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前抗战题材小说简议

【摘要】黑格尔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在抗日战争局部爆发后至世纪末的70年里，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依据其时代特征、历史使命、作家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异同而在人物塑造、人物观照、文本手法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纵观70年里抗战题材小说的发展，从中不难看出抗战题材小说在人文关怀和人性重现等非政治方面的探索与成长。 【关键词】抗战题材人物塑造人性成长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48-01

战争如一朵“恶之花”，绽放在中华大地上，它使我们的民族觉醒与抗争。同时，也创作了战争文学。 1 由东北燃起的如火诗行

九一八事变的一声响，点燃了中华大地上的熊熊战火。十四年的连绵战争，使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从“”以来发展着的新文动不能不调整步履，适应战时的形势，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40年代”文学。这一时期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密切的联系。战争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心理、姿态、方式及题材风格。一切创作都或多或少的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小说更是如此。

这一时期进行抗战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都是生活在战火殃及的土地上，或是因为战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是隐姓埋名地蛰

居着。这些作家心中都怀着深深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民族情绪，而他们的作品也深深的扎根于被日本铁骑蹂躏着的自己深沉爱着的土地。

东北作家群便是这类小说创作者的典型代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出了抗日反帝文学的先声。同时，他们还是此类题材小说的最忠实最真诚的反映者和书写者。正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才会呈现出顽强的张力，他们这样倾尽所有的感情和心血去集中表现“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才会牢牢地嵌在读者的心里。如萧红的《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大地的海》、李辉英《松花江上》等。

该时期文本的政治化色彩非常浓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决绝的痛恨，对于抗日英雄的高度的赞扬都毫无犹豫的体现在文本中。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之下，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就难免会局部失真。在此时期的人物脸谱中，日本人作为人的存在几乎是一个空白，日本人多被描写为残忍，野蛮的兽。农民主人公则多数是性格、精神处于转型中的形象。而草莽英雄则是主要的人物形象，“侠义”气质、快意恩仇、特色头领这些人物特点的塑造，既立足于战争的需要，也自然发挥了传统的旧有的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形式。他们对于侵略者及其帮凶彻骨的仇恨，高超的本领以及为了民族大义义薄云天的精神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由于作家个人政治立场不同而不同呈现的与党形象，求荣的汉奸形象都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小说常见的人物脸谱。

2 共和国光辉里的溢彩霞光

共和国的光辉笼罩在中华大地上，也嵌在文字里。在后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抗战题材小说细墨淡脂地将战争作为背景，落在“人”的身上笔触开始趋向完整。

在歌颂抗战中的中国党领导为首的一系列的英雄形象先进人物，鞭挞与讽刺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等反面形象之外，涌现出了一系列在战争中成长的人民大众的形象。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余永泽、卢嘉川等具有鲜明特点的小知识分子形象。最富代表性的主人公林道静从自我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道路的“苦难历程”。《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塑造了金环和银环这一对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热情、善良、忠贞的姊妹花，以及杨母这位可歌可泣的伟大母亲形象。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伪团长关敬陶最后的篇章，在人物的刻画上个性鲜明、细致入微、循序渐进，更是突破了反面人物没有人性光辉的文本独断。

这一时期的文本在人物的塑造上，善于运用映衬的表现手法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专注于细腻真实。

3 世纪之交的成长与探索

世纪末20年的抗战题材小说，已经不再是婴孩稚嫩单调的童谣，而是有着重奏复调的歌剧。独特的叙述视角、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是这一时期抗战小说的标志特征。

这一时期抗战小说的创作主体，已经客观上脱离了“抗战”这一

现实处境。这就为创作的独特视角提供了可能。如莫言的《红高粱》，“我”来讲述爷爷奶奶和爸爸的故事，用后辈叙述前辈的视角，一方面是在横向上以第三者的身份旁观，另一方面是以纵向上的后辈的身份反思。这种跳出当事人的叙述方式，更能显示出创作的客观性和理智性，更能够真切的重塑战争中的人性与历史。

人物上的虚实结合与进一步的本真观照：如《新战争与和平》中的川岛芳子是历史的真实人物，而宁丽馨则是作者虚构的人物。这种虚实结合，一方面立足历史事实，更能客观的还原历史，另一方面则摆脱历史的镣铐，游刃于历史的钉棺盖论。

《长城万里图》中的蒋介石形象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突破了既往的一笔带过，更打破了、十恶不赦的十字架，蒋介石在周而复的笔下不仅有其奸猾的一面，也有作为最高统帅的智谋，还有他为抗战做出的一些明智的战争部署与策划。《新战争与和平》中的日本天皇裕仁更是立体化地展现了出来。他的外表文质彬彬，而他的内心却奉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将侵略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做的一切惨无人道的决策，都有其理直气壮的理由，而不仅仅是以往的“魔鬼”形象。

同时，20世纪末的抗战小说，跳出政治上的二元对立的狭隘评判，对人性的深层探索、对历史前景的观照、对生命的严肃思考、对民族与性格的反思体现了这一时期抗战小说的成长。

以《红高粱》为例，余占鳌在“土匪”与“英雄”之问的转换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决定重新做人，而是他追求生存价值的最大化。

对他来说，做“英雄”的好处比做“土匪”的好处要大，更能符合他的利益。余占鳌的形象充分展示了消解了政治崇高的标签后的人作为个体对于自身价值和利益实现的最本质的人性诉求。《红高粱》里的人们都是傲然挺立地活着，表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崇敬与讴歌。但在强大的外界势力面前，生命又是那么地脆弱不堪、为力。如一直顽强抗争的戴凤莲，不得不向美好的人世说再见，道出了人性现实的普遍的意义。

《长城万里图》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诠释，不仅是失败时的刚烈不屈，更是一种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意识，反思了民族的性格与命运。

新世纪之前的抗战题材小说的人物形象由平面到立体、由二元对立的价值认定体系到多元化，人文关怀，人性的深度发掘从无到有，并逐渐的成为抗战题材小说的主流切入点，这都是抗战题材小说成长与探索的显著特征。而新世纪之前抗战题材小说的逐渐凸显出的创作视角，创作趋向也为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繁荣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