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政变到“七一五”政变

从“四一二”政变到“七一五”政变

作者：吕瑞林

来源：《天津党校学报》2014年第03期

作者简介：吕瑞林（1975－），男，河北河间人，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联共（布）党内就中国的走向问题激辩不休。托洛茨基等人先是主张有条件地留在内，后来提出于，组建苏维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多数派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的领导者应是，党应留在内改造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意味着反对武汉。“七一五”政变的发生，证明斯大林中国的彻底失败，斯大林却在让领导人承担其错误的替罪羊后，把反对派也一并清理出联共（布）领导队伍。

［关键词］联共（布）；“四一二”；“七一五”；斯大林；托洛茨基；中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3006908 1927年，联共（布）党内以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为另一方的党内论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场大论争中，关于中国的理论与现实取向问题不但是重点，也是可用事实进程验证观点对错的实然问题。“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的接连发生不啻蒋介石和联手给了多数派中国一记耳光和重拳。反对派本想利用此利好机会翻盘，斯大林却用巧妙的政治手段，在让领导人承担其错误的替罪羊后，把反对派一并清出联共（布）领导队伍。

一、季诺维也夫拉开全面论战大幕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发生证实“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联合反对派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到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时候了”[1](P118)。根据日程安排，4月13日～16日召开联共（布）全会，届时苏联党政军领导层的中坚力量将齐聚莫斯科，如果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联合反对派有可能翻盘。4月15日，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提交了他在3月底4月初写就的《中国提纲》，认为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可以与1923年德国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1923年德国发生事变时，联共（布）召集了与全会一起进行的地方党组织会议，通过了专门的提纲，动员全党并推动国际召开了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请求政治局把这个文件在全体与会代表中散发，以便对当前联共（布）在中国问题上应采取的对策进行深入讨论。

在《中国提纲》中，季诺维也夫系统阐述了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季诺维也夫认为，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组成部分的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就其直接目的来说都是资产阶级运动。他说，史表明，每一场不能变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都不可避免地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民族运动。因此，季诺维也夫提出，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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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的民族运动会在某个时期扮演反无产阶级的角色，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作为党人，不能支持所有的民族运动，而只能支持那些它的代表不妨碍我们教育和组织广大受压迫群众的运动。从这一理论出发，季诺维也夫提出，现阶段的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要把这场长入社会主义，就要使工人阶级成功地、彻底地把运动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在土地的口号下引领整个小资产阶级追随自己。为获得运动的领导权，要求中国党不能不惜代价地留在内，而是在不退出的前提下，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党对的充分、无条件的政治和组织上的。为了挽救中国，联共（布）和国际应帮助中国党在实现真正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的同时建立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的真正中心——苏维埃[2](P1661)。

在向政治局提交《中国提纲》后，季诺维也夫提请委员审议他草拟的相应决议案。决议案简洁明了，提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组建苏维埃以实现下述目的：进行土地，武装工人阶级，与右派展开无情斗争并给反对蒋介石的武汉以全面支持[3](P194)。

蒋介石的政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承认错误等于加强反对派；对公开辩论，斯大林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无论如何不能深入讨论失败的原因，拖延时间以备对策。对此的措施是：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稳定情绪，在委员会上淡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4月15日《真理报》发表《中国政变》社论，痛斥蒋介石是投入帝国主义营垒的叛逃者，呼吁中国党“更紧密地同的，同没有蒋介石的团结起来，更坚决、更顽强地把群众组织起来，集聚新的力量准备新的战斗，通过上海的失败走向最终的胜利”[4](P341)。在委员会上，14日晚召开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会议，在短短三四个小时的会议上，大部分时间用于听取李可夫就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的通报及政治局对此的决议，用于公开讨论的时间很短。即使如此，为了防止消息外泄和影响面的扩大，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会议没有做速记记录。全会通过了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季诺维也夫的《中国提纲》没有发给全会所有与会者，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他草拟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被否决[3](P195)。

