备,建立良好的基础。而民主派也不认为会出现所谓新式的政治领袖,胡适明确反驳说“我可以断断的语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111

,并指责独裁政府也未必就一定是高效实用的政治体制,并指明民主政治也可

以适用于非常时期。这样,民主政治不管在理想陈义上还是实际效用上都应是国难时期所必须施行的政治体制。 

(二)对实质性民主的呼吁

张奚若在这一论战的后期才正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民主政治当真是幼稚的政制吗?》、《我为什么相信民治》以及《独裁与国难》三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于民主与独裁的观点。 

在《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中,蒋廷黻表示“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和任

109110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院2003年版,第148页。  钱端升:《中央政治的改善》,《华年》1935年第4卷第41期。 111

 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独立评论》1935年第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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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112,并指责“近几十年来的内乱,文人要付大部分的责任”113,强烈要求所谓的知识阶级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即便中央有错不肯改正,我们仍然应该支持中央。这样的论断,张奚若明确予以反驳,在《独裁与国难》中他谈到:

老实说,削除内乱,统一国家,打倒小军阀完全是一个实力问题。政府若有实力,用不着我们赞成,它自然会去削除它打倒它。反之,若是没有实力,就是我们天天提倡,时时鼓吹,也是枉然。114 

而对于独裁派所认为的通过独裁政治来解决国难问题,张奚若也明确指出: 这是个整个社会组织问题,和民族力量问题,不是区区政制问题。若全从客观的事实看,可以说民主政制和独裁政制与解决国难都无关系。115 

张奚若认为施行独裁政治最终会导致民众失去独立自主的意识,久而久之“被压迫的多数人那时已经失掉过问国事的习惯和能力”,于是造成了“在平时为自己制造奴隶,在外患深入时是代敌人制造顺民”的恶果。这也是他极力反对胡适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的理由,他承认民主宪政存在“高度”和“低度”之分,甚至可以容忍“民棍政治”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存在。但是他明确反对将民主政治作为独裁政治的初始阶段,文章中他惊呼“难道在胡先生的心目中民治的用处竟是如此,竟是替专制与独裁作预备工作?”116 

独裁派所强调的新式独裁,其实是将整个专制体制都托付于独裁领袖个人,就如丁文江对独裁领袖所提出的四点要求,这种体制对于领袖个人水平的要求极高。对此张奚若给予犀利的批驳: 

鼓吹专制提倡独裁的人们的最大错误就是他们的全副议论完全建筑在一个很大的“假定”的基础上。这个假定以为专制者或独裁者一定是一个具备现代智识而且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利益的人,并且在未成功以前绝对不许他死,若死也须找个具备同样资格的继任人来完成他的未竟之志!117 

这种将国家政治依附于个人的思路,张奚若表示极其不可靠,在《再论国民人格》一文中他也谈到“权利对于运用它的人们有一种侵蚀的力量,有一种腐化

112113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1933年第51号。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1933年第51号。 114

 张奚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1935年1月13日。 115

 张奚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1935年1月13日。 116

 张奚若:《民主政治当真是幼稚的政制吗?》,《独立评论》1937年第239号。 117

 张奚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193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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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素。”118 

所以张奚若指明独裁根本救不了国难,使得独裁派立论的最大理由也站不住脚了。对于独裁派的另一观点,即中国国民的知识水平太低,无法施行民主政治,张奚若也予以反驳。他指明: 

一个政府所需要的智识的数量是完全看那个政府所要办的事业的范围大小而定,与那个政府的体制是毫无关系的。119 

也就是说不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提高国民素质水平,培养国民人格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务。这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是说在专制体制下就可以放任民众的愚昧,对国民涵养降低要求。也不是像胡适所说的,在独裁这一高层次的政治制度下才需要有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体,在民主这种幼稚园的政治体制下不需要很高的知识水平。事实上,张奚若一直用“智识阶级”来指代知识分子群体,比起蒋廷黻所说的“专靠知识生活的人”120即是知识分子相比,张奚若的要求更高,他指出智识阶级要能够“增长智识”、“发展理性”、“提高思想”、“传播文化”121,其中尤其强调理性知识的水平。尽管如此,张奚若对于构建智识阶级的态度很乐观,他表示“因为各种工具发达,社会进化甚速,我们增进人民智识的效率也就甚大,从前数百年作不到的事情,现在十数年便可作到”122。 

