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２０１ ０年第５期《总第１ ４８期）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６３６（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Ｏ６—０６；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２．２；文献标识码：Ａ ［经济思想研究］ 孰为本末：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的城乡关系之争 周石峰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要：城乡关系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永恒主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期，中国爆发经济危机，城乡关系问题更加凸显。 各派学者围绕农村复兴路径与城乡本末问题，展开广泛的思想论争。保守主义者主张以农村为本，自由主义者强 调以城市为重，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革命是解放农村和终结城乡剥削关系的先决条件。近代知识精英城乡关 系上的歧异主张，本质上关涉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具体选择，而究竟如何最终消解城乡二元对立，依然是挑战人类 智慧的世界性难题。 关键 主义之争；城乡关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 Ｃａｕｓｅ 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 ９３０ｓ ＺＨＯＵ Ｓｈｉ—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５５０００１ 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ｒ ｉｓ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ｍｏｄｅ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ｆ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１９３０ｓ ｗｈ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ｅｇａ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ｔ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ｏｆ ｍｏｄｅｍ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ｉｆｃａｌｌｙ ｃｈｏｏｓｅ ａ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ｃｔｉｒｎ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３０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期，因政局不安、苛税繁 类型”式划分，则不难窥见：保守主义者大多主张 重、灾荒肆虐等国内因素长期累积，加上世界经济恐 “乡村重心”说，而自由主义者则普遍坚持“都市重 慌、银价上涨等，以及西方经济势力深入内地，中国 心”论。因学科背景不同或观察视点迥异，彼此之 城乡经济均陷恐慌萧条之境。我国农村“迭遭经济 间难免仁智互见与歧见迭出。双方在城乡孰为本末 恐慌狂潮之侵袭，于水旱兵匪灾患之相乘，已达资金 这一问题上，彼此对立并相互责难攻讦，而马克思主 枯竭，产物衰微，灾荒频仍，骚扰时起，社会基础１３行 义者则秉持革命立场，对双方论说进行激烈挞伐。 动摇的地步”ｌＪ Ｊ。在此背景下，来自经济学、文化 在城乡关系仍是一大世界性“问题”、经济危机的阴 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诸多学者，纷纷就城乡 影亦挥之不去的现实语境下，比较性地审视近代中 关系问题置喙立言。如果作一韦伯意义上的“理想 国知识精英视域中的城乡关系，显然是一项极富意 收稿丑期：２０１０—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周石峰（１９７０一），男，湖南隆回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义的重要课题。 一乡村就对了” 。。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乃是文化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极对立 再造与民族复兴之路，换言之，“从农业引发工业， 乡村建设运动派别众多，主张与方法亦极繁复， 但无一不是“针对城乡社会发展失衡而谋有所补 救”ｌ２ Ｊ。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建设工作虽然不能 代表乡建运动之全部，但他却是此一运动“唯一真 正的思想家，只有他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 论”＿３ Ｊ。