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第七讲 训 诂 源 流
一、先秦的训诂:萌芽时期
(一)训诂起源于先秦时期。
《论语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孟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
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老子》:“视而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
《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
《韩非子》有《解老篇》和《喻老篇》;有《内储说》和《外储说》。
《解老篇》和《喻老篇》是对《老子》的注解。
《内储说》和《外储说》,先列,后加解说。
到了战国末期,训诂已经由萌芽而逐步发展,它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儒家经典,
训诂的方法、体式多种多样。但比较系统、专门的训诂工作和研究直到汉代才开始。
(二)训诂萌芽和发展的动力
社会交际的需要。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
二、 两汉的训诂:兴盛时期
(一)兴盛的原因
1、统治者尊经、博士讲经,促进了训诂的发展。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设立今文《易》、《书》、
《诗》、《礼》、《春秋》五经博士,至东汉光武中兴,形成五经十四博士的完整体系。学习儒家经典,成为利禄之途。
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
《易》四家: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
《书》三家: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 )。
《诗》三家:齐(辕固生)、鲁(申培)、韩(婴)。
《礼》两家:大戴(德)、小戴(胜)。
《春秋》两家:颜安乐、严彭祖。
2、秦火之后,要抢救古籍。
汉文帝派晁错向济南伏生学习《尚书》,记录《尚书》二十八篇。
汉成帝命刘向校书撰《别录》,刘歆完成图书总录《七略》。
隶书通行,人们看不懂古文经籍,需要注释。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93年),从孔壁中得古文经《尚书》、《礼记》、《论语》、
《孝经》。孔安国传《尚书》。
(二)兴盛的表现
1、随文释义的传注体、专书体训诂著作大量涌现。
《毛诗故训传》、郑玄 《毛诗笺》、郑玄 《仪礼注》、贾逵《国语解诂》、服虔
《汉书音训》、王逸《楚辞章句》、马融《离骚注》、郑玄《易纬注》。
《尔雅》、《说文》、《释名》、《方言》、
服虔《通俗文》(中国古代第一部俗语词辞书,早已亡佚)
班固《白虎通义》、许慎《五经异义》、郑玄《驳五经异义》。
2、训诂大师林立。
3、义训、形训、声训蔚为大观。
4、训诂体式和术语在广泛应用中趋于成熟。
这个时期的训诂,有了一定的体系和方法,表现出对词义研究的自觉性,成为
真正的训诂学。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训诂:沿袭时期
(一)扩大了训诂的范围
魏晋南北朝的注释,仍以儒家经典为主。流传至今的有:
王弼、韩康伯《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谷梁传集解》、何晏
《论语集解》。三国吴韦昭《国语注》、晋郭璞《山海经注》、《穆天子注》、魏王弼《老子注》
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近3倍于正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近20倍
于正文)、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增补史料,纠正讹误。
到隋唐时期,四部的注解都有增加,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
李鼎祚《周易集解》、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
《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住》、何超《晋书音义》、杨倞《荀子注》、王冰《黄帝素问注》、李善《文选注》。
(二)出现了义疏和集解
发展。
义疏是兼释经注的训诂形式,萌芽于汉末,盛行于六朝,到唐代有了很大的
郑玄《毛诗笺》 皇侃《论语义疏》
皇侃: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撰有《论语义疏》十卷,略于传统的章句训诂
和名物制度,而多以老、庄玄学解经。如《论语·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其解曰:\"重为轻根,静为燥本,君子之体,不可轻薄也。\"其说与汉儒说经相去甚远,表现出南朝的玄学之风。
唐贞观十六年(2年),命孔颖达、贾公彦、杨士勋等编撰新的符合当时统
治阶级需要的五经义疏。
《五经正义》:《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礼记正义》、《春秋
左传正义》.《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
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
难。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
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
《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著作。
《论语集解》
《晋书·郑冲传》:“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
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
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
《春秋经传正义· 春秋序》:“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
之,名曰经传集解。”
(三)训诂新著的涌现
比较重要的有:(魏)张揖《广雅》、(晋)吕忱《字林》、(陈)顾野王《玉
篇》、(晋)郭璞《尔雅注》、《方言注》、《三苍解诂》、(唐)李商隐《蜀方言》等。
亡佚不存。
《字林》是《说文》与《玉篇》之间的字书,在字书发展史上很重要,宋末以后
唐封演《闻见记》称《玉篇》“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今日看到的
《玉篇》是宋真宗时陈彭年等重修。唐代增字本,收字有 22561字,比封演所记多5600多字,注解大有删削,已非原本之旧。顾野王原本在宋已佚,只有日本保存部分传写本。
都是唐代日来华留学生和僧人传抄带回日本的。共存2052字,相当原书的1/8 强。
(四)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研究
《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
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
义》。
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25卷、慧琳《一切经音义》100卷、慧苑《华严音
在释佛经用语时,引用很多古书资料,可以了解中古时期语言文字音义变化
的一些踪迹。
四、宋代的训诂:变革时期
(一)宋代训诂的成就
1、四种义疏:
《孝经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论语注疏》: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2、涌现一批经史子集的新注:
朱熹《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是朱熹花40年时间用毕生精力撰
写和反复修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洪兴祖《楚辞补注》
3、出现一批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