与民主派内部其他意见不同,张奚若本人对于民治的陈义很高,在他看来,施行民治不单单是实际需要,更是理想价值的追求,并且他坚持将价值问题置于实用问题之前,表示“别的政治制度,就是容易学,若不值得,也不必学。”123而民主政治于他首先是“在原则方面既是应学”,然后“在实际方面又属能学”,所以他坚持民主政治的崇高价值。 

张奚若曾经一再指责代议制的弊端,但实际上他也能够明确意识到“我们今日因为国家并非古代的城市国家,无法行使直接民治”124,他理解代议制度是现在民主政治之必须,所以他其实想要通过对代议制的批评来指正国民政府现行民主制在普遍民主上的缺陷。他指出选民并不能选出真正理想的人选,而被选举出

118119

 张奚若:《再论国民人格》,《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张奚若:《一切政制的基础》,《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6期。 120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1933年第51期。 121

 张奚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 122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123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124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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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代表也并不是必须代表选民的意愿。那么这样的代议制就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民主而远没有达到实质上的民主。所以如何开展实质上的民主是张奚若的民主政治观念中的核心问题。

1935年展开的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是“民主与独裁”问题的延续,也就是关于如何展开实质民主的讨论,民主派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之后,开始就结束训政,开展宪政的问题展开讨论。张奚若也就此提出要求国民政府施行宪政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对于宪政问题,张奚若强调“只有法治,没有民治,宪政就只有形式”,他指出将国家权力分配置于法律制度之下,保证一切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以后,更应该注重民治,对个人自由提供保障,否则所谓宪政国家本质上还是独裁政治。他格外强调宪法的实质,指责中国空有形式的宪法已经好几部,“宪法与实际政治没有多大关系”,所谓的宪法“只是在现阶段国民党玩实际政治的一种把戏”125。相反“世界上一些老牌民主国家英国,便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成文的宪法”126,所以“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可见,张奚若的宪政思想的核心就是个人权利的实现,不论是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以独裁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独裁政治,他都坚决反对。而他所要求的民主社会也必须是在实际内容上能够做到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活动、保护个人权益的确实民主。

125126

 周建人:《这样的宪法人民怎样会承认?》,《人民日报》1947年3月28号。  《只有空洞的宪法是没有用的-张奚若先生演讲:“中国宪政问题”记》,《新华日报》1944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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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张奚若由强烈的个人主义向人民民主的转向是他个人在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并且与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学人的政治转向不同,张奚若在建国前夕就已然完成了自身在思想立场上的过渡。在1947年4月发表的文章《新的课题》中张奚若明确提出“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设施,必须以人民为出发点,而且以人民为归宿。”127而在之前的2月,由于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决定撤离北平,张奚若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离别宴会,这次宴会促成了他与中共代表的直接接触。到了1948年,张奚若明确对自己早年所坚守的个人主义提出批评,在对青年人的劝诫中他提到“你们思想的方向和技能的应用,都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或阶级的利益。”并且他指责那些还没有及时转变思想的“所谓‘智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中间路线者’,都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128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甚至推翻了过去所赞美的卢梭,指明“马克思和列宁早已代替了服尔太和卢梭”,他表示这样的转变“不是要赶时髦”,而是“没有偏见,正视现实的人无法避免的一个结论。”129 

对于张奚若的这种明确的政治转向,应该从外部政治环境和其自身思想理路来分别加以考察。很显然,转向前张奚若对于国民政府一直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上。他曾经公开和蒋介石对质,并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在众多的时事评论的文章中他也总是以辛辣的文笔对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质疑。但应该来说早期他还是能够从根本利益上维护这一政府,提出的各种指责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完善各项措施,是予以指导意义。在西安事变之后,他与清华大学的教授联名发表声明,指责张学良分裂国家,可见此时他还是能够维护国民政府的存在。但转折发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由于政府军警对联大学生爱国活动的限制,引起了教授的不满,起初张奚若也坚持学生应该回归课堂,但一二·一事件的爆发使得教授们纷纷转变立场,站到学生的一边一同抗议国民政府的暴行。更为激烈的刺激

127128

 张奚若:《新的课题》,《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3页。  张奚若:《不要辜负了时代-致参观清华的中大学生》,《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399页。 129

 张奚若:《五四运动的将来》,《北大半月刊》194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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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是张奚若的好友闻一多被国民当局所暗杀,这一事件可以说直接促成了张奚若对国民政府的彻底绝望,也成为他政治立场转向的一个伏笔。1947年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张奚若已经明确以人民民主的视角来分析国民问题,他赞美闻一多

