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高专学报2011年第4期(总第95期)2011年8月出版 Joumd NanchangCollege No.4(Sum 95) Aug.2011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价值观的嬗变 张金星 (福建省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慈山分院,福建泉州) 摘要:通过对《世说新语》的分析,从汉末魏晋时期4rA.-g ̄、行为来探讨其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历程:在言 语上,从清议到清谈;在行为上,由高雅脱俗、不滞于物向狂诞不羁,进而再转向平和;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由积极 入世到消极颓废出世。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价值观;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1)04-0033-03 鲁迅有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 汉末魏初的清议,以对人物品评为主。如《后汉书》记 酒之关系》。的确,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很独特的 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人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 文化现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文化现 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便询问他的儿子崔钧: 象。此时士人对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强调,也是一种精 “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 神上的活跃.但在形态上和基本性质上都不同于先秦之 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时。不再是诸子那种总体上是积极人世的价值取向。刘义 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崔钧 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 所说的论者就是清议者。 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本文试以《世说新 汉末对人物的品评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品评人物侧 语》对魏晋士人的言语、行为的记载来探讨其人生价值观 重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选材标准。然而,人物品评的政治 的变化历程。 化意味着对当权者的威胁,最后终于导致东汉末年“党锢 一、言语:由清议到清谈 之祸”的打击.许多士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在 清议乃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它是 这种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中.士人的心志也由积极人世 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 转变为明哲保身.言论也随之发生质变——由具体的品 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新一轮的忧国忧民之风又咋起, 核公卿转而为抽象玄理之研讨。即清谈。 子大夫、太学士们三万多人常常批评时政,诉谈国事。 清议品评之风随之式微.代之而兴起清谈之风。此 总体来说,东汉末年的清议,偏重于评论政事,臧否 时,名士相见,清谈是最佳的待客之道和交往方式。士林 人物,如《世说新语・政事》中,袁公问陈定的长子陈纪: 间的声誉并非凭官位高低,出身贵贱,而是由清谈才能的 “令尊在太丘任县令时.究竟做了什么事让远近的人都称 高低决定的。名士不能在政事功业逞才,便在清谈之中各 赞他?”陈纪的回答是:“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 尽其能: 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这就是在论政事。而对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 人物的品评主要从伦理道德着眼: 谓王日:“圣人有情不?”王日:“无”。重问日:“圣人如柱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 邪?”王日:“如筹算。虽无情,远之者有情。”僧意云:“谁 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日:“卿海内之俊才,四方 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世说新语・文学》) 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日:‘衣夫锦也,食夫稻 名士坐在一起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清谈,其主要目 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 的在于对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如言意、有无、才性等各 日。(《世说新语・任诞》) 陈其说,比较高下: 显而易见,郭泰是根据孑L子对丧礼的礼节要求来评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日:“若有意邪,非 价陈纪的。《德行》篇东汉人故事大多都是持这种价值取 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幅赋?”答日:“正在有意无意 向,如《德行》篇中说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 之间。”(《世说新语.3c学》) 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 庾子嵩的这个回答便涉及到当时十分流行的“言意 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又记:“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 之辩”的问题。表面上看,庾子嵩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无 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人们遂 论是回答“有意”还是“无意”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正如 以此定优劣。 