美国学者艾恺曾将梁漱溟视为中国“最后 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 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是在中国今后一 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 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极力强调乡村建设的重要意 义，而部分自由主义者则大势鼓吹发展都市的巨大 作用。董修甲强调都市才是国民经济的中心，都市 一个儒家”，世界范围内“守成主义”或反现代化思 潮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而陈序经则说，“近世的复 古言论，在国内可算以梁漱溟的势力为大” 。 梁漱溟认为，近代西方文明系一“偏倚的文 明”，都市与乡村“划然为二”，先后、本末和主从关 系混乱颠倒 ，因此，中国“不可”、“不宜”也“不 能”再走西方都市文明的老路。他说，近代西方“内 而形成阶段斗争社会惨剧，外而酿发国际大战世界 祸灾，实为一种病态文明”，中国不可再蹈覆辙。同 时，西方因奉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学说，导致工商业 偏倚发展，都市畸形发达，乡村归于衰落，但他们有 条件“回头再谋救济农村”，而中国“万万吃不住”。 更有进者，中国“想走西洋的道儿亦不可能”，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个个俱是工商业的先进国，拼命竞 争，有你无我，我们工商业兴发之机早已被堵塞严严 地不得透一口气”。因此，梁漱溟断言：西方都市文 明国家业已不再可能成就以乡村为基础的正常形态 的人类文明，“只靠中国人负此伟大使命” Ｊ。 梁漱溟如此自信，自称乃是基于对中外历史文 化和时代特征的“自觉”性认识。他认为，中国面临 “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变动”与“近百年的历史的大 变局”，民族生命甚有可能随文化崩溃而灭亡，唯有 文化再造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但中国仍以乡村为 根本，大多国人依旧生活于乡村，唯有建设乡村才能 获致“平均的”和“普遍的”发展与进步，或者说，“乡 村的发展而后都市跟着发展……农村与都市相 通”，则能避免城乡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他反复 申论，中国是一“大的农业社会”，“根干在乡村”，都 市甚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倘若奉行都市 主义，“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亦无好处。”¨ 因 此，他将乡村视为“新文化萌芽”和“新社会再造”之 基点，不赞成将都市与乡村看做截然二分的两个极 端，更反对以都市为本、乡村为末的主张。他认为城 市问题的大量滋生，病源恰恰在于将社会重心集中 于都市，而未能将重心与中心分开，“都市只是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而社会重心则普放于都市以外的 繁荣与否事关国民经济之兴衰，所谓“都市繁荣者， 其国民经济，亦随之而繁荣，不能建设都市之国家， 国民经济，概皆残破危殆”。进而言之，都市建设可 以促进农村经济之复苏，“努力建设都市，则工商可 以发达，工厂林立，工商云集，一部分的农村多余农 民，均可于都市中另求工作或营业。所得收入既多， 则除一部分作自身衣食住费用外，可以剩余之款，按 月储蓄，以为改良农业经济之资本。既有多余之资 本，水利可兴，肥料可购，农业技术，可以改良，农田 生产，可以增加。生产既多，农民衣食住行，均可优 裕，改善农村事业，可以兴办，农村经济复苏，易于反 掌 ”［ ］ 都市社会学家吴景超承认“农村破产”乃是“有 目共观的事实”，但在他看来，从事救济农村工作的 “热心人士”多从政治、教育和自卫等路径人手，而 鲜有人从发展都市着眼，甚至不少人还秉持都市是 “农村的仇敌”的错误主张，误以为都市对农村不但 毫无贡献，反而加剧农村破产。为了“矫正”此种误 解，吴景超撰文呼吁“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强调 欲真正救济与复兴农村，唯有发展都市这一途径。 通过“兴办都市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 关”等办法，则可实现救济农村的目标。兴办都市 工业可以吸收都市附近的剩余劳动力，解决乡村人 口的生计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农业中已无路可 走了，我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 那么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 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 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发展交通则能沟通城乡，便 利农产品流通，“都市交通发达，就是市场”，而扩充 金融机关，广设支行或代理分行处于内地农村，既能 吸收内地资金以便发展都市生产事业，又可放款于 内地，减轻农民的利息负担，资助农民购买机器设 备，从而推动农村工业化。