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语言论》之语言的进步

读《语言论》之语言的进步

喻森蝶

在人类创造的工具之中，有些会因为使用中的需要或启发而不断获得各种改善，文字就是这类工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读着约瑟夫•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ès，1875—1960）在其《语言论》结论中的《语言的进步》的开篇第一句话，感慨良多，有些工具会因为使用的需要或启发而不断得到改善，文字是如此，那么同样与人类和文字息息相关的人类时时必不可少的工具语言也是永远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阅读完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后，我从中了解到有关语言进步的三个重要问题：“语言的进步”如何理解、“语言的进步”是否有优劣之分和“语言的进步”有哪些影响因素。

第一、“语言的进步”应如何理解。文中作者说使用这个说法的人往往只把一个从文学史借来的观念引到语言学中来。由此看来，关于用语言的进步一说是欠妥的，人们在文学中习惯把进步的概念奉为教条，把文学风格的进化看成不是趋向完善，就是日益衰落，也就是说物极必反，一旦达到完美的巅峰，艺术就会凋谢，意趣就会堕落。古典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也是一样，当语言发展经过长期努力而达到完善的巅峰后，语言就只有衰败了。

文中说，在拉丁语方面，可以作为楷模的是西塞罗，但是人们还乐于在他的文章中挑毛病，并且把他写给朋友的书信从他的著作中剔除，认为不值得注意，而且也跟他不相称。当得起真正拉丁语的，只有这位大演说家的几篇讲演和哲学论文，连凯撒的《记实录》和科尔内乌斯•内波斯的《传记》也几乎算不进去。至于其他拉丁语作家，有的被怀疑，有的甚至遭到诋毁。这是把文学语言跟一个国家的全体居民所用的、随时起变化的语言混为一谈。这是一种如“说……，不要说……”的公式的教条语法的方法，不能与语言研究挂钩。

斯来歇尔说：“历史是语言的敌人。”语言愈古愈是受到这些语言学家的重视，这是把

语言和滋养着语言的生活对立起来，非常荒谬。变化是绝对的，没有变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语言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正视语言的变化，不要空自惋惜语言黄金时代的消逝，这是徒然无益的。我们能说像希腊语或拉丁语这样的古代语言比像英语或法语这样具有极度的轻捷、平易和柔顺的现代语言优秀吗？千万不要领会熟驾一门语言之后就觉得别的语言不是枯燥乏味，就是粗糙难咽。语言只是一门工具，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语言只要能够表达说话者的思想就是优秀的，没有古今先后之分。如果有人要证明荷马、柏拉图和阿基米德所用的语言比莎士比亚、牛顿和达尔文的语言低级或者高级，那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所以，有思想要表达的人，语言是不会拒绝为他们服务的。

综上所述，语言的进步表现在它能够满足所处时代的人们表达思想的需要，至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形态的变化都是为表达而生的，语言若是离开了思想的表达功用，语言就无从谈起，更不用奢谈语言的优劣之分了。进步就在于语言最能适应说话者的需要。

第二、“语言的进步”是否有优劣之分。哲学上所说的进步或发展常常是优胜劣汰，后起之物一定比被取代的事物优秀。语言的进步或发展是否如此呢？语言首先是一门工具，交际工具，它与人的思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为了表达人们的想法或者说思想而生的，也可以说语言是人们为了表达思想和交流的需要而进行创造出来的。因此，语言一诞生，它就与思想表达和交流无法切分。通过对野蛮人的语言的考察和与之对比研究学习中，我们发现野蛮人的语言富于具体的和特殊的范畴，这和我们的开化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这类范畴已经消失，愈来愈多地具有抽象的和一般的范畴。野蛮人语言表达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是由他们当时所处的时空条件决定的，主要是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所在时空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人们的认识具有粗糙性和断裂性，只能够标明一些具体的物，阐述一些特殊的事理。在具体上，他们能够以罕有的精确性表达许多我们茫无所知的具体细节，他们对于空间的考虑胜过于对时间的考虑。我们却相反，更乐于接受时间的抽象概念，认为时间比空间是高一级的抽象，而抽象是文明的一种表现。