对全会就中国事件的表现，托洛茨基表示强烈不满。4月16日，托洛茨基向全会提交了《论中国的苏维埃口号》专题声明，试图唤起全会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在声明中，托洛茨基提出，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表的反对号召中国工人和全体被压迫群众建立苏维埃的意见是错误的，当前中国的整个命运都是与建立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地用代替蒋介石，问题不在于用人物来解决，而在于筹备，这个组织就是苏维埃。现在组建苏维埃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认为的那样就是要，要马上夺取政权。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同时也是积累经验，为着手夺取政权做准备的机构。苏维埃当前的任务是：为工人提供组织，帮助他们在组织上与士兵结为兄弟；利用现成的农会，成为土地的机构；与地方官僚做斗争，向群众学习，并教育他们明白地方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2](P3437)。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托洛茨基的观点更激进一些。他们的共同点是：党不能无条件地留在内，为了保证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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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党需要开始有条件地并组建苏维埃。这是他们在中国问题上联合起来的基础。为团结起见，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做了让步；而随着事件的进展，季诺维也夫认同了托洛茨基的观点。

联合反对派希望借召开全会的机会深入辩论中国问题的努力未获成功。会后，他们继续做出新的尝试。4月20日，托洛茨基在《蒋介石政变后的中国形势和前景》文章中断定蒋介石的政变不是简单的插曲，而是意味着国家政权的阶级转移；在新的发展阶段上，要采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要彻底改变党和之间的关系，让党地面对群众。4月21日，托洛茨基在向委员会和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提交的《不要垃圾》中驳斥了4月20日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些资料和观点，这些资料和观点说，托洛茨基曾反对建立苏维埃，蒋介石曾声明赞成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不赞成斯大林和李可夫。通过回顾历史，托洛茨基批判以上皆为“垃圾”，他希望人们不是只背诵原则，而是应该学会在行动中认识原则。

在发表一系列声明的同时，4月20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向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团提出迅速召开有监察委员会团成员参加的委员会新的闭门会议的建议，以讨论国际环境问题。

二、布哈林和斯大林做出全面回应中国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的问题。经过准备，斯大林和布哈林开始对联合反对派进行反击。

首先是由布哈林于1927年4月19日在《真理报》发表《中国问题》。布哈林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性质、特点、前途等问题的认识。布哈林认为，中国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暂时还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这一有一种经过若干不同阶段和时期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转换是“一环紧扣一环”的，不能超越。他提出，当前中国处于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向另一种联盟过渡的阶段，即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退出联盟的阶段，这是一个社会力量重新组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开始脱离，但还没有完全变为反，中国党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推动激进的左派人士加入，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并以此改变该组织的社会成分，直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在蒋介石背叛后，武汉必将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南京将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对其的日益赞扬而迅速丧失其政治资本。他认为，党的威信必将提高，现在采取退出的策略是荒谬的，党当前的任务是：在农村建立农会和农协，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土地；在城市组织工厂委员会，建立罢工委员会或工人执行委员会，并把这些委员会同手工业者、小商贩的组织一起组成人民全权执行代表委员会，征集国民，千方百计加强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避免那种可能给中国的敌人用作指责所谓中国被„苏维埃化‟的口实的组织形式”[4](P346384)。

继布哈林之后，《真理报》4月21日发表斯大林《中国问题——联共（布）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斯大林认为，中国面临两条道路：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击败无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或者是无产阶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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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千百万劳动群众，抵制住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在取得资产阶级民主的完全胜利后将其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斯大林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转变为土地，这个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集团的斗争，中国党在这个阶段应紧紧围绕在武汉这个中心周围，与代表的左派进行紧密合作。斯大林认为，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懂得中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斯大林反对立即成立苏维埃的观点，认为作为和现存政权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苏维埃只有在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现在成立苏维埃意味着反对武汉，反对的（和左派人结成联盟的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这样做只能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对于国共关系，斯大林认为，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党人赶出时，党退出意味着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内的同盟者，使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党，破坏的，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旗帜交给右派。从这一判断出发，斯大林认为党退出的提议是“有利于中国的敌人的”[5](P199207)。

斯大林的提纲是以联共（布）的名义公布的，但并没有在全体委员中征求意见，只是经布哈林、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审议后提交政治局后予以定稿的[6](P442)。在统一口径的同时，斯大林以联共(布)的名义宣布，不允许公开讨论中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因为这样做会给敌人透露信息，损害苏联国家利益。