＿１ 总之，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梁漱溟持论截 然相反，不赞成将重点放在乡村发展与农民问题上， 而是普遍主张中国全面仿袭西方，逐步建成大规模 城市工业，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批驳 保守主义者坚持以乡村为本，而自由主义者则 多主张以都市为本，城乡关系问题上的两极对立，不 可避免地导致双方相互批评与往来责难。 针对自由主义者的种种主张及其对“乡村重 心”说的严词责难，梁漱溟等亦设法予以回击和申 辩。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４日梁漱溟在广西“普及国民基 础教育研究院”演讲时，首先就申明吴景超等人对 其城乡关系说的理解有误，他本人并不卡张城乡之 间截然对立，进而驳斥吴等人“繁荣邯Ｉｆ『”的 法 乃“个人好尚”和“主观梦想”。他说，“他仃Ｊ几何的 思想是感受西洋近代的潮流，今日的美吲是他们认 为很好的世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近代工商业文 明，是他们所满意憧憬的东西。本来信仰什么主义， 憧憬什么世界，含有个人‘好尚’问题在内。个人好 尚尽可自由，实用不着反对。不过他们希望中国社 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 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我敢断定是做不到的事。 我们如果不带主观的偏见而从经济问题客观事实上 来平心静气研究中国将要有的出路时，可以看出他 们这条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梁漱溟申辩说，自 己并不反对工业化，反而认为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再 起，中国社会能否繁荣进步，必定取决于中国能否工 业化，这不仅“至为必要”，亦“无法否认拒绝”，但与 自由主义者发展都市工业的看法不同的是，乡村建 设方为“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农村经济衰 败，农民购买力低下，都市工商业则不可能独立发 展，“如果不顾这点，而讲发达工业，繁荣都市，只是 闭着眼睛说瞎话！”－－ｕ－ 继发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后，“赞同 的人固然很多，但反对的人也不少”，吴景超又撰文 《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他指责反对者对其 观点理解有误，因为自己并未否定农村运动者主张 和践行的政治、教育、自卫等救济方式，仅仅认为除 此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可做而且应当做的”。在吴 景超看来，阻碍中国都市工业化进程的因素有内外 之别，不能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考 虑国人自身“营私舞弊、因循懒散等恶习惯、恶心 理”，而努力改良国人恶习“比空喊打倒帝国主义要 切实得多”，那些发展都市交通有利于帝国主义侵 略的看法，无疑是“因噎废食”，为保护农村手工业 而反对发展新式交通的主张，则为“抱残守缺”。¨ 相对而言，自由主义者对梁漱溟的批驳比后者 对前者的回应要全面和严厉得多。“全盘西化”论 者陈序经曾不无自豪地对其儿子说，他一生引发了 国内三次大争论，其中之一即为关于乡村建设的争 论。＿ｌ 陈还将其有关文章汇集成册，题为《乡村建设 运动评议》付梓出版。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乡村 建设最刻薄的批评家之一”的陈序经，从理论前提 与实践效果两大方面，全面系统地驳斥梁漱溟的乡 村重心说。 陈序经认为，梁漱溟“西洋文化是都市文化，中 文化是乡村文化”的划分显然不当，西洋文化不 单单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也不单单是乡村文化，西 方既有都市，亦有乡村，不能将乡村与都市视为两个 静止的亘古不变的对立面。“事实上，今日之所谓 都市，大数是从前的乡村；所以表面上，我们虽说乡 村发展和都市发展有了分别，事实上，所谓都市的发 展，差不多也就是乡村的发展。”陈序经否认城市对 乡村的压迫，认为压迫论者仅以城乡人口增加不同 步的表象为依据，但“他们忘记了机器发明以后，从 前要十人来耕一幅地，现在只用一个人就够了；他们 又忘记了，交通便利以后，所谓乡村与都市的界限， 已不像从前那样的清楚。居住乡村的人，固有不少 跑去都市，然而居住都市的人，也有不少的跑去乡 村。”因此，城乡关系的发展“与其说是有益于都市， 不如说是更有益于乡村”。 梁漱溟不仅误以为中国文化是乡村文化，而且 又错将乡村视为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主体与根据。 在陈序经看来，梁所高度推崇的乡村文化，其物质内 涵无非是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内涵也不 过是宗族本位的乡村宗族制度，精神内涵则为“只 知有乡不知有国、有世界，只知因袭只知复古、不知 进取不知图新”的乡村保守思想。而实际上，中国 文化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是因为有 了这种乡村制度的遗毒，和受了老子孟子老死不相 往来的理想乡村的影响”，结果导致“知识固塞，科 学不振，工业商业固无从发展，连了所谓乡村为基础 的农业，也是沿旧蹈常，与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的情 况，相去不远”。