陆佃《埤雅》
《埤雅》,增补《尔雅》有关草木鸟兽虫鱼及天文等方面内容的著作。
罗愿《尔雅翼》
解释《尔雅》草木鸟兽虫鱼各种物名,以为《尔雅》辅翼,所以名为《尔雅
翼》。考据精博,体例谨严。
4、徐铉xuàn 、徐锴kǎi刊定《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在流传中经辗转抄写,衍漏伪异不断增加,唐李阳冰曾作刊定,
但主观武断,随意窜改,伪误更甚。
五代末期徐铉、徐锴兄弟对《说文解字》深入研究和校订,徐铉整理出后世
流传最广的被称为“大徐本”的《说文解字》,徐锴著被称为小徐本的《说文解字系传》,既注释《说文解字》,又纠正许多李阳冰删改失当之处。
5、陈彭年等重新《广韵》、《玉篇》,丁度修定《集韵》
(二)宋代训诂学方面的变革
1、摆脱汉唐旧说,大胆创发新义
欧阳修:“《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
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对汉唐旧注多所驳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毛传》“周
行”为“周之列位”,郑笺为 “周朝廷臣” ,朱熹传为 “大道” 。
2、对语法认识的深化
汉代称虚词为辞、语助、语辞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分为发端、句中、句末三种助辞。
北宋有了虚字实字的名称。
(宋)周煇《清波杂志》:“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
字少,皆批谕之。” 朱熹把形容词副词称为半虚半实字。
3、创立“右文说”。
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以后的训诂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4、开创金石学与训诂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欧阳修收集历代石刻跋尾四百余篇,作《集古录》
吕大临《考古图》
薛尚功收集商秦汉代金石文字编成《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赵明诚《金石录》
洪适利用金石拓本,著《隶释》、《隶续》,用以考证史传的讹误。
此后金石学蔚为大观,使训诂学获得了新的材料。
5、古音学开始萌芽
南宋吴棫yù 著我国第一部古韵专著《韵补》,他是第一个研究古韵的人。
汉语和汉字的读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不同有所发展和变化。
《诗经》和《楚辞》本来是押韵的,可是今天用普通话读起来,很多地方却
不是押韵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一现象在宋以前已经被学者注意,但直到南宋时期,才出现了第一部古代汉语语音专著《韵补》。
五、元、明两代的训诂:衰落时期
(一)表现
这一时期的训诂,与宋代相比,不仅训诂著作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得多。
1、元代比较好的训诂著作有:
卢以纬《语助》
分析了100多个虚字的意义,是我国研究虚字用法最早的专著。
戴侗《六书故》
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援引钟鼎文来说明字形,又能明辨字义的引
申不同于文字的假借。对于音与义的关系阐发尤其多。戴侗说:“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字)以求义也;训故之士,知因文(字)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与《资治通鉴》正文相当。注文内容广泛而详尽。“凡
《通鉴》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均有疏释,此外还辨前人注释之失,正《通鉴》记事之误。胡注以博大精深的学术内容,使《通鉴》更加大放异彩,时至今日,读《通鉴》仍离不开胡注。
2、明代比较好的训诂著作有:
朱谋(土韦 )《骈雅》
是中国第一部收集、训解双音词的专著,把凡是两字成为一义,或字异义同的词
都类聚加以解释,所以称为《骈雅》。
方以智《通雅》
杂考事物名称和训诂、音韵之书 。是他平日读书考释字词音义积累纂集而成。
因为他在博学的基础上,要“观古今之通”,所以命名为《通雅》。
黄生(字扶孟)《字诂》、《义府》
黄生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诂》,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联系谐声偏旁说
明词义,给清代江永、戴震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义府》以解释经史子集书中的词语文句为主,考证详明,无凿空臆断之论。
考证之功力与方以智《通雅》不相上下。
如解《诗·邶风》“死生契阔”,契阔为合离,跟死生同为对言 。
梅膺祚《字汇》
它简化部首系统为214个,使汉字归类更加合理化;它在部首排序和属字排
序中贯彻笔画排检法,这是对字典和检字法的改革,为字典检索开辟了道路。
张自烈的《正字通》
一部前承《字汇》后启《康熙字典》的重要字书,体例全依《字汇》 ,扩大篇
幅,增加例证,补正许多讹误。
六、清代的训诂:复兴时期
(一)表现
1、训诂名家辈出,训诂著作数量多、质量高
注释、补订前代训诂专著,如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戴
震《方言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
考辨古籍的专著,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
平议》、《诸子平议》等。
《论语·里仁》 :“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群经平议》:“数”者,面数其过也。也就是当面指出别人的过失。
专释虚词的著作,如刘淇《助词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
专门研究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续方言》。
专门研究文法的著作,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这是一本综合研究古书多种
语言现象的训诂著作。
经史子集的注疏本数量更多,质量也高。
2、提炼出训诂学的理论
建立了汉字形、音、义的完整体系,而且总结出“因音明义”、“以义证音”
的规律,找到了通过文字研究通晓古代语言的途径。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
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戴震、郝懿行、邵晋涵、阮元等也有精辟的见解。
3、研究方法上的进步
一是综合。将散见于古书和古注中的训诂材料汇集起来,充分地占有资料。
段注被公认为《说文》天下第一家。共引书226种,所采用的旁证材料,经
史子集、字书、传注无所不包。
二是比较。通过比较互证,或以本经解本经(内证法),或以此经解彼经(外
证法),一一比较,择善而从。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
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
王引之《经传释词》:“盖古今异语,别国方言,类多助语之文,凡其散见于
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斯善式古训者也”。
(二)清代训诂复兴的原因
1、清代知识分子的努力集中于训诂。
清廷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和大兴,迫使知识分子在训诂上下功夫。
2、摆脱了理学束缚,恢复了朴学传统。
汉学又称朴学,汉代经学家重视训诂、名物考证这种踏踏实实的学问。
宋学又称理学,宋代理学家则把训诂变为宣扬唯心主义理学的工具,打破汉
学实事求是的传统,使训诂学由盛转衰。
清代学者们重新崇尚汉学,治学严谨,求实,重考据。
3、有近2000年文字、音韵、训诂的丰富成果可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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