130“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它”。

闻一多以这样一种种杀身成仁的方式贯彻了他自身的政治理想,这必然深深促动了对于政治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张奚若,使得他转变为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体制,而逐渐放弃过去所坚持的个人主义的立场。 

应该说,闻一多的死难对于张奚若是一个直接的外部刺激,从他自身内部的思想的来说,也存在思想转向的理论基础。这些因素可以基本概括为:对民主政治的一贯坚持、对经济平等的迫切要求、以及在民族情感上的认同三个方面。

民主政治的一贯坚持 

如前所述,张奚若对于卢梭的政治思想有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崇拜,他十分推崇卢梭的主权在民的观念,这与他在建国前期所提及的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为人民的福利为政治追求的论点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虽然后来张奚若提出应该放弃卢梭的理论转用马克思和列宁为指导思想,但从思想根源来说他对于人民民主持一积极认同的态度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他长期对卢梭的大民主观的坚持。

经济平等的迫切要求 

早期在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张奚若明确表示过反对把一切社会问题用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的理论来分析。这样的考虑在于他担心以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的理论来全盘解释人类长久的历史,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被忽视,而是以群体性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动荡,民不聊生的恶劣环境越来越严重,经济问题必然成为首要的社会矛盾。张奚若就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指责国民政府以公债的方式滋长内战,将百姓置于水生火热131。而在同一时期,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也在火热进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带给贫下中农最为实际的利益,保障了他们的生活。张奚若作为一名留学西方的近代学人,在政治立场上一直以来都坚持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但现实社会环境的惨况也促使他放弃过度理想化的政治构想,民众的生存问题摆在眼前使得他必须直面经济平等的问题,从而从正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所强调的阶级分化与经济平

130131

 张奚若:《一多先生死难一周年纪念》,《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页。  《北平教授拒买公债》,《人民日报》195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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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观念。

民族情感上的认同 

在近代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张奚若是一名深受西学影响的政治学家的同时,也必然是一名带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思想的认同与对西方列强的强烈指责是近代学人身上集中体现的一突出的矛盾,张奚若也不例外。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中他强调“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应该被打倒的,民族的自信心是不应该摇动的。”132他指出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学习西方,但不能因此失掉了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举例说“我个人在地球上也跑了不少地方,宫殿类的建筑也看见了许多,也觉得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上北平宫殿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美术价值”133。然而,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对于列强以亲善的态度,张奚若怒骂“若真死心塌地的照现时‘亲善’、‘提携’这样办法做下去,恐怕到头只配给

134135

箕子的封国做徒弟。”他指责国民党的行为“处处是把中华民族拉到死路上”,

已经违背了自身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中共正式提出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口号,表明共产党反抗列强的明确态度。更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应该改善了王明留给张奚若的夸夸其谈的印象136,也缓和了张奚若本人对苏俄对中国主权侵犯的反感。这个具备完备的理论框架和独立的领导权的政党显然逐渐被张奚若所认同和赞赏。当共产党建立的政府正式作为国家事务的代表之后,张奚若担任起外交学会的会长一职,在外交活动方面十分活跃。可见他信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口号必然极大的激发了张奚若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热诚。 

应该说,张奚若对于人民民主制度的接受一方面是因为他自身的政治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相同点,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事件和国民环境都促使他在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的同时也放弃了第三条路线,从而以一种积极投入的态度参与到中共所领导的国家建设中。实际上他的思想的转向就在于从原本的对人民主权和个人主义两者的坚固转变为放弃了个人主义的立场,以人民主权作为理论的核心。在个

132133

 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第246页。  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页。 134

 张奚若:《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 135

 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368页。 136

 转引自《音容宛在-张奚若的生平与思想》中所引2006年3月11日访问张奚若之子张文朴先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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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人与集体之间,张奚若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出发,过去一再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的维护,即便在民族危亡的时期他也表示不应放弃对个人自由的倡导。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转而选择了集体的立场,接受了共产党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开始反思过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其中的原因前面已经论述了许多方面,但最为本质的还是张奚若本人认同人民民主的制度能够构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这与他本人对国家建设的理想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他修正了自身的政治思想中他所认为不再适宜于政治建设的部分,以一种反省自身的态度、新的政治面貌,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时至今日我们从梳理张奚若自身政治思想脉络和政治立场转变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政治思想体系,可以看到一位近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所作出的理性尝试。张奚若的政治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时刻关注时局变化的同时也坚持对理论根源的探究,并且一直试图说明从西方政治理论的本质入手才能更有效的将西学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在他的理论研究中看不到急功近利,只求一知半解的浮躁心态。就如他在学术生涯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社约论考》一开头所表述的那样,“欲知社约论之大道正义,应先知社约论在历史上发生之由”137,张奚若一直以极其严谨的态度来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同时另一方面,他也看重政治理论的实践,强烈的要求实现社会变革。他重视西学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并且在他看来,这种对西方理论的梳理必然能够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对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建设也必然起到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正是这种学术态度和深刻认识,使得张奚若在政治环境的变换中始终坚持民主社会的政治理想。如同张奚若通过对西学理论的探究来指导他自身的人生价值选择和政治理想一样,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对他的政治思想的学习来体会他的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生理念的指导意义。 