因此，陈序经相信新文化的创造， 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是依赖于都市。两人 主张的根本分歧，用陈序经自己的话来说，梁试图将 中国乡村融合于西洋或西化的都市，从而创建一种 新文化；而陈却要“西化”中国乡村，使之调和于西 化的都市，从而成为一种“彻底与全盘西化”的文 化。 在陈序经看来，乡村建设运动实际效果甚微，所 谓“少有成效”、“渐成枯萎”现象的出现，与“人才难 找、经费不足、环境恶劣”等客观条件缺乏密不可 分。【１７ｊ七七事变对乡建运动打击颇大，各地试验工 作近乎停顿。但陈认为，即使没有日本的入侵，此一 运动亦未必能够持续，抗战以前乡建运动即已Ｅｌ落 西山，敌人的侵略只不过加速运动的衰败，而非促成 运动衰败的主因。＿ｌ” 陈将梁漱溟等人的乡村 工作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乡村社会试验方案相 提并论，认为此等乌托邦“终不能免于失败”。梁漱 溟认为乡村是社会重心，但由于知识分子汇聚都市 而造成乡村“痼弊愚昧”，因而竭力提倡“知识分子 到乡间去”。陈序经认为此种观察显系“倒因为 果”，因为“正是乡村的衰落，人们才跑去都市”，在 乡村人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都市人返归乡村乃是 “自寻死路”。与梁漱溟相反，陈认为都市恰是“知 识重心”，各类教育机构普遍集中于都市或半都市 式的县城与市镇，因此，与其呼吁知识分子下乡，还 不如提倡乡村民众赴都市获取知识。ｌ】７ Ｚ“ “ 陈序经声称，都市并非像梁漱溟认为的那样， 是“压迫乡村的仇敌”，反而是“帮助乡村的好 友”。不仅乡建运动所需资金完全依赖于都市，而 且运动主体也是都市人，他们或生于都市，或长于 都市，或受教于都市，或居住于都市，普通农民根 本不理解乡建运动本身的含义，反而需要都市人 “用尽苦心，出尽方法”，才能获得乡村民众的信 任。＿ｌ 陈序经批评说，尽管乡建运动以提倡知识分 子深入乡村为诉求，但反讽的是，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均设在县城而非乡村。 乡建工作者“一方面提倡跑回乡村，一方面又要自 己的妻子享受都市的生活；一方面鼓吹教育农村 化，一方面又要自己的儿女享受特殊的教育。而 其较甚者是自己也只住在半都市式的县城或市镇 里，终年少有到过乡村”。 … … 陈序经甚至认为乡建运动的运作模式亦无创新 之处，无非是照搬西方的组织方法与科学技术而已， “明明白白是走在西洋化的路，偏偏要说是中国的， 中西合璧的路，世界未曾开辟的路，这是谎话，这是 矛盾。”他讥讽梁以救世主自居的抱负和对西方的 无知，认为“只有没出过国门，不懂西洋乡村是什么 的人，才会自夸这个运动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新运动， 自己开辟的新路线”。¨ 无独有偶，陈序经观察到的“知识分子下乡”的 吊诡性现象，也为其他人所看到。吴景超就断言： “事实已经明显地昭示：知识分子下乡的主张行不 通”。他曾在所教学生中就毕业后是否愿意下乡工 作问题进行调查，结果３０人中仅１人“举手同意”。 他分析说，知识分子的出路，“在都市中比乡村中要 多若干倍”，换言之，都市吸收或容纳知识分子的能 力远远大于乡村，或者说，乡村中缺乏容纳知识分子 的职业。如果按照梁漱溟的呼吁，知识分子下乡 “教乡民识字，为乡村增耳目”，“呼喊乡村所受祸 害，为乡村添喉舌”，“谋划建设事业，为乡村添脑 筋”，他们生活又如何解决？此外，乡村不仅缺乏研 究学问的“设备”，低下的物质文化条件也不能满足 知识分子的生活需要，即使“他最亲近的家庭宗族， 亲戚朋友都不希望他下乡”。¨ 三、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式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民族内部分工触发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相分离， 进而引起城乡分离与城乡利益的对立，而将城乡对 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乃是文明时 代的重要特征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亦莫能外，即城 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这一论 断成为近代诸多学者观察与诠释中国城乡关系问题 的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在讨 论中外城乡经济关系时指出，一般而言，奴隶社会都 市支配农村，封建制度下农村支配都市，资本主义社 会都市又支配农村，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虽也经历 了奴隶、封建，以及“变形资本”阶段，但就都市与农 村的关系来说，却非“钟摆式”的，而是“一面倒”，亦 即在三个历史个阶段都是“都市在农村行驶着剥削 与支配” 。 其实，对立说与剥削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亦非 鲜见。甘祠森认为，都市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 流，而农村经济则为其支流。都市吸收农村资金，在 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受利润驱动而将部分 资金投放农村，从而导致农村“永远匍匐于其金融 威力之下，为其尾闾”，都市是农村渐陷极端贫乏深 渊的祸首。ｌ２。