三、论战进一步激化并出现组织行动对于斯大林的提纲，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逐字逐句式批判的文章，这就是《中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一文。文章的主要部分完成于1927年5月7日，10天后托洛茨基又补充了两篇“附言”：《评陈独秀同志关于中国任务的讲话》和《必不可少的曲终和弦》。托洛茨基在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当前中国进行的是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在这场中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无条件地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从的第一步就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破除对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幻想，为争取对群众的领导权与资产阶级进行不倦的斗争，无情地从党中驱逐那些散布对资产阶级的希望和粉饰它的人。他提出，斯大林的一味退让给党的性带来了损害，蒋介石的政变在工人中间出现了对上层的不满，现在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新的中心，这个中心能够激发出民众的热情，“一个武汉对此是不够的，需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需要劳动者苏维埃”。因为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断绝左派领袖暗中怀着的“与右派妥协的希望……才能推动汉口的分子向左转，迫使反分子滚回家去”[2](P56)。

5月10日，托洛茨基发表《党和》，逐一驳斥了认为应该留在内的理由，提出如让“党留在左派内”，“由于党的年轻和没有经验，必然会导致它重蹈上一个时期的覆辙”[2](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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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托洛茨基发表《可靠的道路》。他提出，“断定中国在经历了四月反政变后，已经进入了更高的阶段，现在当然还为时尚早”；为了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党应唤起千百万群众，迫使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束动摇，让他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在明确的工农苏维埃的旗帜下，“与地主、军人暴君、高利贷者和资本家掠夺者”进行直接的斗争，这是中国“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2](P8184)。

5月12日，借助《真理报》发刊15周年，季诺维也夫发表讲话，对马尔丁诺夫等人的文章做了批判。5月16日和17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先后把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向当时还是监察委员的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做了汇报，希望取得她的支持，并通过她说服其他人。5月17日，拉狄克于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在与赫列尔的辩论中批评了斯大林的。

反对派攻势凶猛。与最初的不知所措相比，在经过了一番准备后，联共（布）多数派也开始密集反击。

5月9日斯大林给《农村党人》杂志写了答马尔秋林的《论中国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强调，苏维埃的建立必须有其合适的条件，现在在中国建立苏维埃还不到时候。盲目建立苏维埃会导致“腐朽”和“空谈”，现在在武汉地区建立苏维埃意味着企图跳过中国的阶段，这会把中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苏维埃的建立只有在“胜利的土地全面展开的时候，作为中国民粹派（左派）和党的联盟的开始衰落的时候，还未胜利而且不是很快就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开始显露其坏的一面的时候，从现今型的国家组织逐步地进到新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组织成为必要的时候”[5](P214216)。 同样是在5月9日，政治局通过了布哈林草拟的以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团名义回答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4月20日信件的方案。在列举了反对派的政治罪行（破坏苏联“大后方”，试图“毁灭”中国，进行斗争）后，通告反对派领袖，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团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建议。

5月13日，斯大林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表示要继续支持武汉，中国党要和武汉继续合作。斯大林认为，现在的任务是以全力燃起土地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中的领导权，把武汉变成与中国的各种各样敌人做斗争的中心。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重点批判了反对派的两个重要观点，即中国党立即退出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斯大林说：“过早地成立工人苏维埃……是把中国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领袖变成以苏维埃玩各种各样„极左的‟把戏这种行为的附属品。”斯大林表示：“我以为反对派现在谈到中国党的性同时要求或暗示中国党退出和武汉，正是滚到一九〇五年时期孟什维克的„性‟的道路上去了。党只有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成为领导力量时，才能保持真正的性和真正的领导权。不是退出，而是保证党在党内和党外的领导作用——如果中国党想做一个真正的政党，这就是它现在要做的事情。”[5](P23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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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驳反对派观点的同时，联共（布）多数派开始通过组织措施阻止反对派获得更多信息并消解反对派观点的传播。5月5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利用秘密材料》决议，提出秘密事务只应让绝对需要知道的人知道，从文件的寄送、保存、交流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5月9日，政治局通过决定要求处严格执行此前通过的保密工作决议，为“排除托洛茨基分子获知委员会和政治局一些举措的可能性”，要求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无条件地履行”让经过考验的、一定是的、经过精心检查的人领取相关材料[7](P2258)。5月11日，政治局决定由莫洛托夫、柯秀尔和斯大林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任务是讨论并决定是否可以印刷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第二天，委员会提交了“不适合”印刷的建议，建议被政治局表决通过并作为政治局的决议予以下发[6](P445)。根据这一决议精神，《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决定不刊登托洛茨基寄给他们的《中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和《可靠的道路》。对于季诺维也夫借纪念《真理报》公开发行15周年发表讲话一事，政治局批评季诺维也夫“违反组织纪律”和“破坏党的原则”[5](P205)。