问者所言,如果有“意”,该赋是无法穷尽的;如果无“意”, 收稿日期:2011-o5_23 作者简介:张金星(1965一),男,福建永春人,福建省来州职业技术学院慈山分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南昌高专学报 2011钲 那么又何必在“赋”中表现?庾子嵩的回答却出人意表. “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事实上已经蕴含着玄学中的两个 儒家束缚中挣脱出来的欣然。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也 折射出魏晋名士自由洒脱、不滞于物的精神风貌。 正始年间是魏晋易代的关键时期,司马氏篡魏立晋, 主要问题,即有与无、言与意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出.清谈成为魏晋时期士人生活的精神 支柱。他们的清谈除理论上的玄虚之谈外.和汉末士人一 样,也涉及到人物臧否,但对人物的评议,已闻不到政治 的火药味,不再以统治者所提倡的以德行或才能为标准, 而是以一种新判断标准,带有浓厚的审美情趣,用生动形 象的语言和比喻、对比的手法对人物进行品评。《世说新 多事刑杀,天下人心惶惶。西晋短短几十年间,统治者内 部也不断地争权夺利。时人朝不保夕,命运莫测。对于名 士来说,他们大多寄生于权宦外戚之门。在政治势力的消 长起伏互相倾轧中。大多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政治的窒息高压,使名士们不得不寻求全身远祸的 策略。清高正直的名士不愿意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但又 不愿意杀身成仁,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牺牲品,所以他们 语・容止》篇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 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 引”’。一代书圣王羲之,时人称赞他的飘逸风神是:“时人 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裴令公有俊容仪,时人 以为‘玉人’。见者日:‘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 人”’。品藻人物内在的品格之美和外在的姿容之美.多是 通过比喻来加以表现的。如“王羲之见到杜弘治。叹日: ‘面如凝脂,跟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清议转向清谈,最显著的 特征就在于对人物的品评中。以现实政治实用为目的的 人物品评标准,转变为以超功利的审美判断为目的的人 物品评标准。这样,他们可自由发挥议论。不致于触犯国 法,而自己的牢骚愤慨,也可藉此得到一点发泄;然而,积 郁在心底无法排遣的痛苦与悲愤之情是不可能压抑得住 的,所以.必然会在行为上爆发出来。 二、行为:由清雅脱俗向狂诞不羁。进而转向平和 东汉末年,虽然处在乱世中的人们感到茫然和困惑, 但不少文人的心中还燃烧着建功立业的豪情。到了魏晋, 社会黑暗,连年攻伐战争。使得民力凋敝、百业凋零,加上 瘟疫、灾荒等使人口剧减,人民痛苦不堪。“建安七子”中, 孔融被杀。阮璃早死.其余五人死于瘟疫。面对这样残酷 的现实,人们感到以往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 有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而只有人的生命和价值,才是 实实在在的。所以.魏晋之际的名士们已没有建安文人那 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情怀,士林中普 遍出现了一种怪异的心态。即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反映 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清雅脱俗、不滞于物的特点: 张季鹰辟齐上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 菜羹、鲈鱼脍,日:“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 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世说新语・识鉴》) 张翰是否未b先知。避祸全身。我们不得而知。也暂 且不论.但仅仅是因为怀念家乡吴地的菰菜汤、鲈鱼片的 美味,便挂冠而归就意味深远了,至少表现出对功名利禄 的鄙弃。“人生贵得适意尔”这句话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即要活得潇洒自在。 性情高雅脱俗的王徽之,就在大雪的晚上,环顾四 周,一片洁白,触发诗意,由吟咏左思的《招隐诗>想起隐 士戴逵。再到坐船去拜访,完全是意到兴随,兴趣所致。往 见戴逵可以说是一种完全摆脱功利目的潇洒之作。“乘兴 而来.兴尽而返”着重的是兴趣。只要兴致尽了,见不见戴 逵又有何关系?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表现了王徽之从 只好在行为上表现得疏狂怪诞、放浪形骸.以狂放不羁 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无论他们做出哪一种违背“常 理”、“常性”的举动,说出什么不合“封建礼法”的言语.在 别人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狂人而已,统治者也不会过分 地去追究。《任诞》篇中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 山涛三人皆上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 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 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他们那种傲啸山林、狂饮烂醉、 不与时务且经常做出各种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开创了 一种率性而为、任诞放达的风气。《世说新语》列有《任诞》 专篇,另外《简傲=}、《排调>、《轻诋》、《假谲》、《俭啬》等篇, 都集中地记录了“竹林七贤”名士“狂放荒诞”的行为: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 “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此举在于借酒消愁,虽然不合封建礼法。但只大 哭一次,就口吐鲜血,很久以后还是形容憔悴,精神萎顿。 他的真实性情可以说是泄露无遗。我们放眼望去,世间所 谓的孝子,又有几个人能悲痛到这种境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日: “我以天地为栋字,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我秤中?”(《世 说新语・任诞》) 这种狂放不羁的行为可以说是对传统礼法的大胆反 叛。如同魏晋风度在其它场合的表现一样。名士们感伤的 方式也每每新奇别致。<伤逝》中开篇第一条便写魏文帝 曹丕要求身边的朋友各学一声驴鸣来吊祭王粲: 王仲宣好驴呜,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日:“王好 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和驴鸣。