“刘耀荣则强调中国都市是帝国主义经 济侵略与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因为中国经济的买 办资本主义性质，帝国主义经由都市而向农村“伸 展其支配势力”，农村成为“被剥削的主体”和“都市 的附庸”。 “ 部分学者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 论，展开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当吴景超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发表之后，有人批评吴文在 “都市与农村之根本的性质和二者之间在现阶段中 国社会之正确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含混不 清”，声称“在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基础上，发生了城 市与农村问极大的矛盾，在各种社会形式之下带有 完全不同的性质，但社会的全部经济史根本上是在 城市与农村问矛盾运动中撮要出来”。并逐一驳斥 行嫉妒式的相互倾轧”，而应看成是“一种原则上的 论争”和“改造中国农村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他斥责改良主义者不仅不将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封建 残余势力之统治作为斗争对象，反而试图努力“恢 复并巩固这个破坏的社会秩序——即引入帝国主义 吴文所提三条举措，认为发展都市工业势必导致 “都市无立足之地者更多，农村破产愈烈”。由于帝 国主义经济“直接操纵我国都市、间接支配我国农 村”，即使“便设铁路”，也不过助长外货倾销，促进 侵略，产生半封建剥削，造成今日农村破产的那个社 会秩序”ｏ［２５］ 无独有偶，自由主义者陈序经将梁漱溟的乡建 农村破产而已。都市金融畸形膨胀本是农村破产的 “产儿”，在农村危机的背景下，“想要分匀都市的力 量去救济农村，非常困难”。因此，吴文的根本谬误 在于：既错误地理解农村与都市之间的根本关系， “茫然地把二者连在一起，作事实上理论上不可能 的虚构”，又幻想资本家和买办阶级会在“善意的驱 使”或“良心的鞭策”下，放弃对利润的追逐与无政 府状态的生产，转做“类似慈善性质的补救农村”的 工作。 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最大分歧， 并不在于是否赞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农村 衰败的根源，而在于是否将反帝和反封建作为乡村 建设的必要前提。换言之，革命道路与改良道路虽 然都将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作为自身思考的中心和努 力的放向，但是二者之间的分歧则更为重大和根本， 甚至后者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前者构成挑战和危害。 因此，在农村性质问题论战中声名鹊起而被称为 “中国农村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ｔｔ？－０的武器集 中瞄准梁漱溟的乡村重心说。梁漱溟承认，“破坏 乡村最有力的，一是国际帝国主义……这是无待烦 言的事实”，强调“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ｌ２ ，但 他始终认定“文化失调”方为中国根本问题，认为反 对帝国主义“须要自家政治上有办法才行”，不主张 “用激进的强硬手段”对付帝国主义，“因为事实上 不可能”，强调“大声疾呼，标榜着打倒帝国主义，其 实并不能实行；果要实行，却不必标出口号”。他也 反对运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公式范畴” 来观察中国社会，认为“封建残余”这一说法“最容 易使人误会它是旧有的，而其实它是新有的东西”。 至于土地问题，“哪个不承认？要紧的是在有办 法”，但“非用国家权力不能解决”，尽管自己“代表 大社会的痛痒，原当为土地问题而呼吁”，又不得不 “顾及他方面的不安和受人猜忌，说话又不得不慎 重”。＿２ 为此，乡建运动批判者张志敏也认识到梁漱 溟某些观念与他们“非常接近”。Ｉ２４］但正如孙冶方强 调的那样，不能将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视为“同 运动视为乌托邦试验，而马克思主义者李紫翔亦有 如出一辙的看法，断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想乃 是无法“兑现的乌托邦”。李批评其理论体系“庞杂 矛盾得不能成一个完数”，本质上是“反时代反进化 的企图”，实际结果必将导致农民“紧密地被支配于 都市工商业家之手”，将社会重心放在农村，并未丝 毫变更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都市对农村的 剥削与支配关系。即使诚如梁漱溟所说，中国境内 只有乡村，少数都市本质上也不过是“大乡村”，但 是绝对不能忽视伦敦、纽约、大阪等世界大都市对我 国农村“深巨的支配作用”。因此，李紫翔将梁漱溟 的“新文明”理论视为试图重新复活“见了风的东方 木乃伊”之幻想，“于中国的真正出路恰是一个障 害”。＿２钊在另一篇文章中，李强调了上述看法，认为 梁的“新文明”理论不过是“尽量玩着术语的游戏而 已”，其自称的“所谓不同于过去，不同于西洋的‘新 文明”’，不过是“半殖民地文明”罢了 。 著名财政学家千家驹则着力批判梁漱溟的复古 倾向及其对农民革命的负面影响。