无论人类处于任何时段，语言都要为人类服务，在具体时代里，语言为具体而生，人们利用所处时代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语言是一个人活着的标志，如果语言死了，人也就死了，反过来就不一定成立，如果人死了，但是他的语言还活着，他也是还活着的，只是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活，这也许又扯进哲学或意义上的范畴了，不过也证明了语言的超时空性。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语言迫于人们表达的需要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一些调整，或者说是人们为了表达的需要对语言做出的一些调整或规范。比如汉语中单音词双音化，量词从无到有并且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拿量词来说，在上古汉语中是没有量词的，中古汉语也基本上没有。古人在表达的时候他们重在数的表达，用数直接来标示物体，或者说他们习惯于将“量”曲含在“数”里，以“数”直接把现代我们所说的“数”和“量”一起表达，抑或他们直接没有“量”的这个概念，他们习惯于用数直接承接物体，他们在乎的只是物体数的多少。这与当时人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低下是有关系的，用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的话来说，人首先要满足生存的需要，所以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只能在乎所获物质的数的多少。当时的人们是能够使用当时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否则怎么会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或反驳，“量”表达得不清楚，不知所云。今人不能以自己习惯“量”所标示物体的惯称去反驳古人表达的含糊，这是我们以今天的语言习惯为主，进而忽视甚至否定古人的语言习惯所导致的现象。

我们没有必要考虑文明变迁的利弊，甚至是恢复到所谓野蛮状态的利弊，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没有权利因为自己的语言是理性的和抽象的而认为这样的语言比具体而神秘的语言优越，也不能因为习惯了自己的母语就认为甚至是高骂其他语言是垃圾语言，落后的语言。语言是要或多或少地适应一定的文化状态的，进步就在于语言最能适应说话者的需要。因此，语言的进步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古今语言如此，母语与外语也同样没有优劣之分，适应说话者表达需要的语言就是最好的语言。

第三、“语言的进步”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个可以说成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语言的演化紧密地依存于历史条件，语言演化和演化所处的历史条件有明显的关系。由于语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语言工具更要适应历史变革，它也要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演化。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愈是向外扩展，愈是为众多而不同的人们所使用，就发展得愈快。这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当语言发展到和其他语言发生接触的地区的时候，所遭受的影响会使它们迅速发生变化，但是也容易失去自身过于特殊的性质。另一方面，当语言传布到远方时，它所具有的仍处在萌芽状态的趋势往往会较快、较完全地成长开花。汉语的发展演变最能说明这两方面的问题，它本是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语言，随着汉语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受到周边地区民族语言的影响后迅速发生变化，进而失去一些自身过于特殊的性质，更趋向于受大众接受。这也是汉语及中华文化具有大染缸性质的根本原因，它们浸染了周边语言和文化，周边语言和文化要到中国来也必须要经过它们的浸染，否则就无法进入中国。也许文化最特殊，任何外来文化，只有与当地文化融合，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就飘然而去，踪迹不留。历史上中国北方战乱不断，各民族之间相互征伐不断，语言也不断融合，可以说后来北方的汉语已经不是起初纯正的汉语，它们已经因为融合有各民族的语言而发生的很大的变化。相反，由于战争的逼迫，中原人大量南迁，他们走进南方的深山老林，由于交通闭塞等自然条件，南迁中原人相对较完整地保存了比较纯正的汉语，如今天的客家话和两广地区的粤语，但是为什么中国不将比较纯正的汉语如粤语作为通行全国的普通话呢？这是由语言的普世性决定，我们要采用一门使用人数最多的方言作为通行全国的普通话，因为语言就是人们进行交流和交际的工具，表达力是语言的生命。从这里也能看出，深居简出的语言是保守的，尽管它们能够较完整地保护原初的语言，但是他们的生命力是相对较弱的。

住地情况影响语言的发展。如果居民居住分散，这种分散就有利于方言的分化，例如中国地广人多，尤其是分散在各大山区的人们，这种居住更容易导致方言的分化，据不完

全统计，从相对小的方向来划分，汉语至少有几十种方言，而且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相反，如果居民居住比较集中，如市集或城市，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共同语的形成和创立，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市集或城市内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之间的一种平均数，人们所使用的共同语就是这样来的。可见社会影响不仅可以延缓或加速语言的演化，而且还可以决定这种演化的方向和范围，共同语、方言和特殊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般原理。

结语：进步就在于语言最能适应说话者的需要，所以语言的进步就在于该语言最能适应该语言的使用者的说话需要。因此，语言的进步是没有优劣之分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语言的进步和发展是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集中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