四、激战国际第八次会议为了讨论国际在反对战争和战争危机斗争中的任务、英国党的任务、中国问题等，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7年5月18日～30日召开第八次全会。与四月联共（布）全会不同，政治局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与反对派就中国问题展开全面论战。

5月19日，政治局向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信件（信件的副本被寄给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信中说，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采取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路线不同，需要与反对派采取一系列原则性的论战方可解决问题。政治局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毁灭中国，他们所进行的活动是“拱手让出中国阵地”，是“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领袖”[8](P256)。

反对派为此次会议也准备了很多材料。他们提交的文章包括季诺维也夫的《中国的教训——根据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文章》、《再论中国的教训——令人震惊的文件》和《被迫的答复》以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4月20日致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团的信。此外，与会代表还得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和《可靠的道路》以及3月17日远东委员会四名代表给国际执行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的信。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专门为会议写了《事实和文件——应该让每个联共（布）和所有国际成员检查》备忘录，其中详细记载了从1926年4月开始反对派和联共（布）斯大林多数派就中国问题论战的历史。

季诺维也夫未被允许参会。会议期间，季诺维也夫写了批判文章《中国和“健将”斯大林》。会上，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积极参加了会议辩论，国际代表特雷恩表示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

国际执行委员会在5月24日夜召开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为出席会议人数，根据斯大林的安排，会议地点从安德烈耶夫大厅转到一个小房间。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先后发言，他们在激烈批判对方观点的同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托洛茨基在发言中批判国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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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促成了资产阶级对的必然背离；斯大林没能榨干中国资产阶级“柠檬”，而是让这个还未被“榨干了的柠檬”掌握了和政权；布哈林关于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必须迅速纠正这一切，中国党现在要做的是：警惕左派领袖的必然背叛行为，出版自己的报纸，不惜代价保证自己的性，扩展和升华苏维埃，把土地进行到底。

斯大林批评托洛茨基想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与其说托洛茨基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但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斯大林认为，反对派的言论“下流地和极端污蔑地歪曲了联共（布）和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言论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的意义和性质”。对于中国，斯大林的论断是：第一，农民土地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第二，反击党人的南京右派，保持与武汉左派的联盟；第三，在中国不能建立工农苏维埃。斯大林明确指出，存在着两条路线，即国际的路线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5](P257282)。

会议召开前及期间，中国的实际情形已是风云激荡：农民纷纷起来夺取土地，武汉国民军开始出现叛乱，长沙发生了工农血案。为了掩饰自己路线的破产，让人们继续相信武汉是中心，斯大林将真实消息隐蔽起来。此时的托洛茨基已不能获得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但他还是根据一些不充分的材料，于5月26日和28日先后写了《是该明白的时候了》和《汉口与莫斯科》两篇文章。托洛茨基预言，武汉即将灭亡，而在灭亡前它将与蒋介石联合，党人此时的首要任务是放开手脚，退出国民，建立苏维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武装工人和先进农民，没收地主土地，铲除官僚，逮捕反并就地决。 与四月联共（布）全会一样，此次国际全会再次否决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建议，表决通过的《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给中国党指出的方向是：把改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大的群众性组织，由这个党领导农村的土地运动，武装工人和农民进行改造，把武汉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9](P319334)。

会议最后一天，根据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捷克和美国代表团的建议，全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全会期间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同志的发言》的决议。决议批评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开始和苏联国际进行激战，在确认了他们的路线和活动与国际“不相容”后，坚决禁止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的任何派别活动。国际团委托国际监察委员会，如果反对派继续进行活动，就“把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同志开除出国际”。决议建议联共（布）采取坚决措施以使多数派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派别活动中”摆脱出来[10](P74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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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残酷的结局在国际开会期间，联共（布）已经知晓了武汉哗变的情报。为了挽救中国，斯大林和国际在5月30日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发出“紧急指示”：第一，用一切办法协助工农运动，“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第二，改组，“更新上层”；第三，组建自己的可靠，“动员两万，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第四，成立以著名人和非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人民、工农的军官”[8](P298299)。

“紧急指示”的意思看似和托洛茨基在《是该明白的时候了》和《汉口与莫斯科》中表达的观点相同，实质上却有很大区别。托洛茨基的中心思想是党撇开组织苏维埃拯救，而斯大林则仍要依靠。