他声称：“‘社会 的秩序’这名词虽费解，‘凡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 成者形著于外而成其法制礼俗’这句话虽抽象，如 果我们把它翻成普通的话，却也不过是我们习见习 闻的‘世道沦亡，人心不古，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 旧调新弹而已”，“开拓世界新文明”的乡村建设之 哲学基础，“虽似新鲜，若剥去了外皮，却也不过是 我们孔老先生‘王道’学说之重光而已。”因此，“新 治道”貌似“尽善尽美，仿佛可以令‘学众’一踏而人 ‘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 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乡学与 村学“虽然披了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 农民’的新招牌”，但本质上只是维持现存制度的一 种巧妙设计，旨在运用“软功夫”而非“硬功夫”对付 民众武装。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城乡关系何为本 末、孰轻孰重这一问题上各执一端，可谓水火不相 容，冰炭不同炉。前者执著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 异性，试图避免西方都市文明之弊病而开创一条东 方式的或中国式的乡村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后者则 着力强调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试图实现中国的都市 主义现代化，二者之间自然难免抵牾频仍。那时，中 国共产党人正在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其“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 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２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城 乡关系理论的成型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终成 熟。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着重强调反帝和反封建 这一革命任务的完成，是乡村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 化的先决条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张尽管不 乏真理性的成分，并且“看法虽然不同，但是对于中 国大众生活的关心，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视，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历史已经为三种“主义”之 间的优劣高低做出了结论。不过不可回避的问题 是，“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 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 层社会文化和农民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巨大而复 杂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层文化得到高水平的发展，但 是这种发展是建筑在农村过密化的贫困之上 的。” 而究竟如何最终消解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 实现城乡关系均衡发展，依然是对所有中国人乃至 全人类智慧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１］李炳寰．评吴景超之“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Ｊ］．众志月 刊，１９３４（１）：５９． ［２］童润之．都市与农村［Ｊ］．世界农村月刊，１９４７（２）：５． ［３］［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 ［Ｍ］．郑大华，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７８． ［４］［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Ｍ］．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６０一ｌ８０． ［５］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Ｍ］／／余定邦，等．陈序经文集．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５． ［６］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Ｍ］．邹平：乡村书店，１９３６：４４３—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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