(《世说新 语・伤逝》) 无独有偶,<伤逝》篇第三条说孙楚自恃才高,很少推 许佩服他人,只敬佩王济,王济爱好听驴子叫,王济去世, 孙楚“临尸恸哭——哭毕。向床日:‘卿常好我作驴鸣,今 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日:‘使君辈存, 令此人死!”’ 随着东晋政权(317年一420年1的巩固和南北对立格 局的确立,政权内部的各种政治纷争趋于缓和,相对和平 稳定的社会局面得以形成。由于人们刚刚从充满毁灭、死 亡的战乱中解脱出来,痛定思痛,参透生死,看淡名利遂 成为士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江左名士的人格渐 臻完善,接近自然,渐迈和谐。原先的那种狂狷放诞之气 逐渐为宁静潇洒所取代。魏末以来,占主流地位的道家思 想也逐渐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 第4期 张金星: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价值观的嬗变 35 生活态度。顺乎自然,颐养天性,视官务为形役,视世事为 俗务.以废务遗事为高,遂成为许多士人所认可的价值标 准和行为准则: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问日:“卿何署?”答日:“不 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 日:“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日: “未知生。焉知死?”(《世说新语・简傲》) 王子猷对自已所管辖的事务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然 回答问题却振振有辞,毫无愧怍之心。在东晋,士人们要 不要出仕多取决于自已的意志,并不取决于客观情势。谢 安久辞皇命,屡拒权臣聘任,虽有朝廷禁锢之,欲仕则仍然 前往。总之,东晋名士旷而有度,狂而少诞,比较接近心灵 自然了。 三、人生价值观念: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 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总是受其内在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准则支配的。所以从士人们的言行演变可以窥探出他们 人生价值观念的嬗变。 汉朝自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礼法和固有的 道德准则,通过修身养性做一个正人君子。东汉以后,谶 纬经学尤甚。儒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愈来愈僵化、神 化,愈来愈成为思想的桎梏,经学的这种畸型发展造就了 一批批势利小人,而统治者又提倡名节,标榜节操。追求 名节就渐渐成为士人们谋取官爵的一种手段。这样就使 得诈伪之气El盛,反过来作用于士人其身心,人格就更受 到名教的束缚。 物极必反.汉末学术界得到解放。其时社会动荡不 安,二次的“党锢之祸”使大批正直优秀的士人惨遭杀戮, 给士人们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压抑。所以,他们普遍认为, 儒家礼教太束缚手脚,太压抑天性,只有超越现实,返朴 归真,才能活得有意义,生命才能体现出价值。在这一背 景下,老子的自然,庄子的逍遥齐物,最能迎合魏晋名士 失意的心理。他们的人生观念发生变化。本有济世之志的 积极人世的人生观转变为我行我素、逍遥自在、适性任 性、放诞不羁的消极颓废的人生观。 阮籍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或者说,是那个时代 的缩影。从他的身上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转变。<晋书・阮 籍传》说:“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敖然独得,任性不羁,而 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思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 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 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 己,由是咸共称异。” 从<晋书》的描述来看,和一般封建士大夫一样,阮籍 年轻时是很有志向的。他出身世代儒学大族,在少年时代 曾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年轻时多有济世之志。那时。他 对老庄的思想并不是特别推崇,而是想效命沙场。干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黑暗的现实却不容许他去实现兼 济天下的理想。在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后,他孤傲的性格 自然与老庄的人生理想一拍即合,于是便寄情山水。不问 世事。虽然阮籍后半生辗转于官场之中,但是他却无心做 官,对所任之职多有敷衍。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称阮籍向司马昭自 求东平相。骑驴而去,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十 余El便骑驴离开。听到步兵校尉缺,“而厨中有酒三百斛, 即求为步兵校尉,入府舍,与刘伶酣饮”。 在这个故事中。可见魏晋士人开始走向道家出世无 为的人生。不再像前代士人一样醉心于功名,而是追求一 种无为自然、悠闲清淡、率性而为的自由生活。所以,当时 的名士,把社会的责任,现实的事务等,都作为束缚自己 自由的讨厌的俗世枷锁。无视它的存在。 从汉末到晋末.是一个动荡分裂与变乱的时代。身处 其中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因时势使然,在言语上,由最初的 清议国事到清谈;在行为上,由不拘小节转变为狂诞不 羁,再到平和:在人生价值观上,由积极人世到消极颓废 出世。他们本有“济世之志”,却因“时无英雄,使竖子成 名”。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将精神寄托 于对义理之学的探究,寄情于山水,说出、做出与自己身 份不合的言语和举止。这些文人学士空有渊博学识、政治 抱负。只因生不逢时,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或牺牲品。他 们欲展宏图,却被压抑;举手反抗,则遭杀戮,最终将满腔 悲愤压抑心中,为求全身,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将忍辱偷生 变为习惯,继之以麻木精神,在其中求得乐趣。他们的这 种人生价值观。虽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 大理想越离越远,却是一次历史上人性的自由解放,进一 步促使人们活跃思维、启迪思想,从玄理高度看待社会问 题。使人格精神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g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徐震鄂.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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