6月1日，斯大林的“紧急指示”传到中国，不但感到难以执行，就是国际驻中国代表也感到一筹莫展。罗易将“指示”交给，希望能帮助他，结果“指示”内容不但坚定了早已有心分共的，在其他领导人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武汉方面诸委员如闻晴天霹雳，大受震动，勃然大怒。既恍然觉悟„第三国际‟及史太林之阴谋毒计，图以并吞手段消灭，深信不能继续联俄容共”[11](P567)。

1927年6月，一直被国际视为“将军”的冯玉祥在从苏联得到数以百万计的军用物资后，转而与蒋介石结盟，于6月下旬将其中的党人全部驱逐。在观读了“紧急指示”后，也明确表态反对以国际路线为指导开展工农运动，如若不测，“只有消灭党之一法”[12](P580)。何时行动，他在等待时机。

对于这一切，远在万里之外的联共（布）并未看清楚。6月27日，联共（布）下令给武汉国民汇款200万卢布。同一天，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和布哈林，为了“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不丧失武汉这个中心，“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

的”[8](P3366)。为了配合斯大林，6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中国当前的形势》。布哈林提出，当前中国正处于最困难的发展阶段，武汉方面尽管有弱点，但如果不利用变为“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变为“民主”组织的可能性，则是“愚不可及”的[4](P485493)。

此时的反对派大势已去。国际八次会议后，两个反对派领袖的问题被提交监察委员会会议审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指责为抨击国际和联共（布）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对这个处理意见，斯大林非常不满意，他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对监察委员会的总体感觉是很难为情，不是监察委员会在进行审问和批判……批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罪行的委员会变成了反对斯大林、批判和国际的代言人……能把这些记录交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手上让他们去四处散发！这是不可能的”。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监察委员会团于6月24日召开特别会议，建议把两个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的委员会[3](P209)。在大势已去之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于7月2日联合签署《中国的新阶段——从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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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到》呼吁党退出，呼吁国际把左派从“同情”党中开除出去，呼吁政治局撤销禁止在苏联刊物上讨论中国问题的禁令。

无论是托洛茨基等人的呼吁，还是联共（布）嗅到失败必不可免的气息后于7月8日强硬宣示国共的局面乃因国民反对土地和工人运动而引起，这一切都没能阻止在7月15日做出明令党退出武汉和的决定。

对于失败，斯大林认为“一切错误全是„乌合之众‟的造成的”，“要么不理解要么不想执行这些指示，还常常哄骗国际执行委员会，要么就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别的人（别的人！）的解释是，错误在于国共合作，这也不对，虽然任何形式的联合都会对参与联合者有这样或那样的束缚，但这也还不等于我们就应该笼而统之地反对合作”。在他看来，原因不在于这些因素，而在于现在的上层领导人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阶段，不理解新阶段的涵义，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合作的宝贵时期[13](P849851)。基于这一判断，为了不让莫斯科丧失威信，让国际能够继续领导世界，全部的失败责任都推到了陈独秀一人身上。

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深刻、判断准确，但在当时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对于反对派的失败，他似乎也有所预见。还在“四一二”政变发生之初，他就告诫那些“头脑发热的青年朋友……反对派不可能因中国的失败而加强自己的地位……中国最近这场灾难只是加深了群众对国际的失望情绪，正是这种情绪，成了斯大林民族改良主义的心理上的主要根源”[14](P582)。“七一五”政变发生后，托洛茨基的预言逐步得到了应验。8月9日联共（布）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批评托洛茨基等人的中国路线是“马后炮”，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在9月27日举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不了解自己在这里胡扯的是什么，认为在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即党人参加问题、苏维埃问题和中国性质问题上反对派都失败了[9](P345346)。此后，在12月2日～19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是指责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15](P286)。基于此，联共（布）认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大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及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共77人开除出党。 参考文献：

[1]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二分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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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G].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5]斯大林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6]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1919－1943 гг.Документы.РОССПЭН，2004.

[7]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9]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1919－1928）[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1919－1932).Патрий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33.

[11]简又文.冯玉祥传（下）[M]//李玉贞.与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武汉分共之经过[M]//李玉贞.与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4) .РОСПЭН，2003. [14][苏]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15]沈志华,于沛,等.苏联党九十三年[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