137

 张奚若著:《社约论考》,《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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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一、张奚若基本文献 (一)著作

[1] 张奚若:《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二)时评政论 

[1] 奚若:《副刊殃》,《晨报副刊》,1925年第1284号。 [2] 奚若:《双十节》,《晨报副刊》,1925年第1287号。 

[3] 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第1286号。 [4] 奚若:《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晨报副刊》,1925年第1291号。 [5] 奚若:《联俄与反对共产》,《晨报副刊》,1925年第1294号。 [6] 奚若:《一篇不该做的文章》,《晨报副刊》,1925第1300号。 [7] 奚若:《共产主义与中国》,《晨报副刊》,1925年第1308号。 [8] 奚若:《共产主义与中国(续)》,《晨报副刊》,1925年第1309号。 [9] 张奚若:《学生与统治者》,《春秋》,1925年第3期。 

[10] 张奚若:《那里配做狄克推多》,《现代评论》,1925年第15期。 [11] 张奚若:《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现代评论》,1925年第17期。 [12] 张奚若:《北京国立八校合并问题》,《现代评论》,1925年第22期。 [13] 张奚若:《共产主义的批评》,《现代评论》,1927年第160期。 [14] 张奚若:《政治上的目的与手段》,《现代评论》,1927年11月5日。 [15] 张熙若:《国事感言》,《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12月13日。 [16] 张奚若:《一切政制的基础》,《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6期。 [17] 张熙若:《独裁与国难》,《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月13日。 [18] 张熙若:《论所谓中日亲善》,《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3月10日。 [19] 张熙若:《民主政治当真是幼稚的政制吗》,《独立评论》,1937年第239号。 [20] 张熙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21] 张熙若:《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社会科学》,1937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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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卷第3期。 

[22] 张奚若:《忆民国初年的陕西大选》,《书报精华》,1947年第36期。 [23] 张奚若:《五四运动的将来》,《北大半月刊》,1948年第4期。 

[24] 张奚若:《大学有它的本职,千万不能忘记它》,《文汇报》,1950年6月6

日。 

[25] 张奚若:《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道理》,《人民周报》,1951年第20期。 [26] 张奚若:《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世界知识》,1952年第40期。 [27] 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张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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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奚若:《右派野心分子的病根》,《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期。 [29] 张奚若:《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张奚若主任的发

言》,《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11期。 

(三)报纸新闻 

[1] 《只有空洞的宪法是没有用的—张奚若先生演讲:“中国宪政问题”记》,《新

华日报》,1944年1月11日。 

[2]《张奚若在昆演讲:“现代国家与宪政”—只有法治,没有民治,宪政就只有

形式》,《新华日报》,1944年4月6日。 

[3] 谢华:《不与胡适谈政治的张奚若教授》,《评论报》(上海),第1卷第10期,

1947年1月11日。 

[4]《北平教授拒买公债》,《人民日报》1947年5月4日。 

[5]《民主教授代表张奚若先生说:》,《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6]《忠诚为国 毕生奋斗-纪念张奚若先生》,《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4日。  

二、相关文献 (一)著作 

[1] 黄中岩:《张奚若》,《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 

[2]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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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3-154版。 [4]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6]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陈哲夫、江荣海:《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8]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

一九三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9] 姜涛:《闻一多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院2003年版, [12] 端木正:《端木正自选集》,广州人民出版社2007版。 [13]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4]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 陈序经:《现代主权论》,张世保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 [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17]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8] 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版。 

[19]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7年版。 

[20] 张世保:《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1] 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3] 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4]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 

[25] [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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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26]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7] 刘培育:《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8]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 肖君拥:《人民主权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二)期刊 民国时期的期刊 

[1] 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的区别吗?》,载《社会周刊》1925年第1

号。 

[2] 陈启修:《张奚若先生是我们“智识寡浅的学者”的朋友吗?》,载《晨报副

刊》第1291号。 

[3] 徐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载《晨报副刊》1925年第1294号。 [4]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集权政治乎?》,载《东方杂志》1931年第31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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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51号。 [6]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80号。 [7] 胡适:《建国与专制》,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81号。 [8]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82号。 [9] 钱端升:《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21号。 [10] 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30号。 [11]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33号。 [12] 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33号。 [13]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50号。 [14] 胡维道:《中国的歧路—为民治与独裁问题就商于丁文江先生及时下诸

贤》,载《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6期。 

[15] 胡维道:《中国的歧路(续)—为民治与独裁问题就商于丁文江先生及时下

诸贤》,载《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6期。 

[16] 陈之迈:《再论政制的设计》,载《独立评论》1936年第205号。 [17] 吴景超:《中国的政制问题》,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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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钱端升:《中央政治的改善》,载《华年》1935年第4卷第41期。 [19] 陈之迈:《非常时期的政府》,载《民族杂志》1926年第1-6期。 [20] 张佛泉:《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36号。 [21] 胡适:《再谈谈宪政》,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36号。 [22] 陈之迈:《苏维埃共产主义》,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39号。 [23] 张佛泉:《我们要怎么开始宪政》,载《独立评论》1937年第240号。 [24] 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载《大中国》1947年第4-5期。 

 

当代相关文献 

[1] 孙宏云:《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与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载《中

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 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

12期。 

[3] 殷叙彝:《拉斯基的多元主义国家观评述》,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

年第2期,第20页。 

[4] 孙宏云:《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1期。 

[5]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载《历史研

究》2005年第4期。 

[6] 王天根:《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以〈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

证为中心》,载《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7] 余宜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柏林〈两种自由的概念〉》,载《兰州学

报》2006年第10期。 

[8] 张世保:《陈序经对个人主义的论述》,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9] 张太原:《〈独立评论〉的社员及其主要撰稿人》,载《安徽史学》2007年

第4期。 

[10] 田彤:《陈序经文化学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基础刍议—以〈现代主权论〉为视

角》,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1] 张世保:《主权与人权的双重控诉—陈序经主权思想述论》,载《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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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学报》2008年第1期。 

[12] 杨顺利:《自由与贫困—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后的一种影响》,载《江

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三)学位论文 

[1]戈洪伟:《音容宛在—张奚若得生平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2] 高怀举:《张奚若思想研究(1919-1949)》,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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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几经修改这篇论文终于定稿,而我在民大的学习与生活也将告一段落。回想起当初怀着一片对历史学懵懂的憧憬之情来到大学,有幸坐在各位老师的课堂里学习知识聆听教诲,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七年。今天交出这篇不算厚重的学位论文作为对自己七年历史学专业学习的总结,不知能否让老师们满意,也不知能否应对自己的那份初心。

在民大七年一直从各位老师那里受教颇多,首先十分感谢我的导师张世保老师,张老师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研究视野引领我进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在领会老师独到的学术见解的同时也从老师那里获得很多关于现实人生的思考。尤其在论文写作期间,从最初的构思到成文再到修改定稿,张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批评鼓励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也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同时也感谢张老师和师母田老师在平时生活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带给我温暖也给予我许多有益的人生指导。

十分感谢丁兰老师、蔡丽娟老师、赖玉芹老师多年来对我的关爱和帮助,三位女老师从学问研究到生活琐事都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导,更是如同母亲般与我知心交谈,带给我很多人生启发,是我心目中女性学者的典范。老师们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我会一直谨记于心。

十分感谢王延武老师、韦东超老师、赵庆伟老师、余和祥老师、李勇军老师、秦熠老师在几年的学习里对我的指导,老师们建设性的意见让我看到自己在专业学习上的不足和可取之处。我依然记得当初第一次与老师们坐在一起,听各位老师谈起对历史学专业的认识和理解,是老师们渊博的学识和风趣幽默的言谈开启了我对历史学专业的兴趣和热爱。

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何卓恩老师在论文写作时帮助我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并提出宝贵意见。感谢李小波、薛子燕两位学长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十分感谢我的家人一路支持我的选择,也希望这篇学位论文能够让他们看到我的历练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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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附录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1、龚明娟:《也谈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

年增刊。 

2、龚明娟:《浅谈美国民族精神及其清教主义渊源》,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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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

作者:

学位授予单位:

龚明娟

中南民族大学

引用本文格式:龚明娟 张奚若政治思想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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